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香港之間已經隔了相當的距離了——幾千里路，兩年，新的事，新的人。戰時香港所見所聞，唯其因為它對於我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當時我是無從說起的。現在呢，定下心來了，至少提到的時候不至於語無倫次。然而香港之戰予我的印象幾乎完全限於一些不相干的事。
我沒有寫歷史的志願，也沒有資格評論史家應持何種態度，可是私下裡總希望他們多說點不相干的話。現實這樣東西是沒有系統的，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囂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剎那，聽得出音樂的調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上擁來，淹沒了那點了解。畫家、文人、作曲家將零星的、湊巧發現的和諧聯繫起來，造成藝術上的完整性。歷史如果過於注重藝術上的完整性，便成為小說了。像威爾斯的《歷史大綱》，所以不能躋於正史之列，便是因為它太合理化了一點，自始至終記述的是小我與大我的鬥爭。
清堅決絕的宇宙觀，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哲學上的，總未免使人嫌煩。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在香港，我們初得到開戰的消息的時候，宿舍裡的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麼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她是有錢的華僑，對於社交上的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的行頭，從水上跳舞會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她沒想到打仗。後來她借到了一件寬大的黑色棉袍，對於頭上營營飛繞的空軍大約是沒有多少吸引力的。逃難的時候，宿舍的學生“各自奔前程”。戰後再度相會她已經剪短了頭髮，梳了男式的菲律賓頭，那在香港是風行一時的，為了可以冒充男性。戰爭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應，確與衣服有關。譬如說，蘇雷珈。蘇雷珈是馬來半島一個偏僻小鎮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膚，睡沉沉的眼睛與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受過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恥。她選了醫科，醫科要解剖人體，被解剖的屍體穿衣服不穿？蘇雷珈曾經顧慮到這一層，向人打聽過。這笑話在學校裡早出了名。
一個炸彈掉在我們宿舍的隔壁，舍監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在急難中蘇雷珈並沒忘記把她最顯煥的衣服整理起來，雖然許多有見識的人苦口婆心地勸阻，她還是在炮火下將那隻累贅的大皮箱設法搬運下山。蘇雷珈加入防禦工作，在紅十字會分所充當臨時看護，穿著赤銅地綠壽字的織錦緞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雖覺可惜，也還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裝束給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會同那些男護士混得那麼好。同他們一起吃苦，擔風險，開玩笑，她漸漸慣了，話也多了，人也幹練了。戰爭對於她是很難得的教育。
至於我們大多數的學生，我們對於戰爭所抱的態度，可以打個譬喻，是像一個人走在硬板凳上打瞌盹，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抱怨著，到底還是睡著了。
能夠不理會的，我們一概不理會，出生入死，沉浮於最富色彩的經驗中，我們還是我們，一塵不染，維持著素日的生活典型。有時候彷彿有點反常，然而仔細分析起來，還是一貫作風。像艾芙林，她是從中國內地來的，身經百戰，據她自己說是吃苦耐勞，擔驚受怕慣了的。可是轟炸我們鄰近的軍事要塞的時候，艾芙林第一個受不住，歇斯底里起來，大哭大鬧，說了許多可怖的戰爭的故事，把旁的女學生一個個嚇得面無人色。
艾芙林的悲觀主義是一種健康的悲觀。宿舍裡的存糧看看要完了，但是艾芙林比平時吃得特別多，而且勸我們大家努力地吃，因為不久便沒的吃了。我們未嘗不想極力撙節，試行配給制度，但是她百般阻撓，她整天吃飽了就坐在一邊啜泣，因而得了便秘症。
我們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裡，只聽見機關槍“忒啦啦拍拍”像荷葉上的雨。因為怕流彈，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戶跟前迎著亮洗菜，所以我們的菜湯裡滿是蠕蠕的蟲。
同學裡只有炎櫻膽大，冒死上城去看電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後又獨自在樓上洗澡，流彈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還在盆裡從容地潑水唱歌，舍監聽見歌聲，大大地發怒了。她的不在乎彷彿是對眾人的恐怖的一種諷嘲。港大停止辦公了，異鄉的學生被迫離開宿舍，無家可歸，不參加守城工作，就無法解決膳宿問題。我跟著一大批同學到防空總部去報名，報了名領了證章出來就遇著空襲。我們從電車上跳下來向人行道奔去，縮在門洞子裡，心裡也略有點懷疑我們是否盡了防空團員的責任。——究竟防空員的責任是什麼，我還沒來得及弄明白，仗已經打完了。——門洞子裡擠滿了人，有腦油氣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從人頭上看出去，是明淨的淺藍的天。一輛空電車停在街心，電車外面，淡淡的太陽，電車裡面，也是太陽——單隻這電車便有一種原始的荒涼。
我覺得非常難受——竟會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間麼？可是，與自己家裡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爛，又有什麼好處呢？有人大聲發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兒有空隙讓人蹲下地來呢？但是我們一個磕在一個的背上，到底是蹲下來了。飛機往下撲，砰的一聲，就在頭上。我把防空員的鐵帽子罩住了臉，黑了好一會，才知道我們並沒有死，炸彈落在對街。一個大腿上受了傷的青年店夥被抬進來了，褲子捲上去，少微流了點血。他很愉快，因為他是群眾的注意集中點。門洞子外的人起先捶門捶不開，現在更理直氣壯了，七嘴八舌嚷：“開門呀，有人受了傷在這裡！開門！開門！”不怪裡面不敢開，因為我們人太雜了，什麼事都做得出。外面氣得直罵“沒人心。”到底裡面開了門，大家一鬨而入，幾個女太太和女傭木著臉不敢做聲，穿堂裡的箱籠，過後是否短了幾隻，不得而知。飛機繼續擲彈，可是漸漸遠了。警報解除之後，大家又不顧命地軋上電車，唯恐趕不上，犧牲了一張電車票。
我們得到了歷史教授佛朗士被槍殺的消息——是他們自己人打死的。像其他的英國人一般，他被徵入伍。那天他在黃昏後回到軍營裡去，大約是在思索著一些什麼，沒聽見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槍。
佛朗士是一個豁達的人，徹底地中國化，中國字寫得不錯，（就是不大知道筆劃的先後），愛喝酒。曾經和中國教授們一同遊廣州，到一個名聲不大好的尼庵裡去看小尼姑。他在人煙稀少處造有三幢房屋，一幢專門養豬。家裡不裝電燈自來水，因為不贊成物質文明。汽車倒有一輛、破舊不堪，是給僕歐買菜趕集用的。
他有孩子似的肉紅臉，瓷藍眼睛，伸出來的圓下巴，頭髮已經稀了，頸上系一塊暗敗的藍字寧綢作為領帶。上課的時候他抽菸抽得像煙囪。儘管說話，嘴唇上永遠險伶伶地吊著一支香菸，蹺板似的一上一下，可是再也不會落下來。菸蒂子他順手向窗外一甩，從女學生蓬鬆的鬈髮上飛過，很有著火的危險。
他研究歷史很有獨到的見地。官樣文字被他耍著花腔一念，便顯得非常滑稽，我們從他那裡得到一點歷史的親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觀，可以從他那裡學到的還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無名目的死。第一，算不了為國捐軀。即使是“光榮殉國”，又怎樣？他對於英國的殖民地政策沒有多大同情，但也看得很隨便，也許因為世界上的傻事不止那一件。每逢志願兵操演，他總是拖長了聲音通知我們：“下禮拜一不能同你們見面了，孩子們，我要去練武功。”想不到“練武功”竟送了他的命——一個好先生，一個好人。人類的浪費……圍城中種種設施之糟與亂，已經有好些人說在我頭裡了。政府的冷藏室裡，冷氣管失修，堆積如山的牛肉，寧可眼看著它腐爛，不肯拿出來，做防禦工作的人只分到米與黃豆，沒有油，沒有燃料。各處的防空機關只忙著爭柴爭米，設法餵養手下的人員，哪兒有閒工夫去照料炸彈？接連兩天我什麼都沒吃，飄飄然去上工。當然，像我這樣不盡職的人，受點委曲也是該當的。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場現形記》。小時候看過而沒能領略它的好處，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擔心能夠不能夠容我看完。字印得極小，光線又不充足，但是，一個炸彈下來，還要眼睛做什麼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圍城的十八天裡，誰都有那種清晨四點鐘的難捱的感覺——寒噤的黎明，什麼都是模糊，瑟縮，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許家已經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毀掉，錢轉眼可以成廢紙，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詩上的“悽悽去親愛，泛泛入煙霧”，可是那到底不像這裡的無牽無掛的虛空與絕望。人們受不了這個，急於攀住一點踏實的東西，因而結婚了。
有一對男女到我們辦公室裡來向防空處長借汽車去領結婚證書。男的是醫生，在平日也許並不是一個“善眉善眼”的人，但是他不時的望著他的新娘子，眼裡只有近於悲哀的戀戀的神情。新娘是看護，矮小美麗、紅顴骨，喜氣洋洋，弄不到結婚禮服，只穿著一件淡綠綢夾袍，鑲著墨綠花邊。他們來了幾次，一等等上幾個鐘頭，默默對坐，對看，熬不住滿臉的微笑，招得我們全笑了。實在應當謝謝他們給帶來無端的快樂。
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點弄不慣，和平反而使人心亂，像喝醉酒似的。看見青天上的飛機，知道我們儘管仰著臉欣賞它而不至於有炸彈落在頭上，單為這一點便覺得它很可愛，冬天的樹，悽迷稀薄像淡黃的雲；自來水管子裡流出來的清水，電燈光，街頭的熱鬧，這些又是我們的了。第一，時間又是我們的了——白雲，黑夜，一年四季——我們暫時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歡喜得發瘋呢？就是因為這種特殊的戰後精神狀態，一九二○年在歐洲號稱“發燒的一九二○年”。
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冰淇淋和嘴唇膏。我們撞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應說明天下午或許有，於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里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冰淇淋，裡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街上擺滿了攤子，賣胭脂，西藥、罐頭牛羊肉，搶來的西裝，絨線衫，素絲窗簾，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絨。我們天天上城買東西，名為買，其實不過是看看而已。從那時候起我學會了怎樣以買東西當作一件消遣。——無怪大多數的女人樂此不疲。
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過份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強烈的照射下，竟變成了下流的，反常的。在戰後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著個衣冠濟楚的洋行職員模樣的人，在小風爐上炸一種鐵硬的小黃餅。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為，新的投機事業發展得極慢。許久許久，街上的吃食仍舊為小黃餅所壟斷。漸漸有試驗性質的甜麵包，三角餅，形跡可疑的椰子蛋糕。所有的學校教員，店夥，律師幫辦，全都改行做了餅師。
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著窮人的青紫的屍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樣的罷？可是至少不是那麼尖銳肯定。香港沒有上海有涵養。
因為沒有汽油，汽車行全改了吃食店，沒有一家綢緞鋪或藥房不兼賣糕餅。香港從來沒有這樣饞嘴過。宿舍裡的男女學生整天談講的無非是吃。
在這狂歡的氣氛裡，唯有喬納生孤單單站著，充滿了鄙夷和憤恨。喬納生也是個華僑同學，曾經加入志願軍上陣打過仗。他大衣裡只穿著一件翻領襯衫，臉色蒼白，一綹頭髮垂在眉間，有三分像詩人拜倫，就可惜是重傷風。喬納生知道九龍作戰的情形。他最氣的便是他們派兩個大學生出壕溝去把一個英國兵抬進來——“我們兩條命不抵他們一條。招兵的時候他們答應特別優待，讓我們歸我們自己的教授管轄，答應了全不算話！”他投筆從戎之際大約以為戰爭是基督教青年會所組織的九龍遠足旅行。
休戰後我們在“大學堂臨時醫院”做看護。除了由各大醫院搬來的幾個普通病人，其餘大都是中流彈的苦力與被捕時受傷的乘火打劫者。有一個肺病患者比較有點錢，僱了另一個病人服侍他，派那人出去採辦東西，穿著寬袍大袖的病院制服滿街跑，院長認為太不成體統了，大發脾氣，把二人都攆了出去。另有個病人將一卷繃帶，幾把手術刀叉，三條病院制服的褲子藏在褥單底下，被發覺了。
難得有那麼戲劇化的一剎那。病人的日子是修長得不耐煩的。上頭派下來叫他們揀米，除去裡面的沙石與稗子，因為實在沒事做，他們似乎很喜歡這單調的工作。時間一長，跟自己的傷口也發生了感情。在醫院裡，各個不同的創傷就代表了他們整個的個性。每天敷藥換棉花的時候，我看見他們用溫柔的眼光注視新生的鮮肉，對之彷彿有一種創造性的愛。
他們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室裡。從前那間房子充滿了喧譁——留聲機上唱著卡門麥蘭達的巴西情歌，學生們動不動就摔碗罵廚子。現在這裡躺著三十幾個沉默，煩躁，有臭氣的人，動不了腿，也動不了腦筋，因為沒有思想的習慣。枕頭不夠用，將他們的床推到柱子跟前，他們頭抵在柱子上，頸項與身體成九十度角。就這樣眼睜睜躺著，每天兩頓紅米飯，一頓幹，一頓稀。太陽照亮了玻璃門，玻璃上糊的防空紙條經過風吹雨打，已經撕去了一大半了，斑駁的白跡子像巫魔的小紙人，尤其在晚上，深藍的玻璃上現出奇形怪狀的小白魍魎的剪影。
我們倒也不怕上夜班，雖然時間特別長，有十小時。夜裡沒有什麼事做。病人大小便，我們只消走出去叫一聲打雜的：“二十三號要屎乒。（“乒”是廣東話，英文Pan的音譯）”或是“三十號要溺壺。”我們坐在屏風後面看書，還有宵夜吃，是特地給送來的牛奶麵包。唯一的遺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於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彷彿癢絲絲抓撈不著地微笑著。整夜他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裡受磨難，終於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麼？”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麼都行。我告訴他廚房裡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嘆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三點鐘，我的同伴正在打瞌盹，我去燒牛奶，老著臉抱著肥白的牛奶瓶穿過病房往廚下去。多數的病人全都醒了，眼睜睜望著牛奶瓶，那在他們眼中是比捲心百合花更為美麗的。
香港從來未曾有過這樣寒冷的冬天。我用肥皂去洗那沒蓋子的黃銅鍋，手疼得像刀割。鍋上膩著油垢，工役們用它煨湯，病人用它洗臉。我把牛奶倒進去，銅鍋坐在藍色的煤氣火焰中，象一尊銅佛坐在青蓮花上，澄靜，光麗。但是那拖長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蹤到廚房裡來了。小小的廚房只點一隻白蠟燭，我看守著將沸的牛奶，心裡發慌，發怒，像被獵的獸。
這人死的那天我們大家都歡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時候，我們將他的後事交給有經驗的職業看護。自己縮到廚房裡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爐小麵包，味道頗像中國酒釀餅。雞在叫，又是一個凍白的早晨。我們這些自私的人若無其事的活下去了。
除了工作之外我們還念日文。派來的教師是一個年輕的俄國人，黃頭髮剃得光光地。上課的時候他每每用日語問女學生的年紀。她一時答不上來，他便猜：“十八歲？十九歲？不會超過廿歲罷？你住在幾樓？待會兒我可以來拜訪麼？”她正在盤算著如何託辭拒絕，他便笑了起來道：“不許說英文。你只會用日文說：‘請進來。請坐。請用點心。’你不會說‘滾出去！’”說完了笑話，他自己先把臉漲得通紅。起初學生黑壓壓擁滿一課堂，漸漸減少了。少得不成樣，他終於賭氣不來了，另換了先生。
這俄國先生看見我畫的圖，獨獨賞識其中的一張，是炎櫻單穿著一件襯裙的肖像。他願意出港幣五元購買，看見我們面有難色，連忙解釋：“五元，不連畫框。”
由於戰爭期間特殊空氣的感應，我畫了許多圖，由炎櫻著色。自己看了自己的作品歡喜讚歎，似乎太不像話，但是我確實知道那些畫是好的，完全不像我畫的，以後我再也休想畫出那樣的圖來。就可惜看了略略使人發糊塗。即使以一生的精力為那些雜亂重疊的人頭寫註解式的傳記，也是值得的。譬如說，那暴躁的二房東太太，鬥雞眼突出像兩隻自來水龍頭；那少奶奶，整個的頭與頸便是理髮店的電氣吹風管；像獅子又像狗的，蹲踞著的有傳染病的妓女，衣裳底下露出紅絲襪的盡頭與吊襪帶。
有一幅，我特別喜歡炎櫻用的顏色，全是不同的藍與綠，使人聯想到“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那兩句詩。
一面在畫，一面我就知道不久我會失去那點能力。從那裡我得到了教訓——老教訓：想做什麼，立刻去做，都許來不及了。“人”是最拿不準的東西。
有個安南青年，在同學群中是個有點小小名氣的畫家。他抱怨說戰後他筆下的線條不那麼有力了。因為自己動手做菜，累壞了臂膀。因之我們每天看見他炸茄子，（他只會做一樣炸茄子）總覺得悽慘萬分。
戰爭開始的時候，港大的學生大都樂得歡蹦亂跳，因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載難逢的盛事。那一冬天，我們總算吃夠了苦，比較知道輕重了。可是“輕重”這兩個字，也難講……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彷彿只有飲食男女這兩項。人類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單純的獸性生活的圈子，幾千年來的努力竟是枉費精神麼？事實是如此。香港的外埠學生困在那裡沒事做，成天就只買菜，燒菜，調情——不是普通的學生式的調情，溫和而帶一點感傷氣息的。在戰後的宿舍裡，男學生躺在女朋友的床上玩紙牌一直到夜深。第二天一早，她還沒起床，他又來了，坐在床沿上。隔壁便聽見她嬌滴滴叫喊：“不行！不嗎！不，我不！”一直到她穿衣下床為止。這一類的現象給人不同的反應作用——會使人悚然回到孔子跟前去，也說不定。到底相當的束縛是少不得的。原始人天真雖天真，究竟不是一個充分的“人”。醫院院長想到“戰爭小孩”（戰爭期間的私生子）的可能性，極其擔憂。有一天，他瞥見一個女學生偷偷摸摸抱著一個長形的包裹溜出宿舍，他以為他的噩夢終於實現了。後來才知道她將做工得到的米運出去變錢，因為路上流氓多，恐怕中途被劫，所以將一袋米改扮了嬰兒。
論理，這兒聚集了八十多個死裡逃生的年輕人，因為死裡逃生，更是充滿了生氣：有的吃，有的住，沒有外界的娛樂使他們分心；沒有教授，（其實一般的教授們，沒有也罷），可是有許多書，諸子百家，詩經，聖經，莎士比亞——正是大學教育的最理想的環境。然而我們的同學只拿它當做一個沉悶的過渡時期——過去是戰爭的苦惱，未來是坐在母親膝上哭訴戰爭的苦惱，把憋了許久的眼淚出清一下。眼前呢，只能夠無聊地在汙穢的玻璃窗上塗滿了“家，甜蜜的家”的字樣。為了無聊而結婚，雖然無聊，比這種態度還要積極一點。
缺乏工作與消遣的人們不得不提早結婚。但看香港報上挨挨擠擠的結婚廣告便知道了。學生中結婚的人也有。一般的學生對於人們的真性情素鮮認識，一旦有機會颳去一點浮皮，看見底下的畏縮，怕癢，可憐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會愛上他們最初的發現。當然，戀愛與結婚是於他們有益無損，可是自動地限制自己的活動範圍，到底是青年的悲劇。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裡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