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了，沒有再看自己的舊作。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説由遠景出版社結集出版，又有機會重讀一遍十幾年前的那些作品，一面讀，心中不禁納罕：原來自己也曾那般幼稚過，而且在那種年紀，不知哪裏來的那許多奇奇怪怪的想法。講到我的小説啓蒙老師，第一個恐怕要算我們從前家裏的廚子老央了。老央是我們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説慣道的口才，鼓兒詞奇多。因為他曾為火頭軍，見聞廣博，三言兩語，把個極平凡的故事説得鮮蹦活跳。冬天夜裏，我的房中架上了一個炭火盆，灰燼裏煨着幾枚紅薯，火盆上擱着一碗水，去火氣。於是老央便問我道：“昨天講到那裏了，五少?”“薛仁貴救駕——”我説。老央正在跟我講《薛仁貴徵東》。那是我開宗明義第一本小説，而那銀牙大耳，身高一丈，手執方天畫戟，身着銀盔白袍，替唐太宗徵高麗的薛仁貴，便成為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亞歷山大、拿破崙，都不能跟我們這位大唐壯士相比擬的。老央一逕裹着他那件油漬斑斑、煤灰撲撲的軍棉袍，兩隻手指甲裏烏烏黑盡是油膩，一進來，一身的廚房味。可是我一見着他便如獲至寶，一把抓住，不到睡覺，不放他走。那時正在抗日期間愁雲慘霧的重慶，才七八歲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躺在牀上，跟死神搏鬥。醫生在燈下舉着我的愛克斯光片指給父親看，父親臉色一沉，因為我的右邊肺尖上照出一個大洞來。那個時候沒有肺病特效藥，大家談癆變色，提到肺病兩個字便亂使眼色，好像是件極不吉祥的事。家裏的親戚傭人，一走過我房間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彎下身去，不讓我看見，一溜煙逃掉，因為怕被我抓進房子講“故仔”。我得的是“童子癆”，染上了還了得。一病四年多，我的童年就那樣與世隔絕虛度過去，然而我很着急，因為我知道外面世界有許許多多好玩的事情發生，我沒份參加。嘉陵江漲大水，我擎着望遠鏡從窗外看下去，江中濁浪衝天，許多房屋人畜被洪流吞沒，我看見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頭散髮，倉皇失措，手腳亂舞，竹筏被漩渦卷得直轉，我捶着牀叫：“噯!噯!”然而家人不准我下來，因為我在發燒。於是躺在牀上，眼看着外面許多生命一一消逝，心中只有乾急。得病以前，我受父母寵愛，在家中橫行霸道，一旦隔離，拘禁在花園山坡上一幢小房子裏，我頓感打入冷宮，十分鬱郁不得志起來。一個春天的傍晚，園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園中設宴，一時賓客雲集，笑語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裏，悄悄掀開窗簾，窺見園中大千世界，一片繁華，自己的哥姊，堂表弟兄，也穿插其間，個個喜氣洋洋。一霎時，一陣被人摒棄、為世所遺的悲憤兜上心頭，禁不住痛哭起來。那段期間，火頭軍老央的《説唐》，便成為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我向往瓦崗寨的英雄世界，秦叔寶的英武，程咬金的詼諧，尉遲敬德的魯莽，對於我都是刻骨銘心的。當然，《徵西》中的樊梨花，亦為我深深喜愛。後來看京戲《樊江關》，樊梨花一出台，頭插雉尾，身穿鎖子黃金甲，足蹬粉底小蠻靴，一聲嬌叱盼顧生姿，端的是一員俊俏女將，然而我看來很眼熟，因為我從小心目中便認定樊梨花原該那般威風。
病癒後，重回到人間世，完全不能適應。如同囚禁多年的鳥，一旦出籠，驚慌失措，竟感到有翅難飛。小學中學的生涯，對我來説，是一片緊張。我變得不合羣起來，然而又因生性好強，不肯落人後，便拼命用功讀書，國英數理，不分晝夜，專想考第一，不喜歡的科目也背得滾瓜爛熟，不知浪費了多少寶貴光陰。然而除了學校，我還有另外一個世界，我的小説世界。一到了寒暑假，我便去街口的租書鋪，抱回來一堆一堆牛皮紙包裝的小説，發憤忘食，埋頭苦讀。還珠樓主五十多本《蜀山劍俠傳》，從頭到尾，我看過數遍。這真是一本了不得的鉅著，其設想之奇，氣魄之大，文字之美，功力之高，冠絕武林，沒有一本小説曾經使我那樣着迷過。當然，我也看張恨水的《啼笑因緣》、《斯人記》、徐的《風蕭蕭》不忍釋手，看巴金的《家》、《春》、《秋》也很起勁。《三國》、《水滸》、《西遊記》，似懂非懂的看了過去，小學五年級便開始看《紅樓夢》，以至於今，牀頭擺的仍是這部小説。
在建國中學初三的那一年，我遇見了我的第二位啓蒙先生，李雅韻老師。雅韻老師生長北平，一口純正的京片子，念起李後主的《虞美人》，抑揚頓挫。雅韻老師替我啓開了中國古典文學之門，使我首次窺見古中國之偉大莊嚴。雅韻老師文采甚豐，經常在報章雜誌發表小説。在北平大學時代，她曾參加地下抗日工作，掩護我方同志。戰後當選國大代表，那時她才不過二十多歲。在我心目中，雅韻老師是一個文武雙全的巾幗英雄。在她身上，我體認到儒家安貧樂道、誨人不倦、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執着精神。她是我們的國文導師，她看了我的作文，鼓勵我寫作投稿。她替我投了一篇文章到《野風》雜誌，居然登了出來，師生皆大歡喜。她笑着對我説：“你這樣寫下去，二十五六歲，不也成為作家了?”她那句話，對我影響之深，恐怕她當初沒有料及，從那時起，我便夢想以後要當“作家”。中學畢業，我跟雅韻老師一直保持聯繫，出國後，也有信件往來，一九六九年我寄一封聖誕卡去，卻得到她先生張文華老師的回信，説雅韻老師於九月間，心臟病發，不治身亡，享年才五十。雅韻老師身經抗日，邦災國難，體驗深刻，難怪她偏好後主詞，“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她念來餘哀未盡，我想她當時自己一定也是感慨良多的吧。
高中畢業，本來我保送台大，那時卻一下子起了一種浪漫念頭。我在地理書上唸到長江三峽水利灌溉計劃，Y.V.A.如果築成可媲美美國的T.V.A.，中國中部農田水利一舉而成，造福億萬生民。我那時雄心萬丈，我要去長江三峽替中國建一個Y.V.A。一面建設國家，一面遊名川大山，然後又可以寫自己的文章。小時遊過長江，山川雄偉，印象極深。當時台大沒有水利系，我便要求保送成功大學。讀了一年水利工程，發覺自己原來對工程完全沒有興趣，亦無才能，Y.V.A.大概還輪不到我去建設。同學們做物理實驗，非常認真在量球徑，我卻帶了一本《琥珀》去，看得津津有味。一個人的志趣，是勉強不來的，我的“作家夢”卻愈來愈強烈了。有一天，在台南一家小書店裏，我發覺了兩本封面褪色、灰塵滿布的雜誌《文學雜誌》第一、二期，買回去一看，頓時如綸音貫耳，我記得看到王鎮國譯華頓夫人的《伊丹傅羅姆》，浪漫兼寫實，美不勝收。雖然我那時看過一些翻譯小説：《簡愛》、《飄》、《傲慢與偏見》、《咆哮山莊》，等等，但是信手拈來，並不認真。夏濟安先生編的《文學雜誌》實是引導我對西洋文學熱愛的橋樑。我作了一項我生命中異常重大的決定，重考大學，轉攻文學。事先我沒有跟父母商量，先斬後奏。我的“作家夢”恐怕那時候父母很難了解。我徵求雅韻老師的意見，本來我想考中文系，雅韻老師極力勸阻，她説學西洋文學對小説創作的啓發要大得多。她本人出身國文系，卻能作如此客觀的忠告，我對她非常感佩。台大放榜，父母親免不得埋怨惋惜了一番。台灣學校的風氣，男孩子以理工為上，法商次之，文史則屬下乘。我在水利系的功課很好，是系裏的第一名，但那只是分數高，我對數理的領悟力，並不算強。我解説了半天，父親看見大勢已定，並不堅持，只搬出了古訓説：“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我含糊應道：“人各有志。”母親笑嘆道：“隨他吧，‘行行出狀元’。”她心裏倒是高興的，因為我又回到台北家中來了。
進入台大外文系後，最大的奢望便是在《文學雜誌》上登文章，因為那時文學雜誌也常常登載同學的小説。我們的國文老師經常給文學雜誌拉稿。有一次作文，老師要我們寫一篇小説，我想這下展才的機會來了，一下子交上去三篇。發下來厚厚一疊，我翻了半天，一句評語也沒找到，開頭還以為老師看漏了，後來一想不對，三篇總會看到一篇，一定是老師不賞識，懶得下評。頓時臉上熱辣辣，趕快把那一大疊稿子塞進書包裏，生怕別人看見。“作家夢”驚醒了一半，心卻沒有死，反而覺得有點懷才不遇，沒有碰到知音。於是自己貿貿然便去找夏濟安先生，開始還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來，藉口去請他修改英文作文。一兩次後，才不尷不尬的把自己一篇小説遞到他書桌上去。我記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煙斗吸得呼呼響。那一刻，我的心直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當時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寫作生涯要多許多波折，因為那時我對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無信心，他的話，對於一個初學寫作的人，一褒一貶，天壤之別。夏先生卻抬起頭對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這篇小説我們要用，登到《文學雜誌》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小説。
後來又在文學雜誌上繼續發表《我們看菊花去》(原名《入院》)，《悶雷》本來也打算投到文學雜誌，還沒寫完，夏先生只看了一半，便到美國去了。雖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個學期，但他直接間接對我寫作的影響是大的。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對我初“登台”時的鼓勵，但他對文字風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他覺得中國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濫用浪漫熱情、感傷的文字。他問我看些什麼作家，我説了一些，他沒有出聲，後來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卻説：“這兩個人的文字對你會有好影響，他們用字很冷酷。”我那時看了許多浪漫主義的作品，文字有時也染上感傷色彩，夏先生特別提到兩位作家，大概是要我學習他們冷靜分析的風格。夏先生對於文學作品的欣賞非常理智客觀，而他為人看起來又那樣開朗，我便錯以為他早已超脱，不為世俗所擾了，後來看了《夏濟安日記》，才知道原來他的心路歷程竟是那般崎嶇。他自己曾是一個浪漫主義者，所以他才能對浪漫主義的弊端有那樣深刻的認識。
大三的時候，我與幾位同班同學創辦《現代文學》，有了自己的地盤，發表文章當然就容易多了，好的壞的一齊上場，第一期我還用兩個筆名發表了兩篇：《月夢》和《玉卿嫂》。黎烈文教授問我：“《玉卿嫂》是什麼人寫的?很圓熟，怕不是你們寫的吧?”我一得意，趕快應道：“是我寫的。”他微感驚訝，打量了我一下，大概他覺得我那時有點人小鬼大。現在看看，出國前我寫的那些小説大部分都嫩得很，形式不完整，情感太露，不懂得控制，還在嘗試習作階段。不過主題大致已經定形，也不過是生老病死，一些人生基本永恆的現象。倒是有幾篇當時怎麼會寫成的，事隔多年，現在回憶起來，頗有意思。有一年，智姐回國，我們談家中舊事，她講起她從前一個保姆，人長得很俏，喜歡帶白耳環，後來出去跟她一個乾弟弟同居。我沒有見過那位保姆，可是那對白耳環，在我腦子裏卻變成了一種蠱惑，我想帶白耳環的那樣一個女人，愛起人來，一定死去活來的——那便是玉卿嫂。在憲兵學校，有一天我上地圖閲讀，我從來沒有方向觀，不辨東西南北，聽了白聽，我便把一張地圖蓋在稿紙上，寫起《寂寞的十七歲》來。我有一個親戚，學校功課不好，家庭沒有地位，非常孤獨，自己跟自己打假電話，我想那個男孩子一定寂寞得發了昏，才會那樣自言自語。有一次我看見一位畫家畫的一張裸體少年油畫，背景是半抽象的，上面是白得熔化了的太陽，下面是亮得燃燒的沙灘，少年躍躍欲飛，充滿了生命力，那幅畫我覺得簡直是“青春”的象徵，於是我想人的青春不能永葆，大概只有化成藝術才能長存。
一九六二年，出國前後，是我一生也是我寫作生涯的分水嶺，那年冬天，家中鉅變，母親逝世了。母親出身官宦，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自小錦衣玉食，然而膽識過人，不讓鬚眉。一九二七年北伐，母親剛跟父親結婚，隨軍北上。父親在龍潭與孫傳芳激戰，母親在上海誤聞父親陣亡，連夜衝封鎖線，爬戰壕，冒槍林彈雨，奔到前方，與父親會合，那時她才剛冒二十。抗日期間，湘桂大撤退，母親一人率領白、馬兩家八十餘口，祖母九十，小弟月餘，千山萬水，備嘗艱辛，終於安抵重慶。我們手足十人，母親一生操勞，晚年在台，患高血壓症常常就醫。然而母親胸懷豁達，熱愛生命，環境無論如何艱險，她仍樂觀，勇於求存，因為她個性堅強，從不服輸。但是最後她卧病在牀，與死神交戰，卻節節敗退，無法抗拒。她在醫院裏住了六個月，有一天，我們一位親戚嫁女，母親很喜愛那個女孩，那天她精神較好，便掙扎起來，特意打扮一番，堅持跟我們一同去赴喜宴。她自己照鏡，很得意，跟父親笑道：“換珠衫依然是富貴模樣。”雖然她在席間只坐了片刻，然而她卻是笑得最開心的一個。人世間的一切，她熱烈擁抱，死亡，她是極不甘願，並且十分不屑的。然而那次不久，她終於病故。母親下葬後，按回教儀式我守了四十天的墳，第四十一天，便出國飛美了。父親送別機場，步步相依，竟破例送到飛機梯下。父親曾領百萬雄師，出生入死，又因秉性剛毅，喜怒輕易不形於色。可是暮年喪偶，兒子遠行，那天在寒風中，竟也老淚縱橫起來，那是我們父子最後一次相聚，等我學成歸來，父親先已歸真。月餘間，生離死別，一時嚐盡，人生憂患，自此開始。
別人出國留學，大概不免滿懷興奮，我卻沒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亂，四顧茫然。頭一年在美國，心境是蒼涼的，因為母親的死亡，使我心靈受到巨大無比的震撼。像母親那樣一個曾經散發過如許光與熱的生命，轉瞬間，竟也煙消雲散，至於寂滅。因為母親一向為白、馬兩家支柱，遽然長逝，兩家人同感天崩地裂，棟毀梁摧。出殯那天，入土一刻，我覺得埋葬的不僅是母親的遺體，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死亡，而深深感到其無可拒抗的威力。由此，我遂逐漸領悟到人生之大限，天命之不可強求。喪母的哀痛，隨着時間與了悟，畢竟也慢慢沖淡了。因為國外沒有舊曆，有時母親的忌日，也會忽略過去。但有時候，不提防，卻突然在夢中會見到母親，而看到的，總是她那一副臨終前憂愁無告的面容，與她平日歡顏大不相類。我知道，下意識裏，我對母親的死亡，深感內疚，因為我沒能從死神手裏，將她搶救過來。在死神面前，我竟是那般無能為力。
初來美國，完全不能寫作，因為環境遽變，方寸大亂，無從下筆。年底聖誕節，學校宿舍關門，我到芝加哥去過聖誕，一個人住在密西根湖邊一家小旅館裏。有一天黃昏，我走到湖邊，天上飄着雪，上下蒼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樓萬家燈火，四周響着聖誕福音，到處都是殘年急景。我立在堤岸上，心裏突然起了一陣奇異的感動，那種感覺，似悲似喜，是一種天地悠悠之念，頃刻間，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來，驀然回首，二十五歲的那個自己，變成了一團模糊逐漸消隱。我感到脱胎換骨，驟然間，心裏增添了許多歲月。黃庭堅的詞：“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種地方。回到愛荷華，我又開始寫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
在愛荷華作家工作室，我學到了不少東西：我瞭解到小説敍事觀點的重要性。PercyLubbock那本經典之作《小説技巧》對我啓發是大的，他提出了小説兩種基本寫作技巧：敍述法與戲劇法。他討論了幾位大小説家，有的擅長前者，如薩克雷，有的擅長後者，如狄更斯。他覺得，何時敍述，何時戲劇化，這就是寫小説的要訣。所謂戲劇化，就是製造場景，運用對話。我自己也發覺，一篇小説中，敍述與對話的比例安排是十分重要的。我又發覺中國小説家大多擅長戲劇法，《紅樓》、《水滸》、《金瓶》、《儒林》，莫不以場景對話取勝，連篇累牘的描述及分析，並不多見。我研讀過的偉大小説家，沒有一個不是技巧高超的，小説技巧不是“雕蟲小技”，而是表現偉大思想主題的基本工具。在那段期間，對我寫作更重要的影響，便是自我的發現與追尋。像許多留學生，一出國外，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產生了所謂認同危機，對本身的價值觀與信仰都得重新估計。雖然在課堂裏唸的是西洋文學，可是從圖書館借的，卻是一大疊一大疊有關中國歷史、政治、哲學、藝術的書，還有許多五四時代的小説。我患了文化飢餓症，捧起這些中國歷史文學，便狼吞虎嚥起來。看了許多中國近代史的書，看到抗日台兒莊之役，還打算回國的時候，去向父親請教，問他當時戰爭實際的情形。
暑假，有一天在紐約，我在LittleCarnegieHall看到一個外國人攝輯的中國歷史片，從慈禧駕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到戰亂，大半個世紀的中國，一時呈現眼前。南京屠殺、重慶轟炸，不再是歷史名詞，而是一具具中國人被蹂躪、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燒的肉體，橫陳在那片給苦難的血淚灌溉得發了黑的中國土地上。我坐在電影院內黑暗的一角，一陣陣毛骨悚然，激動不能自已。走出外面，時報廣場仍然車水馬龍，紅塵萬丈，霓虹燈刺得人的眼睛直髮疼，我蹭蹬紐約街頭，一時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國後，第一次深深感到國破家亡的彷徨。
去國日久，對自己國家的文化鄉愁日深，於是便開始了《紐約客》，以及稍後的《台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