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東]
她看着我，是那種我見慣了的吃驚，憤怒、撒嬌的眼神。我知道再過兩秒鐘她的眼淚就會奪眶而出，然後她就會轉身朝樓下跑，我將在二樓三樓的交界處，也就是從樓道的窗子裏看得見那棵柳樹的地方追上她，她照例會跟我掙扎一番，然後乖乖地抱緊我，聲音從我的胸口處發出：“你壞。”整個過程大致需要兩分鐘三十秒，比定時炸彈還準。
我追到了二樓三樓的交界處，還差一秒鐘我就抓得住她的胳膊了。這時候我停了下來，因為我想：要是我不追呢？我承認我煩了，我不是煩她，我是煩……不，坦率點的好，我是煩她，我厭倦了。我還記得她坐在籃球館裏的樣子。兩條麻花辮，藏藍色的揹帶裙，那麼安靜的小姑娘。怎麼現在就變得這麼神經質了呢？
她站在樓梯下面，吃驚的表情。然後她掉頭跑了。我轉身上樓，那是種奇怪的輕鬆。沒錯，我想要的就是輕鬆。那時候我太小，才十七歲，我是真的以為這世上存在一種讓人輕鬆的愛情，存在一種喜歡上你之後還能讓你輕鬆的女孩。
我回到教室，呆呆地坐着。回過神時才知道我原來一直看着她的課桌發愣。偏偏這時候那個陰魂不散的周雷又笑嘻嘻地衝我走過來——白痴，我惡狠狠地想，要不是因為他今天我們也不會吵這場架。他問我：“江東，天楊去哪了？”這問題問得我心裏一陣驚慌。我説我不知道。他説你不知道誰會知道呢？我他媽想跳起來揍他，但是我沒有正當理由。我不知道我已經開始為天楊擔心了，我對自己説她馬上就要回來了。我無數次地看着門口，教室裏人越來越多了，可進來的全是閒雜人等。預備鈴響了，老天保佑老唐別進來查人數，那天楊可就慘了。天楊，好吧，要是你現在出現我會道歉的，放學後請你去吃牛肉麪，我是説“請”，這次不用ＡＡ，你想再加個冰激凌也行。鈴聲又響了一遍，這節是英語。還好，天楊可是英語老師的寶貝，就算她晚一會兒再進來也沒什麼。可是整整一節課，四十五分鐘，兩千七百秒，天楊你再不出現我會以為你被汽車撞死了。
下課了，整層樓又喧鬧了起來。我往教室外走的時候經過講台，英語老師像想起來什麼似的一邊收教案一邊問我：“江東，宋天楊今天怎麼沒來？”周圍一陣鬨笑，我硬着頭皮説：“可能病了吧？”怎麼誰都來問我宋天楊去哪了，我也想知道我他媽問誰去？
“至於嗎——？”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是張宇良，我聞都聞得出來這個傢伙的氣息。和全體道貌岸然的傢伙們的氣息一樣。我轉過臉，撞上他的眼睛，那豺狗一樣的眼神隱藏在文質彬彬的眼睛後面，我奇怪那些為了他神魂顛倒的小女生們竟看不出來。“哥們兒，至於嗎？”他望着我笑了，“我一節課都盯着你呢。不就是一個宋天楊嗎？我看她傻乎乎的，我給你介紹個更漂亮的，怎麼樣？初三有個小丫頭這兩天正追着我呢，挺正點的。你要是喜歡就塞給你了。”我説去你媽的老子不像你一樣來者不拒。然後丟下大笑的他跑下了樓梯。一邊跑一邊在心裏詛咒他。
操場上空無一人，揚着沙。遠方的天在呼嘯。沙塵暴來了。國旗被撕扯着，一抹猩紅。除了籃球館，她還能在哪呢？
兩條麻花辮，藏藍色的揹帶裙。她坐在看台上一排又一排橙色的椅子中央。乖乖地看着籃球寂寞地砸在地上……那一瞬間我發現，她原來還是那個安靜的小姑娘——如果你只是遠遠地看她。我朝她走過去，她故意把頭一偏，臉衝着籃球架。
“回去吧。”我説。
我的這句話自然是説給了空氣。
“天楊，”我叫她，“對不起。”
她終於轉過臉，“你討厭。”我説：“是，我討厭。”然後又加了一句，“放學後，咱們去吃牛肉麪。”她轉了轉眼珠，笑了，“這可是你説的。”我握住她的手，帶着她從看台上下來，她的手很小，軟軟的像塊水果軟糖。一個籃球砸在我們面前，我習慣性地把它傳給衝我們跑來的體育老師。“謝了！”他元氣十足地喊着。突然停下來，因為看見了天楊。
“江東，”他笑着，“你小子最好還是收斂點，要是一出門就碰上唐主任我看你怎麼説……”
“我下課時間進籃球館也犯法？”我喊回去。
“江東，不是……”天楊的臉紅了。我這才明白原來我一直拉着她的手。多虧了體育老師提醒我，他是我哥們兒。估計全校上下只有我和他兩個人討厭張宇良。
風在我們上方的上方的上方，聲嘶力竭地呼喚。目力所及，五米之外的景物全被黃沙遮着，那是一種在我們的理解範圍之外的力量。天楊縮了縮她的小腦袋。“要不咱們等風小一點再走？”我問她。“不用。”她説，“待會上樓去洗臉就行了。”然後我們拉着手，向着我們已經看不見的教學樓的方向，跑進了風裏。“快跑！”她的聲音簡直是快樂的。沙粒打在臉上，呼吸間全是塵土的味道。我們跑，拉着手——這是我們此時感知彼此存在的唯一方式。但我們是安全的，不擔心會碰上老唐，不擔心那些人工製造的危險。像水手上岸一樣，我們終於跑進了樓裏。也像水手上岸一樣，一種巨大而粗糙的艱難暫時結束，另一種細緻而齷齪的艱難是必須面對的。
我們回到教室裏面，頭髮上都滴着剛才在盥洗室裏狂衝一氣的水珠。迎面碰上張宇良，他很“陽光”地一笑，“江東，一會兒下了第二節課是我們學生會的例會，訓練的時候別忘了幫我請假。”我沒理他，他又以一貫的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微笑跟天楊打招呼，“天楊，你上次要的張國榮的專輯我帶來了，就放在你桌上。”
“謝謝。”天楊開心地笑着，然後轉向我，“張宇良人真好，是吧？”
“離他遠點。”我説，“他不是什麼好東西。”
“你這個人總是這樣，”她認真的樣子很可愛，“你就是太自信了，江東。”
我沒答話。她愛怎麼説就怎麼説吧，我可懶得再惹她。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對她的同桌説：“莉莉，一會歷史課的時候，你可不可以——”那女生一抬頭看見了我，“可以可以，有什麼不可以的。”説着她就把她的書本抱起來，往我的課桌邊走來。在這裏我得解釋一句，上高中的時候我們班有條“不成文法”，在非班主任老師的課上，座位是可以換的。尤其是像歷史、地理、音樂等好脾氣任課老師的課上，你可以看得到壯觀的“大遷徙”。如果你夠無聊，在這“遷徙”中便可洞察無數奧妙。比方説哪個男生最近正在追哪個女生，他就極有可能在一節生物課上坐到她旁邊去，另一方面，這種非正式的座位變更往往是某對新情侶將戀愛的事實昭告全班的方式。我和天楊就是這樣。去年，某節歷史課上我坐到了她旁邊，整整四十五分鐘我們接收到各種各樣的眼神，主要是因為我們之前的保密工作做得不是一般的好。下課起立老師再見以後教室一片譁然。再比如你很容易地看到某節政治課上兩個平時的好朋友坐在一起。女生居多，那多半是因為其中的一個遇到了感情挫折，等不及放學就來傾訴。當然這傾訴與安慰多半用紙和筆進行——我們是ＮＯ．１的重點中學，課堂秩序還是要維持的。
歷史老師走上講台，“不用‘起立’了。你們專心一點，上課的時候少換點座位就比什麼都強。”大家鬨笑。這時候，天楊的左手在桌子下面握住了我的右手，她的手指和我的手指纏繞在一起，我有點不安。我已經聽見後排有人竊笑了，可是她像沒事一樣，用剩下的一隻手託着腮作認真思考狀，眼光緊隨着歷史老師的板書。她專心的時候眼睛發亮——我估計歷史老師已經感動死了，尤其是在一節課過半，教室裏越來越亂的時候。風颳了過來，玻璃上滾過一種沉悶的聲音。
“各位，”歷史老師放下了粉筆，“看看窗户外面。”
窗户外面一片黃沙。那些柳樹在塵埃中被撕扯着，我們只看到些狂放的輪廓。歷史老師説：“看看，好好看看，你們想不想離開這個鬼地方？想不想到外面去上大學？想不想知道沒有沙塵暴的春天是什麼樣的？要是想，就認真一點兒聽課。你們，你們是最好的學校的學生，對你們來説離開這兒不是空想，我看這個城市裏也只有你們有這個運氣。你們不要不珍惜，九月份就要升高三了……”大家又是笑。我聽見周雷那個白痴笑得最響。
然後，我醒了。温哥華時間上午七點。
我夢見了我的高中。某個異常清晰的片斷。我相信高中三年的某一天中這個片斷一定分毫不差地上演過。手指上還殘存着天楊手掌的温度和觸覺。窗外天很藍，是清晨獨有的脆弱的陽光。
天楊。我最近總是夢見她。因為從高中畢業後就沒再見面的關係，在我的夢裏她永遠是一副高中生的模樣。我不知道她現在在什麼地方，在做什麼，我甚至在從某個有她的夢裏清醒時會突然想：要是有一天，我和她突然在街上相遇，我能不能馬上認出她？
我很艱難地爬起來，沒吵醒安妮。淋浴，早餐，然後輕輕走出去搭電梯，下到地下停車場。我的二手ＴＯＹＯＴＡ像情人一樣在曖昧的燈光裏看着我。我總覺得在地下停車場裏，汽車們聚集在一起，你會發現其實這些車都是有生命的，每一輛都有不同的表情。就像我們高中時的自行車棚一樣。不過那時候，自行車棚還有另外的用途，我和天楊曾經在自行車棚的最深處第一次接吻。那回我們一不小心弄倒了整整一排自行車，它們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和諧有序地傾倒，金屬撞擊的聲音美妙絕倫——引起守門老爺爺的一聲怒吼。
我發動了我的車，它和我一樣沒睡夠。我把廣播打開，調到華文電台，居然是紀念張國榮逝世一週年的特輯。都是些跟我歲數差不多的歌。
“愛情它是個難題，讓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許可以忘了你卻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離去，你始終在我心裏……”
老實説，我還根本沒習慣張國榮死了這個事實，但是已經一年過去了。我並不十分喜歡張國榮，但是天楊喜歡，或者説迷戀。高二時候我們四個人：我、天楊、肖強、方可寒，我們天天窩在肖強開的那家小音像店裏看片。因為天楊的關係，《霸王別姬》我們少説也看過十遍。第一次看《霸王別姬》，程蝶衣自刎時掉眼淚的居然是肖強這個爺們兒，我都不好意思嘲笑他。天楊滿足地嘆了口氣，“這就對了。”我問她什麼叫“這就對了”，她答非所問地説：“《活着》裏面的葛優和鞏俐就是都該活着，但程蝶衣不行。”至今我也沒能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遇上紅燈了，我換擋，減速。真不想去上班。我的上司，那個百分之百的香蕉人總令我聯想起張宇良。他俯下身子看我的電腦屏幕的時候，我就想起張宇良把他的脖子歪成一個卑微的角度看着我，驚訝地説：“你不是開玩笑吧江東，你和宋天楊從來沒上過牀？別他媽的裝純情了……”
張宇良讓我噁心，我的上司也一樣。
不過總的説來，生活算是令人滿意的。温哥華是個秀麗的城市。乾淨，親切。如果一個人在這裏出生併成長那是有福了——一輩子，鄉愁都是一首輕快的巴羅克音樂，或者是藍調。不像我，想起故鄉，腦子裏只有狂風起勁地呼嘯。一想到我和安妮未來的孩子會擁有一個精緻一些的鄉愁，我的心情就愉快起來。要知道你出生併成長的地方直接影響你靈魂的質感和成分。
快要到公司了。來，深呼吸一下，八個小時，其實過得很快。只有張國榮的聲音還是一如既往的悠長，他是用不着再和“時間”這東西較勁了。
“不要問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
天楊曾經説過，這兩句，就這兩句，是張國榮的絕唱。她真的説對了。
[肖強]
最近，幾乎所有的音樂電台都推出紀念張國榮逝世一週年的特輯。當然，跟去年他剛死的時候比，聲勢是小多了。我不知道再過些年，是否會有電台推出紀念張國榮辭世十週年的節目——十年，大概是不會了吧。那時流行歌曲的主要消費者都不會再知道張國榮是誰。
“師傅，去國貿商城。”
我不得不暫停我的張國榮，按下另一個按鈕：
“乘客您好，歡迎您乘坐某某某公司出租汽車，叫車電話：。”
我是個出租車司機。這個城市就是我的辦公室。我熟悉她的每一條街巷就像一個醫生熟悉人體的每一根血管。我不是那種愛和乘客聊天的出租車司機，我更喜歡聽他們説話。從他們的談話片斷裏判斷他們正在聊的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是我的專長。當然我也有判斷失誤的時候，比方説有一次，我拉了一個女大學生。眉清目秀的乾淨女孩，穿着普通的牛仔褲，梳馬尾辮。她的目的地是紅玫瑰歌城，我想一定是她有同學過生日什麼的。她在車上給她聽上去是在外地實習的男朋友打電話，甜蜜了半天，又説剛剛從做家教的那家人家出來，又埋怨那個小孩的腦子硬得像花崗岩。我還微笑了一下，碰上一個未經世事生活幸福的小姑娘總是件高興的事。到了門口，一個滿臉焦急的三陪小姐朝我的車走過來，我還以為我又可以拉一筆活，沒想到她拉開車門朝裏面嚷：“你怎麼回事？王經理都發脾氣了。”“我有什麼辦法？”這女學生的聲音還是嫩嫩的，“輔導員今天硬摁着我們幾個寫入黨申請書，誰請假都不行……”
她付錢下車的時候我看見她肩上巨大的牛仔包，我想那裏面應該裝着她的“行頭”和化妝品吧？我不是沒有見過做小姐的女大學生，但是這個——我只能説她的人格已經分裂到一定境界。一般情況下，如果那些乘客在電話裏説謊的話，他或許騙得了電話那頭的人，但騙不過我。這次，我碰上了高手。
希區柯克説過：世界上的人只有兩種，一種是偷窺者，一種是被偷窺者。這女孩嘲弄了我作為一個偷窺者隱蔽的自尊心。不過我倒是希望我能多碰上幾個這樣的乘客，這有助於提高我的判斷力。正如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一樣，判斷力是我們偷窺者的本錢。
天楊曾經説過：“肖強，我覺得你像王家衞電影裏的人物。”這話説得我心裏一驚：這小丫頭。那是一九九五年，天楊和江東上高二，我當時還是他們中學門口的音像店的小掌櫃。天楊第一次走進我店裏來的時候，兩條麻花辮垂在胸前，藏藍色的揹帶裙和白色的短袖襯衫。那是她們的校服，可是很少能有女孩子穿出那種乾淨的味道。她抬起頭衝我一笑，“老闆，有《阿飛正傳》嗎？”她毫無遮攔地看着我的眼睛。“有。”我拿出來給她，“好幾年前的片子了，你沒看過？”“看過，”她笑笑，“看過好幾次了。我喜歡張國榮。”
她舒展地微笑着。仔細看，她談不上漂亮。但她的潔淨是從裏到外散發出來的。
那時候她十六歲，十六歲的她肯定不會想到，她二十五歲那年，張國榮就已經不在了。
那時候我十九歲半，那時的我也沒想到，二十八歲的我會變成一個ＴａｘｉＤｒｉｖｅｒ。可是遠沒有西科塞斯的ＴａｘｉＤｒｉｖｅｒ那麼有血性。最多隻能像王家衞關錦鵬電影裏的人物一樣，躲在暗處以洞察力為樂。説真的，有時這令我自己感到羞恥。不過我很會自我安慰，現如今這世上還剩得下幾個有血性的人了？就連西科塞斯自己，也在榮華富貴歌舞昇平裏墮落到了《紐約黑幫》的地步。
你看出來了吧？我是一個影迷。我初二就學古惑仔砍人，為此進過工讀學校。後來老媽把全部積蓄拿出來，又東挪西借地才幫我盤下那個小店。因為從此有了看不完的電影我也不再出去混。再後來我把店賣掉，用這幾年的錢買下我的綠色捷達。十幾年，幾句話也就説完了。
有時我的乘客中會有一兩個昔日的顧客。那所紅色花崗岩學校的學生。他們已不再認得出我。有時我的車會經過那所紅色花崗岩學校，校門口的學生依舊熙熙攘攘，打架的，嬉笑的，談戀愛的，跟那些年一模一樣。他們依然會三三兩兩走到我的音像店裏——不，現在那兒已經變成一家蛋糕店了。這時候我就會想起天楊，想起江東，想起我們一起喝着啤酒看《霸王別姬》，想起那些他倆從晚自習的教室裏溜出來找我的夏夜——路燈把銀杏樹的葉子映得碧綠，綠成了一種液體。我這麼説的時候江東笑着打斷我，“那叫‘青翠欲滴’，還‘一種液體’，説得那麼曖昧。我看是你教育受得太少了。”天楊和方可寒於是大笑，女孩子的笑聲迴盪在空空的街道上，好聽得很。
江東喜歡損我。不過我不介意，他是我哥們兒。第一次，他跟着天楊走進我店裏，天楊對我説：“老闆，這是我男朋友。”當時我想，這就對了。江東不是個英俊的男孩子。我跟他們學校的學生很熟，認識他們的四大俊男和四大美女。我説過了天楊也談不上多漂亮。可是他倆站在一起就像是一個電影鏡頭。沒錯，他倆身上都有一種不太屬於這個人間的東西。把他們放在行人如織的街道上，你不會覺得他們是“行人”中的一分子，而會覺得所有的行人，所有的噪音，包括天空都是他倆的背景。
很自然地，我和他們的友誼只能維持到他們畢業。他們上大學之後，他們的學弟妹裏又有幾個會成為我的哥們兒，無論如何，我只能做他們高中時代的朋友。
上一次見到江東是前年。他打開車門坐進後座，“去北明中學。”北明就是那座紅色花崗岩學校。我於是回頭看了這乘客一眼。他愣了，“肖強。”我説：“江東。”
他是個大人了，西裝革履，一副上班族的模樣。臉上有了風塵氣，不過不是那種猥瑣的風塵氣。我相信他走到街上的樣子依然和眾人不盡相同。他笑笑，“肖強，有空嗎？咱們喝酒去。”我説下次吧我還得開車。他説對對對我糊塗了。然後我按下了計價器。
我問：“你是回來看你爸媽？”他的家就在北明中學裏面，他老爸是那所跩得要命的學校的校長。
他説：“對。我就要移民去加拿大了。回來再陪他們過一個年。”
我笑，“別説得這麼不吉利。”
他也笑。他付錢下車的時候我對他説：“你保重。”他説：“你也一樣。”
然後我就順着路開到了五百米外的河堤上。這城市有一條河。這些年我最高興的事情便是人們終於治理了這條河。曾經，説它是河簡直太給它面子了——臭水溝還差不多。早已斷流不説，還被兩岸的工廠污染得一塌糊塗。還是天楊形容得到位，那年她在一篇作文裏寫到過這河：“它是黃河的支流，已經苟延殘喘了幾千年——我就不用‘女’字邊的‘她’了，沒有女人願意像它一樣。”我還是那句話：這小丫頭。
我已有很多年沒再見這小丫頭。她去上海讀的大學，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留在了那裏，或者像江東一樣已經出國。北明中學裏的小孩們的人生大都如此：奮鬥，是為了遠離。從小被誇獎被讚美被嫉妒被羨慕被鼓勵，是因為他們比起別人，更有遠離的可能。我倒是很希望天楊看看這條河現在的樣子——配得上“女”字邊了。他們花了大價錢把這河的血液換了一遍，引的是水庫的水，所以這河現在可以豐沛自如地流淌，岸邊的工廠和居民區已經全部拆除，河岸上的沙都是專門從遠方運來的。不過搞笑的是，這條河治好之後的兩個月間，來這兒自殺的人數也比以往多出去幾倍——這就是浪漫這東西操蛋的地方。
每次來到河堤上，我就會想起方可寒。
方可寒很美，美得讓人心慌。她不是小家碧玉小鳥依人的模樣，那樣的女孩再漂亮也不能用“美”形容。方可寒是個公主，永遠昂着頭，不需要任何王子來鍍金的公主。只不過，這公主價錢倒不貴，五十塊錢就可以跟她睡一次。北明中學裏有不少男生都是她的客人。交易通常在學校的地下室進行，有時是頂樓那間形同虛設的“天文觀測室”，或者籃球館的更衣間——總之，那些神不知鬼不覺的地方。
這當然是個秘密。在這個秘密被揭穿之後方可寒自然是被開除。用江東的話説：“你沒見我爸那張臉——”因為他們怎麼也沒想到這個年年考前十名的女孩會是這麼個賤貨。所以説，能考進北明中學的人都不是等閒之輩。
那一年，我才十九歲半。從那些天天來我店裏找Ａ片的男生嘴裏，我聽説了方可寒。他們尊稱她“可寒姐”，有時叫她妖精。
我從小店的窗户裏，經常看見她。夕陽西下時，她總是在人都差不多走光之後才會出來。她也和這所學校的其他女生一樣，穿白色短袖衫和藏藍色揹帶裙。可是她從不梳辮子，她讓她的頭髮鬆散地垂下來搭在肩頭。他們學校不許女生穿高跟鞋，於是她就穿鬆糕鞋，校規永遠跟不上時尚的變化。她的藏藍色揹帶裙的腰間別着一個玫瑰紅的小呼機。她就這樣招搖地走出來，往往是走到我的店門口就會停下，從書包裏拿出她的煙盒和打火機，點上之後轉過身，衝着那紅色花崗岩的校門深深地噴一口。她轉身的時候，終於看清她的臉——有一秒鐘，我無法呼吸。
終於有一天，我鼓足了勇氣，在她點煙的時候走出去。站在她身旁，努力裝出一副老油條的語氣，“多少錢？”
她看看我，吐出一口煙，“一百五。”
我傻瓜似的問：“不是五十嗎？”
她眯起眼睛笑了，“五十是學生價，你又不是學生。”
後來，那天傍晚，在我店裏那間陰暗的小隔間——通常那是用來放Ａ片和打口磁帶的地方，我告別了我的處男時代。
一開始的時候她就問我：“是第一次吧？”
在電影裏我們常常看得到這樣的畫面：一個放蕩女人妖冶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把身邊的純情少男窘得鼻尖冒汗。但方可寒不是這樣。她的動作很温暖，像個大姐姐，甚至母親。那些色情電影從來都沒告訴過我，原來做愛是一件寬容的事情。
後來我問她：“你都考進北明瞭，為什麼還幹這個？”
她笑，“服務業需要高素質人才，對不對？”
我又説：“你真漂亮。”
她説：“我知道。”
走的時候她留下了她的呼機號，“從下次開始，一百塊就行。優待你了。”
我有個習慣，喜歡晚上待在不開燈的房間裏。但我從來不好意思跟別人提起這個怪癖，只説過一次，就是跟方可寒。
我告訴她我的秘密。忘了那是在什麼背景之下。我只記得那個時候她把煙從我的嘴上拿下來，深深地吸一口，然後重新把它夾到我的手指間。她專注地凝視那半支煙的表情讓我覺得她根本沒在聽我説話。她最嫵媚的時候就是她看上去什麼都不在乎的時候。
我出生的時候是個盲童。六歲那年才跟着媽媽到北京做了角膜移植。也就是説，我從六歲才開始慢慢學習很多別人嬰兒時代就明白的東西。在那之前，我的世界就是現在這樣，是個關了燈的房間，一片黑暗。當然黑暗這個詞是後來學的，當時我不知道那叫黑暗，我以為那是一種根本用不着命名，用不着考慮，用不着懷疑的自然而然的東西。當我克服了最初對光的眩暈後，終於看清這個世界。我恐懼地望着面前那個喜極而泣的女人，從她哽咽的聲音裏判斷出她就是媽媽。我一開始無論如何也理解不了為什麼都是“媽媽”，我的媽媽和鄰牀小朋友的媽媽長得一點也不一樣。諸如此類的事情數不勝數，童年可以由兩個字總結：驚訝。
其實那副眼角膜一直沒能成功地移植到我的靈魂裏去。所以我像懷念故鄉一樣懷念被人們稱作是黑暗的東西。剛剛能看見的時候，這世上只有一樣東西引起過我的好感。但我卻也並不想知道它的名字。——我們盲人不在乎“名字”這玩意兒。那樣東西讓我想起有一次我媽媽用剛剛洗過衣服的手抱起我，她的手很冰。是種讓我心頭一凜的温暖。那樣東西還讓我想起電影院裏的聲音——媽媽帶我去過電影院，她伴着對白小聲地給我講那些畫面。電影院裏的聲音，就是一片充滿了這“黑暗”的浪濤。那些聲音很有力量，卻不是蠻橫無理。我囉嗦了這麼一大堆，後來才知道，那樣讓剛剛獲得視覺的我喜歡的東西説穿了就是兩個字：紅色。如果我一直看不見的話，我無論如何也不能跟它相遇。
第一次看見方可寒的時候，我就想起了我第一次看見的，還不知道它叫什麼的“紅色”。她乖戾地用手指掃着我的臉，但是她的身體，温暖得像是一個黑暗的子宮。高xdx潮來臨的時刻我聽見自己的血液在身體這個荒蕪的海灘上喧響的聲音，我想：紅色。
[天楊]
四月，沙塵暴的季節。
周雷終於回他父母家了，他編出來一個絕妙的理由，他説他辭職是為了準備考研。於是，他天真的爸媽用好飯好菜把他軟禁在家裏唸書。一天他打來電話，“我正潛心研讀《金瓶梅》呢。”
“不如你就弄假成真吧。”我説，“認認真真準備準備，萬一真能考上呢。反正你大學也是混下來的，再學點東西沒什麼不好。”
“就是，”他接口，“還能名正言順地讓家裏再多養我兩年。”
“我是説讀研能提高你的修養，你怎麼老是這麼庸俗？”
“太崇高的目的不會真正產生動力呀小姐！”他怪叫，“要不這樣吧，你答應我，要是我真能考上的話就嫁給我，這不庸俗吧？”
我對着手機一字一字地説：“你去死吧。”
午飯時間結束。我和楊佩懶洋洋地從醫院的花園裏往病房走。今天有記者來採訪。我已經聽見那個女主持人捏着嗓子作温柔悲憫狀了。“你聽聽，”我對楊佩説，“你還老説我‘矯揉造作’，這算什麼？”她不以為然地啐了一口，“真不知道這些人怎麼想的。就不能讓孩子們清淨幾天。”
走進病房就看見袁亮亮那個寶貝滿面凝重地手持麥克風，對着鏡頭一臉真摯，“我想感謝所有關心我的人們，我會一直充滿信心地等待康復的那一天。生活是美好的，我們都該滿懷希望……”那個塗着淡藍色眼影的女主持人驚訝地瞪大眼睛，“你説得太好了！”而龍威在一邊笑得直翻白眼。
攝像機鏡頭像機關槍一樣掃過病房中每一張臉，皮皮的媽媽，那個看上去總是很緊張的女人侷促地站了起來。“您坐着吧！”楊佩説，“他們就是拍一下，不礙事的。”倒是皮皮認認真真地盯着鏡頭，女主持人彎下腰，“小朋友，阿姨問你個問題好嗎？”“行。”皮皮面無表情地回答。“你想不想回到學校？想不想你的老師和同學呀？”皮皮把眼光移向窗外，不屑於回答這種弱智問題。倒是臨牀的那個金魚眼小姑娘乖巧地回答：“想。”女主持人眼睛一亮，把麥克風移到她嘴邊，“小朋友，你幾歲了？”她媽媽在一旁笑，“她四歲，根本還沒上學呢。”
皮皮的眼睛一直盯着窗外。沙塵暴來了。一陣風，模糊混淆了所有的風景。一片黃沙之中，只看見窗前的柳樹被撕扯成一個又一個的舞蹈動作。沙塵暴中的柳樹就像街頭流鶯，又嫵媚，又下賤，又堅韌。
一個星期以後，皮皮死了。
後來我在電視上看到這個節目，他們居然給了皮皮一個特寫，避開了沙塵暴的畫面，專拍他凝視的表情，話外音響起：“讓我們記住這個孩子渴望的眼神吧。”“渴望？”我沒看出來，要知道他正看着的可是沙塵暴。熒屏上的皮皮讓我想起我小時候，那時我也常常在沙塵暴來臨時把鼻尖緊緊貼在窗玻璃上，尖厲的呼嘯聲從我的五臟六腑長驅直入——那是我，一個生長在城市裏的孩子對大自然唯一的敬畏。
然後我想起上高中的時候，很多春天的下午，我都在課堂上偷看小説。《老人與海》就是在一節窗外颳着沙塵暴的歷史課上看完的。老人微微一笑，自言自語：“水母，你這婊子。”這一句話扼住了我的呼吸。遠方的天被風劃開了一道長長的傷口。呼嘯聲很深，來自滲血的大氣層。後來我想，《老人與海》之所以能感動我，也許因為裏面描繪的是我所熟悉的大自然的怒容，以及深愛這怒容的人。相反，像《傲慢與偏見》，或《少年維特之煩惱》這些小説我從來無動於衷，恐怕是因為我不熟悉那些歐洲田園——大自然和顏悦色的樣子。但當時我來不及想這麼多，在巨大的感動面前手足無措，下意識地抓住身邊江東的手指。
“天楊，”他在我耳邊小聲説，“放開。我不能記筆記了。”
江東。想想看我們已經七年沒見面。我只是在去年同學聚會的時候聽説他去了加拿大。
這些年，我很少想起江東。那個時候我像所有因初戀而變得矯情的女孩一樣以為江東會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人。事實證明了我的愛情是多麼經不起考驗，儘管這令人泄氣，但周雷有句名言：“一個人不可能在二十五歲還忘不了十五歲那年的情人，除非他十年來沒進化過。”這麼説我算是進化得不壞。
十五歲那年，新年的時候，我送給江東一張賀卡，裏面寫着：江東，我喜歡你。然後大方地落款：宋天楊。他也一樣大方地在那天放學後走到我課桌前，説：我在頂樓等你。所謂頂樓，就是指那間形同虛設的天文觀測室。那可是當時戀人們約會的聖地。然後第二天的歷史課，他就理所當然地坐在我旁邊。
就像大多數從小到大都考第一名的小孩成熟得比較晚一樣，一段戀情開始得太過順利的話，日後就必須接受更多措手不及的折磨。一個星期後我們就開始吵架，為了躲過教導主任以及老師們的眼睛，爭吵往往在學校裏一些莫名其妙的角落裏進行，有一次正趕上放學，他在自行車棚裏衝我大喊，叫我滾，引得所有車棚裏喧鬧的同學側目。我也大聲地對他吼：“江東你會後悔的！”真可惜他的名字不是三個字的，如果是三個字的話這句話吼出來會更抑揚頓挫一些。然後我掉頭跑了出去。我知道他會來追我。
迎面，撞上了方可寒美麗而嘲諷的眼睛。我知道她在想什麼，她覺得我和江東就像是小孩玩過家家。那當然，我哪有她老練呢？萬人睡的婊子。
那時候跟他吵架多半是因為周雷。他覺得我既然已經跟他在一起就不該總是和周雷走得那麼近，我告訴他我跟周雷幾乎是一起長大的，我不能因為有了男朋友就不要自己的好朋友了；他説我總是跟周雷打打鬧鬧的讓他在籃球隊的哥們兒面前很沒面子，我説你就知道你的哥們兒你的面子一點不考慮我的感受，他於是説我自私任性，我就説他獨裁專制不尊重我人權。最後的結局總是我扭頭就跑他再趕緊追，然後擦擦眼淚手拉手去吃牛肉麪。——不是過家家又是什麼？
這麼想着我就笑了。只是那時候做夢也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把這些當成個笑話。奶奶在外面敲我的門，“天楊，沒睡呢吧？”
“還沒。”我説。
“我是忘了，”奶奶進來坐在我牀沿上，“你這個星期天值不值班？”
“不。”我回答，“這星期週六週日都沒事。”
“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奶奶笑笑，“我是想，這個週末你跟我出去逛逛街，咱們得給你小弟弟買小被子小枕頭，還有衣服什麼的。也不知道這個孩子穿多大的衣服？我多少年沒買過童裝了。”
“問問我爸不就行了？”
“你爸才不會留心這些。再説他們法國的尺碼跟咱們也不一樣。”
“從現在起可有你和爺爺忙的了。”我笑道。
“誰説不是，”奶奶笑着搖搖頭，“不過也好，來個小傢伙，熱鬧。”
“乾脆就把他留下吧，別送他回去了，給你們解悶。不過中國小孩作業太多了，苦了他。”
“可別留下他，要是將來再加上你的孩子，我跟你爺爺可弄不過來。”
“我，”我誇張地説，“還早呢。”
“不早了，天楊，我看周雷那個孩子這麼多年對你真的不錯，而且這孩子長得也是大大方方的，人善，家境……他爸不是什麼研究所的？好，這種人家斯文——要是這次真考上研究生就更好了……”奶奶一如既往地陷入幻想中。我大學畢業以來她就把跟我説過話的每個男人都如此這般盤點一遍，似乎綜合測評指數是周雷的最高。
“奶奶——”我拉長了聲音，“不早了，您也早點歇着吧。”
奶奶出去了之後我就關上了燈。順便打開廣播：音樂節目，四月一號，ＤＪ祝大家愚人節快樂，然後是紀念張國榮逝世一週年的特輯——怎麼已經一年了，都不覺得。
我是聽着情歌長大的孩子。我們都是。在我們認識愛情之前，早就有鋪天蓋地的情歌給我們描摹了一遍愛情百態。於是我們那代孩子中，大多數人的初戀都是照着他喜歡的情歌來談，高興的時候，難過的時候，嫉妒的時候，分手的時候——太多各式各樣的歌詞可以撿來概括自己的感情了，太多ＭＴＶ裏的鏡頭表情可供參考了：開心的時候就在流星雨下面跟他接吻吧，沒有流星雨精品店裏買來的一瓶幸運星也行，我是説如果你的零花錢夠用；單相思的時候就疊千紙鶴吧，雖然你沒有ＭＴＶ裏的女孩清純漂亮；傷心的時候就更方便了，多少情歌裏的主角是傷心的呀，你是願意在瓢潑大雨裏狂奔還是願意酗酒買醉都好，可惜這個時候你不能像ＭＴＶ裏一樣在街角剛好看到一個賣玫瑰花的小妹妹然後順理成章地觸景傷情放聲大哭。然後在每個人的記憶中，初戀就永遠以情歌的方式存在：動人的，纏綿的，而且還是押韻的。搞不好還貼着一個標籤：張學友、林憶蓮，或是張信哲，或是誰誰誰——我不大知道現在的孩子都聽誰的歌。
那麼，我自己呢？
如果我和江東的初戀真的也只有這般照貓畫虎地模仿的話，那就算遍體鱗傷也只能是個鬧劇。還好不是。我隱約覺得我跟他之間有種什麼東西。沒有任何一首情歌可以幫我概括它，解釋它，所以我不能正確地把它表達出來，只好聽之任之，於是“它”也就靜靜地潛伏在我身體的黑夜，血管的叢林裏。像只懼怕火光的小狼。姑且稱它為“小狼”吧，還挺親切的。
那時候我十五歲，一點經驗都沒有。
小的時候去平遙古城玩。小姑姑讓我坐在城牆上照相，我不敢，她説你只要別往下看就好了。那城牆是個環形，足有五層樓高，像口巨大的井。灰黑的石壁縫裏全是青苔，陽光幽幽地照到了深處。“井”底下居然還有人家。我對着鏡頭，努力不去想我只要輕輕朝後面一仰就可以粉身碎骨。
沒錯。就是這種感覺——那隻“小狼”。其實我那時怕的並不全是會掉下去，我怕的是自己一個一瞬間的念頭：我想掉下去。我一點也不想死，但我想掉下去。這念頭閃得太快，我都來不及把它翻譯成語言。你總是會害怕沒法變成語言的東西，因為它們比你強大，比你有生命力。
那小狼偶爾會推我一下，那時候我就莫名其妙地抓緊江東的胳膊。他皺皺眉頭，把耳機取下來，“還挺有勁兒的。”“弄疼你了？”我對自己的神經質覺得抱歉。“沒有。”他笑着拍拍我的頭，“冷嗎？要不咱們走吧。”我們是在公園的湖邊上，放學以後我們倆經常來這兒。有時候ｋｉｓｓ，有時候聊天，有時候連話也不講，只是坐着。
我的頭靠着他的肩膀，傍晚湖邊的人總是不大多，尤其是天冷的時候。我們不説一句話，一個小時，一個半小時……時間就以最原始的方法流逝着。那種絕對的寂靜就像春天的陽光那樣喚醒了我的小狼，我甚至感覺得到它稚嫩的殺氣。那時候我就很疼。並不是生理上的疼痛，這疼來自另外的地方，就像一場大雪一點一點覆蓋了我的五臟六腑，我不得不深呼吸一下，再一下，但它並沒有緩解，我反倒是更為真切地聽到了它的足音。我只好轉過頭去朝着江東，沒頭沒腦地説：“江東，咱們長大了以後，就結婚吧。”他只是笑，他説你又説什麼瘋話。我也覺得這話挺丟人的。然後我就輕輕地湊上去，親親他的臉。他嘆了口氣，“你呀。”
“再咬你一下可以嗎？”我在他耳朵邊小聲問。
“不行！”他很乾脆，“上次我洗臉的時候我媽就問怎麼胳膊上有個牙印，我只好説是我自己咬的。我媽還以為我瘋了呢。”
“那我這次輕點，保證不留牙印，可以了吧？”沒等他回答，我就使盡了全身力氣咬下去。
“靠！”他大叫，“你去死吧你，你自己剛説了要輕點的！”
對不起，江東，你不知道，那疼痛讓我束手無策。那時候我甚至沒意識到這疼痛因你而起，因為現實中並沒有發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周雷]
我和天楊從幼兒園小班一直到高三，做了十五年的同班同學。她小時候是個怪胎，很少跟人講話。只是愛看書，她的書我們別説看懂，就連裏面的字都認不全。我還記得那是小學五年級，正是班裏開始有人“搞對象”的時候。
我坐在她後面，上課的時候她一如既往地偷看她的書，突然她慢慢地仰起臉，我還以為她終於良心發現準備好好聽講了。可是老師放下了教鞭，“宋天楊你哪兒不舒服？”
“我……”她怯怯地説，“我肚子疼。”
“那就先去老師的辦公室倒點熱水喝吧，來，拿上你的水壺。”
她轉過身的時候我才看清，原來她一臉的淚。那些淚在她安靜的臉上暢快地滑行。鬼才相信她是肚子疼呢——當然還有那個天真的老師。我伸長了脖子朝她的課桌裏看，那本書——那本罪魁禍首叫《局外人》，作者是個外國人，叫加什麼，後面那個字筆畫太多了，不認識。
後來我才知道，他叫加繆，是天楊最喜歡的男人之一。
於是一個已經死了很多年的法國佬倒黴地成了一箇中國小學五年級學生的情敵。
是的，我喜歡天楊。要不是江東那個婊子養的半路殺出來，天楊一定是我的。要知道我已經快成功了，就差一點點。我已經變成她最好的朋友了，她和我無話不説；我甚至已經拿到她的初吻——那是初二的時候，在送她回家的路上她突然問我：“周雷，接吻到底是什麼滋味你知道嗎？”我説要不咱們試試，她説行那就試試，於是我們就試了。
她的嘴唇是甜的，有股新鮮水果的味道。
可是高一那年的某一天，她對我説：“周雷，跟你説件事，別跟別人説。”
我做夢也沒想到這件事居然是：
“我喜歡咱們班那個叫江東的……”她的臉紅了。
就像是日本漫畫一樣，我聽見我的心像張紙似的被撕開的聲音。
第一次吻她的那天，我滿臉通紅，放開她掉頭就跑。身後傳來她清脆的喊聲：“膽小鬼，又沒人看見，跑什麼呀。”我不回頭，跑到僻靜處，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氣，嘴唇上麻酥酥的，像過了一串細小的電流。我不知道這是唯一的一次。就像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考了第一名，拿獎品，被老爸誇，被那時還活着的奶奶叫“小狀元”，美得忘了自己姓什麼。可是那時我不知道，我這輩子只能考這一回第一名。
後來她就跟江東出雙入對了。有時甜蜜有時拌嘴還他媽挺像那麼回事，老師三番五次在班會上強調早戀問題她只當是説別人。她變了。雖然還是兩條搭在胸前的麻花辮，還是一件白色短袖衫加藏藍色揹帶裙，可是她的氣質，她的表情都不再是我的天楊——那個傻乎乎吵着要嫁給個死了的詩人的天楊不見了。她現在是江東的天楊。她臉上經常洋溢一種讓我恨得牙癢的寧靜，在這寧靜中她像個小婦人那樣微笑。天殺的江東。
體育館的木地板散發着清香，籃球一下一下寂寞地敲擊着它。天楊坐在一排排橙黃色的椅子中間，漫不經心地瞟了一眼孤獨的籃球架。我很裝蛋地擺着ｐｏｓｅ，投進去一個三分球，體育老師都説我好樣的，可那時她卻只衝着江東微笑。因為我投進去的三分球很廉價地砸了下來，被他搶了去。那時我真想掐死這個小婊子——沒錯，你就是小婊子，可你這個小婊子依然是我的夢想。
我的手機就在這時候響了，是天楊。
“你的《金瓶梅》告一段落了吧？明兒星期天，能出來嗎？”她問我。
“幹嗎？”
“不幹嗎。別緊張，我知道你沒錢請我吃飯，咱們出來喝杯咖啡，各付各的賬，行嗎？”
“怎麼今天這麼善良，想我了？”
“對，”她笑着，“想你了，滿意了吧？這個週末我好容易有兩天不用上班，我可不想在家裏悶着，全浪費了。”
我坐到她對面的時候，她説：“怎麼我們像是在談戀愛一樣？”
正説着，窗外又是一陣長長的呼嘯，這間咖啡館變成了一個船艙，窗外混沌一片。
“好久沒聽見沙塵暴的聲音了，你別説，還真有點想。”我説。
“我也是，我那個時候在上海上大學，春天就老是覺得少了點什麼。”
“我一直想問你，”我看着她的眼睛，“你畢業以後為什麼回來了？”
“也沒什麼為什麼，沒可能留在上海還不就回來了？”
“你知道咱們班當初的同學現在大部分都在外邊工作，有的讀研，還有出國的。我真沒聽説多少回來的。”
“咱們學校的人，”她笑笑，“眼睛都長在天靈蓋上。”
“你怎麼不去法國找你爸？”
“找他去做什麼？給他當保姆照顧那個小傢伙？又沒薪水拿。”她皺皺眉頭，“怎麼這間店的摩卡味道一點兒不正。”
“也真怪了。你就不嫌煩？這麼多年就在這麼個地方圈着。”
“搞不好還要圈一輩子呢。”她打斷我，“照你這麼説，這個城市兩百萬人全跳河去算了。”
“兩百萬人怎麼樣我不管，反正要是有人跟我説我一輩子就只能在這兒待着的話，我保證去跳河——或者向張國榮同學學習，跳樓也行。”
她大笑，“少東施效顰了，還是跳河吧！”
損我永遠是這小蹄子的樂趣，這點上她和江東一樣缺德。
“問你個問題行嗎？”我正色。
“問。”
“你和江東這麼多年，就真的一直沒聯絡過？”
“就知道你狗嘴吐不出象牙。”她笑着，“都多久以前的事兒了，聯絡不聯絡又有什麼區別。”
“那到底是聯絡了沒有呢？”
“沒有。他不是已經結婚了？我也是聽説。”
“是。”我冷笑，“‘嫁’到加拿大了。”
“別這麼説。”
“不然怎麼説，明擺着的，大家都説他和那個女孩才認識幾天就結婚，不是為了移民又是什麼？”
“也許人家是真的一見鍾情呢。”
“把他天真的，”我往我的冰咖啡里加了塊方糖，“你信一見鍾情這回事兒？”
“不信，可我相信有例外。”
“那也‘例外’不到他頭上。”我惡狠狠地下了結論，“再説，他怎麼偏偏就跟一個華裔加拿大籍的‘一見鍾情’，太巧了吧？哄誰呢，又不是羅馬假日。”
“周雷——”她嘆口氣，“不管怎麼説大家都是同學，你怎麼老是這麼恨他。”
“你還好意思問我？”我直直地盯着她。
她不看我，眼光轉到了窗外，一天一地的黃沙。她咬了咬嘴唇，説：“周雷。”
“別當真，説着玩的。”
該死。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總是關鍵時刻斯文掃地。要是讓馮湘蘭知道了今天這個場面又不知道該怎麼取笑我了。為了彌補這個尷尬，我主動轉移了話題，我們聊了很久，很盡興。我時不時地幽她一默，逗她笑笑。不知不覺，沙塵暴就過去了，外面天色漸漸暗下來。
“走吧，”她説，“要不然你媽又該説你就知道瘋，不知道用功。”
我苦笑，“又活回去了。”
我們一起走在步行街上，我送她去公車站，一路上很多人。空氣裏帶着些剛才的塵土氣，我們走到了步行街的盡頭。
這兒有棵唐槐，在步行街和馬路的交接處。一千多歲了，老成了精，樹幹粗得像個原始部落的圖騰。馬路上汽車悠長地劃過路面，幾個濃妝的三陪小姐説笑着從我們身邊經過，她們的目的地一定是街對面的紅玫瑰歌城。路燈打在唐槐四圍的欄杆上，隱約看見一個久遠的還是三位數的年份。那時候這個城市還年輕，還美麗，像三陪小姐一樣用熱辣辣的眼神打量着李世民起兵的西域寶馬。寶馬性感地仰天長嘯，輕蔑着隋煬帝綺麗又脆弱的江山。我真希望我也能對這個城市“跩”上一句：“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可惜我的這故鄉一點不爭氣，墮落得連性別都沒了——我也就沒了跟它調情的興致。
天楊説：“周雷，到這兒就可以了。”
我正在胡思亂想，一時沒聽清她説什麼。
她衝我笑笑，臉上一如既往的乾淨，不施脂粉，在夜空裏清澈着。
“咱們就再見吧。”她説，“再打電話給你。”
我抱緊了她，我吻她。我的雙臂把她箍得緊緊的，她像熔化了一樣放棄了掙扎。就是這麼一回事，天楊，別裝得什麼都不知道，你沒那麼無辜。我愛你，從咱們小的時候，從小學五年級起我就愛你。從你上課偷看《局外人》的時候我就愛你。從你像個小水蘿蔔一樣戳在教室的第一排，到你亭亭玉立地坐在學校的籃球館，我一直都在愛你。比起那個時候，我更愛的，是現在的這個長大了的你。天楊，天楊，你不能這樣對我。
我放開她的時候，她的頭髮亂了。嘴唇像綻放一般的紅。
“對不起。”我説。
她搖搖頭，“再見。”
她轉過身，踩着地上的燈光。
媽的，我今天丟人現眼到家了。
[天楊]
我站在公共汽車站牌那裏，發着抖。他還在對面，在唐槐下面，路燈旁邊，我越不想看他，他的身影就越是跳到我跟前。我不知道自己怎麼就這麼心慌得要命，來不及想。我知道他不會走，不看着我上車他是不會走的。可是我突然一點力氣都沒了，那路公車好像永遠也來不了。一輛出租車在我身邊停下，我幾乎是下意識地拉開了車門。那個陰魂不散的還站在那裏，我突然意識到自己正在落荒而逃。
“去哪兒？”司機問我。
我告訴他家裏的地址。
“你不認識我了？”他問。
我以為我碰上了一個劫色的。這時候他回過頭來，“天楊，好久不見。”
肖強。
我今天招誰惹誰了。皇曆上一定寫着呢：今日不宜出行。
“嗨，”我覺得我該表示一下驚喜，“真的好久不見。”
“我還以為你留在上海了呢。”
“沒有。”我説。
“你現在……”
“是護士。就在兒童醫院。”
“噢。白衣天使。”
我們都沉默了下來。沒人説話，車裏的廣播聲就格外地響。音樂節目，應該是“懷舊金曲”之類的，不然不會是羅大佑的破鑼嗓子在嘶吼：
“在這批判鬥爭的世界裏，每個人都要學習保護自己，讓我相信你的忠貞——愛人同志！”
我把頭靠在座椅上，閉上眼睛，他剛才説的話又在耳邊迴響起來：“天楊，我愛你。從小的時候起我就愛你，別裝得什麼都不知道，天楊你不能這樣對我。”
然後，我居然想起很多年前方可寒的話，“宋天楊，男人的話不能不信，但也別全信。明不明白？”她詭譎地笑笑，她身上永遠有股濃郁劣質香水的香味。
到了。我看了一眼計價器。
“不收錢，天楊。”
“那怎麼行？”
“行。”他堅持，“好不容易又見面，這次一定要算是我送你。下次，下次你就算是顧客，下次收錢，可以了吧？”
“謝謝。”我今天沒力氣跟人爭。
車燈就像一種審視的目光跟隨着我的背影。我走出去很遠了，才聽見汽車重新發動的聲音。我再一次落荒而逃。今天我可真是丟盔棄甲潰不成軍——我準備回去再查查字典，還有別的什麼用來形容人的狼狽相的成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