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館附近有人嗎？”
“還看不出來。”
“康先生有消息嗎？”
“沒有。”
“康先生現在應該到上海了。林權助説他已密電天津上海的日本負責人照顧康先生，他叫我放心。他今天早上來過，伊藤博文來，他太忙，現在出去了。”
“林公使説他太忙，一切先由我招待，請不要見怪。”平山周補充説。
“我們感謝他還來不及，怎麼還見怪？”梁啓超説。
“這次也真巧，伊藤博文伊藤公正好在北京，伊藤公佩服各位、表示要救各位，林公使人同此心，在他們領導下的我們，更心同此理，願意為你們中國志士效勞。為免夜長夢多，我們打算就在三五天內掩護你們兩位偷渡，離開中國，如果有別的志士到公使館來，我們也願一體相助……”平山周興奮地説着。
“不過，”譚嗣同冷冷地插進嘴，不大友善地盯着日本人，“我今天來，並不是要請你們幫我離開中國，雖然我很感謝你們在危難時相助。我是不打算走的。我今天來，只是有一包東西要交給梁先生帶出去……”
“可是，復生！”梁啓超急着抓緊譚嗣同的肩膀，“你怎麼可以留下來？留下來是無謂的犧牲、是死路一條！”
“我當然知道。”譚嗣同堅定地説，“並且我非常贊成你走。這是一種分工合作，目標雖然一個，但每個同志站的位置，卻不可能全一樣。有在前面衝鋒的、有在後面補給的、有出錢的、有出力的、有流血的、有流汗的，適合甲的未必適合乙，乙能做的不必乙丙兩人做。我覺得今天的情形適合我留下，也必須我留下，康先生和你要走，走到外面去、走到外國去，回頭來為我們的事業東山再起。”
“唉，復生！你怎麼這麼固執！留下來，究竟有多少積極意義？留下來做犧牲品，又有多少用處？不行，不行，你得同我們一起走，不能這樣犧牲掉！”
“卓如，你怎麼會認為犧牲沒有積極意義？你記得公孫杵臼的故事，不走的人、犧牲的人，也是在做事、做積極的事；走的人、不先犧牲的人，也是在犧牲，只不過是長期的、不可知的在犧牲。所以照公孫杵臼的説法，不走的人、先犧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是容易的；走的人、不先犧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比較難。公孫杵臼把兩條路擺出來，自己挑了容易的，不走了、先犧牲了。我今天也想這樣。我把難的留給康先生和你去做，我願意做殉道者，給你們開路。以後路還長得很，也許由我開這個路，對你們做起來有個好理由好起點好憑藉，就像公孫杵臼若不開路，程嬰就沒有好理由好起點好憑藉一樣。所以，我想了又想，決心我留下來。”
“唉，你怎麼能這樣！公孫杵臼、程嬰的時代跟我們不同，處境也不同，對象也不同，知識程度也不同，怎麼能一概而論！”
“沒有不同，在大類上完全一樣。我們和公孫杵臼、程嬰一樣，都面對了要把我們斬盡殺絕的敵人，都需要部分同志的犧牲來昭告同胞大眾，用犧牲來鼓舞其他同志繼續做長期的奮鬥。”
“可是，你忘了，當時公孫杵臼犧牲是為了和程嬰合演苦肉計，我們現在並沒有演苦肉計的必要，為什麼要學他們那種時代那種知識程度的人，這是比擬不倫的啊！”
“比擬倫的！”譚嗣同堅定地説，“我今天帶來這布包，是我的那部《仁學》的稿子，對我們所爭執的問題，我都研究得很清楚了。交給你處理吧。總之，我決心出來證明一些信念。而這些信念，對我們之中的一部分人，是值得以身示範的。這部《仁學》，卓如兄你是看過的。有些章節，我們還討論過的。”
“是啊！”梁啓超説，“這部書最精彩的部分是反對愚忠、反對糊里糊塗為皇帝而死。我還記得很清楚。可是今天，你卻感於皇上的慧眼識人、破格錄用，你決心一死，毋乃被人誤會是‘死君’乎？”“就算如你所説，你決心一死，是完成了你書裏所宣傳的信仰：‘止有死事的道理，絕無死君的道理，’而你決心死於‘事’上面，但我忍不住要問你一句，除了‘死事’以外，你對其他的，有沒有也同時為他一死的原因？”
“也有，不過那不算重要——比起’死事’來，至少不算重要。”
“我想也很重要，並且我幾乎猜得出來那些原因是什麼。”
“你猜是什麼？”
“我猜錯了，你別見怪。”
“我怎麼會有這種反應。”
“我猜你除了死事以外，另外不想活的原因是——‘死——君’！”
“什麼？”
“‘死君’！我説是‘死君’，是你要為皇上而死！你決心一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這個！”
“你這樣説，我不怪你，但你説得太重了。你這樣説，把我書裏宣傳的信仰置於何地？你把我看成了什麼？一個言行不一致的人？”
“絕對沒有！你是我的英雄、我的好朋友，我如果認為你言行不一致，那也是認為你做的比説的還要好，你的‘行’走在你‘言’的前頭，這種不一致，如果也叫不一致的話，是一種光榮的不一致。”
“那你説我不止‘死事’，還有‘死君’，不是明明説我言行不一致？”
“有什麼不一致呢？你説‘死事’，並且你決心一死，為事而死，這件事本身有頭有尾，已經很一致了，又何來不一致？如果你説‘死事’而不‘死事’，才是言行不一致，你並沒這樣，所以，根本就不發生不一致的問題。你本身，已經很完滿的做到了‘死事’的信仰。”
“但我書裏，明明宣傳着‘死事’而不‘死君’，並且兩者成為對立面。如今你若説我‘死君’，縱使不算言行不一致，也有矛盾的感覺。”
“問題發生在你認為‘死事’和‘死君’是對立面，其實這倒有討論的餘地。中國四千五百年來的皇帝，包括光緒，前後有四百二十二個，其中暴君昏君有多少、聖君明君有幾人，都各有他們的賬，不能一概而論。你書裏説：‘……請為一大言斷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絕無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宮妾之為愛、匹夫匹婦之為諒……’看你的話，你只承認為皇帝‘死君’的，應該只是他身邊傭人女人，因為他跟他們之間有私恩有私暱有私人感情，所以他們對他有愚忠有偏愛，除了這些人以外，你就認為‘絕無死君的道理’，你這樣劃分，是不是分得太明顯了？”
“難道不應該這樣明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