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當局決定以五年為限禁止孫文入境，此一命令公佈之時是重陽起義的翌年三月四日。當時孫文已從日本移居夏威夷。
一九○○年七月，孫文從新加坡搭“佐渡丸”抵香港，此時他的驅逐令仍在有效期間。香港當局獲知此船載着孫文，便在船隻下錨之際同時發出禁止其上岸的通知。
倫敦國家檔案局中，保存有香港總督卜力與本國的索爾茲伯裏首相兼外相之間的電報往來記錄。如今已逾保密期限，這些檔案全部對外公開。
根據這批檔案，可知卜力總督原本打算準許孫文上岸。另外，孫文所搭的“佐渡丸”和李鴻章所搭的招商局安平號約在同一時間停泊在香港。香港總督向上級請求指示，是否可對兩人在香港會面商談合作事宜不加干涉？此一電報的日期是在“佐渡丸”駛離新加坡的七月十二日當天。
索爾茲伯裏在七月十四日的電報中答以“不可”。因此，孫文便未獲準在香港上岸。
而在日本外務省檔案中亦有讓人感興趣的一份兵庫縣知事的報告。該文件的文號是七月二十五日的“兵發秘字第四一○號”。內容是前一天（七月二十四日）搭“佐渡丸”抵神户的孫文和友人談話的概要。
根據這些文獻，可知香港總督在背後慫恿李鴻章，説大清國當今的時局正有利於兩廣（廣東、廣西）脱離清朝獨立，要李鴻章聘孫文為顧問，乘機取得政權。對此，李鴻章答以今後將觀察時局之趨勢再慢慢決定。孫文則對來客説，香港總督的膽識着眼於將兩廣劃入英國勢力範圍，而李鴻章則只在香港停留一晚便又乘船北上，使香港的外國人圈子感到非常失望。
事實上，在索爾茲伯裏首相堅持光榮的孤立主義之情況下，也難怪李、孫二人的合作未能獲得英國的支持。兩年後的日英同盟亦是在格萊斯頓（WilliamEwartGladstone）成為外相之後方才有實現的可能。
李鴻章是在一九○○年七月十七日搭招商局的安平號去香港，隔天的十八日便出發赴上海。
在香港儀仗隊的列隊歡迎及十七響禮炮之下，李上岸禮貌性地拜會了香港總督卜力。他在香港僅停留了一晚。
孫文等人所搭的“佐渡丸”在七月十六日抵香港，於二十日朝日本駛去。
孫文和李鴻章在香港停留的日期相重疊，但兩人並未碰面。孫文當時尚未獲解除入境限制。
在“佐渡丸”上，孫文等人召開了會議討論下次的起義行動。
“情勢並不差。起義地點選在惠州，弼臣（鄭士良）對惠州瞭如指掌。那一帶的會黨也與他相熟。在廣州則由史堅如和鄧蔭南做呼應。民政之事就交給畢永年吧！”
孫文分配了任務給眾人。
至於起義的日期，則由宮崎滔天提出立刻發難的意見。
“這種事一想到就得立即進行。”
宮崎堅持立刻發難的論調。
“那麼要如何暗中通過那個呢？”
孫文指着海上一艘像是炮艦的身影，用英語如此説道。
“佐渡丸”的近處不僅有大清國的炮艦，尚有許多埋伏在暗中的密探。
“嗯，終究還是得從長計議嗎？”
宮崎滔天仰望着天空。
要説心急，孫文可跟宮崎同樣沒有耐性。
在起義地點的惠州，鄭士良已在三洲田這地方建立好一處基地。該地就在現今的經濟特區深圳附近，離被稱為海賊窟的大鵬灣也不遠。
在該基地已經集結以會黨為主的六百名人員，隨時可揭竿起兵。然而，因準備的時機過早，結果發生糧食不足的狀況，導致僅留存八十人，其餘皆潛伏至附近的農村裏頭。
為了保密，有時會暫時拘留在附近出沒的樵夫和牧人，不料這樣反倒產生此處聚集了幾千幾萬名軍隊的流言。
三洲田的眾同志等得極不耐煩。
在希望儘早起義這一點上，孫文決不落於人後。但他還是返回了日本，雌伏約一個月之久。
八月二十二日，孫文悄悄從橫濱搭上赴上海的船隻。然而，最後還是得搭九月一日的船從上海又折回日本。因為就在孫文離開橫濱的那天，有“自立軍”這支叛軍起義失敗，其幹部唐才常等十一人即日在武昌遭處決。以西太后為首包括光緒帝在內的清朝權貴們全逃離北京，往西安亡命。
湖廣總督張之洞擔心亂事擴大，對自立軍相關人員採取了逮捕即處決的非常手段。
倘若叛軍有後援，則此援軍必當經過上海或廣州。孫文已經在上海登陸，但看到上海的警戒程度超乎想象，不禁大吃一驚。
——台灣！
宮崎簡單地寫下這二字。
凡知道起義重點者，光看到這地名便夠了。
這是隻有幹部才知曉的極機密計劃。計劃概要是突然宣佈南方六省獨立，並期待全國各地能響應之。
五年前的起義是在廣州點火，但火未燃起而告失敗。從這次失敗之中必須學得一些教訓。
孫文並非堅持要在自己的出身地廣東進行起義。確實廣東是熟知之地，人脈也廣，但也並非一定要在此地。他在寫給宮崎的信中也數次提道：
——離中原太遠。
只要能讓火燒起來，那麼不論在什麼地方點火都無妨，未必就一定要選廣東。最好是一處能安心準備燃料的地方。
那就選在清朝官府鞭長莫及之處。香港也可以，但該地在傳統上又有間諜活動盛行。最好的地方還是台灣。更何況，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對孫文等人的運動似乎又能理解。
當然，兒玉和後藤之所以支持孫文，還是着眼於以日本的國家利益為第一優先的考慮。
日本初次獲得台灣這塊殖民地，所以必須拼命加以守護。
根據台灣“總督府”的分析，日清戰爭失利與義和團事件帶來的混亂，將導致北京的清朝政府瓦解，縱然能存續下來，其統治勢力也不及於南方。
在台灣的對岸福建，由典型守舊派的許應騤擔任閩浙總督。此人在百日維新時擔任禮部尚書，因不肯轉呈王照的奏摺而遭光緒帝罷黜，是個不折不扣的老官僚。他既無政治手腕，亦無任何政績。兒玉等人內心裏認為，與其以這樣的老人當對手，不如尋求孫文這般近代人物較能溝通。
根據孫文等人的計劃，若在惠州起事，因清朝已有前次的經驗，勢必會加強守衞廣州，那麼不妨出其不意，朝福建方面進兵。
只要讓眾多的清兵綁在廣州，則革命軍在福建展開攻擊時所受到的抵抗便會減弱。因此，在廣州方面，便由史堅如進行欺敵行動。
此一欺敵行動便是炸死李鴻章的繼任者兩廣總督德壽。史堅如盡售家產，以所得三千元購入二百磅的炸藥。
德壽原是廣東巡撫，因李鴻章北上而兼任兩廣總督。但通常他仍在巡撫衙門辦公和起居。史堅如對此已事先做了一番調查。
於是史堅如便在巡撫衙門的後面巷道租了一間民宅，連夜挖出一條坑道。他計劃將炸藥填入鐵筒內，以導火線加以引燃，事成之後逃往香港。然而，他等了又等，卻聽不到爆炸聲響。
史堅如無奈只得折回檢視，發現導火線在半途熄火。他重新做好設定，然後去到同志的住處等候。他是個基督教徒，因此也只能待在西關的教堂內邊祈禱邊等候。
不久之後聽到巨大的爆炸聲響。
從炸藥的分量來説，德壽的居所應該會被炸得粉碎。那是十月二十八日這天的事。
然而，從市井的傳聞得知德壽居然毫髮無傷，倒是官民死傷人數約二十名。這讓史堅如這個虔誠的基督教徒感到痛心。
“我要去現場瞧一瞧！”
史堅如飛奔而出。他檢討失敗的原因，得到火藥未全部引爆的結論。
“那就再幹一次吧！”
他説道，但遭同志們勸阻。於是他聽從同志們的忠告，先搭船去香港一趟，但在中途遭清兵攔獲而被拘留在南海縣衙門。
清廷的密探郭堯階早就鎖定了史堅如。
十一年後爆發了辛亥革命，清朝的南海縣當局忘記銷燬這份記錄，才讓密探的姓名曝了光。
史堅如當時年滿二十一歲，是個如畫中人物般的美男子。年少時體弱多病，最喜繪畫，酷似第一次起義犧牲的陸皓東。南海縣令拿出一份四十餘人的黑名單讓他過目，要他供出與該事件有關者，但他堅不開口，依南海縣所存檔案，他“傲睨自若”（傲然一如平常）忍受嚴刑拷打。
因他是基督教徒，美籍牧師請美國領事進行救援，但南海縣令以罪證確鑿拒絕釋放。一張以德文書寫炸藥配方的紙片已確認是他的物品。或許是因為他想再幹一次而未銷燬掉這張紙片吧。
死刑于十一月九日執行。
眾同志稱史堅如為“為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第一健將當然就是陸皓東。
當宮崎滔天在東京不忍池畔的密宅中療養之時，孫文來訪並談起史堅如就義一事。宮崎在《三十三年之夢》中記載如下：
——嗚呼，胡為至是？彼十八歲之少年，貌美如玉，温柔如鳩，先天下之憂而憂，暗通惠州革命軍，隻身潛入廣東省城以放火，又投爆裂彈於大官邸內斃二十餘人，以大寒官人之心膽，竊為惠州軍盡力牽制，事覺而遭捕縛，卒處斷頭之極刑。
當時的情報傳遞未必十分正確。史堅如已年滿二十一歲，宮崎卻載為十八歲少年。書中説是在大官邸內投擲炸彈，但其實是挖地下坑道在其內引爆。另外宮崎又説史堅如單身潛入廣東省城，其實坑道是由史氏偕鄧蔭南、黎禮等同志一起挖掘的。
史堅如本名文緯，但他本人並不喜好此名。
——緯是緯線，若不和經線一起則不堅。究竟能堅至何等程度，我想以自身一試。
因此他改名為堅如。
史堅如體弱多病，但活動範圍卻很廣。當時在廣州的東亞同文會會長高橋謙曾勸他赴日本。日本有中國革命黨的領袖，他也有意前往，他先結識了香港革命黨人陳少白，接着又赴上海結交畢永年和湖南的會黨人士。
原本之後就要去到一向掛懷的日本，但在此之前史堅如經由陳少白和楊衢雲的介紹而成為興中會的會員。因此孫文從陳少白等同志處聽過他的事，也對他知之甚詳。
史堅如是廣東番禺縣人。縣是中國最小的行政單位，可説番禺與南海兩縣合起來就是廣州市。雖是廣州子弟，但他也不能算是純粹的廣州子弟。史家原出身浙江紹興，堅如的曾祖父屬於人稱“紹興爺”的著名集團。
“天下事得問紹興爺。”
這是中國的一句俗諺。
紹興是名酒產地，土地豐饒，中舉人數亦多，但此地出身的英才不喜以出仕作為晉身之階。因當官雖可出人頭地，但一旦遭貶謫受處罰，則又得出入人間地獄，所以倒不如選擇另一條較輕鬆的道路。
此道即是當大官的幕僚。那是秘書職，長久以來世人普遍認為大官的幕僚以紹興出身者為首選。就連手頭不便的大臣也只需求助紹興出身的幕僚即可，此幕僚必定會有富裕的友人可提供財務諮詢。
清廷以幾位軍機大臣最具威權，等同於行政首長的部院大臣次之。然而，實際上掌軍權者為地方總督或巡撫，他們以實力人士的身份橫行於世。
各個首長之下多有紹興出身的幕僚，他們廣搜各方情報並加上自己的知識傳達給上級。這些人多半家世富有，不至於貪得無厭。因其背後到底有何勢力當靠山無人知曉，光憑紹興出身的招牌便足讓外人心生警戒。
史堅如一族在其曾祖父當幕僚的時期來到廣東並落籍此地，其後當然會有通婚之類的事情發生。舉例而言，周恩來也是江蘇省淮安縣出身，但究其祖籍則是紹興。史堅如留有二十歲時的照片，容貌酷似周恩來，一時之間蔚為話題。
史堅如在東京見到了孫文，兩人對談天下事。年輕的史堅如對這個領袖甚為傾心。
史堅如意圖炸死總督的事件留下一個謎團。即他在廣州起事原是一種欺敵戰術，目的在掩護孫文等人從惠州進兵福建的行動。
然而，惠州起義遭到取消，直接的理由是彈藥不足，其實最大的挫折還是未能獲得日本的支持。兒玉源太郎對孫文的支援因政變（伊藤首相的登場）而轉為毫無實現的可能。
——難期外援。
接獲孫文這一憤慨的電報後，鄭士良便下命解散全部軍隊。時值十月二十二日。
鄭士良應該會用電報將惠州起義中止一事通知欺敵作戰的相關人員。但為何在六天之後史堅如又強行作戰呢？
年輕的史堅如一定是認為，好容易才挖好坑道，即使已經失去欺敵作戰的意義，也要進行一場爆破。的確，此一事件產生了令清朝當局膽戰心寒的效果。
史堅如被稱為是繼陸皓東之後的第二健將，其實非僅史堅如，唐才常也應該被列入才對。
唐才常出身湖南，與年長他二歲的譚嗣同是總角之交的好友。譚被康有為召喚至北京後，有感於同志太少，故拍電報催促待在湖南長沙的唐才常上京。唐欣然動身，但在抵漢口時便獲悉維新失敗以及譚嗣同等人遭處決的消息。
千古非常奇變起，
拔刀誓斬佞臣頭。
這是唐才常所作詩中的兩句。
返回湖南後，他收拾身邊事，然後從上海繞經香港、東南亞而去到日本。在日本他與犬養毅見了面。
之後他便不時赴東南亞。在新加坡與康有為見面時，唐才常建議道：
“孫文最近力量增加不少。何不考慮與興中會合作？”
“有許多人提出同一建議，我的回答只有一個。難道你不曾聽説過？”
康有為所言僅僅如此。
雖對孫文的思想產生共鳴，但唐才常卻未能離開康有為。
“哈哈哈，又是帝傅那一套説辭嗎？士大夫終究還是拋不開頭銜。”
孫文這麼説並搖搖頭。
帝傅是皇帝的守護者之意，康有為總是將這話掛在嘴邊。對他而言，總督及尚書不算什麼，只有他這個皇帝身邊的帝傅才夠高格調。這些人動不動就提到格調問題。
“起義”——亦即唐才常的起事被視為是康有為保皇派唯一的一次武裝抗爭行動。唐才常因與譚嗣同的關係而多半被歸入保皇派，但事實卻未必如此。
梁啓超在赴檀香山之前，於東京的紅葉館為唐才常舉行了一場餞行會。會中也邀請了孫文、陳少白和宮崎滔天等人。孫文還為唐才常等人介紹了長江流域的興中會會員。
唐才常在上海設立了一間名為東文學社的日語學校，目的是掩飾起義的據點，其母體是取名為自立會的一個團體。
該會的章程明定創建一個新的自立國家，但又載明君臣之義不能廢。因若不打出勤王的招牌，則無法獲得康有為的金錢資助，但若不主張創建一個新的自立國家，則又難以和秘密結社合作。
針對該會的章程，欲化身變色龍的唐才常和原則主義者的畢永年進行了一整晚的爭辯。
“總之希望多招募些人。以勝敵為先決條件。爭辯則留待以後可也。”
唐才常説道。
“若要談勤王之類的，則討論再多也是無益。”
畢永年的太陽穴抽搐了一下。
“為成就大事，人有時不得不隱忍。”
“我想告別這個凡事都需隱忍的世間。”
“那就告別吧！為這事鬥嘴整晚簡直是愚蠢之至。又不是從頭到尾都高舉着討賊勤王的旗幟！”
“此話何意？”
“若無王，那還有什麼勤王可言呢？”
“算了！我要走了。”
畢永年起身離去。
與自立會有別，另有一個組織叫做中國國會，會長是中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閎，翻譯過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的著作而擁有廣大影響力的嚴復是副會長。唐才常則被任命為總幹事。
此會專門收容在北京遭鎮壓的維新派人士，乃因上海有租界，所以才能做這類事情。
自立軍的起義因軍費遲遲未能籌齊而一拖再拖，最後竟然遭人密告。
一網打盡。
唐才常在漢口被逮捕，當天便遭處決。湖廣總督張之洞施行殘忍的處罰手段，死刑犯據説成千上百。
保皇會對自立軍的起義持着猶疑態度。
保皇會的大掌櫃梁啓超曾一度在長沙的時務學堂擔任總教習（教頭）一職，在他去到上海後，繼任者便是唐才常。當時唐才常尚未與康有為見過面。保皇會既然是康有為的私黨，則唐才常便不能算是保皇會派。只能説他是“變法派”，在當時敢公然主張變法的，放眼全國就只有湖南一地。
唐才常之所以無法離開康有為，也正因康有為緊抓住軍費不放。
但康有為似乎不曾匯錢給自立軍，縱然曾匯過，其金額也僅是小量。
——那夥人所説的勤王令人起疑。莫非是圖一時之便，想從我這裏取得資金？
在新加坡的康有為接到各地傳來的軍費請求，反而更加捏緊荷包。
（假勤王之名而已，我焉能相助！）
康有為在內心中如此暗忖。
對自立軍的軍費並非是拖延，而是根本無意支持。
參加自立軍的秦力山等人曾在天津與義和團的首領會面，試圖説服對方將“扶清滅洋”的口號消去“扶清”（扶持清朝）二字。但義和團方面認定他們是“二毛子”（崇洋媚外的中國人）而欲加以迫害。於是秦力山逃至漢口，加入了自立軍。
“假勤王者太多，若不仔細調查清楚恐遭欺騙。我可是刑吏刀下逃生之人，豈是如此好騙？”
康有為挺胸自誇道。
極機密的工作資金流動原本就非外人所知。依朱和中的《歐洲同盟會紀實》所載，新加坡的邱菽園曾拿出三十萬兩，但交到唐才常的手中僅只二萬兩，據説餘款皆遭康有為吞沒。
康有為的家產應該早就全數遭清朝政府沒收，更何況新加坡的金主邱菽園不久之後也宣告破產，但康有為卻仍能繼續過着優渥的生活。
自立軍的唐才常是在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於漢口遭處斬。就在同一天，孫文搭上了從橫濱開往上海的船隻。
八月二十八日，船抵上海，戒嚴令當然已經公佈，因而無計可施，只得就這樣再折回日本。
革命派打算以清朝的權勢所不能及的台灣為起義的司令部。孫文等人在九月二十八日抵基隆。
在這之前的九月二十六日，日本的山縣有朋內閣總辭。
孫文等人已獲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答應提供支持的保證。然而，後任內閣的首腦伊藤博文卻變更了此一政策。
日本的選項有二。
第一，既然逃至西安的清廷無能，則支持中國南方數省獨立，並以孫文當首席人物的這一新政權為對手。這就是兒玉所主張的支持孫文方針。
第二，守舊派失勢，但在實務派例如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的努力下，清朝尚能苟延殘喘。在進行交涉時，疲累困頓的對手對日本而言較為有利。這是伊藤博文的看法，而伊藤此時已是首相。
不久，伊藤便下令，禁止台灣“總督”跟大清國的反體制組織接觸，並不準派軍事顧問團到大清國。
那麼是否能靠自己的力量行事呢？
孫文等人之前為起義所準備的武器彈藥因一時之間尚派不上用場，所以就先借給有急用的菲律賓獨立運動使用。然而，由日本參謀本部所發給的武器彈藥裝載於向三井物產購入的布引丸，該船因老舊而不幸沉沒於寧波海邊。
菲律賓再度訂購，由代議士中村彌六以六萬五千元的代價代為調度，但因獨立戰爭的局勢不利，這批武器便暫時封存不用。
菲律賓的阿奎那度（EmilioAguinaddo）為回報前次人情，決定將庫存武器彈藥提供給孫文。不幸的是，隨即發現這完全是無法使用的一堆廢鐵。
如此一來，想要靠一己之力起事便成了空談。
孫文等人所計劃的惠州起義正一步一步進行各種準備工作。
起義的指揮官是鄭士良，他在孫文進香港西醫書院前曾一度是孫文在廣州博濟醫學校的同窗。在孫文去了香港後，他便在故鄉惠州的淡水墟一地開了一間“同生藥房”，積極和秘密結社三合會的成員交往。他的拳術相當高明，同生藥房不僅賣藥而已，也對顧客施以簡單的醫療。
與孫文相似，鄭士良也是基督教徒。在進入廣州博濟醫學校之前，他就讀於廣州德國教會所設的教會學校，名為禮賢學校。
與孫文不同的是，鄭士良自小便與非法組織中人為伍。他的家庭與三合會淵源甚深，家中還開設拳術道館。
起義地點選在三洲田，三合會人士陸陸續續集結到附近。
最初當然是謹守秘密，但當基本人員達六百名之眾後，消息便不脛而走。然而，清朝當局摸不清底細，只敢低調從遠處將三洲田團團圍住。
兒玉源太郎的支持已經無望，而阿奎那度友情提供的武器彈藥又是一堆普通的廢鐵，因此只能暫時解散三洲田的人員，另待再起之日。
為跟孫文取得聯絡，鄭士良到香港走了一趟，只因能拍電報的地方就只有香港。三洲田方面的指揮權便委交給黃福。
為説明事件詳情，孫文派了日本同志山田良政等人赴三洲田。
山田良政年為三十二歲，生長於弘前這地方，其父是津輕藩的武士。從青森師範畢業後，他又進入東京的水產講習所研習並畢業，然後以北海道昆布會社的駐外員身份被派到中國任職。在日清戰爭時，他入伍當通譯官，對語言學頗為精通。
戊戌變法遭挫，梁啓超等人逃命至日本的公使館，當時也是由平山周等人和山田良政掩護梁氏一行離館並引領他們上了軍艦大島號。
他認為自己對此次的事件負有責任。
居中替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孫文等人進行交涉斡旋工作的主角，正是津輕男子山田良政。但因內閣方針改變，孫文和兒玉的合作終究無法實現。對山田而言雖然是件苦差事，但此一事件的原委無論如何都得告知三洲田的同志。
孫文和兒玉的合作是由自己居中主導，如今未能實現，導致三洲田基地必須解散，山田自認該負起責任，所以願意充當傳達此一消息的使者。孫文原計劃由台灣赴大陸，親自擔任第一線指揮，如今也只能徒呼負負。
“大事當前，竟然遭到如此重大挫折……”
孫文用力緊咬嘴唇。
在接受美國記者林奇（）的訪問時，孫文將惠州起義失敗的原因歸咎於彈藥不足。不論這當中如何曲折離奇，他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及日本的台灣“總督府”未提供援助一事。他又對林奇説，日本在維新後三十年間所成就之事，中國至少應該能在十五年之內達成。
説起來，此事的罪魁禍首是提供與廢鐵無異的村田步槍和彈藥之人。
這批武器原本是菲律賓為了與宗主國西班牙作戰，阿奎那度等人接受美國的援助而用以發動獨立戰爭的武器。
但在美西戰爭中美國獲勝，通過在巴黎的會談，由美國支付兩千萬美金而取得西班牙承認割讓菲律賓。菲律賓獨立黨的領袖阿奎那度參與了美軍攻擊馬尼拉一役，結果卻只換來宗主國由西班牙改為美國而已。
阿奎那度感到泄氣，便決定將庫存的武器轉讓給孫文。然而，菲律賓的庫存武器很快便被發現根本是廢品。而且居中代為採辦的代議士中村彌六申請了六萬五千元的貨款，卻只花五萬元向小倉商會購得，自己從中侵吞了一萬五千元。
——餘實食背山（中村彌六的號）之肉而啜其血，猶且不慊。
滔天如此寫道。
沒有道理要死守三洲田，因為手中的武器僅有步槍三百挺和子彈一萬發。
基本人員有六百名，若造反成功，要聚集更多人也不是難事。廣東沿海頗多對政府懷有敵意的私梟，他們彼此之間常有聯絡，一聲令下便能集合起來，而要解散時也是立刻便能散去。事實上，在全盛時期約有“叛徒”兩萬名聚集此地，導致糧食不足的難題。
兩廣總督德壽授水師提督何長清四千兵士進駐深圳，又遣陸路提督鄧萬林在惠州之南佈下陣勢。
在鄭士良赴香港進行聯絡事宜時，副司令黃福率八十名敢死隊發動突襲，清軍不戰而潰走。擄獲俘虜三十人，但未砍其腦袋，僅剪去辮子。
在惠州唯一一場像樣的戰鬥就是此戰。之後雖也有零星的槍戰，但在鄭士良的一聲令下，革命軍立即化身為農民而消失在三洲田一帶。
解散時人員獨自離去，因皆對當地熟門熟路，只消喬裝為農夫或樵夫向附近的居民打聲招呼，便不會啓人疑竇。
然而，在三洲田的人員解散後，只有充當使者傳信的山田良政一人突然音訊全無。或許是因為人生地不熟而迷了路。雖然他會説中國話，但那是北方的官話，在此地無法與人溝通，也或許因而遭清軍逮捕並遇害。另有一説，他是在交戰中死於槍子之下。
在《三十三年之夢》中，宮崎滔天記載如下：
——革命軍之迫惠州城，日本同志山田君來投助之。及軍返三洲田，失其蹤跡。實堪憂慮，爾來二星霜，杳無音信。
此段記載寫於惠州起義之後的兩年，宮崎並寫下結語：
——彼逍遙於如何之天地？願其健在。
宮崎認為，山田自請充當使者，是導因於他拍電報告訴孫文説菲律賓獨立運動所用的武器等於是廢鐵一事。
未擁有武力的孫文意欲和李鴻章合作，也企圖借重兒玉源太郎的力量，其實這些似乎都是出自山田良政的獻策。他是僅次於宮崎滔天最獲孫文信任的日本人。
關於惠州起義失敗的原因，孫文將之歸咎於武器彈藥不足，其實也等於是多多少少含有責難日本未提供援助之意。而孫文的身邊，也有怪罪他過於信任日本的不滿聲浪出現。這些不滿者必須加以安撫才行。
倘若武器彈藥不足是惠州起義失敗的主因，那麼委託日本政商加以調度一事就必須受到究責。對於此事，難怪滔天也要寫出欲啖中村彌六之肉並飲其血的話語。
中村彌六因此事而遭憲政本黨勸其退黨，但中村拒絕接受規勸，遂遭開除黨籍處分。
史堅如在興中會里被稱為是繼陸皓東之後的“為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但在他之前尚有唐才常的殉難。唐才常雖非興中會會員，但以為共和殉難而言，身為譚嗣同好友的他也應該被列入才是。
另外，雖非中國人，山田良政也可稱為“為中國共和殉難的外國人”，是一名令人難忘的健將。
在革命成功並建立共和國的兩年後（一九一三），孫文來到日本視察鐵路。當時他還為山田良政立了一個碑，地點就在東京谷中的全生庵。“山田良政君碑”的墓碑銘共三行五十一字，其後並刻有署名：
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孫文謹撰並書
“撰”是寫文章之意，“並書”是指這篇文章非請他人揮毫而是親自執筆書寫之意。
山田良政君，弘前人也。庚子（一九○○）又八月，革命軍起惠州。君挺身赴義，遂戰死。嗚呼！其人道之犧牲。興亞之先覺也。身雖殞滅，其志不朽矣。
有人評孫文之墨寶中以此為最佳。
另外，“庚子又八月”是指在舊曆中庚子之年恰值閏八月，又八月是第二個八月之意。以革命成功的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為民國元年一月一日，之後便改用新曆，但此事件的日期是在革命成功之前，故仍以舊曆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