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現代文學》重刊之前《現代文學》於一九六○年三月創刊，距離現在，已有二十八年。其間一九七三年出刊到五十一期時，因為經濟上無法支撐，一度暫時停刊。三年半後，獲遠景出版社的支持，得以復刊，又出了二十二期，一直到一九八四年，這本賠錢雜誌實在賠不下去了，才終告停刊。復刊的時候，我曾寫過一篇文章：《〈現代文學〉的回顧與前瞻》，把《現文》創刊的來龍去脈，這本雜誌做過的一些工作，以及《現文》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都詳盡的介紹過。因為那篇文章寫在復刊前夕，心情興奮，前瞻的欣喜，倒是多於回顧的惘然。現在算算，那也是十一年前的事了。經過悠長時間的磨洗，《現代文學》已漸漸變成了歷史。當今大學生看過前一階段《現代文學》的恐怕已經不多，往年購買《現文》的讀者，可能也只有少數藏有全套雜誌。近幾年，愈來愈感到時間洪流無可拒抗的威力，眼見許多人類努力的痕跡，轉瞬間竟然湮沒消逝，於是我便興起了一個願望：希望有一天能夠重刊《現代文學》，使得這本曾經由許多文學工作者孜孜矻矻耕耘過的雜誌，重現當年面貌，保存下來，作為一個永久紀錄。
我常常被問到幾個問題：當年你們怎麼會辦《現代文學》的?為什麼你們那一夥有那麼多人同時從事文學創作?你們怎麼會受到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的?如今有了時間的距離，經過一番省思，我對這些問題，可能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我得到的結論是，《現代文學》創刊以及六十年代現代主義在台灣文藝思潮中崛起，並非一個偶然現象，亦非一時標新立異的風尚，而是當時台灣歷史客觀發展以及一羣在成長中的青年作家主觀反應相結合的必然結果。
那時我們都是台灣大學外文系的學生，雖然傅斯年校長已經不在了，可是傅校長卻把從前北京大學的自由風氣帶到了台大。我們都知道傅校長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他辦過當時鼎鼎有名的《新潮》雜誌。我們也知道文學院裏我們的幾位老師台靜農先生、黎烈文先生跟“五四”時代的一些名作家關係密切。當胡適之先生第一次返台公開演講時，人山人海的盛況，我深深記在腦裏。“五四”運動對我們來説，仍舊有其莫大的吸引力。“五四”打破傳統禁忌的懷疑精神，創新求變的改革鋭氣，對我們一直是一種鼓勵，而我們的邏輯教授殷海光先生本人就是這種“五四”精神的具體表現。台大外文系當年無為而治，我們乃有足夠的時間去從事文學活動。我們有幸，遇到夏濟安先生這樣一位學養精深的文學導師，他給我們文學創作上的引導，奠定了我們日後寫作的基本路線。他主編的《文學雜誌》其實是《現代文學》的先驅。
《現代文學》創刊的成員背景相當複雜多元，而由這些成員的背景也可以瞭解到《現代文學》創刊的動機與風格的一斑。我們裏面，有的是隨着政府遷台後成長的外省子弟，像王文興、李歐梵及我自己，有的是光復後接受國民政府教育長大的本省子弟如歐陽子、陳若曦、林耀福，也有海外歸國求學的僑生像戴天、葉維廉、劉紹銘，我們雖然背景各異，但卻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我們都是戰後成長的一代，面臨着一個大亂之後曙光未明充滿了變數的新世界。外省子弟的困境在於：大陸上的歷史功過，我們不負任何責任，因為我們都尚在童年，而大陸失敗的後果，我們卻必須與我們的父兄輩共同擔當。事實上我們父兄輩在大陸建立的那個舊世界早已瓦解崩潰了，我們跟那個早已消失只存在記憶與傳説中的舊世界已經無法認同，我們一方面在父兄的庇廕下得以成長，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必得掙脱父兄加在我們身上的那一套舊世界帶過來的價值觀以求人格與思想的獨立。艾力克生(ErikErikson)所謂的“認同危機”(identitycrisis)我們那時是相當嚴重的。而本省同學亦有相同的問題，他們父兄的那個日據時代也早已一去不返，他們所受的中文教育與他們父兄所受的日式教育截然不同，他們也在掙扎着建立一個政治與文化的新認同。當時我們不甚明瞭，現在看來，其實我們正站在台灣歷史發展的轉折點上，面臨着文化轉型的十字路口。政府遷台，經過十年慘淡經營，台灣正開始從農業社會轉向工商社會，而戰後的新文化也在台灣初度成形，我們在這股激變的洪流中，探索前進，而我們這一代，無論士農工商，其實都正在參與建造一個戰後的新台灣。“五四運動”給予我們創新求變的激勵，而台灣歷史的特殊發展也迫使我們着手建立一套合乎台灣現實的新價值觀。這一切都是在不自覺的情況下進行着，我們成長的心路歷程也有其崎嶇顛簸的一面。
一國的新文學運動，往往受了外來文化的刺激應運而生，歷史上古今中外不乏前例。唐朝時中國從印度大量輸入佛經，佛經的譯介，基本上改變了中國的文學與藝術。王維的詩、湯顯祖的戲曲、曹雪芹的小説都是佛教文化薰陶下開放出來的燦爛花朵。我們中國人最足以自豪的《紅樓夢》，其實也不過是佛家一則頑石歷劫的寓言。“五四”的新文學基本上也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刺激而誕生的。魯迅、巴金、曹禺、老舍、徐志摩等人沒有一個不受過外國文學的影響。六十年代初，我們在外文系唸書，接觸西方文學，受其啓發，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但在西方文學的諸多流派中，現代主義的作品的確對我們的衝擊最大。十九世紀末以來近半個世紀現代主義波瀾壯闊，蔚為主流，影響到西方各種藝術形式。要言之，現代主義是對西方十九世紀的工業文明以及興起的中產階級庸俗價值觀的一個大反動，因此其叛逆性特強，又因歐洲經過兩次大戰，戰爭瓦解了西方社會的傳統價值，動搖了西方人對人類、人生的信仰及信心，因此西方現代主義的作品中對人類文明總持着悲觀及懷疑的態度。事實上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所經歷的戰爭及革命的破壞，比起西方人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的傳統社會及傳統價值更遭到了空前的毀滅。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文化危機跟西方人的可謂旗鼓相當。西方現代主義作品中叛逆的聲音、哀傷的調子，是十分能夠打動我們那一羣成長於戰後而正在求新望變彷徨摸索的青年學生的。卡夫卡的《審判》、喬伊思的《都柏林人》、艾略特的《荒原》、托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勞倫斯的《兒子與情人》，以及當時人人都在爭讀的加繆的《局外人》，這些現代主義的經典之作，我們能夠感受、瞭解、認同，並且受到相當大的啓示。二十多年後，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在台灣逐漸式微時，海峽的那一邊，中國大陸的學界文壇卻出人意料之外的燃起了“現代主義”的火苗，尼采、薩特的哲學，弗洛伊德的心理學，以及卡夫卡的小説在青年知識分子之間，竟然成為了暢銷書，大陸劇作家高行健的“荒謬劇”在北京上演，場場客滿，觀眾多為學生。經過“文革”，大陸的青年知識分子也開始在反省深思，摸索探求在尋找新的文化價值了。卡夫卡的《審判》能夠引起大陸讀者的認同是能理解的，《審判》簡直可以説是“文革”的一則寓言，而“文革”本身就是一出最大的“荒謬劇”。“現代主義”是西方文化危機的產物，所謂亂世之音。而這一代的大陸青年知識分子成長於重重危機之中，能引起他們的共鳴，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我們在外文系研讀西洋文學的同時，也常常到中文系去聽課。記得那時我們常去聽鄭騫老師講詞、葉嘉瑩老師講詩、王叔岷老師講《莊子》。其實不自覺的我們也同時開始在尋找中國的傳統。這點使得我們跟“五四”那一代有截然不同之處，我們沒有“五四”打倒傳統的狂熱，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阻力到了我們那個時代早已蕩然。我們之間有不少人都走過同一條崎嶇的道路，初經歐風美雨的洗禮，再受“現代主義”的衝擊，最後繞了一大圈終於迴歸傳統。雖然我們走了遠路，但在這段歧途上的自我鍛鍊及省思對我們是大有助益的，回過頭來再看自己的傳統，便有了一種新的視野、新的感性，取捨之間，可以比較，而且目光也訓練得鋭利多了，對傳統不會再盲目順從，而是採取一種批判性的接受。我們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畢竟要比“五四”時代冷靜理性得多，將傳統融入現代，以現代檢視傳統——我們在融合傳統與現代的過程中，大家都經過了一番艱苦的掙扎，其實這也是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文化再造的大難題，百多年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似乎都命定要捲入中西文化衝突的這一場戰爭中。
我們戰後成長的這一代，正處於台灣歷史的轉折時期，由於各種社會及文化因素的刺激，有感於內，自然欲形諸於外，於是大家不約而同便開始從事文學創作起來。那時我們只是一羣籍籍無名的學子，當時台灣的報章雜誌作風比較保守，我們那些不甚成熟而又刻意創新的作品自然難被接受，於是創辦一份雜誌，刊載我們自己以及其他志同道合文友們的作品，便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了。事實上，這股創造台灣新文學的衝動，並不限於台大外文系的學生。五十年代後期，《現代詩》、《藍星》、《創世紀》等幾家現代詩刊早已發難於前，做了我們的先驅，而政治大學尉天驄等人創辦的《筆匯》也比我們略早發刊。可見得六十年代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並不是一個孤立偶發的現象，而實在是當時大家有志一同，都認為台灣文學，需要一個新的開始。
《現代文學》是同人創辦的所謂“小雜誌”，我們當時完全不考慮銷路，也沒有想去討好一般讀者的趣味，所以這本雜誌走的一直是嚴肅文學的路線。因為曲高和寡，銷路不佳，始終虧損累累，但是卻因此保持了我們一貫的風格。我們那時雖然學識不夠，人生經驗也很幼稚，但我們對文學的態度，卻是絕對虔誠的。我們那時寫作，根本談不上名利，因為《現代文學》的銷路一直在一千本上下，引不起社會的注意，而經費又不足，發不出稿費。我們那時努力創作可能也抱有年輕人的一種理想與使命感吧，要為台灣文學創立一種新的風格。現在回想起來，我們當初在《現代文學》那本冷雜誌上面壁十年，對日後的寫作生涯倒是很有益處的。惟其沒有名利的牽掛，寫作起來，可以放膽創新，反正初生之犢，犯了錯誤也不足掛齒。那一段時期的磨鍊，確實替我們紮下了根基。現在台灣的報紙雜誌多了，稿費高，獎金多，青年作家成名太快，可能對他們的創作不一定有幫助。文學創作的確是一番艱辛而又孤獨的自我掙扎，自我超越，不宜揠苗助長。六十年代那種嚴肅而又樸素的文風，倒不禁令人懷念起來。
《現代文學》的創立，對我個人來説，最有意義的是結識了一大羣志同道合的文友，大家同時在一本雜誌上耕耘，無形中也有一種互相激勵的作用，這大概就是所謂的“以文會友”吧，那的確是一種樂趣。最難能可貴的是在《現代文學》上投稿的作家，各人的文風各異，文學觀也不盡相同，彼此居然相安無事。我想不起我們之間曾經為了文學觀點互異而起爭執的事情，這簡直近乎奇蹟，試看看早期在《現代文學》寫稿的這份作家名單：寫小説的有叢、劉大任、朱西寧、蔡文甫、王禎和、陳映真、黃春明、施叔青、李昂、林懷民、七等生等以及《現文》幾個基本作家歐陽子、陳若曦、王文興跟我自己，詩人也有一大羣，各路人馬，會集一堂，竟然能夠“和而不同”，我想那是因為當時大家對文學都有一個共識：文章是千古事、不朽之盛業。在這個大前提下，個人之間的歧異就顯得微不足道了。大家各説各話，互不干擾，一時倒也呈現出一片百花齊放的局面。《現代文學》雖以“現代”為名，但並非定於一尊，雖然那時還沒有“鄉土文學”這個名辭，可是一些後來被認為是“鄉土文學”的代表作家以及他們的作品早已在《現代文學》上出現過了，“現代”與“鄉土”在這本雜誌上從來就沒有對立過，而往往一篇作品中，這兩種要素並立不悖，文學本來就有無限的可能性，以現代手法表現鄉土感情，也是其中的一種。例如在《現代文學》上發表的王禎和的第一篇小説《鬼?北風?人》就是一篇道地鄉土而又完全現代的傑作。
六十年代走嚴肅文學路線提倡實驗創新的雜誌不多，《現代文學》在那段期間提供了一塊文學園地，讓一大羣有才華有理想的青年作家，播種耕耘，開花結果，日後大都卓然成家，成為台灣文學的中堅。這，恐怕就是《現代文學》最大的功勞了。稍後《文學季刊》創刊，也培養了不少優秀作家，並且開創了一個新的創作方向。到今天我還記得有幾位作家的初創首篇在《現代文學》上發表時，令我感到的驚喜之情。有一天在台大文學院的走廊上，有三個低我們一班的學弟來找我，要投稿到《現文》，那就是杜國清、鄭恆雄(潛石)和王禎和。我拿到王禎和的處女作馬上跟王文興幾個人傳閲欣賞，大家驚歎不止，我那時好像已經看到王禎和的未來。我的畫家朋友顧福生拿給我一篇小説《惑》，是他的女學生寫的，那個女孩子只有十六七歲，我頗為訝異，我説那篇小説很怪，那個女孩子有怪才，我拿去《現文》上發表了。那個女孩叫陳平，就是日後的三毛。許多年後，三毛才吐露，原來就是因為《惑》的發表，她才決定棄畫從文，開始了她的寫作生涯。從前我只知道奚淞是個才氣縱橫的青年畫家，並不知道他也有文才。有一次他很淡然的告訴我，他寫了一篇小説，要我看看。我一看，大吃一驚，《封神榜裏的哪吒》像一顆光芒四射的夜明珠，令人目為之眩。那是一篇我自己也想寫而沒能寫出來的寓言小説。我在美國接到二十三期《現代文學》，有一篇小説《壁虎》，特別引起我的注意，這篇小説寫得慓悍，我以為是男作家寫的，向姚一葦先生打聽，原來施叔青竟是個在中學唸書的女生。這些發現，都曾帶給我莫大的喜悦。那些作家那時都那樣年輕，而且一出手就氣度不凡。《現代文學》的確發表了不少優秀的短篇小説，那些作品有的到今天還是能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
隨着台灣社會轉型，八十年代工商起飛，同人辦的文學雜誌在台灣的生存空間幾乎接近於零。多元化的工商社會朝氣蓬勃，勇往直前，但也有其飛揚浮躁，急功近利的一面。台灣文學的發展，一直是我最關心的一件事，總希望台灣文學茁壯結實，蒸蒸日上，愛之深，責之切，就不免有許多杞憂。於是我便想如果能將《現代文學》重刊，將《現文》作家羣從前那種不問收穫的墾荒精神再現給台灣的青年讀者，也許對一些有志於文學創作的年輕人產生一種鼓勵，因為他們現在的客觀條件畢竟比我們當年優越得多，如果他們也肯披荊斬棘，苦苦耕耘，成就一定遠超過我們。這個宏願，終於能夠實現了。去年夏天在台北遇見了允晨出版社的負責人吳東昇及林伯峯二位先生，他們對文化事業的推展，滿腔熱忱，他們贊成我的構想，同意重刊《現代文學》一至五十一期。他們尊重《現代文學》一貫的精神，此次重刊，不以營利為目的，若有盈餘，可能設立文學基金，獎勵青年作家寫作出版。最重要的，重刊的《現代文學》將有低價的普及本，讓青年學生也有能力購買。這次重刊，先出一至五十一期，因為前期的《現代文學》早已沒有存書，歷史價值也許比較大些，日後有機會，再將後期的二十二期補齊。當然，後二十二期也有許多重要的作家及他們的作品：馬森、黃凡、陳雨航、吳念真、宋澤萊、蔣衝等，而且幾個專輯“文革文學”、“抗戰文學”，也有其特殊意義。
這次《現代文學》能夠重刊，丘彥明的功勞最大，這位《聯合報副刊》、《聯合文學》的名編輯，不辭勞苦，自告奮勇，策劃《現文》重刊。她花了不少時間精力編纂作家及作品的生平索引、大事年表等等，而且又力邀當年《現文》的作家及主編，撰寫《〈現代文學〉與我》，回憶當年在《現文》投稿及編輯這本雜誌的情況，他們這些文章，日後都將成為台灣文學的重要史料。《現代文學》的成長，與我自己的寫作生涯可謂唇齒相依，為了這本雜誌，我曾心血耗盡。對它，我是一往情深，九死無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