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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報》

    梁啓超所經之處,據説寸草不留。就連孫文費盡心思才拉進興中會的會員,也會遭他連哄帶騙地勸説道:

    ——我們其實是革命派,只不過暫時掛着保皇會的招牌。大夥同樣在家鄉都有親人嘛!為了他們的安全,還是請你加入保皇會吧!

    連在夏威夷的孫文之兄孫眉也成了保皇會的會員。保皇會的機關報《新民叢報》及其前身的《清議報》,實際上也偶爾會刊載革命論調的文章。

    正因如此,日本興中會的會員人數鋭減,而保皇會會員則是暴增。這不得不歸功於梁啓超的八面玲瓏的手段。

    “這是任公(梁啓超)大獲全勝。真希望我方陣營也有這種論説家。”

    孫文説道。

    所幸,這種挫敗的失落感只是暫時現象。最近剛開始增多的留學生幾乎全都對革命思想傾心,加入興中會陣營者也越來越多。

    一種逆轉現象正在萌芽當中。

    猶如逆賊候補人般的激進派學生若來到日本,勢必對清朝方面造成困難,因而當局規定入學時須繳交公使館的保證書。其中尤以陸軍學生的保證書最為嚴格。

    吳敬恆並非留學生,而是留學生的領隊。他出身江蘇省無錫,在一九○二年曾帶領廣東的留學生欲進入成城學校就讀,因而與公使館發生衝突。公使召日本的警察入公使館內,將他拘禁並強制遣返。

    恰巧此時蔡元培(後來的北京大學校長)為考察而來到日本,決定搭同一艘法籍船返國。因為若船去到天津,吳敬恆必然會遭清朝官府逮捕,為預防此一結果,蔡元培便陪他返國。兩人先前原本就是在南洋公學(後來的交通大學)同執教鞭的同事。所幸船先在上海靠泊,兩人便下船遁入清朝官府無權管轄的外國租界。

    一九○二年,孫文在年初與年末都未滯留於日本。

    一月二十八日,他先搭乘八幡丸赴香港,停留了六天又返回日本。香港政府對孫文的五年期間禁止入境限制已經期滿解禁。

    四月有亡國紀念會之舉行,七月他偕宮崎滔天同訪岡山的後樂園。宮崎將此行載於其年譜稿中,謂:

    ——目的是安慰因愛妾之死而悲傷的孫文。

    但宮崎滔天並未提到孫文的愛妾究系何人。

    十二月,受法屬印度###總督杜美之邀,為參觀在河內舉行的博覽會而赴越南。

    法國似乎也開始注意到中國即將繼起的下一個政權。這顯然説明了清朝時日無多已經是一個舉世皆知的常識。

    在香港的陳少白與孫文會合共赴河內。香港的同志李紀堂致贈二千元餞別金給陳少白。

    前一年,李紀堂因大富翁父親過世,此後用錢更加自由。

    興中會的輔仁系大將謝纘泰在楊衢雲遭暗殺後,意圖拱出容閎擔任興中會的會長。

    光憑此舉便知謝纘泰不肯買孫文的帳。縱然容閎比孫文年長三十八歲,他仍不改對其支持之意。

    高齡已七十三歲的容閎畢業於耶魯大學,曾擔任過曾國藩和李鴻章等洋務派大官的顧問。他人現今住在美國,謝纘泰寫信給他請求代為爭取美國的同情與援助。九月二十二日,容閎回信答以將盡力而為。

    而李紀堂也答應資助舉兵所需軍費。

    謝纘泰是澳洲的華僑子弟,其父謝日昌是秘密結社三合會的幹部。謝日昌與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的堂侄(堂兄弟姊妹的兒子)洪全福相識。另有一説,謂雖年紀相差頗巨,但洪全福其實是洪秀全的三弟。

    太平天國覆滅至今已四十載,洪全福因在外國船上當廚師而躲過清朝的追緝。

    在停泊於香港的某艘船上,孫文正等待陳少白前來會合共赴河內。

    就在此時,李紀堂送來餞別金二千元。曾當過日本郵船買辦的他,對停泊於香港的船隻之船籍等資料瞭如指掌。

    ——別讓孫文知道!

    李紀堂被謝纘泰再三交代過。當然,對孫文的分身陳少白也不能透露。

    “明天就是耶誕夜了。”

    身為基督教徒的陳少白提起這事來。他在香港創立《中國日報》,專與保皇會打筆戰,他的腦中全被筆戰一事所據。

    “任公(梁啓超)之事不必過度放在心上。不然就會越想越氣呢!”

    孫文用安慰的語氣説道。

    “對!一直鑽入牛角尖去想,就看不清其他的事了。難得來到香港……啊,真是可惜啊!”

    李紀堂説道。

    孫文覺得李紀堂的話中似乎帶有某種含意,微微歪着頭沉思。但因揚帆在即,李紀堂便匆匆下了船。臨別之際,李紀堂露出跟平常不一樣的笑容,輕輕揮了揮手。

    “阿柏笑得好像有些奇怪呢!”

    陳少白説道。對比自己年輕的富豪小開李紀堂,少白一向以其本名柏稱呼之。

    “你也注意到了嗎?今天他顯得有些怪異。”

    孫文説道。

    船就這樣駛離香港往河內而去。

    在香港,謝纘泰已和太平天國的殘黨洪全福計劃好要進行武裝起義。

    與遭暗殺的楊衢雲不同,謝纘泰對孫文懷着對抗意識。他認為孫文已經失敗過幾次,若換成自己將會做得更好。因此這次他決定撇開孫文親自上場。

    在此之前,孫文為赴河內而途中暫靠香港,陳少白也將隨同前往。起義之事連陳少白亦被矇在鼓裏。李紀堂前來送別之際,雖舉止異於平常而讓兩人感到一頭霧水,但未等兩人細加思量,船隻便離港往河內而去。

    洪全福將舉兵之日定為一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若以舊曆算是前一年的十二月三十日,亦即壬寅年的除夕。這跟第一次起義日期定在九月九日(重陽)的考慮相同,因這天人潮擁擠,舉兵時的人員調動比較不會引人側目。

    謝纘泰生長於悉尼,英語流利。他具有國際性的敏鋭感覺,認識到先前的重陽起義失敗原因之一便是未與外國做好溝通工作。

    他和居留香港的外國人廣泛交際,尤喜結交記者,跟《倫敦時報》特派員馬禮遜(GeorgeErnestMorrison)、《孖剌西報》(HongKongDailyPress)的坎寧安(AlfredCunningham)皆有深厚情誼。而對這些記者而言,謝纘泰則是個貴重的情報來源。

    謝纘泰將瞞着孫文暗中進行的起義一事透露給坎寧安和馬禮遜,並商請坎寧安撰寫一篇對外宣言,又請馬禮遜爭取《倫敦時報》的支持。兩人所獲的謝禮則是獨家新聞:

    ——中國發生革命!

    全軍由洪全福統轄,商人出身的梁慕光頂着“南粵興漢大將軍府總司令”的頭銜指揮實際作戰部隊。另外,德國教堂的漢文總教習李植生則被任命為參謀長。

    國名定為“大明順天國”,以“除滿興漢”為口號。在起義同時並宣佈:

    ——天下太平後即定立年限,由人民公舉總統。

    謝纘泰稱此為“君民共主之制”。經選舉所產生的總統依舊稱為“君”,還是隱含着“帝王思想”。

    在起義成功的同時,將從美國迎回高齡七十三歲的容閎擔任臨時政府的大總統。此無異於將孫文完全排除在外。

    他們在香港開設了一家“和記棧”店鋪,利用李紀堂的資金購買、運送及貯藏武器。武器是向廣州沙面租界的曹法洋行預付了一大筆定金而購入的。

    在起義預定日的前三天,洪全福從澳門潛入廣州。但這一天(一月二十五日)在香港的各據點皆遭到搜索。廣州的據點在一月二十七日遭搜索,許多人被逮捕,洪全福喬裝逃離了廣州。

    事前的告密導致此次起義失敗,和重陽起義如出一轍。

    那是奸人周某向香港警廳提出密告。周某複印了香港警察從和記棧所扣留的文件,將之送至兩廣總督處。

    但在周某的告密通知來到之前,在廣州受託購入武器的曹法洋行已將定金全數納入口袋,裝作若無其事並連忙將此事告知官府。

    因正值舊曆年的除夕,此一無疾而終的舉兵計劃便被稱為壬寅義舉。因是對孫文敬而遠之的一場起義,首謀究竟是誰無人清楚。成功之後將從美國召回容閎做總統,據説也已取得當事人的首肯。

    “壬寅洪全福廣州之役”(馮自由的《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一名較為常用,但亦另有“洪全福與李紀堂之義舉”(蕭一山的《清代通史》)、“謝纘泰廣州之役”(《清季的革命團體》)等不同名稱。

    一來有曹法洋行的密告,二來又有周某送來的和記棧遭扣留的文件副本當證據,廣州的捷字營(駐軍)司令官便逮捕了十餘人。其中七人被處死,另三人被判二十年徒刑。判刑確定之前,一人死於獄中,一人則以賄賂方式獲釋。

    兩廣總督派楊樞赴香港要求引渡相關人員。香港總督基於不逮捕###的原則,將相關人員全都釋放了。大概是坎寧安、馬禮遜努力從中斡旋要當局儘早釋放這些人吧。

    清朝當局照例祭出懸賞當做應戰手段。主犯已鎖定是洪全福,故公告凡能生擒者賜給二萬元及守備(相當於校官之職)官職,殺之者賜一萬元及千總(相當於尉官之職)官職。

    兩廣總督德壽是滿洲人,因曾遭史堅如以炸藥暗殺未遂,對革命黨恨之入骨。

    在廣州有一替捕快跑腿的男子名叫張佐庭,認為發大財的機會來臨。他發覺到捕快圈子無一人見過遭懸賞的通緝犯洪全福之真面目。

    洪全福年約七十,在太平天國覆滅後上了外國船當廚師而環遊世界,其真面目無人識得。在太平天國鼎盛時期,瑛王洪全福獲封“三千歲”。天王洪秀全被稱為“萬歲”。東王楊秀清獲封“九千歲”,西王蕭朝貴“八千歲”,南王馮雲山“七千歲”,北王韋昌輝“六千歲”。瑛王三千歲在太平天國當中算是相當高位。

    然而,距天京(南京)陷落已四十載,太平天國亦煙消雲散,已少有人知太平天國的盛衰歷史。當年剿匪的主角曾國藩、左宗棠已過世,連淮軍的創始人李鴻章亦在收拾義和團事件的善後問題後,於一九○一年結束了燦爛的一生。

    熟知捕快消息的張佐庭便殺害了一名年紀與體格相似,名叫吳六的老人,將屍體裝箱從香港運至廣東,報告官府曰:

    ——此即洪全福。

    總督德壽依約賞給一萬元。

    但假冒洪全福的死屍很快便被發現是由吳六頂替。甚至還查出死者原來是張佐庭自己的養父。

    因意圖越境謀殺###一事,香港政府向廣東當局提出嚴重抗議。

    此時德壽已轉調漕運總督(未及赴任,在翌年死亡),新任的兩廣總督是岑春煊。

    岑春煊是西太后亡命西安時的陝西巡撫,具有與外國交涉的經驗。後來他成了共和國的幹部,為南北統一大業盡過力,是個明事理之人。

    新總督立即誅殺了張佐庭,並免去主事者水師提督之官職。水師因派出小兵船載運假冒洪全福的吳六屍體而遭追究責任,但香港政府對此給予諒解。

    正牌的洪全福已喬裝逃至新加坡,據説不久又返回香港,在一九一○年之前都還活着。

    洪全福、謝纘泰、李紀堂等人的舉兵終告失敗是在一九○三年的一月。這年的舊曆正月是新曆的一月二十九日。

    此時在日本終於增多起來的中國留學生約聚集了千人,舉行“春節團拜”。集體拜年活動的場所選定在去年才剛蓋好的留學生會館。該館位於神田駿河台,由馬君武、劉成禺兩個學生髮表反清演講。

    像這類的反清言論,不僅在外國,連在上海這樣的租界也在進行。南洋公學因有大批的退學學生,便由中國教育會(在科舉廢止後負責編寫新教科書的機關)的蔡元培組成“愛國學社”,以便接納這些學生,該社主旨強調:

    ——以日本吉田氏的松下講社、西鄉氏的鹿兒島私學之意為師,注重精神教育,所授各學科皆為鍛鍊精神、激發志氣之助。

    學生要學的不是二十世紀初期的日本,而是造成現代日本之維新前後的日本教育。

    此一愛國學社還創立了一家名為《蘇報》的機關報。那是收購早先的一家報社,從一九○三年起置於愛國學社之下。

    此報由章士釗、吳敬恆擔任主筆,刊載章炳麟、鄒容等激進的論説家的文章。

    鄒容年方二十,是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也是排滿主義者。他是四川省巴縣人,一九○二年以留學生身份來到日本,曾剪掉留學生監導官姚甲的辮子並將之展示於學生宿舍內,所持理由是姚甲鬧出不倫之戀的醜聞。

    姚甲的職務是監督留學生是否剪掉辮子,但他本人卻被剪掉了辮子。每到深夜,眾留學生便展開大合唱。——

    “啊,我的辮子啊,我的辮子啊,去了何方?我要為你哭泣。”

    眾人先是裝哭,接着便轉為一陣鬨堂大笑。

    監督者竟然遭到公然嘲笑,可知其政權不長久矣,因為這表示負責取締的權力已經衰微。雖説政權不長久,但心向革命的留學生反而更加提高戒心。“嘲笑被剪掉辮子的姚甲固然無妨,但因這裏不是大清國才得以如此做。千萬別忘了這點!”

    留學生當中的一位領導人這麼提出警告。

    “沒錯!在清朝官府勢力未及之處,説什麼樣的威風話都不管用。”

    “只敢在安全處所大聲説話的傢伙實在太多了。”

    眾人對此一警告紛紛附和。

    鄒容卻因此一辮子事件而落得必須離開日本的下場。

    他是個年輕熱情的論説家,崇拜譚嗣同,隨身攜帶着譚的遺照。在日本時他寫了一篇名為《革命軍》的文章,返國後,該文由上海的大同書局出版。時值一九○三年五月。

    章炳麟為《革命軍》一書寫序文,並轉載於日本的《蘇報》。

    《革命軍》全文約二萬字,即四百字的稿紙約五十張,而中文不像日文有助詞及漢字下方標註的假名,所以實際內容應該是兩三倍之多。若譯成日文,約需使用一百甚或一百五十張稿紙。

    ——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脱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酷虐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乾淨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則有起死回生,還魂返魄,出十八層地獄,升三十三天堂,鬱郁勃勃,莽莽蒼蒼,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

    《革命軍》的緒論如上所載。

    在東京,大批留學生讀到這一段不禁咋舌。

    “啊,這豈非就是陳琳?”

    也有人如此叫道。

    後漢建安年間(一九六至二二○),有被稱為建安七子的文學家。其中之一的陳琳以檄文高手著稱。

    “我哪是陳琳?”

    鄒容苦笑道。

    陳琳出現在《三國演義》中,先是追隨袁紹,在袁紹敗於曹操後,又歸順曹操並擔任其文書幕僚。

    如今被人比擬成改事二主的陳琳,鄒容大概覺得不快吧。

    陳琳追隨袁紹時,曾在檄文中盡情辱罵仇敵曹操。曹操之父是宦官的養子,乃貪腐之人,而曹操本人也曾掘古墓盜取陪葬品充當軍費。

    陳琳投降時原以為自己必死無疑。但曹操僅説“你儘可罵我一人,為何要及於我父及我祖呢”,對往事不加追究而赦免了陳琳。

    “你肯定也會像陳琳那樣,受到曹操赦免。”

    章炳麟笑着説。

    曹操有頭痛的老毛病,發作時據説只要讀陳琳的檄文便會不藥而癒。

    “我又不是藥方。”

    鄒容還是搖頭。

    《革命軍》以如下句子當結尾:

    ——爾之獨立旗已高標於雲霄;爾之自由鍾已哄哄於禹域;爾之獨立廳已雄鎮於中央;爾之紀念碑已高聳於高崗;爾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為爾而出現。嗟夫!天清地白,霹靂一聲,驚數千年之睡獅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獨立!

    皇漢人種革命獨立萬歲!

    中華共和國萬歲!

    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

    鄒容在自序末署名如下:

    ——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三月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記

    以明朝崇禎帝自殺之年算起,至此正好二百六十年。身為革命軍中的一名馬前卒,鄒容義不容辭擔起大任。

    在上海出版的《革命軍》附有當代首屈一指的國學大師章炳麟的序文,其署名如下: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餘杭(浙江省的地名,章的出身地)章炳麟序

    章炳麟是反滿主義者,不像孫文等人是欲建立共和國的革命家。他雖也常將共和掛在嘴上,但只當那是個新的政治象徵罷了。對他這種國學家而言,共和一詞自古便已有之。

    在周朝時,厲王出奔,其子宣王尚年幼,故由周公與召公合議攝政,此十四年期間在《史記》中稱為共和時代。另據其他史料,厲王出奔後,共國之伯“和”獲公推而攝政。不論是何者,年代皆在春秋的一百一十九年前之庚申年,即公曆紀元前八四一年。

    由一九○三年往前推至那一年,共計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國學大師章炳麟筆下的“共和”絕非republic之意。

    上海的租界非大清國捕快之力量所能及,每當清朝當局欲逮捕重要人犯時,必先“照會”工部局(租界的行政機關)。但即使先經照會,若是###則大都會遭到拒絕。

    清朝當局亟欲處決章炳麟與鄒容,但領事團方面堅持拒絕引渡二人。清朝方面聘請外國人律師,以侮辱清帝及教唆殺人等罪名欲定二人之罪。又拿出十萬兩銀子企圖影響事件審理人,另為買收工部局,也使出了以金塊行賄的手段。

    《蘇報》所載文章中有如下侮辱皇室之語:

    ——載湉(光緒帝之名)小丑,未辨菽(豆)麥。(“未辨菽麥”語出《春秋左氏傳》,指愚者之意。)

    ——殺滿、殺滿之聲已騰眾口。

    ——汝辮髮左袵(左襟衣裳)之醜類。

    ——殺盡胡兒方罷手。

    另外,還從大清國禁書《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等記載滿洲人殘暴史事的書中引用多處。這些書籍在大清國光持有便是死罪一條,在日本則經常被傳閲,也在日本刊行出版,當然受到留學生的廣泛閲讀。

    在《革命軍》中,鄒容痛罵討平太平天國的清朝名臣曾國藩、左宗棠與李鴻章三人是奴隸根性的代表者。

    此乃言論,以之判定死刑在租界方面無法讓人信服。但大清國卻不敢相信這樣還無法將其判死罪。

    ——就算查明有可判死刑之罪證,也無法將之引渡。

    租界的工部局態度更趨強硬。

    ——跟之前清朝的照會有些不一樣。好像有什麼蹊蹺似的。

    ——在張園引起反對運動的王之春很生氣,好像已經挑撥恩壽要將那些人全抓起來。

    張園位於上海的租界區,是中國教育會常利用的一處場地。

    江西巡撫王之春為平定國內頻仍的“匪亂”,向朝廷建議找法國借款並借用法國的軍隊。此舉當然遭到革命派大聲撻伐,一時之間張園興起反王之春的演説熱潮。

    據説激動不已的王之春便照會江蘇巡撫(省長,管轄區包含上海在內)恩壽,要求其逮捕犯人。這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因清朝強烈要求,租界工部局便暫且同意逮捕。章炳麟遭逮捕,鄒容則是自首到案。

    清朝方面又提出引渡要求,工部局加以拒絕。

    孫文從河內返回日本是在一九○三年的七月中旬,正值事件發生不久後。

    章、鄒二人雖免於遭引渡回大清國,但卻被判在上海終身監禁。後因英國公使的從中斡旋,章才又獲減刑被改判為三年徒刑,鄒則改為兩年。

    清朝政府拼命努力,一心想處決二人。除這二人之外,其餘的涉案人皆可釋放,唯獨堅持要引渡二人。但此事遭領事團方面反對,清朝便退讓一步,只要能將其引渡則願減罪一等不判死刑。領事團不為所動,繼續拒絕引渡。

    此時,美國上海總領事的意見其實傾向於若大清國堅持引渡,則無妨答應,但被國務院獲知此事後,該總領事便遭調職,因為美國也希望以強硬姿態維持治外法權。

    當孫文回到日本時,在日本已有許多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及遭清朝官府視為眼中釘的反對派人士。當時日本的學制是新學年從九月起算,所以每到七、八月,為辦理新學年相關事宜,便有比平常更多的學生湧至。

    上海的《蘇報》在七月七日停刊,因蔡元培赴德,其母體中國教育會便由黃宗仰接掌。由於感到自己也有危險,黃宗仰便離開上海到日本避難。

    孫文從河內歸來,在日本初次與黃宗仰見面。此時,和孫文是西醫書院同窗的廖翼朋也以商人身份來到了日本。他們共同在橫濱山下町本牧橋附近租借了一間洋樓。

    黃宗仰與廖翼朋住一樓,孫文住二樓。此租屋處訪客絡繹不絕。在正月的集體拜年活動中預備發表演講的馬君武、劉成禺,還有舊金山的華僑子弟廖仲愷及其正在學習女子美術的妻子何香凝等,都是山下町的常客。

    這些人每天暢談到深夜。

    在孫文赴河內期間所發生的《蘇報》案,其概要由華僑温炳臣等人做詳細報告。

    “清朝當局似乎是有意以判決方式築起樊籬,藉此機會讓租界不再成為反政府的據點。”

    孫文説出了感想。

    “在某種程度上應該算是成功了吧!國學大師章炳麟和鄒容都被關在上海的監獄中。就連我們這些無害之人也待不住上海而跑來日本避難。”

    黃宗仰説道。

    他比孫文年長一歲,在二十歲時曾出家而自稱烏目山僧。烏目山是他的本籍江蘇省常熟的一座山。

    “不,據最近的消息説,清朝史無前例地僱用外國律師處理此事,但卻未收效。原本是堅持判死刑,結果卻是如此。我認為這是產生了反效果。”

    孫文説道。

    孫文面前的桌上擺着一大堆舊雜誌,那是從他赴越南的一九○三年一月起至返回日本的七月中旬止約半年期間,主要由留學生所發行的一些雜誌。

    《湖北學生界》——在孫文南行之際由湖北出身的留學生創刊之雜誌,後因感於地方色彩過濃而改名為《漢聲》。

    《浙江潮》——由浙江出身的留學生在一九○三年二月十七日發行創刊號。

    《直説》——由直隸(河北、熱河)出身的留學生在一九○三年二月創刊之雜誌。

    《江蘇》——一九○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發行創刊號的江蘇系雜誌。

    “這真是百花齊放啊!”

    黃宗仰抿起嘴角説道。他雖是江蘇出身,但因發刊當時人尚在上海,所以未獲留學生向他請益。

    “竟然不向烏目山僧請益,看來江南才子也太無知了吧!”

    廖翼朋説道。

    “若僅限於江蘇一地,鐵雲比我更適合呢!”

    烏目山僧黃宗仰説道。

    鐵雲是江蘇鎮江出身的文學家劉鶚的號。

    他的小説《老殘遊記》在這年剛開始連載,但在同鄉文人之間,他的文名早已廣為人知。他是中國最初的真正近代小説家,日後常被人與日本的二葉亭四迷相提並論。

    孫文默默地閲讀這些新雜誌。從雜誌的論調中,孫文察覺到一股新的時代潮流。

    “如何?這些人所熱衷的討論是否還很幼稚呢?”

    黃宗仰凝視着孫文的臉孔,如此問道。

    “要説到幼稚,那我們也是同樣。我們並無資格説他們幼稚。我只想對他們的熱心表達敬意。”

    孫文説道。

    “從越南歸來的下一步計劃呢?我們很想知道。”

    一聽黃宗仰説完,孫文仰頭望着房間的天花板答道:

    “其實在我的面前有兩條路。兩條都必須進行,但我卻無法確定先走哪一條。”

    “問題在於遭梁啓超搶走的日本地盤吧?遭任公侵蝕至斯,身為興中會會長豈肯善罷甘休。兩條路的其中一條就是收復地盤,對吧?”

    黃宗仰問道。

    孫文邊笑着邊説道:

    “答對一半。你剛才説是日本的地盤,我要訂正一下,應該説是孫逸仙的地盤才對。除日本外,夏威夷也是我的地盤。”

    “明白了!孫先生的兩條路之一就是日本與夏威夷。至於另一條是什麼就猜不到了。”

    烏目山僧果然非同凡響,一猜就中。原先的地盤遭侵蝕,指的是日本和夏威夷。在日本方面,往後陸續有留學生到來,其中大部分是革命派或是其同情者等等,孫文對此相當確信。之前的事姑且不論,今後應該無須擔心會再遭對方奪取地盤了。

    如此一來,該操心的就只剩夏威夷。孫文是好人一個,為了梁啓超還寫了介紹信給包括自己兄長在內的夏威夷興中會的會員,而梁啓超卻陸續蠶食了孫文所建立的這個地盤。

    “另一條路是培養革命的戰士。在這趟旅行中,我搜集了波爾戰爭(Anglo-BoerWar)的資料,分量相當多。該戰爭的後期戰法對中國的革命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孫文説道。

    波爾人(Boer)是荷蘭裔非洲人,與英國展開戰爭,於去年(一九○二)簽訂《弗里尼欣和約》(PeaceTreatyofVereeniging)而結束戰爭。波爾人最後雖戰敗,但英國人惱於韋特(ChristiaanRudolphdeWet)等人所領軍的游擊戰,因而展開殘酷的報復行動,目前正受到世界各國的指責。

    “啊,那就該見一見日野先生。我認為這比赴夏威夷更優先。預定的行程排得滿滿的呢!”

    黃宗仰説道。

    日野熊藏是深諳軍事學的一位陸軍少佐。

    “剛好也因旅費關係,我得延後夏威夷之行的時間。”

    孫文邊笑着邊如此説道。

    孫文在七月中旬從越南返回日本,在九月二十六日又從橫濱赴夏威夷。在日本停留的時間僅兩個月餘。

    在這段期間,為了準備下次起義,他決定要設立一間培養核心幹部的學校。此事在極機密下進行,所設的學校甚至連個招牌也無。校址設在青山,僅稱之為“軍事學校”。第一屆學生只收十四名,欲入學者必須在孫文的監督下做如下宣誓:

    ——驅除韃虜(滿洲族),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教師全是日本的軍人,包括日野熊藏少佐和小室健次郎大尉等。聘請這些人當教師一事,是由來自台灣對孫文滿懷仰慕之心的服部登中尉居中奔走而成。服部已經退伍了,但孫文仍視服部為兒玉源太郎的聯絡人。

    雖在對待孫文問題上意見不同,但兒玉仍進入伊藤內閣當陸軍大臣。

    “孫先生,請勿對這間軍事學校懷有過大期待。我倒希望你能在夏威夷多加油。”

    服部説道。

    “知此事者不多,皆稱之為地下軍事學校。有十餘人申請入學,只要其中能有一兩個有用的人才,我就滿足了。入學新生中此時有人抱怨都一直埋在地下,究竟何時才能冒出地上?我自己也並未懷有過大期待。”

    孫文説完這話,輕輕拍了拍服部的肩膀。

    在短暫停留日本期間,孫文儘可能跟許多人見了面。

    他也見了平民社的幸德秋水,就社會主義的實行問題彼此交換意見。

    ——在成為國際社會主義者之前,必先成為中國民族主義者。

    孫文強行要求青山地下軍事學校入學者的宣誓詞中有“驅除韃虜”一句,他認為在驅除完後,應當立即刪去這句。在宣誓典禮中,他做了如此的補充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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