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明鑑。依卑臣看來，真正的問題是大臣太守舊。他們為什麼守舊？因為制度害了他們。中國的人才政策是八股取士，學作八股文的，不看秦漢以後的書，不知道世界大勢，只要進考場會考試，就可以做上官、做上大官。這些人讀書而不明理，跟不上時代卻又毫不自知，所以只能誤國，不能救國。為今之道，根本上，要從廢除八股取士等錯誤的制度開始；而救急之術，要請皇上自下明詔，勿交部議，因為任何良法美意，一交大臣去商議，就全給毀了。大臣太守舊，不能推行變法維新怎麼辦？皇上可破格提用小臣，以小臣代大臣用，國家自然就有朝氣，局面很快就會煥然一新了。小臣只願為國家做事，不必加其官，但要委以事，不黜革大臣而耀升小臣，漸漸完成新舊交替，這樣子變法維新，掣肘的力量就可以降到最低了。”
這次召見，時間很長，皇帝大概知道這種召見的情況也很難得、也不宜多，所以一談就談了兩小時。康有為告退後，皇帝頒發新職，名義是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這是相當於外交部的中級官員名義，官位不大，因為大官的任免，都要西太后説了算的，這樣由皇帝賞個小官，自可免得刺眼。但是，五天後就給了康有為一個“特權”——使他可以“專摺奏事”，不必再經過其他大臣之手，就可直達天聽。——康有為從十年前第一次上書給皇帝起，一次又一次，費盡千辛萬苦，找盡大臣門路，都難以下情上達。可是十年下來，他終於建立了直達的渠道。他要説什麼、想説什麼、有什麼好意見，總算不必求人代遞、被人攔截了。而他傾訴的對象、條陳的對象，不是別人，而是高高在上的當今聖上。一種得君行道的快感，使康有為充滿了希望。現在，他四十一歲了，他甘願做一名小臣，在皇帝身旁為國獻策。召見以後，他又陸續呈送了他著的《日本變法考》、《波蘭分滅記》、《法國變政考》，加深皇帝從世界眼光來看中國的水平，這是一種橫向的努力；相對的，他寫《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則是一種縱向的努力。他用龐大的證據、深厚的學問，説明中國人信奉的孔子，其實正是主張改革的人，抓住孔子做擋箭牌，守舊分子要反對，也反對不來了。十年來，康有為在縱橫兩方面的努力，如今都到了最後考驗的關口，他感到無比的欣慰、興奮與自信。
皇帝在召見康有為後的第七天，就先下詔廢除了八股取士制度。接着，在康有為的籌劃下，小臣們一個個被重用了。召見以後不到三個月，皇帝下了命令，給四個小臣均着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軍機章京是軍機處中四品官以下的官，相當於皇帝的機要秘書，軍機處的首領是軍機大臣，都是三品以上的官，都被西太后扣得緊緊的，皇帝無法説了算，只能自己任命四個章京來分軍機大臣的權，把他們特加卿的頭銜，點名參預新政，這種安排，是很費苦心的。四個章京中，小臣楊鋭、小臣劉光第是張之洞的學生，小臣林旭是康有為的學生。他們三個人，都參加過康有為召開的保國會，很早便與康有為認識了。可是最後一位小臣，不但沒參加保國會、也沒參加強學會。就跟康有為的關係來説，是後起之秀。這個人籍貫湖南瀏陽，生在北京，三十三歲，身分是江蘇候補知府；他的父親是湖北巡撫，這位巡撫是翁同龢朋友，翁同龢見過老友此子，在日記中寫道：“……通洋務，高視闊步，世家子弟桀傲者也。”可見他的氣派。軍機章京在皇宮裏分成兩班，這個人分到與劉光第一班。第一天上班，他“桀傲”地走進了內廷外面，御史問他、太監們問他，他一言不發，拿起毛筆，在紙上寫了三個大字——“譚嗣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