如果沒猜錯，“特別行動獎”表彰的不是作品，而是我的勇氣。對一個作家來説，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榮譽，聽着就像贊美一個足球運動員打羣架很厲害。我對此十分慚愧，因為我並不勇敢，一個作家真正的勇敢並不是與什麼傳銷團伙周旋，而是在大眾沉默之時，在真相不能言説之時，坦然而磊落地走進人羣中，講出他本應講的話，為了真相和良知，敢於發於不和諧的聲音，敢於犯舉國之怒，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我只是做了一個公民應該做的：檢舉罪惡。這與真正的勇敢相去甚遠。我必須承認，這點勇氣並不值得嘉獎，我依然是個膽小的懦夫，我説的都是安全的話，我所批評的，都是允許我批評的。
這本書已經完稿多時，可遲遲未能出版，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編輯，在近兩個月的時間裏，我和他發生了多次有意思的交鋒，我摔了一個杯子，罵了幾句粗話，把我家的牆壁狠狠地揍了一頓，最後還是投降了。
篇章都已經失傳了，就像傳説中的絕世神功，但我們依然可以驕傲地説，我們的語言正在復興。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説出真相。唯一的觀點是不能發表觀點。我們不能批評制度，不能談論時事，甚至不允許提到遙遠的埃塞俄比亞。有時候我忍不住會這麼想：文革真的結束了嗎？為什麼當代中國缺少直指人心的好作品？因為我們根本不能直指，只能拐彎抹腳地指一指。為什麼代中國缺少批判現實的好作品？因為現實根本不能批判，我們不僅失去了批判的權利，更失去了批判的勇氣。為什麼當代中國缺少大師？那是因為，當大師還在幼兒園的時候，他就已經被閹割了。常常有人問我為什麼寫作，我的答案是：為了一個更寬廣的世界。這個更寬廣的世界就是我的夢想，為了這個夢想，我甚至能夠接受一個沒有芭比娃娃的世界，卻很難原諒一個給芭比娃娃穿貞操褲的世界。我知道，在此時，在這裏，我不應該説這樣的話，這些話不合時宜，而且非常幼稚，但在此時，在這裏，我還是要説出這些幼稚的理想，因為我相信一個道理：當空氣越來越差，我們應該做的，決不是閉上嘴停止呼吸，而是要行動起來，去建設我們的語言，去改善我們的空氣。更因為，這才是一個作家的真正的勇氣，只有講出這些話，我才有資格來領這個獎。我希望這些話成為共識：文學不是為政治服務的，相反，政治應儘量為文學提供可能；如果不能取消審查，我們希望它可以寬鬆一些；即使它不能寬鬆，我們至少可以希望它聰明一些。如果真有一本《敏感詞辭典》，我希望能夠將之公開，這樣我在挑選詞語的時候可以少費些心思，不至於在不知不覺中犯下“用詞不當罪”。作家不應該是鸚鵡，不應該是人皮喇叭，更不應該是一羣只會汪汪叫的寵物，他們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在必要的時候，還應該是清醒而正直的聲音。當他拿起筆，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隸，他有權利不向任何人效忠，只忠於真相和自己的良知。最後我要説，我不是階級敵人，不是破壞者，更不是顛覆分子，我只是一個提建議的公民，也許有時候語意尖刻，但請相信我自始至終的善意。和大多數人一樣，我夢想活在一個更好的世界，可是我依然願意為這個不完美的世界付出心血。
這位編輯是個謹慎的人，對現實的處境懷着深深的憂慮，不管什麼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按他的意思，這本書最好不要出版，這樣最安全；即使不得已要出版，最好不要講出任何真相，因為真相就意味着危險；如果不得已要講一點真相，切記不能發表任何觀點，如果我有觀點，我就是危險分子。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見，但據我所知，這並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
這本書是我的傳銷紀實，傳銷團伙內有個説法：只要投入3800就叫“河南體系”，以河南人為主。在另外一處，我寫到某人放了一個“印度風味”的屁，我承認，按某種標準，這就叫做低俗，可怎麼也該算是“無傷大雅”吧？然而編輯還是要求我修改，這次的問題出在“印度”兩個字上，編輯的態度十分強硬：就是不許你放印度風味的屁！説真的，我理解他，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間的外交糾紛。可是我又想：為了這麼屁大的一件事，中國和印度真的有可能開戰嗎？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已經有過多個版本的老書中，我提到了一個地理名詞：南中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這個詞居然也成了敏感詞，編輯要求必須修改。原因是：正式出版物中從來沒見過這個詞。我忍不住要想：為什麼2005年可以使用的詞，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語？後來在網上搜索，發現不僅有南中國酒店，還有《南中國》雜誌，有一部電影叫《南中國：1994》，拿了金雞獎；中國最權威的新聞機構也頻頻使用“南中國”這個字眼兒。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在這一回合，我贏了。正如你們所猜想的，這位編輯刪除的不僅是河南人、農民、帝國主義和一個屁，還有更多的字、詞、句、段落，甚至是章節，根據我這些年寫作和出版的經驗，我幾乎可以編出一本《敏感詞辭典》，其中包括制度、體制、法律、政治，一些名詞、一些動詞、一些形容詞，甚至是某些特別的數字。在這本辭典中，那些不能提及的詞的還有：所有的宗教、所有大人物的名字、所有的國家，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也包括“中國人”，在《中國，少了一味藥》的很多處，“中國人”都被改成“一些人”，甚至是“少數人”，如果我批評中國的傳統文化，編輯就會改成“中國古代的官場文化”，如果我要評論現在的某項制度，他就會要求我去評論朱元璋或者武則天，或者是中世紀的歐洲。如果這本書能夠出版，讀者很可能會覺得作者是一個神經病：明明寫的是現在的事，他為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評論武則天？沒錯，在此時，在這裏，寫作本來就帶有神經錯亂的意味，我不是作家，我是個神經病。一定有人會説，這只是某個編輯的問題，不足以代表全部。我承認，可我還是要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使一個編輯如此敏感，如此恐懼？我還要承認，他的恐懼也傳染給了我，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讓我，一個守法公民，一個寫作者，活在不能言説的恐懼之中？在場有許多記者，或者有人會這麼報道：我發表了一個憤怒的獲獎感言。不，我並不憤怒，我心平氣和地説出我的處境，因為我相信，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處境，而是所有寫作者的處境。這恐懼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恐懼，而是所有寫作者的恐懼。在這本《敏感辭典》的編撰過程中，我很不幸地貢獻了自己的努力，當我檢查我的作品，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詞、哪些句子一定會被刪除，我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甚至我自己也會做這樣的事：刪掉一些字眼兒，或者替換掉一些字眼兒，我把這稱之為“閹割式寫作”，在某個意義上，我就是一個太監，而且是個積極主動的太監，主刀的大夫還沒動手，我自己就把自己閹掉了。我們毫不驚奇地發現，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寫，有些不能寫；有些話可以説，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我們的母語，被強行割裂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安全的，另外一部分是危險的；有一些字眼兒是革命的，另外一些是反動的；有一些是我們用的，另外一些是敵人用的。更糟糕的是，我並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違法的，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覺中犯下“用詞不當罪”。昨晚在北京街頭看見一幅廣告，上面寫道：當你拿到世界冠軍的時候，會説些什麼？下面給出了答案，他説，其實，我是一個作家。然而，即使站在更高的領獎台上，我也很難説自己是個作家，我只是一個潛在的“詞語犯”。有人也許會説，這一切都不足為奇，可我的感覺是：我已經快要窒息了。在千瘡百孔、佈滿地雷的漢語之中，我艱難挑選每一個字。安全的字越來越少，以至於每個漢字都有點面目可疑。我要説，這不僅傷害了我的作品，也傷害了我們的語言，這是我們的母語，偉大的漢語，莊子、李白、司馬遷和蘇東坡的漢語。也許很多年後，我們的子孫會發現那些美麗的詞彙、美麗的，兩年之內就能賺到500萬。為此我寫了下面這一段：
我飛快地算了一下，我們“體系”有近200人，每人賺500萬，那就是將近10億，盈利能力相當於中國移動的一家省級公司。如果全行業700萬人都能賺這麼多，那就是35萬億，遠遠超過2008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照這個態勢發展下去，趕日超美只是眨眼間的事，我中華上國分分鐘就能一統天下，正如孟子所言，可以“執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只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中國農民，拿根棍子就能擊落帝國主義的隱型戰機，根本不用發展工業、農業和第三產業，連兵都不用養一個。
這位編輯把“趕日超美”後面的話全都刪掉了，我問為什麼，回答説太敏感。我説這些話傻子也能看明白啊，這不是諷刺之語嗎？有什麼可敏感的？編輯説諷刺也不行，必須改，好吧，既然不能尖刻地諷刺，那就温柔厚道地諷刺，他説“中華上國一統天下”敏感，好吧，理解，刪掉。“中國農民”也敏感，這我就不能理解了：一箇中性詞，有什麼好敏感的？編輯説“農民”二字有歧視之意，好吧，我假裝理解，改成“傳銷者”；“帝國主義的隱形戰機”也敏感，好吧，理解，改成“高科技無人駕駛的隱形戰機”，編輯説不行，“戰機”也敏感，因為涉及軍事。我向他請教：書店裏有那麼多直接講軍事的書，它們都能出版，為什麼我“涉及”一下都不行？對方答覆：這個問題不予討論，反正“戰機”二字必須改。可這是核心詞，改無可改，只能全部推翻，最後改成“就叫“河南體系”，以河南人為主。在另外一處，我寫到某人放了一個“印度風味”的屁，我承認，按某種標準，這就叫做低俗，可怎麼也該算是“無傷大雅”吧？然而編輯還是要求我修改，這次的問題出在“印度”兩個字上，編輯的態度十分強硬：就是不許你放印度風味的屁！説真的，我理解他，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間的外交糾紛。可是我又想：為了這麼屁大的一件事，中國和印度真的有可能開戰嗎？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已經有過多個版本的老書中，我提到了一個地理名詞：南中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這個詞居然也成了敏感詞，編輯要求必須修改。原因是：正式出版物中從來沒見過這個詞。我忍不住要想：為什麼2005年可以使用的詞，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語？後來在網上搜索，發現不僅有南中國酒店，還有《南中國》雜誌，有一部電影叫《南中國：1994》，拿了金雞獎；中國最權威的新聞機構也頻頻使用“南中國”這個字眼兒。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在這一回合，我贏了。正如你們所猜想的，這位編輯刪除的不僅是河南人、農民、帝國主義和一個屁，還有更多的字、詞、句、段落，甚至是章節，根據我這些年寫作和出版的經驗，我幾乎可以編出一本《敏感詞辭典》，其中包括制度、體制、法律、政治，一些名詞、一些動詞、一些形容詞，甚至是某些特別的數字。在這本辭典中，那些不能提及的詞的還有：所有的宗教、所有大人物的名字、所有的國家，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也包括“中國人”，在《中國，少了一味藥》的很多處，“中國人”都被改成“一些人”，甚至是“少數人”，如果我批評中國的傳統文化，編輯就會改成“中國古代的官場文化”，如果我要評論現在的某項制度，他就會要求我去評論朱元璋或者武則天，或者是中世紀的歐洲。如果這本書能夠出版，讀者很可能會覺得作者是一個神經病：明明寫的是現在的事，他為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評論武則天？沒錯，在此時，在這裏，寫作本來就帶有神經錯亂的意味，我不是作家，我是個神經病。一定有人會説，這只是某個編輯的問題，不足以代表全部。我承認，可我還是要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使一個編輯如此敏感，如此恐懼？我還要承認，他的恐懼也傳染給了我，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讓我，一個守法公民，一個寫作者，活在不能言説的恐懼之中？在場有許多記者，或者有人會這麼報道：我發表了一個憤怒的獲獎感言。不，我並不憤怒，我心平氣和地説出我的處境，因為我相信，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處境，而是所有寫作者的處境。這恐懼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恐懼，而是所有寫作者的恐懼。在這本《敏感辭典》的編撰過程中，我很不幸地貢獻了自己的努力，當我檢查我的作品，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詞、哪些句子一定會被刪除，我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甚至我自己也會做這樣的事：刪掉一些字眼兒，或者替換掉一些字眼兒，我把這稱之為“閹割式寫作”，在某個意義上，我就是一個太監，而且是個積極主動的太監，主刀的大夫還沒動手，我自己就把自己閹掉了。我們毫不驚奇地發現，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寫，有些不能寫；有些話可以説，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我們的母語，被強行割裂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安全的，另外一部分是危險的；有一些字眼兒是革命的，另外一些是反動的；有一些是我們用的，另外一些是敵人用的。更糟糕的是，我並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違法的，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覺中犯下“用詞不當罪”。昨晚在北京街頭看見一幅廣告，上面寫道：當你拿到世界冠軍的時候，會説些什麼？下面給出了答案，他説，其實，我是一個作家。然而，即使站在更高的領獎台上，我也很難説自己是個作家，我只是一個潛在的“詞語犯”。有人也許會説，這一切都不足為奇，可我的感覺是：我已經快要窒息了。在千瘡百孔、佈滿地雷的漢語之中，我艱難挑選每一個字。安全的字越來越少，以至於每個漢字都有點面目可疑。我要説，這不僅傷害了我的作品，也傷害了我們的語言，這是我們的母語，偉大的漢語，莊子、李白、司馬遷和蘇東坡的漢語。也許很多年後，我們的子孫會發現那些美麗的詞彙、美麗的只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傳銷者，拿根棉花糖就能打敗金兀朮的枴子馬。”
按：感謝《人民文學》雜誌的厚愛，我獲得了今年人民文學獎的“特別行動獎”，今天下午在北京現代文學館頒獎，我的朋友邱華棟讓我準備一段獲獎感言，於是我寫了下面這些文字，但由於時間關係，這篇感言未能在現場發表，現在我把它發在這裏。一個更寬廣的世界如果沒猜錯，“特別行動獎”表彰的不是作品，而是我的勇氣。對一個作家來説，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榮譽，聽着就像贊美一個足球運動員打羣架很厲害。我對此十分慚愧，因為我並不勇敢，一個作家真正的勇敢並不是與什麼傳銷團伙周旋，而是在大眾沉默之時，在真相不能言説之時，坦然而磊落地走進人羣中，講出他本應講的話，為了真相和良知，敢於發於不和諧的聲音，敢於犯舉國之怒，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我只是做了一個公民應該做的：檢舉罪惡。這與真正的勇敢相去甚遠。我必須承認，這點勇氣並不值得嘉獎，我依然是個膽小的懦夫，我説的都是安全的話，我所批評的，都是允許我批評的。這本書已經完稿多時，可遲遲未能出版，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編輯，在近兩個月的時間裏，我和他發生了多次有意思的交鋒，我摔了一個杯子，罵了幾句粗話，把我家的牆壁狠狠地揍了一頓，最後還是投降了。這位編輯是個謹慎的人，對現實的處境懷着深深的憂慮，不管什麼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按他的意思，這本書最好不要出版，這樣最安全；即使不得已要出版，最好不要講出任何真相，因為真相就意味着危險；如果不得已要講一點真相，切記不能發表任何觀點，如果我有觀點，我就是危險分子。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見，但據我所知，這並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這本書是我的傳銷紀實，傳銷團伙內有個説法：只要投入3800，兩年之內就能賺到500萬。為此我寫了下面這一段：我飛快地算了一下，我們“體系”有近200人，每人賺500萬，那就是將近10億，盈利能力相當於中國移動的一家省級公司。如果全行業700萬人都能賺這麼多，那就是35萬億，遠遠超過2008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照這個態勢發展下去，趕日超美只是眨眼間的事，我中華上國分分鐘就能一統天下，正如孟子所言，可以“執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只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中國農民，拿根棍子就能擊落帝國主義的隱型戰機，根本不用發展工業、農業和第三產業，連兵都不用養一個。這位編輯把“趕日超美”後面的話全都刪掉了，我問為什麼，回答説太敏感。我説這些話傻子也能看明白啊，這不是諷刺之語嗎？有什麼可敏感的？編輯説諷刺也不行，必須改，好吧，既然不能尖刻地諷刺，那就温柔厚道地諷刺，他説“中華上國一統天下”敏感，好吧，理解，刪掉。“中國農民”也敏感，這我就不能理解了：一箇中性詞，有什麼好敏感的？編輯説“農民”二字有歧視之意，好吧，我假裝理解，改成“傳銷者”；“帝國主義的隱形戰機”也敏感，好吧，理解，改成“高科技無人駕駛的隱形戰機”，編輯説不行，“戰機”也敏感，因為涉及軍事。我向他請教：書店裏有那麼多直接講軍事的書，它們都能出版，為什麼我“涉及”一下都不行？對方答覆：這個問題不予討論，反正“戰機”二字必須改。可這是核心詞，改無可改，只能全部推翻，最後改成“只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傳銷者，拿根棉花糖就能打敗金兀朮的枴子馬。”書稿中還有這麼一句：這團伙以河南人為主，就叫“河南體系”。除此之外，還提到了廣西體系、山東體系、四川體系……這本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話，可是在編輯眼裏，這樣一句普普通通的話也有安全問題，因為“河南人”3個字涉嫌地域歧視，他建議我這麼改：他們都是河南農民，這團伙就叫河南體系，以河南人為主。我提出質疑：你再讀一下我的原話，請問，我有一點點歧視河南人的意思嗎？還有一個問題是：這兩者有什麼區別？為什麼一定要改？對方回答：把河南人具體定義為“河南農民”，這樣高素質的河南人就不會提出抗議。我跟他談判，説我原來是兩句話，你改後成了三句話，這樣不太簡潔，我們把第一句刪掉好不好？他想了半天，答應了，於是就出現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的原文是：這團伙以河南人為主，就叫“河南體系”。修改之後變成了：這團伙書稿中還有這麼一句：這團伙以河南人為主，就叫“河南體系”。除此之外，還提到了廣西體系、山東體系、四川體系……這本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話，可是在編輯眼裏，這樣一句普普通通的話也有安全問題，因為“河南人”3個字涉嫌地域歧視，他建議我這麼改：他們都是河南農民，這團伙就叫河南體系，以河南人為主。我提出質疑：你再讀一下我的原話，請問，我有一點點歧視河南人的意思嗎？還有一個問題是：這兩者有什麼區別？為什麼一定要改？對方回答：把河南人具體定義為“河南農民”，這樣高素質的河南人就不會提出抗議。我跟他談判，説我原來是兩句話，你改後成了三句話，這樣不太簡潔，我們把第一句刪掉好不好？他想了半天，答應了，於是就出現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的原文是：這團伙以河南人為主，就叫“河南體系”。修改之後變成了：這團伙就叫“河南體系”，以河南人為主。
就叫“河南體系”，以河南人為主。在另外一處，我寫到某人放了一個“印度風味”的屁，我承認，按某種標準，這就叫做低俗，可怎麼也該算是“無傷大雅”吧？然而編輯還是要求我修改，這次的問題出在“印度”兩個字上，編輯的態度十分強硬：就是不許你放印度風味的屁！説真的，我理解他，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間的外交糾紛。可是我又想：為了這麼屁大的一件事，中國和印度真的有可能開戰嗎？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已經有過多個版本的老書中，我提到了一個地理名詞：南中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這個詞居然也成了敏感詞，編輯要求必須修改。原因是：正式出版物中從來沒見過這個詞。我忍不住要想：為什麼2005年可以使用的詞，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語？後來在網上搜索，發現不僅有南中國酒店，還有《南中國》雜誌，有一部電影叫《南中國：1994》，拿了金雞獎；中國最權威的新聞機構也頻頻使用“南中國”這個字眼兒。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在這一回合，我贏了。正如你們所猜想的，這位編輯刪除的不僅是河南人、農民、帝國主義和一個屁，還有更多的字、詞、句、段落，甚至是章節，根據我這些年寫作和出版的經驗，我幾乎可以編出一本《敏感詞辭典》，其中包括制度、體制、法律、政治，一些名詞、一些動詞、一些形容詞，甚至是某些特別的數字。在這本辭典中，那些不能提及的詞的還有：所有的宗教、所有大人物的名字、所有的國家，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也包括“中國人”，在《中國，少了一味藥》的很多處，“中國人”都被改成“一些人”，甚至是“少數人”，如果我批評中國的傳統文化，編輯就會改成“中國古代的官場文化”，如果我要評論現在的某項制度，他就會要求我去評論朱元璋或者武則天，或者是中世紀的歐洲。如果這本書能夠出版，讀者很可能會覺得作者是一個神經病：明明寫的是現在的事，他為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評論武則天？沒錯，在此時，在這裏，寫作本來就帶有神經錯亂的意味，我不是作家，我是個神經病。一定有人會説，這只是某個編輯的問題，不足以代表全部。我承認，可我還是要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使一個編輯如此敏感，如此恐懼？我還要承認，他的恐懼也傳染給了我，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讓我，一個守法公民，一個寫作者，活在不能言説的恐懼之中？在場有許多記者，或者有人會這麼報道：我發表了一個憤怒的獲獎感言。不，我並不憤怒，我心平氣和地説出我的處境，因為我相信，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處境，而是所有寫作者的處境。這恐懼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恐懼，而是所有寫作者的恐懼。在這本《敏感辭典》的編撰過程中，我很不幸地貢獻了自己的努力，當我檢查我的作品，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詞、哪些句子一定會被刪除，我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甚至我自己也會做這樣的事：刪掉一些字眼兒，或者替換掉一些字眼兒，我把這稱之為“閹割式寫作”，在某個意義上，我就是一個太監，而且是個積極主動的太監，主刀的大夫還沒動手，我自己就把自己閹掉了。我們毫不驚奇地發現，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寫，有些不能寫；有些話可以説，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我們的母語，被強行割裂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安全的，另外一部分是危險的；有一些字眼兒是革命的，另外一些是反動的；有一些是我們用的，另外一些是敵人用的。更糟糕的是，我並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違法的，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覺中犯下“用詞不當罪”。昨晚在北京街頭看見一幅廣告，上面寫道：當你拿到世界冠軍的時候，會説些什麼？下面給出了答案，他説，其實，我是一個作家。然而，即使站在更高的領獎台上，我也很難説自己是個作家，我只是一個潛在的“詞語犯”。有人也許會説，這一切都不足為奇，可我的感覺是：我已經快要窒息了。在千瘡百孔、佈滿地雷的漢語之中，我艱難挑選每一個字。安全的字越來越少，以至於每個漢字都有點面目可疑。我要説，這不僅傷害了我的作品，也傷害了我們的語言，這是我們的母語，偉大的漢語，莊子、李白、司馬遷和蘇東坡的漢語。也許很多年後，我們的子孫會發現那些美麗的詞彙、美麗的在另外一處，我寫到某人放了一個“印度風味”的屁，我承認，按某種標準，這就叫做低俗，可怎麼也該算是“無傷大雅”吧？然而編輯還是要求我修改，這次的問題出在“印度”兩個字上，編輯的態度十分強硬：就是不許你放印度風味的屁！説真的，我理解他，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間的外交糾紛。可是我又想：為了這麼屁大的一件事，中國和印度真的有可能開戰嗎？
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已經有過多個版本的老書中，我提到了一個地理名詞：南中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這個詞居然也成了敏感詞，編輯要求必須修改。原因是：正式出版物中從來沒見過這個詞。我忍不住要想：為什麼2005年可以使用的詞，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語？後來在網上搜索，發現不僅有南中國酒店，還有《南中國》雜誌，有一部電影叫《南中國：1994》，拿了金雞獎；中國最權威的新聞機構也頻頻使用“南中國”這個字眼兒。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在這一回合，我贏了。
正如你們所猜想的，這位編輯刪除的不僅是河南人、農民、帝國主義和一個屁，還有更多的字、詞、句、段落，甚至是章節，根據我這些年寫作和出版的經驗，我幾乎可以編出一本《敏感詞辭典》，其中包括制度、體制、法律、政治，一些名詞、一些動詞、一些形容詞，甚至是某些特別的數字。在這本辭典中，那些不能提及的詞的還有：所有的宗教、所有大人物的名字、所有的國家，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也包括“中國人”，在《中國，少了一味藥》的很多處，“中國人”都被改成“一些人”，甚至是“少數人”，如果我批評中國的傳統文化，編輯就會改成“中國古代的官場文化”，如果我要評論現在的某項制度，他就會要求我去評論朱元璋或者武則天，或者是中世紀的歐洲。如果這本書能夠出版，讀者很可能會覺得作者是一個神經病：明明寫的是現在的事，他為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評論武則天？沒錯，在此時，在這裏，寫作本來就帶有神經錯亂的意味，我不是作家，我是個神經病。
按：感謝《人民文學》雜誌的厚愛，我獲得了今年人民文學獎的“特別行動獎”，今天下午在北京現代文學館頒獎，我的朋友邱華棟讓我準備一段獲獎感言，於是我寫了下面這些文字，但由於時間關係，這篇感言未能在現場發表，現在我把它發在這裏。一個更寬廣的世界如果沒猜錯，“特別行動獎”表彰的不是作品，而是我的勇氣。對一個作家來説，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榮譽，聽着就像贊美一個足球運動員打羣架很厲害。我對此十分慚愧，因為我並不勇敢，一個作家真正的勇敢並不是與什麼傳銷團伙周旋，而是在大眾沉默之時，在真相不能言説之時，坦然而磊落地走進人羣中，講出他本應講的話，為了真相和良知，敢於發於不和諧的聲音，敢於犯舉國之怒，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我只是做了一個公民應該做的：檢舉罪惡。這與真正的勇敢相去甚遠。我必須承認，這點勇氣並不值得嘉獎，我依然是個膽小的懦夫，我説的都是安全的話，我所批評的，都是允許我批評的。這本書已經完稿多時，可遲遲未能出版，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編輯，在近兩個月的時間裏，我和他發生了多次有意思的交鋒，我摔了一個杯子，罵了幾句粗話，把我家的牆壁狠狠地揍了一頓，最後還是投降了。這位編輯是個謹慎的人，對現實的處境懷着深深的憂慮，不管什麼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按他的意思，這本書最好不要出版，這樣最安全；即使不得已要出版，最好不要講出任何真相，因為真相就意味着危險；如果不得已要講一點真相，切記不能發表任何觀點，如果我有觀點，我就是危險分子。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見，但據我所知，這並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這本書是我的傳銷紀實，傳銷團伙內有個説法：只要投入3800，兩年之內就能賺到500萬。為此我寫了下面這一段：我飛快地算了一下，我們“體系”有近200人，每人賺500萬，那就是將近10億，盈利能力相當於中國移動的一家省級公司。如果全行業700萬人都能賺這麼多，那就是35萬億，遠遠超過2008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照這個態勢發展下去，趕日超美只是眨眼間的事，我中華上國分分鐘就能一統天下，正如孟子所言，可以“執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只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中國農民，拿根棍子就能擊落帝國主義的隱型戰機，根本不用發展工業、農業和第三產業，連兵都不用養一個。這位編輯把“趕日超美”後面的話全都刪掉了，我問為什麼，回答説太敏感。我説這些話傻子也能看明白啊，這不是諷刺之語嗎？有什麼可敏感的？編輯説諷刺也不行，必須改，好吧，既然不能尖刻地諷刺，那就温柔厚道地諷刺，他説“中華上國一統天下”敏感，好吧，理解，刪掉。“中國農民”也敏感，這我就不能理解了：一箇中性詞，有什麼好敏感的？編輯説“農民”二字有歧視之意，好吧，我假裝理解，改成“傳銷者”；“帝國主義的隱形戰機”也敏感，好吧，理解，改成“高科技無人駕駛的隱形戰機”，編輯説不行，“戰機”也敏感，因為涉及軍事。我向他請教：書店裏有那麼多直接講軍事的書，它們都能出版，為什麼我“涉及”一下都不行？對方答覆：這個問題不予討論，反正“戰機”二字必須改。可這是核心詞，改無可改，只能全部推翻，最後改成“只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傳銷者，拿根棉花糖就能打敗金兀朮的枴子馬。”書稿中還有這麼一句：這團伙以河南人為主，就叫“河南體系”。除此之外，還提到了廣西體系、山東體系、四川體系……這本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話，可是在編輯眼裏，這樣一句普普通通的話也有安全問題，因為“河南人”3個字涉嫌地域歧視，他建議我這麼改：他們都是河南農民，這團伙就叫河南體系，以河南人為主。我提出質疑：你再讀一下我的原話，請問，我有一點點歧視河南人的意思嗎？還有一個問題是：這兩者有什麼區別？為什麼一定要改？對方回答：把河南人具體定義為“河南農民”，這樣高素質的河南人就不會提出抗議。我跟他談判，説我原來是兩句話，你改後成了三句話，這樣不太簡潔，我們把第一句刪掉好不好？他想了半天，答應了，於是就出現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的原文是：這團伙以河南人為主，就叫“河南體系”。修改之後變成了：這團伙一定有人會説，這只是某個編輯的問題，不足以代表全部。我承認，可我還是要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使一個編輯如此敏感，如此恐懼？我還要承認，他的恐懼也傳染給了我，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讓我，一個守法公民，一個寫作者，活在不能言説的恐懼之中？
在場有許多記者，或者有人會這麼報道：我發表了一個憤怒的獲獎感言。不，我並不憤怒，我心平氣和地説出我的處境，因為我相信，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處境，而是所有寫作者的處境。這恐懼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恐懼，而是所有寫作者的恐懼。在這本《敏感辭典》的編撰過程中，我很不幸地貢獻了自己的努力，當我檢查我的作品，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詞、哪些句子一定會被刪除，我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甚至我自己也會做這樣的事：刪掉一些字眼兒，或者替換掉一些字眼兒，我把這稱之為“閹割式寫作”，在某個意義上，我就是一個太監，而且是個積極主動的太監，主刀的大夫還沒動手，我自己就把自己閹掉了。
就叫“河南體系”，以河南人為主。在另外一處，我寫到某人放了一個“印度風味”的屁，我承認，按某種標準，這就叫做低俗，可怎麼也該算是“無傷大雅”吧？然而編輯還是要求我修改，這次的問題出在“印度”兩個字上，編輯的態度十分強硬：就是不許你放印度風味的屁！説真的，我理解他，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間的外交糾紛。可是我又想：為了這麼屁大的一件事，中國和印度真的有可能開戰嗎？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已經有過多個版本的老書中，我提到了一個地理名詞：南中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這個詞居然也成了敏感詞，編輯要求必須修改。原因是：正式出版物中從來沒見過這個詞。我忍不住要想：為什麼2005年可以使用的詞，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語？後來在網上搜索，發現不僅有南中國酒店，還有《南中國》雜誌，有一部電影叫《南中國：1994》，拿了金雞獎；中國最權威的新聞機構也頻頻使用“南中國”這個字眼兒。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在這一回合，我贏了。正如你們所猜想的，這位編輯刪除的不僅是河南人、農民、帝國主義和一個屁，還有更多的字、詞、句、段落，甚至是章節，根據我這些年寫作和出版的經驗，我幾乎可以編出一本《敏感詞辭典》，其中包括制度、體制、法律、政治，一些名詞、一些動詞、一些形容詞，甚至是某些特別的數字。在這本辭典中，那些不能提及的詞的還有：所有的宗教、所有大人物的名字、所有的國家，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也包括“中國人”，在《中國，少了一味藥》的很多處，“中國人”都被改成“一些人”，甚至是“少數人”，如果我批評中國的傳統文化，編輯就會改成“中國古代的官場文化”，如果我要評論現在的某項制度，他就會要求我去評論朱元璋或者武則天，或者是中世紀的歐洲。如果這本書能夠出版，讀者很可能會覺得作者是一個神經病：明明寫的是現在的事，他為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評論武則天？沒錯，在此時，在這裏，寫作本來就帶有神經錯亂的意味，我不是作家，我是個神經病。一定有人會説，這只是某個編輯的問題，不足以代表全部。我承認，可我還是要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使一個編輯如此敏感，如此恐懼？我還要承認，他的恐懼也傳染給了我，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讓我，一個守法公民，一個寫作者，活在不能言説的恐懼之中？在場有許多記者，或者有人會這麼報道：我發表了一個憤怒的獲獎感言。不，我並不憤怒，我心平氣和地説出我的處境，因為我相信，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處境，而是所有寫作者的處境。這恐懼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恐懼，而是所有寫作者的恐懼。在這本《敏感辭典》的編撰過程中，我很不幸地貢獻了自己的努力，當我檢查我的作品，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詞、哪些句子一定會被刪除，我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甚至我自己也會做這樣的事：刪掉一些字眼兒，或者替換掉一些字眼兒，我把這稱之為“閹割式寫作”，在某個意義上，我就是一個太監，而且是個積極主動的太監，主刀的大夫還沒動手，我自己就把自己閹掉了。我們毫不驚奇地發現，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寫，有些不能寫；有些話可以説，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我們的母語，被強行割裂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安全的，另外一部分是危險的；有一些字眼兒是革命的，另外一些是反動的；有一些是我們用的，另外一些是敵人用的。更糟糕的是，我並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違法的，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覺中犯下“用詞不當罪”。昨晚在北京街頭看見一幅廣告，上面寫道：當你拿到世界冠軍的時候，會説些什麼？下面給出了答案，他説，其實，我是一個作家。然而，即使站在更高的領獎台上，我也很難説自己是個作家，我只是一個潛在的“詞語犯”。有人也許會説，這一切都不足為奇，可我的感覺是：我已經快要窒息了。在千瘡百孔、佈滿地雷的漢語之中，我艱難挑選每一個字。安全的字越來越少，以至於每個漢字都有點面目可疑。我要説，這不僅傷害了我的作品，也傷害了我們的語言，這是我們的母語，偉大的漢語，莊子、李白、司馬遷和蘇東坡的漢語。也許很多年後，我們的子孫會發現那些美麗的詞彙、美麗的
我們毫不驚奇地發現，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寫，有些不能寫；有些話可以説，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我們的母語，被強行割裂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安全的，另外一部分是危險的；有一些字眼兒是革命的，另外一些是反動的；有一些是我們用的，另外一些是敵人用的。更糟糕的是，我並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違法的，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覺中犯下“用詞不當罪”。昨晚在北京街頭看見一幅廣告，上面寫道：當你拿到世界冠軍的時候，會説些什麼？下面給出了答案，他説，其實，我是一個作家。然而，即使站在更高的領獎台上，我也很難説自己是個作家，我只是一個潛在的“詞語犯”。
按：感謝《人民文學》雜誌的厚愛，我獲得了今年人民文學獎的“特別行動獎”，今天下午在北京現代文學館頒獎，我的朋友邱華棟讓我準備一段獲獎感言，於是我寫了下面這些文字，但由於時間關係，這篇感言未能在現場發表，現在我把它發在這裏。一個更寬廣的世界如果沒猜錯，“特別行動獎”表彰的不是作品，而是我的勇氣。對一個作家來説，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榮譽，聽着就像贊美一個足球運動員打羣架很厲害。我對此十分慚愧，因為我並不勇敢，一個作家真正的勇敢並不是與什麼傳銷團伙周旋，而是在大眾沉默之時，在真相不能言説之時，坦然而磊落地走進人羣中，講出他本應講的話，為了真相和良知，敢於發於不和諧的聲音，敢於犯舉國之怒，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我只是做了一個公民應該做的：檢舉罪惡。這與真正的勇敢相去甚遠。我必須承認，這點勇氣並不值得嘉獎，我依然是個膽小的懦夫，我説的都是安全的話，我所批評的，都是允許我批評的。這本書已經完稿多時，可遲遲未能出版，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編輯，在近兩個月的時間裏，我和他發生了多次有意思的交鋒，我摔了一個杯子，罵了幾句粗話，把我家的牆壁狠狠地揍了一頓，最後還是投降了。這位編輯是個謹慎的人，對現實的處境懷着深深的憂慮，不管什麼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按他的意思，這本書最好不要出版，這樣最安全；即使不得已要出版，最好不要講出任何真相，因為真相就意味着危險；如果不得已要講一點真相，切記不能發表任何觀點，如果我有觀點，我就是危險分子。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見，但據我所知，這並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這本書是我的傳銷紀實，傳銷團伙內有個説法：只要投入3800，兩年之內就能賺到500萬。為此我寫了下面這一段：我飛快地算了一下，我們“體系”有近200人，每人賺500萬，那就是將近10億，盈利能力相當於中國移動的一家省級公司。如果全行業700萬人都能賺這麼多，那就是35萬億，遠遠超過2008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照這個態勢發展下去，趕日超美只是眨眼間的事，我中華上國分分鐘就能一統天下，正如孟子所言，可以“執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只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中國農民，拿根棍子就能擊落帝國主義的隱型戰機，根本不用發展工業、農業和第三產業，連兵都不用養一個。這位編輯把“趕日超美”後面的話全都刪掉了，我問為什麼，回答説太敏感。我説這些話傻子也能看明白啊，這不是諷刺之語嗎？有什麼可敏感的？編輯説諷刺也不行，必須改，好吧，既然不能尖刻地諷刺，那就温柔厚道地諷刺，他説“中華上國一統天下”敏感，好吧，理解，刪掉。“中國農民”也敏感，這我就不能理解了：一箇中性詞，有什麼好敏感的？編輯説“農民”二字有歧視之意，好吧，我假裝理解，改成“傳銷者”；“帝國主義的隱形戰機”也敏感，好吧，理解，改成“高科技無人駕駛的隱形戰機”，編輯説不行，“戰機”也敏感，因為涉及軍事。我向他請教：書店裏有那麼多直接講軍事的書，它們都能出版，為什麼我“涉及”一下都不行？對方答覆：這個問題不予討論，反正“戰機”二字必須改。可這是核心詞，改無可改，只能全部推翻，最後改成“只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傳銷者，拿根棉花糖就能打敗金兀朮的枴子馬。”書稿中還有這麼一句：這團伙以河南人為主，就叫“河南體系”。除此之外，還提到了廣西體系、山東體系、四川體系……這本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話，可是在編輯眼裏，這樣一句普普通通的話也有安全問題，因為“河南人”3個字涉嫌地域歧視，他建議我這麼改：他們都是河南農民，這團伙就叫河南體系，以河南人為主。我提出質疑：你再讀一下我的原話，請問，我有一點點歧視河南人的意思嗎？還有一個問題是：這兩者有什麼區別？為什麼一定要改？對方回答：把河南人具體定義為“河南農民”，這樣高素質的河南人就不會提出抗議。我跟他談判，説我原來是兩句話，你改後成了三句話，這樣不太簡潔，我們把第一句刪掉好不好？他想了半天，答應了，於是就出現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的原文是：這團伙以河南人為主，就叫“河南體系”。修改之後變成了：這團伙有人也許會説，這一切都不足為奇，可我的感覺是：我已經快要窒息了。在千瘡百孔、佈滿地雷的漢語之中，我艱難挑選每一個字。安全的字越來越少，以至於每個漢字都有點面目可疑。我要説，這不僅傷害了我的作品，也傷害了我們的語言，這是我們的母語，偉大的漢語，莊子、李白、司馬遷和蘇東坡的漢語。也許很多年後，我們的子孫會發現那些美麗的詞彙、美麗的篇章都已經失傳了，就像傳説中的絕世神功，但我們依然可以驕傲地説，我們的語言正在復興。
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説出真相。唯一的觀點是不能發表觀點。我們不能批評制度，不能談論時事，甚至不允許提到遙遠的埃塞俄比亞。有時候我忍不住會這麼想：文革真的結束了嗎？
篇章都已經失傳了，就像傳説中的絕世神功，但我們依然可以驕傲地説，我們的語言正在復興。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説出真相。唯一的觀點是不能發表觀點。我們不能批評制度，不能談論時事，甚至不允許提到遙遠的埃塞俄比亞。有時候我忍不住會這麼想：文革真的結束了嗎？為什麼當代中國缺少直指人心的好作品？因為我們根本不能直指，只能拐彎抹腳地指一指。為什麼代中國缺少批判現實的好作品？因為現實根本不能批判，我們不僅失去了批判的權利，更失去了批判的勇氣。為什麼當代中國缺少大師？那是因為，當大師還在幼兒園的時候，他就已經被閹割了。常常有人問我為什麼寫作，我的答案是：為了一個更寬廣的世界。這個更寬廣的世界就是我的夢想，為了這個夢想，我甚至能夠接受一個沒有芭比娃娃的世界，卻很難原諒一個給芭比娃娃穿貞操褲的世界。我知道，在此時，在這裏，我不應該説這樣的話，這些話不合時宜，而且非常幼稚，但在此時，在這裏，我還是要説出這些幼稚的理想，因為我相信一個道理：當空氣越來越差，我們應該做的，決不是閉上嘴停止呼吸，而是要行動起來，去建設我們的語言，去改善我們的空氣。更因為，這才是一個作家的真正的勇氣，只有講出這些話，我才有資格來領這個獎。我希望這些話成為共識：文學不是為政治服務的，相反，政治應儘量為文學提供可能；如果不能取消審查，我們希望它可以寬鬆一些；即使它不能寬鬆，我們至少可以希望它聰明一些。如果真有一本《敏感詞辭典》，我希望能夠將之公開，這樣我在挑選詞語的時候可以少費些心思，不至於在不知不覺中犯下“用詞不當罪”。作家不應該是鸚鵡，不應該是人皮喇叭，更不應該是一羣只會汪汪叫的寵物，他們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在必要的時候，還應該是清醒而正直的聲音。當他拿起筆，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隸，他有權利不向任何人效忠，只忠於真相和自己的良知。最後我要説，我不是階級敵人，不是破壞者，更不是顛覆分子，我只是一個提建議的公民，也許有時候語意尖刻，但請相信我自始至終的善意。和大多數人一樣，我夢想活在一個更好的世界，可是我依然願意為這個不完美的世界付出心血。
為什麼當代中國缺少直指人心的好作品？因為我們根本不能直指，只能拐彎抹腳地指一指。
為什麼代中國缺少批判現實的好作品？因為現實根本不能批判，我們不僅失去了批判的權利，更失去了批判的勇氣。
為什麼當代中國缺少大師？那是因為，當大師還在幼兒園的時候，他就已經被閹割了。
常常有人問我為什麼寫作，我的答案是：為了一個更寬廣的世界。這個更寬廣的世界就是我的夢想，為了這個夢想，我甚至能夠接受一個沒有芭比娃娃的世界，卻很難原諒一個給芭比娃娃穿貞操褲的世界。
我知道，在此時，在這裏，我不應該説這樣的話，這些話不合時宜，而且非常幼稚，但在此時，在這裏，我還是要説出這些幼稚的理想，因為我相信一個道理：當空氣越來越差，我們應該做的，決不是閉上嘴停止呼吸，而是要行動起來，去建設我們的語言，去改善我們的空氣。更因為，這才是一個作家的真正的勇氣，只有講出這些話，我才有資格來領這個獎。
我希望這些話成為共識：
就叫“河南體系”，以河南人為主。在另外一處，我寫到某人放了一個“印度風味”的屁，我承認，按某種標準，這就叫做低俗，可怎麼也該算是“無傷大雅”吧？然而編輯還是要求我修改，這次的問題出在“印度”兩個字上，編輯的態度十分強硬：就是不許你放印度風味的屁！説真的，我理解他，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間的外交糾紛。可是我又想：為了這麼屁大的一件事，中國和印度真的有可能開戰嗎？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已經有過多個版本的老書中，我提到了一個地理名詞：南中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這個詞居然也成了敏感詞，編輯要求必須修改。原因是：正式出版物中從來沒見過這個詞。我忍不住要想：為什麼2005年可以使用的詞，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語？後來在網上搜索，發現不僅有南中國酒店，還有《南中國》雜誌，有一部電影叫《南中國：1994》，拿了金雞獎；中國最權威的新聞機構也頻頻使用“南中國”這個字眼兒。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在這一回合，我贏了。正如你們所猜想的，這位編輯刪除的不僅是河南人、農民、帝國主義和一個屁，還有更多的字、詞、句、段落，甚至是章節，根據我這些年寫作和出版的經驗，我幾乎可以編出一本《敏感詞辭典》，其中包括制度、體制、法律、政治，一些名詞、一些動詞、一些形容詞，甚至是某些特別的數字。在這本辭典中，那些不能提及的詞的還有：所有的宗教、所有大人物的名字、所有的國家，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也包括“中國人”，在《中國，少了一味藥》的很多處，“中國人”都被改成“一些人”，甚至是“少數人”，如果我批評中國的傳統文化，編輯就會改成“中國古代的官場文化”，如果我要評論現在的某項制度，他就會要求我去評論朱元璋或者武則天，或者是中世紀的歐洲。如果這本書能夠出版，讀者很可能會覺得作者是一個神經病：明明寫的是現在的事，他為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評論武則天？沒錯，在此時，在這裏，寫作本來就帶有神經錯亂的意味，我不是作家，我是個神經病。一定有人會説，這只是某個編輯的問題，不足以代表全部。我承認，可我還是要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使一個編輯如此敏感，如此恐懼？我還要承認，他的恐懼也傳染給了我，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讓我，一個守法公民，一個寫作者，活在不能言説的恐懼之中？在場有許多記者，或者有人會這麼報道：我發表了一個憤怒的獲獎感言。不，我並不憤怒，我心平氣和地説出我的處境，因為我相信，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處境，而是所有寫作者的處境。這恐懼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恐懼，而是所有寫作者的恐懼。在這本《敏感辭典》的編撰過程中，我很不幸地貢獻了自己的努力，當我檢查我的作品，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詞、哪些句子一定會被刪除，我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甚至我自己也會做這樣的事：刪掉一些字眼兒，或者替換掉一些字眼兒，我把這稱之為“閹割式寫作”，在某個意義上，我就是一個太監，而且是個積極主動的太監，主刀的大夫還沒動手，我自己就把自己閹掉了。我們毫不驚奇地發現，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寫，有些不能寫；有些話可以説，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我們的母語，被強行割裂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安全的，另外一部分是危險的；有一些字眼兒是革命的，另外一些是反動的；有一些是我們用的，另外一些是敵人用的。更糟糕的是，我並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違法的，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覺中犯下“用詞不當罪”。昨晚在北京街頭看見一幅廣告，上面寫道：當你拿到世界冠軍的時候，會説些什麼？下面給出了答案，他説，其實，我是一個作家。然而，即使站在更高的領獎台上，我也很難説自己是個作家，我只是一個潛在的“詞語犯”。有人也許會説，這一切都不足為奇，可我的感覺是：我已經快要窒息了。在千瘡百孔、佈滿地雷的漢語之中，我艱難挑選每一個字。安全的字越來越少，以至於每個漢字都有點面目可疑。我要説，這不僅傷害了我的作品，也傷害了我們的語言，這是我們的母語，偉大的漢語，莊子、李白、司馬遷和蘇東坡的漢語。也許很多年後，我們的子孫會發現那些美麗的詞彙、美麗的
文學不是為政治服務的，相反，政治應儘量為文學提供可能；
如果不能取消審查，我們希望它可以寬鬆一些；即使它不能寬鬆，我們至少可以希望它聰明一些。
如果真有一本《敏感詞辭典》，我希望能夠將之公開，這樣我在挑選詞語的時候可以少費些心思，不至於在不知不覺中犯下“用詞不當罪”。
就叫“河南體系”，以河南人為主。在另外一處，我寫到某人放了一個“印度風味”的屁，我承認，按某種標準，這就叫做低俗，可怎麼也該算是“無傷大雅”吧？然而編輯還是要求我修改，這次的問題出在“印度”兩個字上，編輯的態度十分強硬：就是不許你放印度風味的屁！説真的，我理解他，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間的外交糾紛。可是我又想：為了這麼屁大的一件事，中國和印度真的有可能開戰嗎？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已經有過多個版本的老書中，我提到了一個地理名詞：南中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這個詞居然也成了敏感詞，編輯要求必須修改。原因是：正式出版物中從來沒見過這個詞。我忍不住要想：為什麼2005年可以使用的詞，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語？後來在網上搜索，發現不僅有南中國酒店，還有《南中國》雜誌，有一部電影叫《南中國：1994》，拿了金雞獎；中國最權威的新聞機構也頻頻使用“南中國”這個字眼兒。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在這一回合，我贏了。正如你們所猜想的，這位編輯刪除的不僅是河南人、農民、帝國主義和一個屁，還有更多的字、詞、句、段落，甚至是章節，根據我這些年寫作和出版的經驗，我幾乎可以編出一本《敏感詞辭典》，其中包括制度、體制、法律、政治，一些名詞、一些動詞、一些形容詞，甚至是某些特別的數字。在這本辭典中，那些不能提及的詞的還有：所有的宗教、所有大人物的名字、所有的國家，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也包括“中國人”，在《中國，少了一味藥》的很多處，“中國人”都被改成“一些人”，甚至是“少數人”，如果我批評中國的傳統文化，編輯就會改成“中國古代的官場文化”，如果我要評論現在的某項制度，他就會要求我去評論朱元璋或者武則天，或者是中世紀的歐洲。如果這本書能夠出版，讀者很可能會覺得作者是一個神經病：明明寫的是現在的事，他為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評論武則天？沒錯，在此時，在這裏，寫作本來就帶有神經錯亂的意味，我不是作家，我是個神經病。一定有人會説，這只是某個編輯的問題，不足以代表全部。我承認，可我還是要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使一個編輯如此敏感，如此恐懼？我還要承認，他的恐懼也傳染給了我，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讓我，一個守法公民，一個寫作者，活在不能言説的恐懼之中？在場有許多記者，或者有人會這麼報道：我發表了一個憤怒的獲獎感言。不，我並不憤怒，我心平氣和地説出我的處境，因為我相信，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處境，而是所有寫作者的處境。這恐懼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恐懼，而是所有寫作者的恐懼。在這本《敏感辭典》的編撰過程中，我很不幸地貢獻了自己的努力，當我檢查我的作品，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詞、哪些句子一定會被刪除，我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甚至我自己也會做這樣的事：刪掉一些字眼兒，或者替換掉一些字眼兒，我把這稱之為“閹割式寫作”，在某個意義上，我就是一個太監，而且是個積極主動的太監，主刀的大夫還沒動手，我自己就把自己閹掉了。我們毫不驚奇地發現，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寫，有些不能寫；有些話可以説，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我們的母語，被強行割裂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安全的，另外一部分是危險的；有一些字眼兒是革命的，另外一些是反動的；有一些是我們用的，另外一些是敵人用的。更糟糕的是，我並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違法的，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覺中犯下“用詞不當罪”。昨晚在北京街頭看見一幅廣告，上面寫道：當你拿到世界冠軍的時候，會説些什麼？下面給出了答案，他説，其實，我是一個作家。然而，即使站在更高的領獎台上，我也很難説自己是個作家，我只是一個潛在的“詞語犯”。有人也許會説，這一切都不足為奇，可我的感覺是：我已經快要窒息了。在千瘡百孔、佈滿地雷的漢語之中，我艱難挑選每一個字。安全的字越來越少，以至於每個漢字都有點面目可疑。我要説，這不僅傷害了我的作品，也傷害了我們的語言，這是我們的母語，偉大的漢語，莊子、李白、司馬遷和蘇東坡的漢語。也許很多年後，我們的子孫會發現那些美麗的詞彙、美麗的
作家不應該是鸚鵡，不應該是人皮喇叭，更不應該是一羣只會汪汪叫的寵物，他們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在必要的時候，還應該是清醒而正直的聲音。當他拿起筆，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隸，他有權利不向任何人效忠，只忠於真相和自己的良知。
按：感謝《人民文學》雜誌的厚愛，我獲得了今年人民文學獎的“特別行動獎”，今天下午在北京現代文學館頒獎，我的朋友邱華棟讓我準備一段獲獎感言，於是我寫了下面這些文字，但由於時間關係，這篇感言未能在現場發表，現在我把它發在這裏。一個更寬廣的世界如果沒猜錯，“特別行動獎”表彰的不是作品，而是我的勇氣。對一個作家來説，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榮譽，聽着就像贊美一個足球運動員打羣架很厲害。我對此十分慚愧，因為我並不勇敢，一個作家真正的勇敢並不是與什麼傳銷團伙周旋，而是在大眾沉默之時，在真相不能言説之時，坦然而磊落地走進人羣中，講出他本應講的話，為了真相和良知，敢於發於不和諧的聲音，敢於犯舉國之怒，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我只是做了一個公民應該做的：檢舉罪惡。這與真正的勇敢相去甚遠。我必須承認，這點勇氣並不值得嘉獎，我依然是個膽小的懦夫，我説的都是安全的話，我所批評的，都是允許我批評的。這本書已經完稿多時，可遲遲未能出版，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編輯，在近兩個月的時間裏，我和他發生了多次有意思的交鋒，我摔了一個杯子，罵了幾句粗話，把我家的牆壁狠狠地揍了一頓，最後還是投降了。這位編輯是個謹慎的人，對現實的處境懷着深深的憂慮，不管什麼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按他的意思，這本書最好不要出版，這樣最安全；即使不得已要出版，最好不要講出任何真相，因為真相就意味着危險；如果不得已要講一點真相，切記不能發表任何觀點，如果我有觀點，我就是危險分子。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見，但據我所知，這並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這本書是我的傳銷紀實，傳銷團伙內有個説法：只要投入3800，兩年之內就能賺到500萬。為此我寫了下面這一段：我飛快地算了一下，我們“體系”有近200人，每人賺500萬，那就是將近10億，盈利能力相當於中國移動的一家省級公司。如果全行業700萬人都能賺這麼多，那就是35萬億，遠遠超過2008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照這個態勢發展下去，趕日超美只是眨眼間的事，我中華上國分分鐘就能一統天下，正如孟子所言，可以“執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只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中國農民，拿根棍子就能擊落帝國主義的隱型戰機，根本不用發展工業、農業和第三產業，連兵都不用養一個。這位編輯把“趕日超美”後面的話全都刪掉了，我問為什麼，回答説太敏感。我説這些話傻子也能看明白啊，這不是諷刺之語嗎？有什麼可敏感的？編輯説諷刺也不行，必須改，好吧，既然不能尖刻地諷刺，那就温柔厚道地諷刺，他説“中華上國一統天下”敏感，好吧，理解，刪掉。“中國農民”也敏感，這我就不能理解了：一箇中性詞，有什麼好敏感的？編輯説“農民”二字有歧視之意，好吧，我假裝理解，改成“傳銷者”；“帝國主義的隱形戰機”也敏感，好吧，理解，改成“高科技無人駕駛的隱形戰機”，編輯説不行，“戰機”也敏感，因為涉及軍事。我向他請教：書店裏有那麼多直接講軍事的書，它們都能出版，為什麼我“涉及”一下都不行？對方答覆：這個問題不予討論，反正“戰機”二字必須改。可這是核心詞，改無可改，只能全部推翻，最後改成“只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傳銷者，拿根棉花糖就能打敗金兀朮的枴子馬。”書稿中還有這麼一句：這團伙以河南人為主，就叫“河南體系”。除此之外，還提到了廣西體系、山東體系、四川體系……這本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話，可是在編輯眼裏，這樣一句普普通通的話也有安全問題，因為“河南人”3個字涉嫌地域歧視，他建議我這麼改：他們都是河南農民，這團伙就叫河南體系，以河南人為主。我提出質疑：你再讀一下我的原話，請問，我有一點點歧視河南人的意思嗎？還有一個問題是：這兩者有什麼區別？為什麼一定要改？對方回答：把河南人具體定義為“河南農民”，這樣高素質的河南人就不會提出抗議。我跟他談判，説我原來是兩句話，你改後成了三句話，這樣不太簡潔，我們把第一句刪掉好不好？他想了半天，答應了，於是就出現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的原文是：這團伙以河南人為主，就叫“河南體系”。修改之後變成了：這團伙最後我要説，我不是階級敵人，不是破壞者，更不是顛覆分子，我只是一個提建議的公民，也許有時候語意尖刻，但請相信我自始至終的善意。和大多數人一樣，我夢想活在一個更好的世界，可是我依然願意為這個不完美的世界付出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