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完李十力的這番話，康有為沉思不語。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望着院中的丁香，別有所思。半晌過後，他轉過身，直視着李十力：
“戊戌前後以來，快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做的，不是你們流行的革命，而是改良。但在西太后那些人眼中，其實與革命也差不了多少。革命就是我們那一代的所謂造反。造反也不過殺頭。但我們沒造反，還不是殺了頭。後來譚嗣同他們死了，你們都相信改良是一條死路，都相信只有革命才成，如今一革不成，又要再革，再革真能成功嗎？我老了，我看不到了。我看到的，只是改良也不成、革命也不成。但我仍相信改良，雖然改良的基礎——兩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培養的基礎，已經被摧毀得七零八落，但是，魯莽滅裂的救國方法，還是很可疑的，至少那種代價是慘痛的、是我們付不起的。並且，人民的信仰和信念，人民的價值觀念，不是一朝一夕硬造起來的。清朝天下造了兩百六十八年，才有了那麼點規模，你們想在短短的十幾年或幾十年裏造出天堂來嗎？我真的不敢相信！只怕造到頭來，造到千萬人頭落地，造到人心已死，那時候再後悔也來不及了。”
“康先生的話，我能明白。”李十力慢慢地説，“但是，我們又有什麼選擇？我們的處境，就好像我小時候在家鄉逃難，任何可以聊慰飢渴的，我們都要去追求、都要去採行、都要去拼命。我們不敢説我們今天信的主義，一定可行；但是我們清楚知道昨天的法子，一定不可行。因此我們一定要去試一試。”
“國家大事，”康有為打斷他的話，“豈可以嘗試出之？試出麻煩，誰負責？”
“我們負責。就好像二十八年前，你們負責一樣。你們當年豈不也是試一試？”
“我們是試一試，但我們試驗失敗了，流的只是我們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驚的。可是你們呢，你們流的，是人民的血。值得嗎？”
“流血是難免的，值不值得要看從哪個角度看。即使你們只流自己的血，志士仁人的血也是血。現在看來，你們二十八年前的試一試，是否值得，也不無可疑。其實你們的試一試，在大前提上，就全錯了。你們以為説動光緒皇帝，得君便可行道，其實，即使光緒皇帝有心變法又怎樣？那麼大的集團中，覺悟的只有他那一個人，一個人又能怎樣？你別忘了，他們是一個大集團，一個靠着壓迫別人的不平等與保護自己的特權共生着、互利着的大集團。整個大集團不能改變，一個人的覺悟，鬧到頭來，只是一場悲劇而已。一個人帶着一個大集團做壞事，壞事對大集團有好處，雖然不合正義，他會得到擁護；可是，一個人帶着一個大集團做好事，好事對大集團有壞處，雖然合乎正義，他會得到反對。西太后正代表着帶着大集團做壞事的前者，光緒皇帝正代表着帶着大集團做好事的後者，結果呢，光緒皇帝到頭來會發現他代表不了大集團，大集團僵在那兒紋風不動，他只代表了他自己！想做理想主義者嗎？好的，但理想主義者是低低在下的人做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人做的。高高在上的人只能繼續同流合污，帶頭共謀大集團的私利，不這樣幹，卻想更上層樓，到頭來會發現，沒人同你上樓，你想下樓，梯子也給偷跑了。
“你康先生精通經史，但你沒注意到，我們中國政體是一個最缺少變法彈性的政體，中國的政治有一個底色，那就是當政集團，當政的不只是個人而是一個集團，這個集團也有特色，特色也許是家族、也許是宦官、也許是士大夫、也許是滿洲人，不管是哪一種，都是集團，不只是個人。集團中任何一兩個人的覺悟，如果只是個人，都沒有用，這個個人甚至是集團的頭子也不行，除非整個集團變色，但整個集團變色談何容易？既得利益與保守觀念早就封殺了這種可能。
“你康先生方法的行不通，毛病就出在你忽視了中國政治中這種集團特色，忽略了滿洲人的集團特色，你犯了中國變法政治家王安石的老毛病，以為只要上面説動了皇帝一個人，下面有利於全體百姓，就可以變法了。你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你想跳過皇帝下面百姓上面那個中間集團而想和平轉變，這是很不可想象的。和平的轉變不能靠一兩個覺悟的個人立竿見影，你必須得先改變那個集團，但集團又十九不見棺材不流淚，所以談變法，簡直走不通。
“王安石變法，上面説動了皇帝一個人，下面有利於全體百姓，可是在朝的士大夫集團反對他，大臣文彥博向皇帝説過一句話，文彥博説皇上你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百姓治天下。這話説得一針見血。想改革，你想越級跳，跳不成的。甚至最上層的大官支持你改革，可是下層通不過，也行不通。最好的例子是滿洲人道光皇帝要禁鴉片煙。道光不是壞皇帝，他儉樸，朝服破了要人補，不換新的，他連唱戲都不準，禁止一切浮華。鴉片煙危害中國人，人人知道，道光要禁煙，最上層的大官也都沒話説，可是下層因為有利可圖，你就再禁也禁不住。道光初年鴉片進口不到六千箱，十幾年下來進口超過七倍，四萬多箱，為什麼？中國官商有利可圖，上下包庇。你皇帝再威風，也行不了新政。”
“照你這麼説，你又怎麼解釋俄國呢？俄國在彼得大帝時代，豈不也是高高在上的人帶頭嗎？可是俄國人卻成功了。”康有為不服氣。
“不錯，可是彼得大帝與光緒皇帝的處境完全不同。彼得大帝雖然也是幼年登基，但是他只碰到大他十五歲的同父異母姐姐的七年攝政，而不是像光緒皇帝那樣碰到大他三十六歲的大姨媽的四十七年專權。這是不能比的。反正，總歸一句話；中國是一個最難變法的民族，能在中國搞變法，縱是大英雄豪傑也沒辦法。所以，為中國計，絕不要走改良的路，改良是此路不通的，我們要用霹靂手段去革命，提醒中國人：當一個政權從根爛掉的時候，它不能談改良，當它肯改的時候，都太遲了。就如一個人在被逼得沒法的時候才肯做好事，可是那時候做，十次有九次，都太遲了。我們不要相信這種政權會改良，我們要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解決一切問題！”
“照你把革命説得這麼神奇、這麼包醫百病，”康有為夷然説着，“那麼，照你説來，你對我們過去的作為，一筆抹殺了？”
“也不是。你們是我們的先行者。沒有你們，哪有我們。改良失敗的終點，其實正是革命成功的起點。你們證明了改良此路不通。能用幾個人的死，證明了一條國家大事的路走不通，這是多麼幸運、這是多大的功德？也許有一天，我們千萬人頭落地，才能證明此路不通，那時候，我們真愧對你們、愧對人民、愧對中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