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全大會上，出了鋒頭，權力大增，但他並不躊躇滿志，因為他是不做第二人想的。由於不做第二人想，一時的成功，更激發他更上層樓的野心與雄心。環顧當時的權力結構，國民黨的右派，包括西山會議派在內，正處劣勢，而其中人物頗與蔣有私誼，不會對他構成任何威脅。而國民黨的左派，特別是汪精衞，正紅得發紫，既有外援又有非蔣可及的黨政資歷，若要更上層樓，非向汪奪權不可。至於中共，既有組織與人才，又有俄共撐腰，斷非蔣能控制。即使在軍事上，他只是國民革命軍的總監，上面還有軍事部長譚延闓以及控制俄援物資的季山嘉，絕無法獨斷獨行。他不滿這種“現狀”的心態早已顯露，俄國人事後回憶，對蔣介石當時“追求獨裁，反覆無常，十分多疑”印象特別深刻。(參閲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頁三六六至三六七)是以為了突破“受制於人的現狀”，蔣雖表面上與汪打得火熱，親愛無比，在言論上十分“左”傾，事實上早已把汪精衞、季山嘉以及共產黨作為假想敵，形成被迫害的幻想而伺機發動。令人驚奇的僅是，發動得那麼快。一九二六年的三月二十日就發生了震動一時的“中山艦事變”，或稱“廣州事變”。事變的結果是汪精衞黯然離國，共產黨的權力大大地被削弱!
此一簡單的奪權事件，竟變成錯綜複雜的歷史之謎，除了蔣介石本人故佈疑陣外，斯大林的一廂情願，以及汪精衞的有苦難言，導致眾説紛紜，莫衷一是，害得歷史學者們拼命猜謎。其實，就已出之史料，以公心分析，已足以解此案之玄。
我們不妨先看看當事人蔣介石於事後上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呈文，看他是如何交代的：
為呈報事。本(三)月十八日酉正，忽有海軍局所轄中山艦駛抵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向教育長鄧演達聲稱：系奉校長命令，調遣該艦，特來守候等語。其時本校長因公在省，得此報告，深以為異。因事前並無調該艦之命令，中間亦無傳達之誤，而該艦露械升火，亙一晝夜，停泊校前。及十九日晚，又深夜開回省城，無故升火達旦。中正防其有變亂之舉，為黨國計，不得不施行迅速之處置，一面令派海軍學校副校長歐陽格暫行權理艦隊事宜，並將該代理局長李之龍扣留嚴訊；一面派出軍隊於廣州附近，緊急戒嚴，以防不測。幸賴政府聲威，尚稱安堵。唯此事起於倉促，其處置非常，事前未及報告，專擅之罪誠不敢辭，但深夜之際，稍縱即逝，臨機處決實非得已，應自請從嚴處分，以示懲戒而肅紀律。謹將此次事變經過及自請處分之緣由，呈請查核。謹呈軍事委員會。蔣中正。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見《蔣介石年譜初稿》，頁五五○；另參閲廣東省檔案館編《中山艦事件》)
此呈文寫於事變後三日，去事未遠，可視為第一當事人的最基本史料。我們可以據此展開來看。
呈文指控，李之龍矯命調動中山艦，升火達旦，有變亂之嫌，遂採斷然措施。但是李之龍否認矯命(見《李之龍關於中山艦案報告書二則》，《黃埔軍校史料》，頁三五五至三六O)，而且已有檔案資料證實。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的辦公室主任孔慶睿，於三月十八日午後六時半因外洋輪船被劫，遂電請省辦事處派艦保護。省辦由交通股股員王學臣接的電話，並報告軍校交通股長兼省辦主任歐陽鍾。歐陽主任即親赴海軍局交涉，因李之龍代局長外出，由作戰科鄒毅面允派艦前往黃埔，聽候差遣，再由海軍局值日官“傳令帶同該員面見李代局長，面商一切”。李之龍知悉後，即決定派中山、寶璧兩艦前往。當時十時左右，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秘書季方接到歐陽鍾電話，謂十二時將有一艦來，作為保護商船之用。翌日早晨軍艦出口，海軍局鄒毅科長要歐陽鍾補辦調艦公函，歐陽鍾立即照辦，此公函尚存，內稱：
頃接黎股員電話雲：奉教育長諭，轉奉校長命，着即通知海軍局迅速派兵艦兩艘開赴黃埔，聽候差遣等因，奉此，相應通知貴局迅速派兵艦兩艘為要。（《辦事處交通股長歐陽鍾致函海軍局函》原件，引自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四三八)
李之龍的妻子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提出的報告，今藏南京二檔館，亦謂來人親口向她説，奉蔣校長命令，有急事須派艦赴黃埔，聽候調遣。
由上引檔案資料可知，李之龍絕未矯命，調艦度清楚，而且調艦有因，為了保護商船。所謂擅自調艦意圖變亂，便是空穴來風。而且當中山艦於十九日上午九時駛抵黃埔後，章臣桐代艦長即赴軍校報到，出示李之龍代局長命令，並請示任務，由校長辦公廳秘書季方的副官黃珍吾代為接見。據黃副官説，他向軍校教育長鄧演達報告，鄧不知調艦事，但請轉知艦長候命。
此時蘇聯使團正在廣州考察，要求參觀中山艦，李之龍乃以電話請示蔣介石調回中山艦。是以調回中山艦亦事出有因，中山艦既有“候命”的指示，調回自當請準而後行，然而蔣介石卻覺得可疑。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研究這一段曲折過程，認為李之龍既未“矯命”，“所謂蔣介石下令調艦而又反誣李之龍矯令説也不能成立”，“矯蔣介石之令的是歐陽鍾”。（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四三九)楊氏進而指出歐陽鐘的背景，曾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任軍校代理輜重隊長，尋改任少校教官，再改任軍校交通股長兼省辦主任，系右派“孫文主義學會”的骨幹，海軍官校副校長歐陽格之侄。換言之，歐陽鐘的“矯命”乃揭示了國民黨右派的陰謀，或用楊氏的話説，乃“西山會議派與廣州孫文主義學會的把戲”!(同書，頁四四六)
但是楊氏沒有注意到，調艦的命令初出自蔣介石辦公廳的孔慶睿主任。孔主任為了保護商船調艦，有何理由不報告他的頂頭上司？事前不稟告，已難以置信；即使事後蔣問起再報告，亦足以釋疑。誠然，包括歐陽叔侄以及西山會議派與孫文主義學派等右派分子，固然有藉故生事之事實，諸如散佈謠言，圖謀“拆散廣州的局面”、“想促使共產黨和蔣分家”，但是假如蔣介石不因其個人野心，袒護右派分子，一秉公調查，調艦程序與人員一問便明，歐陽鍾又何從“矯命”？“把戲”便會揭穿。如果歐陽鍾果真“矯命”，難道蔣介石始終矇在鼓裏，否則何以全無痕跡？事實上，蔣介石為了奪權，意識形態並非主要的考慮，所以始終咬定是當權派汪精衞與俄國顧問的陰謀。即使三月十八日、十九日因調艦誤會，受謠言影響，蔣介石於三月二十日採取斷然措施，一個月之後，總該把誤會與謠言搞清楚了吧，然而他於四月二十日當眾宣稱此事“太離奇、太複雜了”，竟故弄玄虛，以至於此。其實，所謂“離奇”與“複雜”，不過是堅持左派想幹他的陰謀，公然影射汪精衞與俄國顧問季山嘉合謀，指示李之龍以中山艦劫持蔣介石，送往海參崴。事實上，蔣於是年元月底，曾與季山嘉研究北方軍事政治，並謂：“餘若在北方覓得一革命根據地，所成就功業，其必十倍於此也。”(中國第二檔案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五三三)可見他自有北上之意圖，而竟誣為汪、季之陰謀。
蔣介石有一則自記，頗為有趣：“恨共產黨陷害，決赴汕避禍，午後五時行至半途，猛思我何為示人以弱？仍返東山，誓犧牲個人一切，以救黨國。”但後來又修改原文，自覺不妥，將此段刪去。(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五四七)更有趣的是，陳立夫在回憶錄中也提到此事，不過故事情節全異。蔣説自己決定去汕頭避禍，而陳更直截了當説，汪精衞與俄國顧問逼蔣搭船去海參崴，途中經陳勸説，而不是蔣本人“猛思”，才“決定留下來幹了”，並自詡為“北伐前歷史性的建言”，更畫蛇添足地説：“這件事除了蔣先生和我二人知道以外，無第三人知道。”(陳立夫《成敗之鑑》，頁五十一、五十二)沒有第三人知道嗎？非也!當時擔任虎門要塞司令職務的陳肇英就説：
蔣校長即邀餘等數人分乘小轎車二輛，赴廬山丸停泊處。迨車抵長堤東亞酒店附近，蔣校長考慮至再，終覺放棄行動，後果殊難把握，亟命原車馳回東山官邸，重行商討，終於採納我的建議，部署反擊。(陳肇英《八十自述》頁六十七)
又是另一種故事情節。中途折返到底是蔣本人的“猛思”呢？或是陳在途中所做的“歷史性建議”呢？還是回到東山後接納陳肇英的建議呢？言人人殊。不僅此也，連到底是坐車、坐船，還是坐轎子，都是各有其“好”。亂編故事才會發生這種“羅生門”式的情況。顯然蔣先有此説，作為其“反擊”的藉口，而二陳則各自附會、各自臭表功耳。果如他們所説，汪與季山嘉的陰謀已到逼蔣出走的地步，何以對蔣之“反擊”竟全無預防而束手待擒？蔣介石本人後來刪去這個“藉口”，顯然自知難以自圓其説。然而居然仍有人把拋棄的雞毛當令箭呢。
我們再看蔣介石於中山艦事件發生後不久的宣稱。他於事發後四日對第四期學生訓話時強調：“(李之龍)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不能牽涉到團體的身上”；事發後十日，他於《人民週刊》上發表《三月二十日的戒嚴》一文，又説：“蘇俄已成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國國民革命又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並説東山警戒“有防俄顧問出入，此亦餘深致不安者”；事發後不到一月，於對全體黨代表演説詞中再度申説：“二年以來，我對於共產黨同志親愛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我對共產主義不但不反對，並且很贊成的。”(《中山艦事件》，頁二二五至二三二)但是他於事過境遷之後的歷史定論卻是：“海軍代理局長李之龍(原為共產黨員)，前日矯令中山艦由廣州直駛黃埔，企圖以武力加害於公，阻礙革命進行。旋公發覺逆謀，宣佈廣州戒嚴，逮捕李逆之龍及潛伏軍中之共黨分子。又令共黨所操縱之省港罷工委員會繳械，並奪回中山艦，事變遂平。”(《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一卷，頁一一七)
兩相對質，一親共、一反共，完全矛盾，可知他的説詞只代表一時的政治動機，原非真相。比較而言，愈接近事件發生的時間，愈為可靠。不過，他的親共言論顯然不是他的理念，正好説明當時他仍然需要中共，特別是俄共的合作與支援。他的目標是奪取更多的權力，而不是與共產黨鬧翻。俄國顧問在斯大林的指令下也不願與蔣翻臉，遂使蔣計得逞。
總之，蔣指汪謀害他，既不公正，也與史實不符。蔣於事隔半年後猶狡猾地對陳公博説：“汪先生要謀害我，你不知道嗎？汪先生是國民政府主席、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他對我不滿意，免我職好了，殺我也好了，不應該用陰謀害我!”血口噴人、咬住不放之餘，還要説風涼話，直是“瑞元無賴”性格的另一種表現。陳公博應該回他，汪先生既可免你的職，甚至殺你，又何必搞什麼陰謀，何況那時還在病中，要搞陰謀也非其時。今人若為“後見之明”所誤，帶着日後蔣汪鬥爭的有色眼光來看此事，對汪想幹蔣的指控不以為疑。事實上，自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去世到一年後發生中山艦事件，為汪蔣最親密時期，蔣刻意奉承，汪視為親信，甚至縱容、包庇，如對付許崇智諸事，一意袒蔣。陳公博於一九二八年反駁陰魂不散的“汪害蔣論”，十分有力，而且完全符合史實：
一、三月二十以前，汪、蔣的親交，誰也比不上。廣東統一，雖是黨的力量，但兩次東江之役，黃埔之力為多。是時汪欲去蔣，無異自殺。鄉愿不為，而謂賢者為之。
二、三月十六以後，汪已病不能與，十八夜自國府回家以後，即卧牀不起。當時廣州數經變亂，人才凋零，四方引進賢才之不暇，安有去蔣之理。
三、中山艦噸數不大，海行更難，而且中國海以北遍佈北洋軍艦，中山艦捕蔣以後而能謂可以直送海參崴，雖婦孺皆知為滑稽之事。
四、三月十八下午，當軍事委員會會議，汪提出撤換中山艦長李之龍而易以潘文治，後以無人和議，事遂暫擱。當時有會議筆錄可查。即譚組安(延閩)亦與議，可以相問。雖無人和議，人皆以為李之龍為蔣之得意門生，李之龍之為中山艦長由蔣保薦，今撤換未得蔣之同意，人遂不敢附和。
五、三月二十之後，共產黨猶極力擁蔣。四月初旬北京俄使館猶會議對蔣問題，蔣之顧問士板諾夫(切列潘諾夫Stepanoff)演説：無論蔣之為人如何，必須用之以完成國民革命。此事載之張作霖搜出俄使館之文件(即《蘇聯陰謀文證彙編》)，現在上海南京路英國書店KellyandWalsh可以購買，當與臆造者不同。我絕非在今日猶為共產黨説法(話)，不過證明汪更無與。
再説，蔣介石於事發之當晚去汪府探視，留下一段日記：“傍晚，訪汪病，見其怒氣猶未息也；”但這一段還是經過修飾的，南京二檔所藏原文則是：“傍晚，訪季新兄病，見其怒氣沖天，感情衝動，不可一世。因嘆曰，政治勢力惡劣，至於此極，尚何信義之可言乎。”(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五四八)留下一個有力的旁證。
試想一個陰謀害人之人，被害人來見，即使不窘態百出，哪可能“怒氣沖天”、“不可一世”？接下去一句，更可玩味，無異蔣氏自承，為了“政治勢力之惡劣”，可以不講道義。汪之所以“怒氣沖天，感情衝動”，豈不即因蔣之不講道義乎？不過仍然使人難以充分理解的是，汪既理直氣壯，何以躲避，最後更黯然離國？俄國人既知“三二O事件是一次針對俄國顧問和中國黨代表的小型的半暴動”(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頁三七三)，為什麼連平定“半暴動”的意願都沒有？蔣既於呈文中自請從嚴處分，何不將計就計，對蔣於三月二十日擅自全城戒嚴、大肆捕人、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械，以及監視蘇俄顧問與國府主席等妄舉，作出制裁？蔣固然有軍隊，但只有第一軍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第二軍軍長譚延闓、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第四軍軍長李濟深，以及黃埔軍校教育長鄧演達與尚未成為小舅子的宋子文，都對蔣之“反革命”行為不滿，提議“嚴厲反蔣之法”。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也看到，“這時，譚延闓、程潛、李濟深都對蔣不滿”，“各軍都想同蔣介石幹一下”。(《周恩來選集》上冊，頁一二○)在此種情況下，汪精衞以國府主席之尊兼軍委主席理當聯繫各軍，對蔣做武力制裁。事實上，汪於事變後，在羣情激憤下，確有所行動。陳公博記得汪精衞説：“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嗎？”(見《苦笑錄》，頁三十七)據作家茅盾回憶，當時汪曾説：“二、三、四、五、六軍聯合起來，給我打這未經黨代表簽署、擅調軍隊、自由行動的反革命蔣介石。”(茅盾《我走過的道路》，頁三O七)毛澤東還去找陳延年與季山嘉，主張強硬，認為蔣介石是投機，如果示弱，他就會得寸進尺。(見茅盾《中山艦事件前後》，載《新文學史料》一九八O年第三期)制裁蔣介石的“反蔣聯盟”之所以迅即胎死腹中，關鍵在蘇俄。蘇俄與第三國際方面於三二O事變爆發後，頗感吃驚與不解，最使他們不解的是“左派將軍”蔣介石，怎麼會作出右派反共反蘇的事來？所謂左派、右派，最具體的劃分，乃是國民黨於一九二四年改組時，贊成聯俄容共的是左派，反對者則為右派，在俄國人看來，蔣介石一直是左派，大為吃驚即在於此。但初步與蔣接觸之後，認為蔣之“斷然措施”，並非真正的反共反蘇，而是人事上的不快，以及其虛榮心與權力狂在作祟，而蔣於事後，也有此種表示，諸如釋放李之龍，逮捕歐陽格、吳鐵城等，乃鬆了一口氣。為了繼續國共合作與維持反帝統一戰線的大方針，決定儘量滿足蔣介石的要求，撤換季山嘉等等。斯即陳公博所指出的，蘇俄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即蔣介石所稱的“史顧問”，於事變後，仍謂無論蔣之為人如何，必須用之以完成國民革命。但是此一對蔣妥協政策，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在廣州的蘇俄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或布勃諾夫的決定，而是斯大林的既定方針，他堅持中共尚無力單獨完成革命，必須要聯合國民黨先完成資產階級的國民革命。(參閲Brabdt，Stalin’sFailureinChina)托洛茨基不同意此一主張，反而更促使斯大林的堅持，蔣介石竟成為斯大林錯誤政策的受惠人。
由於決定對蔣妥協，蘇俄與第三國際方面當然反對“反蔣同盟”，以為會造成國共破裂的“災難性後果”。於是讓“蔣介石對右派和左派輪番進行打擊，從而把愈來愈大的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頁三九三)中共方面雖已有人確定蔣介石根本是反革命右派，主張決裂與反蔣，但是蔣於事後目的已達，展開雷厲風行的反右行動，再加上在第三國際大力影響下，亦只好繼續與蔣合作。在此情況下，汪精衞變成光棍主席，若不負氣出走，豈不要成了蔣介石的傀儡主席？而蔣於致張靜江函中還要作態説風涼話：
靜江先生大鑒：刻閲精衞先生致兄一書，其意不願復出，殊堪駭惶，事既至此，弟亦只可休養以償共同進退之約，請兄設法力促其出來任事，以安人心，否則弟必請兄出來，即以民國日報通訊。弟中正頓首。(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原件影印)
還要“共進退”哩!這封信主要還是請他的老搭檔出山。汪精衞當然不會讓蔣介石任意擺佈，在那種情況下，出走倒是上策。汪妻陳璧君更馳函罵蔣，蔣於四月九日復汪書，極盡矯情、狡猾與無賴之能事，不僅將責任推給別人，而且還要口口聲聲與汪拉兄弟之情，甚至説：“革命事業欲期其成，弟固不能離兄，而兄亦不可離弟，”還説，“弟自信與兄無論相隔至如何之久遠，精神絕無貳注。”更假惺惺地説：“如有益於黨國、有利於貴恙，即刎頸謝罪在所不計。”(長函原文見《自反錄》第三卷，頁四十四至四十九)汪氏夫婦於四月初已離省赴港，於五月十一日乘輪前往法國馬賽，形同流放。在香港時，曾作了一首雜詩，很可見其怨憤的心情：
處事期以勇，持身期以廉。
責己既已周，責人斯無嫌。
水清無大魚，此言誠詹詹。
污渚蚊蚋聚，暗陬蛇蠍潛。
哀哉市寬大，徒以便羣僉。
燭之以至明，律之以至嚴。
為善有必達，為惡有必殲。
由來狂與狷，二德常相兼。
（汪精衞《雙照樓詩詞稿》，頁五十九)
汪精衞無疑是中山艦事變的最大犧牲者，被蔣介石的野心所犧牲、為俄共的政策所犧牲，還要被蔣介石反咬一口，認為出走是心虛，而有口難辯。然而青史有眼，汪畢竟於此事問心無愧，責己已周，責人無嫌。他終於深刻體會到政治的骯髒，污渚中“蚊蚋”雜聚，還有潛伏在他身邊的“蛇蠍”，不幸遭其毒口。他抱怨俄共為了便於國共合作，向蔣介石市恩，亦呼之欲出，併為之悲哀。但是他深信是非終必明朗，且以善者必達、惡有必殲自慰。在台北曾任國民黨“關務署長”的周德偉認為“國民黨黨史中所記之中山艦案內容均非實錄，不過藉以排汪而已”。(《餘之一生與國民黨點滴》手寫稿本，頁一一二)汪精衞此次挫敗於蔣介石之手以後，永難脱離蔣氏陰影，蔣之飛黃騰達，汪之身敗名裂，恐未必善者必達，惡有必殲!抗戰以後，汪精衞降日，蔣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記竟將“今日通敵圖降”與昔日“投共賣友”掛上鈎，重申汪“思誘我上中山艦運往海參崴”之謊言。(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四卷，頁一三二五至一三二六)
總之，汪精衞一走，蔣介石便成為國民黨的老大，在俄共“妥協懷柔”以及中共的“忍辱負重”下，接受蔣事先擬好的“黨務整理案”，共黨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均退出部長職位，使蔣更大權獨攬，儼然是廣州革命根據地的頭號人物。不過，蔣介石知道要北伐，完成國民革命，必須要靠蘇俄的軍援、經援以及中共的協助，故於四月中被選為軍委主席後，即向國民黨右派開刀，於十七日要求取消孫文主義學會，二十三日免去吳鐵城公安局長職務，以及於五月九日再送走喜洋洋回國的胡漢民。這些舉措，果然贏得蘇俄的好感，以為蔣畢竟不是右派，只是個人英雄主義，仍可利用。鮑羅廷回到廣州後，雖知蔣有嚴重缺點，但除蔣之外無人可有力打擊右派反革命陰謀。實際上更願意與蔣合作，接受其條件。至五月十二日，蔣介石提出“黨務整理辦法”，規定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部長，將參加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名單交國民黨中執會主席，不允許國民黨參加共產黨，以及共產黨員任職國民黨高級黨部執行委員不能超過三分之一，以蔣介石為革命重心。(參閲WilburandHow，MissionariesofRevolution，p．719)至此，蔣不僅違背孫中山容共政策，而且已形成軍事獨裁，並向鮑羅廷直言：“革命不專制不能成功。”(《蔣介石日記類抄·黨政》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六日)鮑羅廷居然一一接受，並以蔣嚴重打擊右派為慰，遂全力支持蔣。內地學者一般認為俄國顧問與中共方面對蔣之退讓，視為“右傾錯誤”(若見盧晃持《中山艦事件發生的歷史原因和蔣介石兩面策略》，頁八十一)，殊不知此乃斯大林的既定政策，並非一時的錯誤。蘇俄想利用蔣介石，竟不知被蔣介石耍了。《中國革命之悲劇》一書的作者艾薩克斯(HaroldR·Isaacs)，將蔣介石譬作守地獄門的“三首犬”(cerberus)，一首向右，實屬戴季陶的頭，第二首向左，乃蔣戴假面具的頭，滿口“左”傾與革命。第三首在左右之間，面向猜忌與野心(見艾氏著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P.90)，可謂一針見血之論。
“左派將軍”或“紅色將軍”蔣介石的臉譜，絕對是張假面具，只是俄共被矇在鼓裏而已。斯人之內右外左，早可見之於自俄歸國後寫給廖仲愷的信，見之於與右派鉅子戴季陶、張靜江等的不尋常關係。中山艦事件發生之前，蔣介石日記處處可見對汪精衞與季山嘉的怨憤、疑懼和批評，覺得自己在左派設計的陰謀之中，以至於容易被認為“自一九二六年一月起，蔣介石和蘇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以及汪精衞之間的矛盾急遽尖鋭”。(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四三一)然而這種急遽尖鋭的矛盾，汪、季是感受不到的，因為他們一直是把蔣當作反右的左派同志看待的。一些具體的不同意見，原來並不尖鋭，如北伐問題並無要不要北伐的政策性問題，而是到不到時機的策略性問題。由於季山嘉覺得北伐尚非其時，爾後有蔣北上與馮玉祥的國民軍聯繫以及練兵的建議，汪精衞豈有反對之理？蔣本人亦一度甚為贊同，最後卻作為季、汪要把他送往海參崴陰謀的“事實根據”!最根本的是，檔案資料充分顯示，無論汪精衞或俄共方面，對蔣絕無陰謀之可言。即以理據而言，俄共於事變之後還要支持他，有何理由要於事前搞掉他？然則，蔣介石於中山艦事件發生前三個月日記中所表現的心態，顯然是把汪精衞、季山嘉以及左派勢力當作假想敵，不斷而劇烈地自制矛盾，把一些尋常的事刻意擴大與扭曲，把疑慮轉化成陰謀，幾成與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自然把自己心目中被激化的敵人，當作鬥爭的對象，並作為採取斷然軍事行動的藉口與根據。此一心態實已見諸事變前一日蔣氏的日記：“十九日上午往晤汪兆銘，回寓會客，痛恨共產黨挑撥離間與其買空賣空之卑劣行動，其欲陷害奉黨，篡奪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於此當機立斷，何以救黨？何以自救？乃決心犧牲個人，不顧一切，誓報黨國。竟又與各幹部密議，至四時，詣經理處，下定變各令。”(引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蔣介石牟譜初稿》，頁五四七)是以若認定國民黨右派之挑撥和煽動為引發中山艦事變的主因，未免太忽略了蔣介石左派其表，右派其裏，一貫以左派為敵的事實。
蔣介石以左派為敵，並不是思想上的原因，而是於其個人權力有礙，如果真誠合作下去，固然有利於革命事業的發展，卻不免為他人做嫁衣裳，絕對建立不起蔣家王朝。國民黨右派自一九二四年改組後即處劣勢，可為己用，而不致受制於人。右派顯然於中山艦事變前後興風作浪，為虎作倀，然當老虎與北極熊談妥條件，卻又被虎魚肉；後來老虎稱王，卒成虎帳之下的蝦兵蟹將。蔣介石左顧右盼而左右逢源，處處有利於個人權勢的締造、野心的滿足!
中山艦事變可説是蔣介石生平的一場豪賭，雖一家獨贏，然贏得險象環生，並不如一般強人強悍作風的印象。事發當晚何香凝曾向蔣責問，蔣“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寫字枱上哭了”。(引自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四四三)同日季山嘉亦派助手去對蔣“稍加責言”，蔣則“百方道歉”。(見《蘇聯陰謀文證彙編》，頁三十四)只因斯大林一念之差，堅持國共合作，以期先完成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俄國顧問遂千方百計向蔣妥協，以為反蔣會導致國共合作的破裂，更阻止汪精衞已着手組織的“反蔣聯盟”。設若“反蔣聯盟”組成，獲得中共與俄國顧問的支持，豈蔣介石及其第一軍可敵？如果蔣因“中山艦事變”弄巧成拙而一敗塗地，則其政治生命勢必就此結束，更無論蔣家王朝之興，亦云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