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的下午，只剩下我和你。
前幾個禮拜我右手受傷，手掌一直綁着繃帶。這星期三去公司旁邊的便利商店，用已經拆掉繃帶的右手拿東西給小姐結賬，小姐突然問：“你手好了啊？”
我嚇了一跳，抬起頭來看她。她年輕、時髦、笑容可掬、戴着粉紅色鏡片的墨鏡。“你怎麼知道我受傷？”“你上次包着紗布來買東西，我印象很深刻。”
她一天不曉得要招呼多少客人，我當時還因為SARS戴着口罩，臉遮掉一大半，但她認出我來，還主動向我問好。“我好了啊！你看……”我突然興奮起來，向她展示手掌上新皮和舊皮顏色的不同。她彎下頭看，好像我展示的是一個Gucci包包。
2003年4月，SARS大流行，每個人都開始恐慌。公共場所有人咳嗽，我們本能地停止呼吸。我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已經把他當成仇敵。進大樓要量體温，若是36度，我們莫名其妙有了優越感。別人37度半，還不敢跟他搭同一班電梯。人與人越來越疏遠，很多人雖然還沒有被隔離，心情上已經遺世獨立。
很少有災難，像SARS這樣，毫無歧視地影響每一個人。我們雖然保持距離，諷刺的是，我們的命運卻從來沒像此刻這樣緊密地綁在一起。一位同事感染，我們全部要隔離。病毒身上，染着我們每一個人的血液。沒有疫苗、買不到口罩，當醫院拒收病患，當老百姓生了病必須隱瞞時，我們還剩下什麼？
寶貝，只剩下我和你。我不認識你，但我們正在同一個房間內居家隔離。痛苦和希望都在門口，你沒辦法先走，我也註定久留，這一次，我們要一起承受。我們的武器，只剩下便利商店女孩那種對陌生人的關心。“你手好了啊？”親愛的，那是我惟一相信的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