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大概是台北最有歷史的咖啡館了。記得二十年前還在大學時代，“明星”便常常是我們聚會的所在。那時候，“明星”的老闆是一個白俄，蛋糕做得特別考究，奶油新鮮，又不甜膩，清新可口，頗有從前上海霞飛路上白俄西點店的風味。二樓陳設簡樸，帶着些許歐洲古風。那個時期，在台北上咖啡館還是一種小小的奢侈，有點洋派，有點沙龍氣息。幸而“明星”的咖啡價錢並不算貴，偶爾為之，大家還去得起。
“明星”在武昌街，靠近重慶南路，門口騎樓下有一個書攤，這個書攤與眾不同，不賣通俗雜誌，也不賣武俠小説，有不少詩集詩刊，也有《現代文學》，那便是孤獨國主周夢蝶的詩之王國。周夢蝶隱於市，在車馬喧囂中，參悟到明年髑髏的眼中，虞美人仍舊抽發茁長。《現代文學》常常剩下許多賣不出去的舊雜誌，我們便一包包提到武昌街，讓周夢蝶掛在孤獨國的寶座上，然後步上“明星”的二樓，喝一杯濃郁的咖啡，度過一個文學的下午。那時節“明星”文風蔚然。《創世紀》常在那裏校稿，後來《文學季刊》也在“明星”聚會。記得一次看到黃春明和施叔青便在“明星”二樓。六十年代的文學活動大多是同仁式的，一羣文友，一本雜誌，大家就這樣樂此不疲的做了下去。當時我們寫作，好像也並沒有什麼崇高的使命感，沒有叫出驚人的口號——就是叫口號，恐怕也無人理睬。寫現代詩、現代小説，六十年代初，還在拓荒階段，一般人眼中，總有點行徑怪異，難以理解。寫出來的東西，多傳閲於同仁之間，朋友們一兩句好話，就算是莫大的鼓勵了。然而在那片文學的寂天寞地中，默默耕耘，也自有一番不足與外人道的酸甜苦辣。於是台灣六十年的現代詩、現代小説，羼着明星咖啡的濃香，就那樣，一朵朵靜靜的萌芽、開花。
這幾年來，台北滄海桑田，面目全非，踟躕街頭，有時竟不知身在何方。東區新建的高樓大廈，巍巍然排山倒海而來，目為之眩。台北飯館多，其來有自，但是這次回來，我發覺台北的咖啡館，竟也大街小巷，櫛比鱗次起來，猶如雨後春筍，完全取代了早年的“純吃茶”。而裝潢之瑰麗，五光十色，紐約東京瞠乎其後。有些名字取得妙——“夢咖啡”。聽説還有一家叫“杜鵑窩”的，不知道什麼人去光顧。價錢也不對了，坐下去就是六十塊，咖啡味道倒未必佳。或許是我的偏見，這些新興的咖啡館，豪華是豪華，但太過炫耀了，有點暴發户。我還是喜歡武昌街上那間灰撲撲的“明星”，“明星”的咖啡，“明星”的蛋糕，二十年來，香醇依舊。
九月十五、十六、十七日，《現代文學》與作家們舉行了三次的聚會，我和“遠景”的沈登恩商量，地點就設在“明星”三樓，也是敍舊的意思。頭一天光臨的是詩林高手，《創世紀》、《藍星》、《龍族》、《草根》，各派宗主，一時到齊。難得孤獨國主周夢蝶下凡一遊。管管有多年沒見面了，上一次遇見他是十七年前在陳若曦永康街的家裏。張默來了，送了一套《創世紀》給我。《創世紀》是九命貓，比《現代文學》的歷史還要古遠，這兩本雜誌，可算曆盡滄桑。還有洛夫、商禽、辛鬱、藍星詩侶羅門蓉子。瘂弦帶來了他的手下大將丘彥明，《台灣時報》的梅新、《中華日報》的蔡文甫、“爾雅”的隱地、難得露面的張健、愛吃西瓜的羅青、喜歡寫蝴蝶的景翔，統統圍成了一桌，當然還有《現代文學》元老何欣與姚一葦兩位先生。高上秦姍姍來遲，晚了半個鐘頭——這樣的集會，真是難得。人生聚散無常，這麼多老朋友濟濟一堂，機會不多。二十年前葉維廉頭次帶瘂弦到我家，記得韓國詩人許世旭先生也來了。我家住在松江路——那一帶還是一片稻田，野趣橫生——我們一行數人，步小徑，談詩。瘂弦剛寫了《巴黎》，文壇譁然。(虧他想得出來，把女人的嘴唇比做絲絨鞋!)許世旭初試漢文詩，頭幾首便發表在《現代文學》。今夏“聯副”有一個餐會，設宴在松江路的“金玉滿堂”，我去一看，原來這家巍峨堂皇的大飯店竟坐落在從前我家的舊址上。真是巧，那天韓國詩人許世旭赫然在場，一別二十載，舊地相逢，令人感到時空交錯。去年許世旭寄了一本韓文版的《台北人》給我，是他譯的，我當然很興奮，只是看不懂韓文，滿紙的小圈圈，覺得很好玩。許世旭的漢文修養如此深厚，譯筆必是好的。可惜他早返韓國，未克參加這次《現代文學》詩人歡聚。明星的西式午餐很簡單，一菜一湯，與“金玉滿堂”的華筵不能比，但我看見大家還是滿興高采烈的，故人相聚，何況又在懷有共同回憶的地方。有的白了幾根頭髮，有的添了幾條時間的痕跡，然而我訝異詩人們豪情不減當年，意興飛揚，尤有過之。是什麼力量支撐他們尚文精神勇猛如昔?大概還是他們的詩吧!這羣拓荒者已經替台灣的現代詩鋪下了一條道路，這條路雖然曲折、崎嶇，有時驚險重重，而且分歧，但路總是築成了，後人走起來，至少有條途徑可循。
第一天來了一位年輕作者李捷金，他本來屬於第二天的聚會，因有事，提前來。前年在“聯副”上我讀到一篇小説《貓》，筆調沉着老練，老年人的心境寫得體貼入微，我原以為作者李捷金一定是個閲世已深的中年人，沒料到竟是個在學的青年學生，大為詫異。可惜那篇小説沒有得到那年“聯合報小説比賽獎”，甚感不平，去年李捷金榮獲“中國時報小説獎”第二名，夏志清先生特別推崇他那篇《窄巷》，所見略同。現在台灣新生代的小説家真不得了，又多又好，各有千秋。第二天到了宋澤萊、吳念真、陳雨航、古蒙仁、陳銘，還有七等生——我和七等生神交已久，這次卻是首次見面。他支持《現代文學》，十數年如一日，投在《現代文學》的小説稿，篇數第二多。宋澤萊、吳念真、陳雨航今年都得到《聯合報》的小説獎，古蒙仁也得到《中國時報》的小説推薦獎，皆大歡喜。台灣文學，現在屬於小説時代，年輕小説家，揚眉吐氣，比比皆是，真為他們高興。從前我們寫小説，是沒有幾個人看的，誰還會想到給我們獎金?台灣新生代的小説家，給我的感覺是紮紮實實，不飄不浮。到底他們土生土長，跟台灣這塊土地完全認同了，台灣文學的旗纛應該由他們扛下去。我跟七等生坐在一起，突然感到我們是同一輩的人，我們的哀樂大概是可以溝通的。難為七等生特地從外埠趕來台北，大概也是為着對《現代文學》多年的那一份情吧。
“明星”對陳映真恐怕回憶更深更濃更悠遠，從前《文學季刊》在那裏聚會比我們頻繁得多。我跟陳映真是真正屬於六十年代的。遠在大學時期，陳映真他們還在辦《筆匯》，我們見過一面，他到我家來玩，我們那時都是學生，台北正在放映《上帝創造女人》，我們笑着談論BB。三年前在施叔青家重逢，大家都走了好長一段路。我牀頭有一本陳映真的小説選集，許多年來一直放在那裏，是我最喜歡看的書籍之一。十七日晚還有奚淞、姚一葦、沈登恩，五個人一起在“明星”三樓喝了幾瓶啤酒。姚先生的結論是：只有文學值得奮鬥。廉頗未老，豪興依舊。沈登恩的勇氣也不小，《現代文學》這付重擔，“遠景”也敢來扛。西諺“人生短暫，藝術長存”，在這個白雲蒼狗，瞬息萬變的人世間裏，這句話大概還有幾分真理吧。
我跟奚淞離開“明星”，台北已經漸入深夜。我們沿着重慶南路一路徜徉了下去。奚淞與我有許多共同的瞭解，我們談起話來，很省力。奚淞建議我回來居留一個時期，我説我很想這樣做。我有根深蒂固的懷舊習慣，對台北這份執着，情不能已。台北雖然變得厲害，但總還有些地方，有些事物，可以令人追思、回味。比如説武昌街的“明星”，“明星”的咖啡和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