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現文因緣》出版之前
如果你現在走到台北市南京東路和松江路的交岔口，舉目一望，那一片車水馬龍、高樓雲集鬧市中的景象，你很難想像得到，二十多年前，松江路從六福客棧以下，一直到圓山，竟是延綿不斷一大片綠波滾滾的稻田，那恐怕是當時台北市區最遼闊的一塊野生地了。那一帶的地形我極熟悉，因為六十年代我家的舊址就在六福客棧，當時是松江路一三三號。父母親住在松江路一二七號——現在好像變成了“豐田汽車”，家裏太擁擠，我上大學時便遷到一三三號，那是松江路右側最後一棟宿舍，是間拼拼湊湊搭起來的木造屋，頗有點違章建築的風貌。松江路顧名思義，是台北市東北角的邊陲地帶，相當於中國地圖上的北大荒，我便住在台北北大荒的頂端。一三三號裏有一條狼狗、一隻火雞、一棵夾竹桃，還有我一個人，在那棟木造屋裏起勁的辦《現代文學》，為那本雜誌趕寫小説。屋後那一頃廣袤的稻田，充當了我的後園，是我經常去散步的所在；碧油油的稻海里，點綴着成千上百的白鷺鷥，倏地一行白鷺上青天，統統衝了起來，滿天白羽紛飛，煞是好看——能想像得出台北也曾擁有過這麼多美麗的白鳥嗎?現在台北連麻雀也找不到了，大概都讓噪音嚇跑了吧。
一九六一年的某一天，我悠悠盪盪步向屋後的田野，那日三毛——那時她叫陳平，才十六歲——也在那裏蹓躂，她住在建國南路，就在附近，見我來到，一溜煙逃走了。她在《驀然回首》裏寫着那天她“嚇死了”，因為她的第一篇小説《惑》剛剛在《現代文學》發表，大概興奮緊張之情還沒有消退，不好意思見到我。其實那時我並不認識三毛，她那篇處女作是她的繪畫老師“五月畫會”的顧福生拿給我看的，他説他有一個性情古怪的女學生，繪畫並沒有什麼天分，但對文學的悟性卻很高。《惑》是一則人鬼戀的故事，的確很奇特，處處透着不平常的感性，小説裏提到《珍妮的畫像》，那時台北正映了這部電影不久，是珍妮弗瓊絲與約瑟戈登主演的，一部好萊塢式十分浪漫離奇人鬼戀的片子，這大概給了三毛靈感。《惑》在《現代文學》上發表，據三毛説使她從自閉症的世界解放了出來，從此踏上寫作之路，終於變成了名聞天下的作家。我第一次見到三毛，要等到《現代文學》一週年紀念，在我家松江路一二七號舉行的一個宴會上了。三毛那晚由她堂哥作伴，因為吃完飯，我們還要跳舞。我記得三毛穿了一身蘋果綠的連衣裙，剪着一個赫本頭，閨秀打扮，在人羣中，她顯得羞怯生澀，好像是一個驚惶失措一徑需要人保護的迷途女孩。二十多年後重見三毛，她已經蜕變成一個從撒哈拉沙漠冒險歸來的名作家了。三毛創造了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瑰麗的浪漫世界；裏面有大起大落生死相許的愛情故事，引人入勝不可思議的異國情調，非洲沙漠的馳騁，拉丁美洲原始森林的探幽——這些常人所不能及的人生經驗三毛是寫給年輕人看的，難怪三毛變成了海峽兩岸的青春偶像。正當她的寫作生涯日正當中，三毛突然卻絕袂而去，離開了這個世界。去年三毛自殺的消息傳來，大家都着實吃了一驚，我眼前似乎顯出了許多個不同面貌身份的三毛蒙太奇似的重疊在一起，最後通通淡出，只剩下那個穿着蘋果綠裙子十六歲驚惶羞怯的女孩——可能那才是真正的三毛，一個拒絕成長的生命流浪者，為了抵抗時間的凌遲，自行了斷，向時間老人提出了最後的抗議。
很多年後我才發覺，原來圍着松江路那片田野還住了另外幾位作家，他們的第一篇小説也都是在《現代文學》上發表的。荊棘(其實她叫朱立立)就住在松江路一二七的隔壁，兩家的家長本來相識的，但我們跟朱家的孩子卻素無來往，我跟她的哥哥有時還打打招呼，但荊棘是個女孩子，青少年時期男女有別，見了面總有點不好意思。我印象中，她一徑穿着白衣黑裙的學生制服，一副二女中的模樣，騎腳踏車特別快，一蹬就上去了，好像急不待等要離開她那個家似的。那時候她看起來像個智慧型頗自負的女生，不容易親近。要等到許多年後，我讀到她的《南瓜》、《飢餓的森林》等自傳性的故事，才恍然了悟她少女時代的成長，難怪如此坎坷。那幾篇文章寫得極動人，也很辛酸，有點像張愛玲的《私語》。我應該最有資格做那些故事的見證人了，我們兩家雖然一牆相隔，但兩家的傭人是有來有往、互通消息的，兩家家裏一些難唸的經大概就那樣傳來傳去了。有天夜裏朱家那邊隔牆傳來了悲慟聲，於是我們知道，荊棘久病的母親，終於過世了。《等之圓舞曲》是荊棘的第一篇小説，發表在《現代文學》上，她投稿一定沒有寫地址，否則我怎麼會幾十年都不知道那篇風格相當奇特有點超現實意味的抒情小説，竟會是當日鄰居女孩寫的呢?人生有這麼多不可解之事!
《現代文學》四十五期上有一篇黎陽寫的《譚教授的一天》，黎陽是誰?大家都在納悶，一定是個台大生，而且還是文學院的，因為我們都知道《譚教授》寫的是我們的老師，台大文學院裏的點點滴滴描摹得十分真切。那時候是七十年代初，留美的台灣學生“保釣運動”正在搞得轟轟烈烈。有一天我跟一位朋友不知怎麼又談起了《譚教授的一天》，大大誇贊一通，朋友驚呼道：“你還不知道呀?黎陽就是李黎，罵你是‘殯儀館’的化妝師的那個人!”我不禁失笑，也虧李黎想得出這麼絕的名辭。
據説李黎寫過一篇文章，把我的小説批了一頓，説我在替垂死的舊制度塗脂抹粉。《譚教授的一天》是李黎的處女作，的確出手不凡。沒有多久以前，跟李黎一起吃飯，偶然談到，原來從前在台北，她家也住在松江路那頃田野的周遭。天下就有這樣的巧事，一本雜誌冥冥中卻把這些人的命運都牽繫到了一起。如果六十年代的某一天，三毛、荊棘、李黎，我們散步到了松江路那片稻田裏，大家不期而遇，不知道是番怎樣的情景。然而當時大家都正處在青少年的“藍色時期”，我想見了面大概也只能訕訕吧。有一次，我特別跑到六福客棧去喝咖啡，旅館裏衣香人影杯觥交錯，一派八十年代台北的浮華。我坐在樓下咖啡廳的一角，一時不知身在何方。那片綠油油的稻田呢?那羣滿天紛飛的白鳥呢?還有那許多跟白鳥一樣飛得無影無蹤的青春歲月呢?誰説滄海不會變成桑田?
台大文學院的大樓裏有一個奇景，走廊上空懸掛着一排大吊鐘，每隻吊鐘的時針所指都不同時，原來那些吊鐘早已停擺，時間在文學院裏戛然而止，而我們就在那棟悠悠邈邈的大樓裏度過了大學四年。一九六一年的一個黃昏，就站在文學院走廊裏那排吊鐘下面，比我們低兩屆的三個學弟王禎和、杜國清、鄭恆雄(潛石)找到了我，他們興沖沖的想要投稿給《現文》。王禎和手上就捏着一疊稿子，扯了一些話，他才把稿子塞到我手中——那就是他的第一篇小説《鬼?北風?人》。那天他大概有點緊張，一徑靦腆地微笑着。《鬼?北風?人》登刊在《現文》第七期，是我們那一期的重頭文章，我特別為這篇小説找了一張插圖，是顧福生的素描，一幅沒有頭的人體畫像。那時節台灣藝術界的現代主義運動也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着，“五月畫會”的成員正是這個運動的前鋒。那幾期雜誌我們都請了“五月”畫家設計封面畫插圖，於是《現代文學》看起來就更加現代了。王禎和小説的那幅插圖，是我取的名字：“我要活下去!”因為小説中的主角秦貴福就是那樣一個不顧一切賴着活下去的人。我那時剛看一部蘇珊海華主演的電影《IWanttoLive》，大概靈感就是那樣來的。雜誌出來，我們在文學院裏張貼了一幅巨型海報，上面畫了一個腰桿站不直的人，那就是秦貴福。王禎和後來説，他站在那幅海報下，流連不捨，還把他母親帶去看。畫海報的是張光緒，在我們中間最有藝術才能，《現文》的設計開始都是出自他手，那樣一個才氣縱橫的人後來好端端的竟自殺了。在同期還有一篇小説《喬琪》，是陳若曦寫的，故事是講一個被父母寵壞了的少女畫家，活得不耐煩最後吞服安眠藥自盡。當時陳若曦悄悄的告訴我，她寫的就是陳平。這簡直不可思議，難道陳若曦三十年前已經看到三毛的命運了嗎?人生竟有這麼多不可承受的重!前年王禎和過世，噩耗傳來，我感到一陣涼颼颼的寒風直侵背脊。我在加大開了一門“台灣小説”，每年都教王禎和的作品，我愈來愈感到他的小説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如嚼青欖，先澀後甘。他這幾年為病魔所纏，卻能寫作不輟，是何等的勇敢。無疑的，王禎和的作品已經成為了台灣文學史中重要的一部分。
那時，文學院裏正瀰漫着一股“存在主義”的焦慮，西方“存在主義”哲學的來龍去脈我們當初未必搞得清楚，但“存在主義”一些文學作品中對既有建制現行道德全盤否定的叛逆精神，以及作品中滲出來絲絲縷縷的虛無情緒卻正對了我們的胃口。加繆的《局外人》是我們必讀的課本，裏面那個“反英雄”麥索，正是我們的荒謬英雄。那本書的顛覆性是厲害的。劉大任、郭松棻當時都是哲學系的學生(郭松棻後來轉到了外文系)。一提到哲學就不由人聯想起尼采、叔本華、齊克果那些高深莫測的怪人來。哲學系的學生好像比文學系的想法又要古怪一些。郭松棻取了一個俄國名字伊凡(Ivan)，屠格涅夫也叫伊凡，郭松棻那個時候的行徑倒有點像屠格涅夫的羅亭，虛無得很，事實上郭松棻是我們中間把“存在主義”真正搞通了的，他在《現文》上發表了一篇批判薩特的文章，很有水準。《現代文學》第二期刊出了劉大任的《大落袋》，我們説這下好了，台灣有了自己的“存在主義”小説了。《現文》第一期剛介紹過卡夫卡，《大落袋》就是一篇有點像卡夫卡夢魘式的寓言小説，是講彈子房打撞球的故事；不知道為什麼撞球與浪子總扯在一起(《江湖浪子》保羅紐曼主演)，彈子房好像是培養造反派的温牀。當時台灣的政治氣候還相當肅殺，“自由中國”、“文星”動一下也就給封掉了。我們不談政治，但心裏是不滿的。虛無其實也是一種抗議的姿態，就像魏晉亂世竹林七賢的詩酒佯狂一般。後來劉大任、郭松棻參加“保釣”，陳若曦更加跑到對岸去搞革命，都有心路歷程可循。從虛無到激進是許多革命家必經的過程。難怪俄國大革命前夕冒出了那麼多的虛無黨來。不久前看到劉大任的力作《晚風習習》，不禁感到一陣蒼涼，當年的“憤怒青年”畢竟也已爐火純青。
“綠鬢舊人皆老大，紅梁新燕又歸來，盡須珍重掌中杯。”——這是晏幾道的《浣溪沙》，鄭因百先生正在開講《詞選》，我逃了課去中文系旁聽，惟有逃到中國古典文學中，存在的焦慮才得暫時紓解。鄭先生十分欣賞這首小令，評為“感慨至深”，當時我沒聽懂，也無感慨，我欣賞的是“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晏小山的濃詞豔句。那幾年，聽鄭先生講詞，是一大享受。有一個時期鄭先生開了“陶謝詩”，我也去聽，坐在旁邊的同學在我耳根下悄悄説道：“喏，那個就是林文月。”我回頭望去，林文月獨自坐在窗口一角，果然，“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聯想起司空圖《詩品》第六首《典雅》中的兩句詩來。日後有人談到林文月，我就忍不住要插一句：“我和她一起上過‘陶謝詩’。”其實《現代文學》後期與台大中文系的關係愈來愈深，因為柯慶明當了主編，當時中文系師生差不多都在這本雜誌上撰過稿。
台大文學院裏的吊鐘還停頓在那裏，可是悠悠三十年卻無聲無息的溜走了。逝者如斯，連聖人也禁不住要感慨呢。
六十年代後期，台灣文壇突然又蹦出新的一批才氣縱橫的年輕作家來：林懷民、奚淞、施家姊妹施叔青、施淑端(李昂)都是《現文》後期的生力軍。林懷民還未出國，可是已經出版兩本小説集了，轉型期中台北的脈動他把握得很準確，《蟬》裏的“野人”談的大概就是當今台北東區那些“新人類”的先驅吧。而林懷民一身的彈性，一身羈絆不住的活力，難怪他後來跳到舞台上去，創造出轟轟烈烈的雲門舞集來。奚淞也才剛退伍，他説身上還沾有排長氣。六九年的一個夏夜，奚淞打電話給我，“白先勇，我要找你聊天。”他説。於是我們便到嘉興大樓頂上的“藍天”去喝酒去。“藍天”是當時台北的高級餐廳，望下去，夜台北居然也有點朦朧美了。那是我跟奚淞第二次見面，可是在一杯又一杯Manhattan的灌溉下，那一夜兩人卻好像講盡了一生一世的話。那晚奚淞醉得回不了家，於是我便把他帶回自己敦化南路的家裏，酒後不知哪裏來的神力，居然把他從一樓扛上了三樓去。六十年代末，那是一段多麼狂放而又令人懷念的日子啊。
台灣的鹿港地秀人傑，出了施家姊妹，其實大姊施淑女從前也寫小説，白樺木就是她，在《現文》二十四、二十五期上發表了《頭像》和《告別啊，臨流》，寫得極好，如果她繼續寫下去，不一定輸給兩個妹妹。施叔青開始寫作也是用筆名施梓，我一直以為是個男生，《壁虎》和《凌遲的抑束》寫得實在凌厲，後來我在台北明星咖啡館和施叔青見面，卻大感意外，施叔青的小説比她的人要慓悍得多。我送給了施叔青一個外號“一丈青”，施叔青那管筆的確如扈三娘手裏一枝槍，舞起來虎虎有力。當時台北流傳文壇出了一位神童，十六歲就會寫男男女女的大膽小説《花季》了。我頂記得第一次看到李昂，她推着一輛舊腳踏車，剪着一個學生頭，臉上還有幾塊青傷，因為騎車剛摔了跤。再也料不到，李昂日後會《殺夫》。李昂可以説是《現代文學》的“末代弟子”了，她在《現文》上發表她那一系列極具風格的鹿城故事時，《現代文學》前半期已接近尾聲。也是因為這本雜誌，我跟施家姊妹結下了緣。每次經過香港，都會去找施叔青出來喝酒敍舊，她在撰寫《香港傳奇》，預備在九七來臨前，替香港留下一個繁榮將盡的紀錄。有一次李昂與林懷民到聖芭芭拉來，在我家留了一宿，李昂向我借書看，我把陳定山寫的《春申舊聞》推薦給她，定公這本書是部傑作，他把舊上海給寫活了。裏面有一則《詹周氏殺夫》的故事，詹周氏把當屠夫的丈夫大切八塊，這是當年上海轟動一時的謀殺案——這就是李昂《殺夫》的由來，她把謀殺案搬到鹿港去了。小説家的想像力，真是深不可測。那年聯合報小説比賽，我當評審，看到這部小説，其中那股震撼人心的原始力量，不是一般作家所有，我毫不考慮就把首獎投了給《殺夫》，揭曉時，作者竟是李昂。
《現代文學》創刊，離現在已有三十二年，距八四年正式停刊也有八年光景了，這本雜誌可以説已經變成了歷史文獻。醖釀三年，《現文》一至五十一期重刊終於問世，一共十九冊，另附兩冊，一冊是資料，還有一冊是《現文因緣》，收集了《現文》作家的回憶文章，這些文章看了令人感動，因為都寫得真情畢露，他們敍述了各人與這本雜誌結緣的始末，但不約而同的，每個人對那段消逝已久的青春歲月，都懷着依依不捨的眷念。陳映真的那篇就叫《我輩的青春》，他還牢記着一九六一年，那個夏天，他到我松江路一三三號那棟木造屋兩人初次相會的情景——三十年前，我們曾經竟是那樣的年輕過。所有的悲劇文學，我看以歌德的《浮士德》最悲愴，只有日耳曼民族才寫得出如此摧人心肝的深刻作品。暮年已至的哲學家浮士德，為了捕捉回青春，寧願把靈魂出賣給魔鬼。浮士德的悲愴，我們都能瞭解的，而魔鬼的誘惑，實在大得難以拒抗哩!正如柯慶明的那一篇文章題目：短暫的青春!永遠的文學?回頭看，也幸虧我們當年把青春歲月裏的美麗與哀愁都用文字記錄下來變了篇篇詩歌與小説。文學，恐怕也只有永遠的文學，能讓我們有機會在此須臾浮生中，插下一塊不朽的標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