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講的故事，已經結束了三年。三年前的這個季節，姐姐離開了家。那是在秋天，我們從小長大的這條學院路落滿了梧桐葉。絹姨抬起頭，説：“今年的葉子落得真早。”十月的陽光鋪滿了絹姨的臉，她還是那麼漂亮。姐姐像以前那樣擁抱了我。姐姐説：“安琪，再見。”她露在藏藍色毛衣領口的鎖骨硌了一下我的胸口。
那天晚上我一如既往地失眠。火車在我們這個城市的邊緣寂靜地呼嘯着，比睡着的或睡不着的人們都更執著地潛入黑夜沒有氧氣也沒有方向的深處。我知道姐姐現在也沒有睡着，她一定穿着那件藏藍色的毛衣，半躺在列車的黑夜裏。長髮垂在她性感而蒼白的鎖骨上，那是一個應該會有故事發生的畫面。如果交給絹姨來拍，她會把姐姐變成一個不知道渥倫斯基會出現的安娜。注意角度就好，避開姐姐那張平淡甚至有點難看的臉。
絹姨一直都用她的職業習慣，裁剪着她的生活。那份她自己都沒覺察到的冷酷隱藏在她美麗的眼睛裏，我和姐姐不同，我有點怕她。所以我討厭用她的方式講故事，我不想給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找任何藉口。
我的手機響了。是絹姨。對不起我忘了告訴你們，我叫林安琪，十九歲，在一個離家很遠的城市念大學，藝術系，大二。絹姨前年春天去了巴黎，她夢想了很久的地方。
“安琪，我們上個禮拜到布列塔尼去拍大海，太棒了。”
“安琪，你的法語現在怎麼樣了？”
“安琪，畫畫一定要到法國來……”
每一次電話她都是這個程序：“我們”怎樣了，法國多麼好，等等。這個“我們”，指的是她和一個叫雅克的法國男人。他比她小十歲，是她的助手——工作室裏的和牀上的。她是一個閲盡風景的女人，像有些女人收集香水那樣收集生活中的奇遇。一直如此。
十年前的某一天，媽媽把她從北京帶回來。那一年，她二十二歲，和姐姐離家時一樣大。她也是瘦的。和姐姐一樣，領口露着蒼白而性感的鎖骨。可是姐姐的瘦是貧瘠，她的瘦是錯落有致。冬天正午的陽光下，她明媚地對我們一笑，那種和我們當時的生活無關的嫵媚讓九歲的我和十五歲的姐姐不知所措。媽媽安頓她睡下，然後像往常一樣走進廚房，水龍頭和油鍋的聲音一點都沒變，可是我知道從此有一樣障礙橫亙在我的生活中，儘管這障礙是一個千姿百態的園林——其實我對這個絹姨一無所知，只知道她是媽媽最小也最疼愛的妹妹。姐姐卻渾然不覺，她説：“天哪安琪，她像費雯麗。”
那天晚上姐姐照了很久的鏡子，然後輕輕地嘆一口氣，擰亮枱燈，攤開她厚厚的練習題。我蜷在棉被裏，看着燈光映亮姐姐的側影。長髮垂在沒有起伏的胸前，還有蒼白的手背。姐姐很辛苦，她的燈每天都會亮到凌晨。但她永遠只是第二名，她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贏不了那個把大部分時間都交給籃球的男孩。看着姐姐，我想起絹姨。絹姨是個大學生，在中國最棒的外語學院學法語，不過她因為自殺未遂讓學校勸退——自殺是因為那個不肯和自己的妻子離婚的老師。媽媽從不把我們當成小孩子，所以我知道了這個故事。我不明白為什麼有的人就可以活得這麼奢侈——同時擁有讓人目眩的美麗、一種那麼好聽的語言、過癮的戀情淒涼的結局之後還有大把的青春——連痛苦都扎着蝴蝶結。太妙了。可是我的姐姐，那本《代數題解》已經被她啃了一個月，依然那麼厚。
“安琪，你還沒睡着？”姐姐回過頭，衝着我笑了。燈光昏暗地映亮了她的一半臉，她的笑容因此奇怪而脆弱。那個時候的姐姐幾乎是美麗的。可是除了我，沒有誰見過她這種難得的温柔。她的脾氣壞得嚇人，我們倆這間小屋裏的每一樣東西都曾因為她毫無道理的憤怒遭過殃。
但是，往往是在深夜，她會從枱燈下抬起頭，看一看被子裏的我，笑笑。要是那些在背後嘲笑她的男孩子們見過她此時的表情，説不定他們中的某一個會突然想愛她。
姐姐迷戀絹姨。絹姨的美麗，絹姨温柔寧靜的語調和有點放蕩的大笑都讓她驚訝和讚歎。她喜歡跟絹姨聊天，喜歡看絹姨在暗房裏衝照片——那個時候絹姨成了一家藝術雜誌的攝影記者——喜歡聽絹姨講那些為了拍照而天南海北遊蕩的故事。絹姨就像是一個從天而降的理想，在我們這個貧乏的北方城市裏綻放着。我也喜歡絹姨，很喜歡。只不過我討厭她説：“安琪長大了一定是個漂亮姑娘。”因為我知道她心裏清楚我永遠不會像她一樣漂亮。我們三個人成天縮在絹姨的小屋，那裏有滿牆的照片和厚厚的攝影集，我一張張地撫摸那些銅版紙，還有紙上的風景和凝固在紙上的人們的表情。絹姨打開一頁，説：“這張照片叫《紐約》。我最喜歡這個克萊因的東西了。”
我清楚地記得那種震撼，儘管我才九歲。那個叫克萊因的外國人，他把那座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拍成了一個寂靜而遼闊的墳場。絹姨美麗地嘆着氣：“你們看，多性感。”姐姐惶恐地抬起頭，還以為自己聽錯了絹姨的用詞。這時候我們都聽見廚房裏媽媽的聲音：“三個小朋友，吃飯了——”
那天晚上睡覺時，姐姐問：“安琪，你想變成絹姨那樣的女人嗎？”我不情願地點頭，姐姐説：“我也想。”我不知道姐姐臉上算是什麼表情。後來她就開始像做代數題一樣認真地畫畫了——從三年前開始我們倆每週都去一個老師的畫室裏學畫，這是爸爸的意思，但姐姐從來都沒有這麼投入過，那些石膏像就像情人一樣點亮了她的眼睛——她開始努力，就像她努力地要考第一名那樣努力地變成絹姨那樣的女人，姐姐從小就是一個相信“愚公移山”這類故事的孩子。當老師接過我們的作業時總會説：“安琪，你應該像北琪一樣努力。”可是我看得出來：老師看姐姐的畫時，是在看一張作業；看我的畫時，眼睛會突然清澈一下。不過我不會把這件事告訴姐姐。媽媽告訴過我們人不可以欺騙人，但媽媽也説過，有時候隱瞞不算欺騙。
媽媽是個醫生，也是個冰雪聰明的女人。雖然她永遠也記不住黃瓜多少錢一斤，記不住我和姐姐的生日到底誰的是八月十號，誰的是十月八號；但是她永遠微笑着出現在全家人面前，用她看上去敏感而蒼白的手指不動聲色地撫摸着空氣中的裂痕，説話的語氣永遠温柔安靜，讓人以為一切都理所當然。我相信能做媽媽的病人，也是種幸運。我常常在飯桌上看着媽媽和絹姨，覺得她倆很像，可是媽媽不像絹姨那樣令人眩惑。
絹姨是媽媽的另一個孩子，揹着沉重的相機回家時連手也不洗就貪婪地衝到媽媽正在擺的紅紅綠綠的餐桌旁。爸爸於是就笑：“你還不如安琪。”她也笑：“我累了嘛。都跑了一天了。”她頭髮散亂着，笑容好看得要命。她永遠需要新奇的風景，也許這就是她的照片永遠不能像那幅《紐約》一樣打動人的原因。可是她給人留下的那種“追尋”的印象，就像一羣突然飛過藍天的鴿子，生動而美好地撞擊人的視覺。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她的大學老師才會像擁抱一個假期那樣擁抱她吧。可惜那個男人並沒陶醉到忘乎所以，他還清楚“假期”在生活中應有的比例。
我似乎説過，絹姨是一個從天而降的理想，在我們這個貧乏的北方城市裏綻放着。又一個冬天來臨的時候絹姨的個人攝影展也要開幕了。在我們全家的記憶中，那種幸福的忙碌再也沒重演過。全家人幫她選照片，給照片起名字，媽媽的同事甚至病人和爸爸帶的研究生也被髮動了起來。最興奮的人，當然是姐姐。深夜裏我看着她在台燈下，常常對着絹姨的新作發呆。黑白的，彩色的，在午夜的燈光下凝固着。其實最動人的，不是它們，是十六歲的姐姐的眼睛。姐姐考上了一個最棒的高中，她依然辛苦地讓枱燈亮到午夜或者凌晨，可是這枱燈證明的早已不再是當初為了拿到第一名而拼搏的榮耀，姐姐已經變成一個為了勉強維持中等水平而努力的學生。他們説高中很難念，也許是的。經常是在凌晨兩點，我迷迷糊糊地醒來，枱燈依舊疲憊而衰老地支撐着這個小屋的夜晚，我幾乎聽得見枱燈咳嗽的聲音。姐姐瘦了，飯桌上更加沉默甚至僵硬。好多個夜晚我看見她咬着嘴唇把一張張試卷和老師不再給她高分的素描撕得粉碎，我害怕地縮在被子裏，聽着紙張碎裂的聲音，下意識地分辨着姐姐正在撕的是試卷還是素描紙，還有姐姐也許夾雜着哽咽的喘息。那個時候我就想，要是有一個男孩來愛姐姐，她會不會好一些？
絹姨的攝影展代替了我假想中的男孩。除了我，沒有誰見過姐姐不美麗的臉和凝視絹姨的照片的眼睛搭配起來是一個怎樣的瞬間，還有周圍艱難的燈光。那時候我真心實意地祈禱絹姨的影展能夠成功，為了姐姐。
我做不到像姐姐一樣，我無法百分之百地仰慕絹姨的作品。當我用十九歲的眼睛來打量它們時，看見了一個又一個“優美的滄桑”、“精緻的頹廢”、“美好的悲哀”、“尊嚴的貧窮”——這類的偏正短語我相信還有很多。你説世界上沒有尊嚴的貧窮？那你一定沒去過西藏。要拍廢墟時，絹姨的眼睛就會變成月光，看似温柔地籠罩其實遠隔萬里；要拍傷疤時，絹姨的眼睛就變成手術刀鋒上的那一抹寒光，看似凌厲其實小心翼翼地切去一切不堪入目的部分。它們很美，我承認，可它們沒有《紐約》裏的那種勇氣。但是十六歲的姐姐，她崇拜一切完美。
現在我回想起絹姨開影展的那年冬天，覺得自己的童年，就是在那個季節結束的。
傍晚，媽媽接我從學校回家的時候，我們發現家門居然開着。走進客廳，發現絹姨的房間的門也半開着。從我站的角度，正好可以看到牆上那幅《紐約》，還有爸爸和絹姨。絹姨的臉埋在爸爸的肩頭，爸爸的胳膊緊得有些粗暴地摟着她的腰。媽媽從後面捂住我的嘴，她的手上還帶着户外的寒氣。媽媽在我的耳朵邊説：“寶貝，爸爸和絹姨都是出過國的，這在西方只是一種禮節。”媽媽的聲音裏有一種很奇怪的清澈。她已經很久沒叫過我寶貝了。
後來我常常想，還好那個時候，姐姐還沒有放學。我不知道後來發生過什麼，只知道媽媽還是一如既往的安靜，生活不動聲色地繼續着。絹姨的影展意料之中地成功了。影展開幕的那一天我第一次看到絹姨濃妝的樣子，展廳的燈光恰如其分地鋪墊着她周圍的陰影，我不知道是她還是她的照片征服了我們這個寒冷和荒涼的城市。她穿着深藍色的唐裝上衣和鐵鏽紅的大裙子，她真的很美。我從來都不能否認這個。影展後不久的一天早上，絹姨在早餐桌上對我們説：“安琪，北琪，絹姨要搬出去了。”
“為什麼？”姐姐重重地把碗砸在桌上，一聲鈍響。
“北琪，絹姨有工作。”媽媽把果醬放在桌上，安靜地説。
“在家裏就不能工作了嗎？我不想讓你走！”姐姐盯着絹姨，“安琪也不想讓你走！對不對，安琪？”姐姐熱切地轉過了臉。
我低下頭的一瞬間，知道媽媽看了我一眼。然後我抬起頭，説：“可是絹姨一直都嫌咱們家離暗房太遠了呀……”我笑着，如果媽媽沒有看我那一眼，我也許不會在一秒鐘之內想到這個絕妙的理由。
爸爸笑了：“北琪，你看，安琪比你小六歲呢。”
姐姐扔下筷子，拎起書包，委屈地衝了出去，重重的摔門聲讓我打了個冷戰。媽媽笑笑：“別理她，吃飯。安琪，把牛奶喝完，不可以剩下。”
我喝着牛奶，努力地吞嚥着。早上特有的那種像是兑過水的陽光映在玻璃杯的邊緣，我聽見爸爸喝粥的聲音。一切如常，只有我，我成了媽媽的同謀。在一個飄滿牛奶、果醬、煎蛋和稀粥香氣的早上，我們所有的人都是同謀——科學家管這叫“納什均衡”。只有姐姐，落入一個不動聲色的圈套。她的委屈和憤怒都尷尬地赤裸着，就像一隻不斷撞擊着玻璃窗的飛蛾，不明白自己為什麼飛不進去。姐姐是無辜的，只有姐姐一個人是無辜的。我不怪媽媽把我拉了進來，我知道她愛爸爸，她疊我們的衣服時永遠不會像疊爸爸的襯衣一樣認真；可是沒有人能代替我忍受那種蜕變的滋味。
晚上姐姐哭了。她做作業的時候突然扔下了筆，然後我就聽見她像是來自體內很深的地方的嗚咽。我衝下牀緊緊地抱住她的後背，她背上的兩塊骨頭一下一下地刺痛着我。“姐姐。”我叫她。“安琪，為什麼，為什麼你不幫我把她留下？你討厭她嗎安琪？”我不知道該怎麼説。我只好緊緊地抱她，緊得我自己都覺得累。姐姐的眼淚温潤地打在我的手背上。我不怪媽媽，如果姐姐沒有伸出指尖，輕輕地把她的淚珠從我的手上抹掉；可是她這樣做了，她的手指真涼。
絹姨搬走了。媽媽幫她料理一切可以想到的事情，好像她要走得很遠，其實不過是幾條街的距離。絹姨走的那天，我跑到她住過的小屋裏。牆上還掛着幾張照片，真好，《紐約》還在。原來我留戀那張《紐約》勝過留戀絹姨。我還是不怪媽媽，我想明白了，因為我也想讓她走。
現在網上和一些時尚雜誌裏似乎有一種潮流，就是一些年齡其實不大的人們爭着為“成長”下定義，爭着追悼其實還沒遠去的青春。“成長”就像一面旗幟，莊嚴地覆蓋着“青春”的遺體。當十九歲的我瀏覽這些精緻的墓誌銘時，突然惡俗地問自己：我知道什麼是“成長”嗎？對於我來説，第一次成長是九年前的事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