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寒假過後，我們迎來大三的第二個學期。學校安排我們到位於昌平的某機牀廠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參觀實習。
第一週週一清晨，我被一陣嘈雜聲吵醒，睜眼一看，大家都在爭先恐後地起牀穿衣，刷牙洗臉，並罵罵咧咧地抱怨着學校的兇殘施暴，破壞了大家10點鐘起牀的慣例，許多同學在半夢半醒之間便坐上早班車，飛奔在通往昌平的高速公路上。
第一天上午的實習內容很簡單，由一名剛畢業分配來此的大學生帶領我們參觀工廠。此人姓張，我們之間並無過大年齡差異而且頗有共同語言，所以我們親切地稱呼他：老張。
中午，老張帶我們來到工廠內部的飯館吃飯，飯菜豐盛得有些出乎我們的意料，我和楊陽、齊思新不僅喝了幾瓶啤酒，還抽了幾根“萬寶路”，對此我們有些受寵若驚。
我問老張：“我們以後每天都到這兒吃飯嗎？”
老張嘴裏嚼着花生米説：“哪有這種好事，咱們以後都得去食堂吃飯，今天特別”。他指着窗外一間破陋的大房子説，“就那兒。”
窗外，一名女職工正把飯盒裏的飯菜倒入門口的大缸，一羣黑色的飛蟲被驚嚇得從缸中飛出。
下午，我們進行了實習分組，我和楊陽被分配到噴漆車間，齊思新被分到鍛壓車間。
我和楊陽呆在車間無事可做，決定去看看其他同學。我們剛走出噴漆車間，就看見齊思新正推着一輛滿載磚頭的小車艱難地從此經過，我們叫住他，問道：“你推磚幹什麼？”
齊思新指着鍛壓車間説：“那幫王八蛋在車間玩牌，叫我出來推磚，真他媽孫子！”
楊陽説：“你把車扔一邊兒，甭管他們！”
齊思新碼了碼即將滑落的磚頭説：“他們説推不完五車磚就不准我下班！”説完，大吼一聲，推起小車向前衝去。
晚上，齊思新累得腰痠背痛，早早地躺在牀上休息，並呻吟着説：“明天説什麼我也不去了！”
“為什麼？”我問。
齊思新説他在下班的時候看見又有一些滿載磚頭的卡車正源源不斷地駛進工廠。
第二天，齊思新果然沒有去工廠實習。一個星期後，同學中已經沒有人出現在工廠了。
這幾天的實習只有枯燥無味，大家整日坐在一間碩大的屋裏，從早晨開始等待中午下工鈴聲的響起，然後拿着飯盒衝向食堂，搶在那些工程師和工人師傅們前面買到午飯。吃過中午飯，大家趴在桌上或倚靠牆壁或站立着睡午覺，直到下班鈴聲響起，揹着書包迅速消失。
2
第二週的某天早晨，北京地區大風降温。我在甜蜜的夢鄉中被電話鈴聲吵醒，睜開眼睛看到齊思新正雙目炯炯有神地看着我，我裝出極睏倦的樣子叫他去接電話，他躺在牀上搖晃着腦袋説：“不去。”
我準備去接電話，可剛掀開被角，便感覺寒氣逼人，於是又裹緊棉被，躺在裏面期待齊思新熬不住或電話鈴聲自動消失。
這時，楊陽從上鋪探出腦袋，看見我倆睜着眼睛無動於衷地躺着，便説：“你們怎麼不接電話？”
沒有人理他，鈴聲還在繼續。
“操，我去接，你們真他媽懶！”楊陽憑藉自己整日引以為榮的腹肌，沒有用手支撐，便以平躺的姿勢坐起來，我在下鋪感受到從上面傳遞來的劇烈震顫。
“行了，還是我去接吧！我及時阻止了楊陽，因為他每次下牀之前也不看清楚下面的情況，伸腳就踩，好幾次他都是踩着我的臉完成下牀動作的，而他每次都會在落地平穩後笑着對我説：“哎呀，又沒看見。”我十分肯定楊陽的行為絕非無意，有一次，我知道他要下牀了，趕緊用手抱住腦袋，可是我的肚子卻成了他下牀的第一落腳點，當時我剛吃完一大碗麪條，正準備睡覺，這一踩險些釀成我的生命危險。事後楊陽説：“本來不想踩你肚子的，可你抱什麼腦袋呀！”所以，為了免遭空襲之苦，我還是主動去接電話，打電話的人也夠有耐性的，在我穿好鞋走到電話前的這段時間裏，鈴聲又響了不下十幾聲。
“喂，找誰？”這是我們接電話的通用方式，如果對方説要找某個同學，我們從聲音判斷出此人是學生家長的話，就會語氣平和地説：“您稍等。”然後把電話遞給要找的這個同學，再附上一句：“你老子。”如果要找的這個同學不在宿舍，我們就會在樓道里大喊：“某某，某某！”此時會有一個腦袋從某間宿舍的門口探出，問道：“幹嘛？”“電話！”“哦。”他會放下手裏的牌或一把瓜子，風風火火地跑出來接電話。如果在我們大喊了許久後這個同學依然沒有出現，我們就對電話裏的人説：“某某不在宿舍。”對方會感激地説：“謝謝你，喊那麼大聲，連我都聽見了，謝謝啦！”
然而這次電話那端卻傳來一個匪夷所思的聲音：“你是誰？”
我一時語塞，不知該如何回答。
幸好對方又説：“我是機牀廠的老張。”這才使我茅塞頓開。
接這個電話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原來機牀廠的員工們在中午排隊買飯的時候發現隊伍不再那麼混亂，這才意識到我們已有多日未到，而學校和機牀廠有言在先，除了安排我們進行生產實習外，還要保證我們的出勤，所以廠長要求我們無論有事與否都要出現在工廠。
第二天，我們不得不擠着公共汽車去往昌平。
3
學校周邊坐落着許多民房，那裏暫居着大量民工，他們每日早出晚歸，同我們一起擠公共汽車。民工們在車上遭受到許多北京婦女的白眼，被認為骯髒、野蠻、沒文化，在這裏我很願意為民工打抱不平，雖然他們也會在公共汽車上搶座位，但絕沒有那些潑辣的北京婦女搶得兇，民工們坐一會兒僅是為了緩解疲勞，還有許多繁重的工作在等待着他們去做。他們並不野蠻，不會像北京人那樣，因為一點小事兒而罵得不可開交，他們會同乖巧的小學生一樣，一動不動地坐在椅子上，雙手交叉，夾在兩腿之間，上半身微微彎曲，像個痛經的小姑娘。他們雙眼茫然地注視着窗外，看着車水馬龍的街道和一座座現代化建築。沒有他們，這些高樓大廈就不會拔地而起。如果有人把民工比喻作大糞的話，我就要把北京比喻成一塊貧瘠的土地，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
每日同我們擠公共汽車的還有白領女士，她們總是在上班規定時間的前幾分鐘才到站，下車後匆匆跑向地下通道或天橋，長髮迎風飛舞，高跟鞋走在水泥路面上發出清脆的聲響，皮包在她們的肩上或手中擺動，並不時地伸出手腕看一下時間，我想這些白領女性中的多數是為了多睡一會兒覺才如此狼狽的。
與白領麗人相比，我們的實習可算輕鬆許多，工程師和技術員們正忙於單位分房，無暇顧及我們，只是偶爾帶領我們去參觀一下車間的生產，然後便讓我們自由活動。我們對齒輪車間情有獨鍾，因為那裏有個女員工長相頗似鞏利，凡遇無事可做時，我們便會跑到那裏找她聊天。開始她對我們還很熱情，總是放下手中的活，同我們海闊天空地暢談，但當她因為生產的齒輪數量減少和質量不過關而被廠長扣罰獎金時，對我們便不再一如當初，無論何時去找她，她總是半陰着臉，一副愛搭不理的樣子，我們只得不去找她，呆坐在辦公室裏無所事事。有時，我們會買幾包煙，大家圍坐一桌，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直到屋裏瀰漫的煙霧使我們分辨不出彼此。
終於熬到中午，同學們迫不及待地拿着飯盒奔向食堂，午飯已成為我們一天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吃過午飯，我們會和工人們在操場上踢一會兒足球，他們採用的是全攻全守式粗獷型打法，我們慣用穩守反擊，經常以柔克剛。
在我們踢球的時候，工廠的廣播站會播放一些工人中間的文學愛好者寫的散文，播音員並不標準的普通話通過吊在樹上的大功率喇叭傳出來，響徹整座工廠。散文的內容經常會先以開門見山的形式描繪春天美景，然後由剛抽芽的柳條或明媚的陽光聯想到工廠自身的發展，繼而昇華到祖國正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下蓬勃發展，全國上下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每當一篇散文讀到畫龍點睛之處時，我們便會因為提不起精神而被對手灌入一球。
一個月的生產實習在百無聊賴中即將結束，校方規定我們在實習過程中做週記記錄，我們本以為老師只是説説而已，可在實習結束的前一天，老師卻要求每人必須交上五篇週記，否則按曠工處理，於是大家背起書包，紛紛奔赴教室補寫週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