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點鐘左右，吳振鐸醫生又踱到客廳的窗邊，去眺望下面的街景去了。吳振鐸醫生穿了一件PierreCardin深藍色的套頭毛衣，配着一條淺灰薄呢褲，頎長的身材，非常俊雅，他那一頭梳刷得妥妥帖帖的頭髮，鬢腳已經花白了，唇上兩撇鬍髭卻修得整整齊齊的。吳振鐸這層公寓，佔了楓丹白露大廈的四樓，正對着中央公園，從上臨下，中央公園西邊大道的景色，一覽無遺。這是一個暮秋的午後，感恩節剛過，天氣乍寒，公園裏的樹本，夏日蓊鬱的綠葉，驟然凋落了大半，嶙嶙峋峋，露出許多蒼黑遒勁的枝幹來。公園外邊行人道那排老榆樹，樹葉都焦黃了，落在地上，在秋風中瑟瑟地滾動着。道上的行人都穿上了秋裝，今年時興曳地的長裙，咖啡、古銅、金黃、奶白，仕女們，嫋嫋娜娜，拂地而過，西邊大道上，登時秋意嫣然起來，在這個秋盡冬來的時分，紐約的曼哈頓，的確有她一份繁華過後的雍容與自如，令人心曠神怡，然而這個下午，吳振鐸卻感到有點忐忑不安起來，因為再過一個鐘頭，五點鐘，呂芳就要來了。
客廳裏那張橢圓形花梨木殷紅厚重的咖啡桌上，擺上了一套閃亮的銀具：一隻咖啡壺、一對咖啡杯，另外一對杯子盛着牛奶和糖塊，還有銀碟、銀匙，統統擱在一隻大銀盤裏，光燦奪目，早上羅莉泰來打掃的時候，吳振鐸從玻璃櫃將這套銀具取了出來，特地交代她用鋅氧粉把杯壺擦亮。羅莉泰託着這套光可鑑人的銀具出來時，笑嘻嘻地對他説：“吳醫生，今天有貴賓光臨吧？”羅莉泰倒是猜對了，這套銀具平常擺着，總也沒有用過，還是他們結婚十週年，珮琪在第凡妮買來送給他的，丹麥貨、定製的，每件銀器上面，都精鏤着吳振鐸姓氏字母W的花紋，十分雅緻。銀器沾了手上的汗污，容易發烏，所以平常侍客，總是用另外一套英國琺琅瓷器，當然，招待呂芳，又是不同了。他記得從前呂芳多麼嗜好咖啡，愈濃愈好，而且不加糖，苦得難以下嚥。呂芳喝起來，才覺得夠勁。吳振鐸已經把廚房裏煮咖啡的電壺插上了，讓咖啡在壺中細細滾，熬上個把鐘頭，香味才完全出來，回頭呂芳來了，正好夠味。
吳振鐸醫生這間寓所，跟中央公園西邊大道那些大廈公寓一般、古老而又有氣派，四房兩廳，客廳特別寬敞。因為珮琪喜歡古董，客廳裏的傢俱陳設，都是古董，那套一長兩短的沙發，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貨，桃花心木的架子，墨綠色的真皮椅墊，兩張茶几，意大利大理石的枱面，瑩白潤滑，每隻茶几上，擱着一盞古銅座的枱燈，燈罩是暗金色綢子的，珮琪喜歡逛古董傢俱店，廳裏的擺設，全由她一件一件精心選購而來。只有客廳裏靠窗的那架史丹威三腳大鋼琴卻是他親自買來，送給珮琪做生日禮物的，這架史丹威，音色純美，這些年來，只校正過兩次音，對於鋼琴，珮琪是內行，竟難得她也讚不絕口。鋼琴的蓋子上，鋪上了一張黑色的天鵝絨布，上面擱着一隻釉黑紅的花瓶，裏面插着十二支鮮潔的大白菊，是吳振鐸早上出去，經過一家花店，買回來的。他挑選了菊花，而且是那種拳頭大圓滾滾的大白菊。他記得從前呂芳那架鋼琴頭上那隻花瓶，瓶裏一徑插着兩三支大白菊，幽幽地在透着清香，也不知道有多少年沒有進過花店了，這次進去，一眼看中的，卻仍是那些一球球白茸茸的菊花。他的記性並不算好，珮琪的生日常常忘掉，好不容易記起了那麼一次，便趕快去買了一架鋼琴送給她，但有些事情，無論怎麼瑣碎，卻總也難以忘卻，好像腦裏烙了一塊疤似的，磨也磨不掉，譬如説，呂芳鋼琴頭上那瓶白得發亮的菊花。
吳振鐸對他這間公寓還相當滿意，雖説紐約城裏的治安愈來愈壞，西邊大道，隔壁幾條街，經常發生搶劫殺人的兇案，但楓丹白露這一排大廈卻相當安全，因為住的人家高尚單純，住了許多醫生，大廈門口，都有看門人守衞，形跡可疑的人物，不容易混進去，而且吳振鐸的私人診所，就開在一樓，夜間急診，最是方便不過，因此，一住下來，便是十幾年，由於習性及惰性，吳振鐸也就不打算再搬家了。此外，在長島的EastHampton上，他還購買了一幢海濱別墅，週末可以出城去度假。他常帶了珮琪和大衞，到別墅的海濱去游泳打球，或者乾脆躺在沙灘上曬一個下午的太陽，全家人都曬得紅頭赤臉回來，把大城裏的蒼白都曬掉。兩年前，珮琪和他分手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便把那幢海濱別墅給了珮琪，珮琪喜歡那裏的環境，都是高雅的住宅區，而且大衞又愛在海里划水，給他們母子住，非常合適，珮琪倒是做得很漂亮，很決絕，城裏公寓的東西，她一件也不取，她對他説，過去的讓它過去，一切從頭再來，珮琪到底有美國猶太人勇敢直前的精神，離婚後的生活，成績斐然，她重新教起鋼琴來，大大小小收了十幾個學生，而且開始交男朋友，跟一個做房地產的經紀商人過往甚密，大概是受了珮琪的鼓舞吧，吳振鐸也躍躍欲試起來，到BrooksBrothers去添置了幾套時髦的新衣，鬍鬚頭髮也開始修剪得整整齊齊。那天他約了西奈山醫院那個既風趣又風騷的麻醉師，安娜·波蘭斯基女士——一個波蘭沒落貴族的後裔——一塊兒到大都會去聽LeontynePrice的“阿依達”，他心中也不禁將信將疑：半百人生，難道真還可以重新開始？上次珮琪來找他，商量大衞明年上哈佛大學的事宜，他請她到五十七街那家白俄餐館RussianTearoom去吃俄國大菜，基輔雞，兩個人三杯“凡亞舅舅”下肚，竟談得興高采烈起來——從前兩夫妻在一塊兒，到了末期，三天竟找不出兩句話——珮琪滔滔不絕，談到她那位炒房地產的男朋友，容光煥發。奇怪的是，他竟沒感到一絲醋意，反而替她高興，那麼快便找到了對象，使得他也感到心安得多，結婚十八年，珮琪很努力，一直想做個好太太，連自己的音樂事業都擱下了，一心一意，幫助他成為一個成功的醫師。珮琪對於他的成就，真是功不可滅。珮琪的父親金醫生是國際知名的心臟科權威，也是吳振鐸在那西華大學，愛因斯坦研究院唸書時候的指導教授。金醫生不但把一身本事傳給了這位中國女婿，而且一把將他提到紐約的上流圈子裏去，加上珮琪八面玲瓏的交際手腕，吳振鐸在紐約一路飛黃騰達，繼承了金醫生的衣缽，成為一個心臟科名醫，連派克大道上有幾個大亨名流都來找吳醫生看病。前年金醫生退休，他在耶西華大學的亞伯·愛因斯坦講座，傳給了吳振鐸，他一生的事業，終算達到了顛峯。那天在愛因斯坦研究院舉行了交接儀式後，回家的路上，珮琪突然掩面悲泣起來：“查理，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了。”那一刻，他也確實感到，他和珮琪，夫妻的緣分已盡，他只有愧歉，覺得浪費了她的青春，她的生命，他終於不得不承認，他從來沒有真正愛過珮琪，從來沒有過。婚前那三個月的熱烈追求，回想起來，只不過因為他那時特別寂寞，特別痛苦，需要安慰，需要伴侶罷了。他等呂芳的信，足足等了兩年，等得他幾乎發了狂，可能麼？他對一個女孩子真的曾經那般神魂顛倒過麼？當然，他那時只不過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學生，而且又是初戀。
振鐸：
我又回到美國來了，現在就在紐約，很想跟你見一次面——
呂芳的信終於來了，可是卻遲到了二十五年。
吳振鐸走進廚房裏，咖啡的濃香已經熬出來了，他把電壺撥到低温，又從碗櫃裏，找出了一盒英國什錦餅乾，用一隻五花瓣的水晶玻璃碟盛了一碟，拿到客廳裏，擱在花梨木咖啡桌上的銀盤裏。還不到五點鐘，客廳裏已經漸漸黯淡下來，吳振鐸把茶几上的兩盞枱燈捻燃，暗金色的光暈便溶溶地散蕩開來。下午羅莉泰問他，要不要在家裏吃飯，他告訴她，晚上要請客人出去上館子，趁機也就把她打發了出去，回頭呂芳來了，他要跟她兩人，單獨相聚一會兒。羅莉泰愛管閒事，太囉嗦，不過這兩年，他的飲食起居倒還全靠她照顧，羅莉泰是古巴難民，卡斯楚把她的咖啡園沒收了，兒子又不放出來。羅莉泰常常向他嘮叨往事，一談到她兒子，就哭個不停。起初他還禮貌地聽着，後來她一開口，他便藉故溜掉，日間病人的煩怨苦楚，他聽得太多，實在不願再聽羅莉泰的傷心史。這些年來，他磨練出一種本事，病人喋喋不休的訴苦，他可以達到充耳不聞的境界。前天早上，費雪太大的特別護士打電話來告急，他趕到派克大道那間十二層樓的豪華公寓時，費雪太太剛斷氣，心臟衰竭急性休克而死，死的樣子很猙獰，死前一定非常痛苦。他把那牀白緞面的被單蓋覆到她那張老醜而恐怖的臉上時，他的第一個反應是覺得大大鬆了一口氣。費雪太太不必再受罪，他也得到了解脱。這位闊綽的猶太老寡婦，給他醫治了七年多，夜間急診，總不下十五六次。她經常地害怕，怕死，一不舒服，就打電話來向他求救，有時半夜裏，她那斷斷續續帶着哭音的哀求，聽得他毛骨悚然。有時他自己也不禁吃驚，怎麼會變得如此冷淡，對病人的苦痛如此無動於衷起來。他記得初出茅廬，獨立醫治的第一個病人，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學藝術的，人長得很甜，不幸卻患了先天性心臟瓣膜缺損，他盡了全力，也沒能挽回她的生命，那個女孩子猝然病逝後，有很長一段日子，他寢食難安，內心的沮喪及歉疚，幾乎達到不堪負荷的程度，那是他第一次驚悟到，人心原來是一顆多麼複雜而又脆弱的東西。做一個醫生，尤其是心臟科的醫生，生死在握，責任又是何等的嚴肅、沉重，他不禁想到他父親吳老醫生懸壺濟世的精神來，他父親早年從德國海德堡大學學成歸國後，一直在中國落後偏僻的內地行醫，救濟了無數貧病的中國人，抗戰期間，國內肺病猖狂，吳老醫生在重慶郊外歌樂山療養院主持肺結核防治中心，他記得他父親白髮蒼蒼，駝着背終日奔走在那一大羣青臉白唇，有些嘴角上還掛着血絲的肺病患者中間，好像中國人的苦難都揹負在老醫生那彎駝的背上似的。勝利後，他父親送他留美學醫，臨離開上海時，吳老醫生鄭重地囑咐過他兩件事：一定要把醫術學精。學成後，回到自己的國家，醫治自己的同胞。他父親的第一個願望，他達到了，第二個卻未能履行，當然，許多原因，使他未能歸國，譬如國內的戰事，而且珮琪也絕對不肯跟他回中國去。但是如果呂芳的信，頭一年就來了——哪怕就像這封遲到的信，只有短短兩行——他相信，論文趕完，他可能也就回國去了，去找呂芳，那時，他是那麼莫名其妙地愛戀着彈蕭邦夜曲的那個女孩子。
吳振鐸走到那架史丹威鋼琴前面坐了下來，不經意地彈了幾下，蕭邦那首降D大調的夜曲，他早已忘卻如何彈奏了。對音樂的欣賞，近年來，他的趣味變得愈來愈古典，愈嚴峻。莫扎特以後的作曲家，他已經不大耐煩。他不能想像自己一度曾經那樣着迷過蕭邦那些浪漫熱情的曲調，當然，那都是受了呂芳的影響。那時他門都住在曼哈頓西邊的六十七街上。呂芳那幢公寓房子裏，住了幾個朱麗亞音樂學院的女學生，拉拉彈彈，經常有人在練提琴鋼琴。平常他也不大注意，有一天傍晚，那是個温熱的仲夏夜，曼哈頓的夜空剛剛轉紫，他從愛因斯坦研究院做完解剖實驗回來，身上還沾了福爾馬林的藥味。經過呂芳那幢公寓時，臨街那扇窗子窗簾拉開了，裏面燃着暈黃的燈光，靠窗的那架烏黑的鋼琴頭上，一隻寶藍的花瓶裏，高高地插着三朵白得發亮的菊花。有人在彈琴，是一個穿着丁香紫衣裳，一頭長長黑髮的東方女郎，她的側影正好嵌在暈黃的窗框裏，蕭邦那首降D大調的夜曲，汩汩地流到街上來，進了那柔熟的夜色裏，他仁立在街邊，一直聽完了那首夜曲，心中竟漾起一陣異樣的感動。後來他認識了呂芳，發覺她並沒有他想像的那麼美，她是一個濃眉大眼，身材修長的北方姑娘，帶着幾分燕趙兒女的豪俊。而她所擅長的，也並不是夜曲那一類纖柔的作品，而是蕭邦那些激昂慷慨一瀉千里的波蘭舞曲，蕭邦逝世百週年紀念，在卡乃基禮堂舉行的鋼琴比賽會上，呂芳贏得了一項優勝獎，演奏的就是那首氣勢磅礴的《英雄波蘭舞曲》。呂芳有才，但那還不是吳振鐸敬愛她的主要原因。跟她接近以後，他發現，呂芳原是一個胸懷大志，有見解，有膽識的女子。開始他也並沒有料到他對呂芳，會那樣一往情深。只覺得兩人談得很投契，常常在一起，談理想、談抱負。呂芳出身音樂世家，父親是上海音樂學院的教授。她要追隨父志，學成後，回國去推廣音樂教育，“用音樂去安慰中國人的心靈”，他自己那時也有許多崇高的理想和計劃：到蘇北鄉下去辦貧民醫院。他記得抗戰後，曾經跟着他父親到鹽城一帶去義診，蘇北地瘠人窮，他看到當地的人，水腫疥癲，爛手爛腳，真是滿目瘡痍，那段時期跟他們常在一起的，還有大炮高宗漢，神童劉偉，三個人圍着呂芳，三星捧月一般，週末聚在百老匯上一家猶太人開的咖啡店裏，那家的咖啡煮得特別香，點心也不錯，呂芳一杯又一杯，不停地喝着不放糖的濃咖啡，高宗漢在一本拍子簿上，畫了一張中國地圖，一支紅鉛筆在那張秋海棠的葉子上，一槓過去，從東到西——那是高宗漢替中國設計的鐵路，從東北的長春橫跨大漠直達新疆的伊犁。高宗漢在布魯克林理工學院學土木工程，專攻鐵道。他是個六呎軒昂的東北大漢，家裏是個地主，有幾百頭牛羊，思想卻偏偏激進，大罵東北人封建落後，要回到東北去改革。他的嗓門大，又口無遮攔，高談闊論起來，一副旁若無人的狂態，一槓紅筆下去，好像中國之命運都決定在他手中了似的，他那時專喜歡跟高宗漢抬槓，把他叫做布爾什維克恐怖分子。高宗漢也反唇相譏，笑他是小布爾喬亞的温情主義者，當然，高宗漢是笑他在追呂芳，呂芳倒也不偏袒，看見他們兩人爭得面紅耳赤，只是笑笑。劉偉卻安靜得多了，他人小，五短身材，戴着一副酒瓶底那麼厚的近視眼鏡，等他們爭罷了，他才慢條斯理地聳聳眼鏡，説道：“肥料，中國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化學肥料！”劉偉在哥倫比亞念化工，二十五歲便拿到了博士，論文是寫氮肥的合成法，就那樣，幾個人在咖啡店裏，高論國家興亡，一直泡到深更半夜，那一段日子，他確實是快樂而豐富的。直到一九五一年，呂芳、高宗漢、劉偉幾個人都比他先畢業，一同回國去了，他才突然感到完全孤立起來，他對呂芳是那樣的依戀不捨，一直從紐約送她到舊金山去。呂芳臨上船時，答應過他，一到上海，就馬上給他來信。他們三個人坐的是克利佛蘭總統號鋈瞬⒓緦⒃詡裝逕希孔爬父耍攪嘶乖諳蛩惺幀Ｂ婪技性諡屑洌飛舷底乓豢櫬蠛斕乃恐校鋈碩夾Φ媚前悴永茫禿孟竇永Ｄ嵫且槐倘縵吹睦犢綻錚瞧餮薜那鎇粢話恪Ｈ歡迥輳聳蘭漵指鎂嗌俚牟諮１浠四兀課庹耦觳喚襉昶鵠矗а劭吹礁智偕夏且淮笈蹙棧ǎ逶諛侵惶液斕幕ㄆ坷錚廈嬗乃榛姑揮懈桑磺蚯虯椎媚前閬恃蓿前惴崾ⅰＮ庹耦煊檬洲垡晦鄯⑿耄蟾怕婪家彩且煌沸切前追⒘税桑課庹耦煊械汊耆黃鵠矗蝗揮窒氲僥歉鮒儐囊估錚婪嫉畔舭鉅骨爸杏匙諾牟嚶襖礎＝褳硭媸且婪己煤玫靨柑感模盎熬桑礁鋈嗽僦匚亂幌履鞘啪傻乃暝隆?
呂芳的頭髮並沒有變白，只是轉成了鐵灰色，而且剪得短短的，齊着耳根，好像女學生一般，她的人倒是發胖了，變得有點臃腫，穿着一套寬鬆粗呢沉紅色的衣褲，乍看去，反而變得年歲模糊不清。
“老了，是嗎，呂芳？”吳振鐸發覺呂芳也在打量他，一邊接過她那件深灰色的大衣，對她笑着説道。
“上了點年紀，你倒反而神氣了，振鐸。”呂芳也笑着應道。
吳振鐸替呂芳將大衣掛到壁櫥裏，然後去把咖啡倒進了銀壺，替呂芳斟了一杯，熱騰騰的咖啡，濃香四溢起來。
“你喜歡黑咖啡，我熬得特別濃。”吳振鐸彎下身去，把銀盃擱在銀碟裏，雙手捧了給呂芳。
“太濃的咖啡，現在倒不敢喝了，”呂芳抬起頭來笑道，“怕晚上失眠。”
“那麼加些牛奶跟糖好麼？”吳振鐸夾了兩塊糖放到呂芳的咖啡裏，又替她倒上了牛奶，自己才斟了一杯，在呂芳對面的沙發上坐了下來。
“呂芳，講講你的故事來聽吧！”吳振鐸望着呂芳微笑道，“你信上什麼也沒有説。”
呂芳笑了一笑，低下頭去，緩緩地在嚼着熱咖啡。
“你要聽什麼？”
“什麼都要聽！這些年中國發生了這麼多事！”
“那還了得！”呂芳呵呵笑了起來，“那樣三天六夜也講不完了！先説説你自己吧！你這位大醫生，你的太太呢？”
“她是美國人，美國猶太人——我跟她已經分開了。”
“哦！是幾時的事？”
“兩年了，她也是彈鋼琴的，還是你們朱麗亞的呢！不過，她的琴彈得沒有你好。”
“你説説罷咧。”呂芳搖着頭笑道。
“她彈蕭邦，手重得很，”吳振鐸皺起眉頭，“而我對她説：‘蕭邦讓你敲壞啦！’”
説着吳振鐸跟呂芳都笑了起來。
“你呢，呂芳？你先生呢？他是什麼人？”
“巧得很，我先生也是個醫生，外科醫生，留英的。”
“哦？他也跟你一塊兒出來了麼？”
“他老早不在囉，死了快八年了。”
“呂芳，”吳振鐸凝望着呂芳，“我們都走了好長一段路了。”
“我的路走得才遠呢！”呂芳笑道，“兜了一大圈，大半個地球，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那天經過朱麗亞，一時好奇，走了進去，有人在練歌劇，唱茶花女，——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又回到了紐約未。”
“呂芳，這些年你到底在哪裏？你的消息，我一點也不知道！”
吳振鐸把那碟英國什錦餅乾捧起來遞給呂芳，呂芳揀了一塊夾心巧克力的，蘸了一下杯裏的咖啡，送到嘴裏，慢慢咀嚼起來。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上海，我回去後，他們把我派到上海音樂學院去教書。當然，其間全中國都跑遍了，最遠還到過東北去呢。”
“你大概桃李滿天下了，”吳振鐸笑道，“從前你還發過宏願：要造就一千個學生。”
“一千個倒沒有，”呂芳也笑了起來，“一兩百總有了吧。當然，那是剛回去那幾年的事，那時倒真是幹勁十足，天天一早六點鐘便爬起來騎腳踏車去教書去了。中國的學生實在可愛！上海冬天冷，教室沒有暖氣，那些學生戴了露手指的手套，也在拼命地練琴，早上一去，一個音樂學院都是琴聲。我有一個最得意的學生，給派到莫斯科去參加比賽，得到柴可夫斯基獎第二名，跟美國的VanCliburn只有半分之差！我真感到驕傲，中國人的鋼琴也彈得那麼好——可惜那個學生在文革時讓紅衞兵把手給打斷了。”
“是嗎？”吳振鐸微微皺了一下眉。
呂芳低下頭去，啜了一口咖啡輕輕地舒了一口氣。
“呂芳，我要向你興師問罪！”吳振鐸拿起咖啡壺替呂芳添上熱咖啡。
“為什麼？”
“我要你償還我兩年寶貴的光陰來！你知道，你回國後，我等你的信，足足等了兩年！到七百二十九天那天早上，我去開信箱，心裏還抱着一絲希望，希望奇蹟出現。因為我發過誓：要是那天你的信再不來，我就要把你這個女人忘掉！”吳振鐸説着自己先哈哈地笑了起來，“呂芳，其實我一直沒有忘掉你，常常還想起你來的。你為什麼一去音訊俱杳？你曾經答應過，回去馬上來信的！”
呂芳一直望着吳振鋒微笑着，隔了好一會兒説道：
“我一回到上海，公安局便派人來要我交代海外關係。他們問得很詳細，而且什麼都知道。我在紐約去看過國民黨辦的一個國畫展，他們不知怎麼也知道了，問我畫展的門票多少錢。一共問了三次，我前後答錯了，惹了許多麻煩，還用書面交代了半天。一進去，裏面是另外一個世界，跟外面的關係，切斷還來不及，還去自找麻煩？而且——”呂芳遲疑了一下。“我怕我寫信給你，你也會跑了回去。”
“呂芳——”吳振鐸手上的銀咖啡杯擱到那張花梨木的咖啡桌上。
“振鐸，我在裏頭，很少想到你，想到外面，”呂芳定定地注視着吳振鐸，“回去後，等於是另外一生的開始。可是有一次，我卻突然想起你來，六七年，文化大革命鬧得最兇的時候，我們音樂學院首當其衝，被列為資本主義學閥大本營，給整得很厲害。教西洋音樂的先生們，尤其是留過學的，統統打成了黑幫，變成革命的對象。羣眾衝擊，紅衞兵衝到我家裏，把我帶回去的兩百多張唱片砸得粉碎，幾箱琴譜，我一夜都來不及燒。當然我們一個個都挨鬥了，鬥我的時候，要我向羣眾認罪。平常我並沒有犯過政治錯誤，最大的錯誤就不該是個留美學生。我站到一隻肥皂箱上，轉了一圈，嘴裏一直念着：‘我是洋奴。’‘我是洋奴。’真是裝瘋呀，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你來，心裏暗自嘀咕：‘幸好吳振鐸沒有回來！’”
“咳，呂芳！”
“你不知道，我那時成了有名的‘洋奴’，個個都叫我‘呂洋奴’——”呂芳咯咯地笑了起來，“大概我確實有點洋派吧，喜歡穿幾件外國帶回去的衣服，而且還有洋習慣，愛喝咖啡，這也教我受了不少累！香港親戚有時寄罐咖啡給我，有學生來看我，我便煮點咖啡招待他們——誰知道這卻變成了我主要罪狀之一：毒化學生思想，其實我的‘洋奴’罪名恐怕真還救了我一條命哩！‘洋奴’還不是‘反革命’，不必治死，在裏頭，想不出個好罪名來，是過不了關的——”
“真虧了你，呂芳——”吳振鐸含糊地説道。
“我還算好，整個文革只捱過一鞭，”呂芳指了指左邊肩膀笑道，“就打在這裏。有一個時期，我們統統關進了學校裏，隔離審查，吃飯睡覺都是集體行動，從宿舍到飯廳大約有兩百米，每天吃飯，我們都是排隊走去的，不過，要一直彎下身，九十度鞠躬，走到飯廳去，那些紅衞兵在我們身後吆喝着，手裏拿着長皮鞭，趕牛趕羊一般，哪個落了隊，便是一鞭過去。有一次，我是在最後，腰實在彎痛了，便直起身來伸了一下，嗖地一聲，左肩上便捱了一鞭，疼得我跳起來，回頭一看，那個紅衞兵，最多不過十五六歲，又瘦又小，頭上的帽子大得蓋到眉上，我們一個照面，兩人同時都吃了一驚，我看見他一臉青白，嘴唇還在發抖。那些孩子大概給自己的暴行也震住了，我只不過捱過一鞭，我們院長卻給鬥得死去活來，趴在地上逼着啃草。好幾位先生熬不住都自殺了，我們鋼琴系一位女教授，留英的，是個老處女，紅衞兵把她帶回去的奶罩三角褲統統搜出來，拿到校園裏去展覽。那個老處女當夜開煤氣自盡了，她穿上旗袍高跟鞋，塗得一臉胭脂口紅，坐得端端正正死去的。紅衞兵走了，工宣隊又駐了進來，七折八騰，全國最好的一家音樂學院，就那樣毀掉了——”呂芳聳了聳肩膀，苦笑了一下。
“真是的，”吳振鐸喃喃應道，“你先生呢？”
“他本來是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的外科醫生，文革一來就給下放了，一直放到湖北黃岡一個鄉下又鄉下的地方，他最後一封信説，那裏的蚊子，隨便一抓就是一把。他怎麼死的，幾時死的，我到現在還不清楚，有好長一段時間，我以為他仍舊活着——”呂芳搖了搖頭，“我跟他的感情其實並不很好，兩人在一起，常吵架，但那幾年，我卻特別想念他，我一個人在上海完全孤立了起來，連找個人説話也找不到，偏偏那時卻患上了失眠症，愈急愈累愈睡不着，上海八九點鐘，大家都熄燈在家裏躲了起來，一個幾百萬人的都市，簡直像座死城。我躺在牀上，睜大眼睛，望着窗外一片漆黑，真是感到長夜漫漫。永無天明一般——”
“你的失眠症怎麼了？現在還吃藥麼？”吳振鐸關切地問道。
“有時還吃安眠藥。”
“安眠藥不好，我來給你開一種鎮靜劑，不太影響健康的。”
“來到紐約後，我的失眠症倒減輕了許多。一個月最多有四五晚。你不知道我現在多麼貪睡，沒有事，便賴在牀上，一直睡到下午兩三點也不肯起來。”説着呂芳自己笑了起來，吳振鐸起身執起銀壺又替呂芳添上熱咖啡，呂芳垂下頭去，喝了兩口，她把托杯子的銀碟放回桌上，雙手握着咖啡杯，一邊取暖，一邊出起神來，在朦朧柔和的暗金色燈光下，吳振鐸突然怵目到呂芳那雙手，手背手指，魚鱗似的，隱隱地透着殷紅的斑痕，右手的無名指及小指，指甲不見了，指頭變成了兩朵赤紅的肉菌，襯在那銀亮的鏤着W花紋的咖啡杯上，分外鮮明。呂芳也似乎察覺到吳振鐸在注視她的手。
“這是我在蘇北五七農場上的成績。”呂芳伸出了她那只有手，自己觀賞着似的。
“你到蘇北去過了麼？”
“在徐州附近勞動了兩年，那是文革後期了。”
“從前我跟父親到過鹽城，那個地方苦得很呢。”
“現在還是一樣苦，我們那個農場漫山遍野的雜草，人那麼高。有一種荊棘，頂可怕！開一團團白花的，結的果實爆開來，一球球的硬刺。我們天天要去拔野草，而且不許帶工具，攏下來，個個一雙手都是血淋淋的，扎滿了刺，那些刺扎進肉裏，又痛又脹。晚上在燈下，我們便用針一根根挑出來。我這隻手指甲裏插進了幾根，沒有挑乾淨，中毒化膿，兩隻手指腫得像茄子，又烏又亮——只好將指甲拔掉，把膿擠出來——”
“呂芳——”
吳振鐸伸出手去，一半又縮了回來，呂芳從前那雙手，十指修長，在鋼琴鍵盤上飛躍着，婀娜中又帶着剛勁。呂芳很得意，手一按下去，便是八個音階。那次在卡乃基禮堂中，蕭邦逝世百週年比賽會上，呂芳穿着一襲寶藍的長裙，一頭烏濃的長髮，那首《英雄波蘭舞曲》一奏完，雙手瀟灑地一揚，台下喝彩的聲音，直持續了幾分鐘，台上那隻最大的花籃便是他送的，有成百朵的白菊花。呂芳一向大方灑脱，兩人親呢也不會忸怩作態。週末他有時請她出去，到LatinQuarter去跳舞，握着她的手，也只是輕輕的，生怕褻瀆了她。他對呂芳的情感、愛慕中，總有那麼一份尊敬。
“呂芳，”吳振鐸望着呂芳，聲音微微顫抖地叫道，“有時我想到你和高宗漢，劉偉幾個人，就不禁佩服你們，你們到底都回去了，無論怎麼説，還是替國家盡了一份力。”
“高宗漢麼？”呂芳又揀了一塊餅乾，嚼了兩口。
“你們回去還常在一起麼？”
“沒有，”呂芳搖了搖頭，“他給分派到北京，那麼多年，我只見過他一次。”
“哦？”
“那還是六六年，文革剛開始，我給送到北京社會主義學院去學習。有一天，在會堂裏，卻碰見了高宗漢。我們兩人呆了半天，站在那裏互相干瞪眼，後來我們沒有招呼便分手了。那裏人多分子複雜，給送去，已經不是什麼好事了，何必還給對方添麻煩？許多年沒見到他，他一頭頭髮倒白光了。”
“高宗漢，他回去造了鐵路沒有？他一直要替中國造一條鐵路通到新疆去的。”
“通新疆的鐵路倒是老早造好了，可是哪裏有他的份？”呂芳笑嘆道，“他回去沒有多久便掛上了耳朵。”
“掛耳朵？”
“這是我們裏頭的話！”呂芳笑了起來，“就是你的檔案裏，思想欄上給打上了問號——”呂芳用手劃了一個耳朵問號，“你曉得的，高宗漢是個大炮，他老先生一跑回去，就東批評，西批評，又説裏面的人造鐵路方法落後，浪費材料，這樣那樣，你説多麼遭忌？有一陣子，國內真的有計劃造鐵路通新疆了，老高興奮得了不得，到處向人打聽造路的藍圖。他在朋友家裏，碰見了一個他們鐵道部的工程師，還是個清華畢業生，大概是參加築路計劃的，他興沖沖向人家盤問了一夜。那個人寫了封信，密告到他組織里。那條鐵路，通西伯利亞，與國防有關，一個留美學生，查問得那麼詳細，居心何在？就那樣，那封密告信便像一道符咒，跟了高宗漢十幾年，跟到他死那一天——”
“高宗漢——他死了麼？”吳振鐸坐直了起來，驚問道。
“這些事都是他太太告訴我的——”呂芳嘆了一口氣，“他太太后來調到上海工作，跟我私下還有些交往，她叔叔是高幹，託人打聽出來的。老高自己，遭人暗算，至死還矇在鼓裏。他在鐵道部一個單位裏窩了十幾年，做了繪圖員，總也升不上去，老高的個性，怎麼不怨氣沖天？同事們都討厭他，一有運動，便拿他出去鬥，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又留美，正是反面教材的好榜樣！文革，老高給整得很慘，被罰去拖垃圾，一天拖幾十車，拖得背脊骨發了炎，還是不準休息。有一天，他的屍體給人發現了，就吊在垃圾坑旁的一棵大樹上——”
“噯——”
“他這一死不打緊，可就害苦了他的太太，自殺者的家屬，黑上加黑。他太太打電話到火葬場，那時北京混亂，死的又多，火葬場本來就忙，何況又是個‘自絕於人民’的罪人？便不肯去收屍。你知道，北京的夏天，熱得多麼兇猛？兩三天屍體便腫了起來。他太太沒法子，只好借了一架板車，跟兩個兒子，母子三人，把高宗漢的屍體蓋上了油布，自己拖到火葬場去，走到一半，屍體的肚子便爆開了，大腸小腸，淋淋漓漓，灑在街上，一直灑到火葬場——他太太苦苦哀求，火葬場的人才肯把屍體燒化，裝進骨灰匣裏去——”
呂芳和吳振鐸兩人都垂下了眼睛，默默地對坐着，半晌，呂芳才黯然説道：
“臨走前，我還去祭了他的。我買了一隻小小的花圈，夜裏悄悄掩進了他太太家，他太太不敢把他的骨灰匣擺出來，一直都藏在書架後面，我去了才拿出來，我把花圈擺上去，鞠了三個躬，算是向他告了辭——”
吳振鐸半低着頭，一直靜靜地聽着。
“呂芳——你知道——”吳振鐸清了一清喉嚨，緩緩地抬起頭來，“有一陣子，我還深深地嫉恨過高宗漢——”
“你嫉恨高宗漢？”
“也怨恨過你！”吳振鐸苦笑道，“你一直不給我寫信，我便疑心你和高宗漢好了，從前高宗漢也常常約你出去，我知道你一向對他很有好感——而且，你們又是一塊兒回去的。”
“我很喜歡高宗漢，喜歡他耿直熱心，但我從來沒有愛過他。”
“我嫉恨高宗漢，還有一層原因——我一直沒肯承認，”吳振鐸的臉上微微痙攣起來，“他有勇氣回國去了，而我卻沒有。這是我多年的一個心病，總好像自己是個臨陣逃脱的逃兵一般。你知道，我父親——他也是個醫生——死了幾十年了。平常我也很少想起他來。可是接到你的信以後，一夜兩夜，我都夢見他，夢見他不住地咯血，我怎麼止也止不住，便拼命用手去捂他嘴巴，他是個肺結核專家，救過許多人的命。他一直是要我回去的，去醫治中國人的病。你看，呂芳，我現在是有名的心臟科醫生了，可是我一箇中國人也沒有醫過，一個也沒有——”
“中國人的病，恐怕你也醫不好呢。”呂芳淡淡地笑道。
“我跟珮琪結婚後，我們的朋友全是美國人，中國朋友，我一個也沒交，中文書也不看，有時在《紐約時報》上看到中國大陸的消息：百花齊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也不過當做新聞報道來看看罷了。我有一個姑媽，前年從中國大陸出來了，到了舊金山跟我表姐住。她七十多歲了，她在信上説，在中國大陸曾經吃過許多苦，弄得一身的病，很希望見我一面。去年我到夏威夷開會，經過舊金山，我本可以停一晚去探望她的，可是我沒有，一直飛到檀香山去了。後來我感到很過意不去，覺得自己太忍心——其實我想大概我害怕，怕見到我姑媽受苦受難的模樣——”
吳振鐸乾笑了一下。
“呂芳，你真勇敢，那樣大驚大險，也熬過來了。”
“我倒想問問你，振鐸。”呂芳笑道，“你是個醫生，你給我解釋一下，一個人在極端危難的時候，肉體會不會突然失去知覺，不再感到痛苦？”
“這個，倒有人研究過，二次大戰，納粹集中營裏的猶太俘虜，就曾經發生過這種現象，這也是一種極端的心理上的自我防衞吧。”
“他們替我拔指甲的時候，我整條右臂突然麻掉了，一點也不知道痛。劉偉也跟我説過，有好幾年，他一點嗅覺也沒有。”
“對了，劉偉呢？神童怎麼樣了？”
“他比高宗漢乖覺得多，學會了見風轉舵，所以許多運動都躲了過去，一直在上海龍華路第二肥料廠當工程師。文革一來，也捱了！給下放到安徽合肥鄉下，挑了三年半的糞。他人又小，一個大近視，糞桶壓在背上，寸步難行，經常潑得一身的糞，一頭一背爬滿了蛆。他説，他後來進廁所，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
呂芳和吳振鐸相視搖着頭笑了起來。
“在裏頭，我們都練就了一套防身術的，”呂芳笑嘆道，“劉偉把這個叫做什麼來着？對了！‘金鐘罩鐵布衫’！神童真是個寶貝。”
“你的咖啡涼了，我再去温些熱的來。”吳振鐸起身拿起銀亞。
“夠了，不能再喝，”呂芳止住他道，“再喝今晚真要失眠了。”
“呂芳，你出來後，檢查過身體麼？健康情形如何？”吳振鐸關注地問道。
“我一直有高血壓毛病，前兩個月還住過院。醫生告訴我，我的心臟有點衰弱。”
“你的心臟也不好麼？”
“全靠得了病，”呂芳笑道，“才請準退休，設法出來。我向我們組織申請了四年，才申請到許可證。”
“呂芳，你現在——生活還好麼？”吳振鐸試探着問道。
“我現在跟我姐姐住在一起，是她申請我出來的，她對我很照顧，”呂芳説着，低下頭去看了一看手錶，沉吟了一下，説道，“振鐸，今天我來，有一件事想請你幫個忙，可以麼？”
“當然可以！”吳振鐸趕緊應道。
“你能不能借給我兩千塊錢——”
吳振鐸正要開腔，呂芳卻忙阻止他道：
“不過有一個條件：你一定要答應讓我以後還給你，等我身體好些，也許再找些學生，教教鋼琴什麼的，慢慢湊出來。如果你不答應，我就不借了。”
“好的。”吳振鐸遲疑着應道，他立起了身來，走到客廳一角大寫字枱前，捻亮枱燈坐下，他打開抽屜，取出了支票簿，寫了一張兩千塊的支票，他又拿出一隻藍信封，把支票套進裏面，才拿去遞給呂芳。
“謝謝，振鐸。”呂芳也立起身來，接過信封，隨手塞進了衣袋裏。
“呂芳——”
呂芳徑自走向大門，吳振鐸趕緊跟了過去。
“我的大衣呢？”呂芳走到門口，回頭向吳振鐸笑道。
吳振鐸從壁櫥裏，把呂芳那件深灰色的大衣取了出來，替呂芳披上，他雙手輕輕地按到了呂芳的肩上。
“呂芳，”吳振鐸低聲喚道，“我在RussianTearoom訂了一個座。我請你去吃頓晚飯好麼？那家白俄餐館的菜還不錯，地方也優雅，我們再好好談談，這次見面，真是難得。”
“不了，振鐸，”呂芳迴轉身來，一面扣上大衣，“今天也談夠了。而且我還跟我姐姐約好，一塊兒吃飯的，就在這裏轉過去，百老匯上一家中國餐館。”
“呂芳，要是你早跟我聯絡上就好了，讓我來醫治你，你到我樓下診所來好麼？我替你徹底檢查一次。”
“振鋒——”呂芳垂下了頭去，幽幽説道，“其實一年前，我一到紐約就查到你的地址了。”
“噢，呂芳！”
“老實跟你説吧，振鐸，”呂芳抬起頭來，臉上微微地抽搐着，“本來我是不打算再跟你見面了的，這次回到紐約，什麼老朋友也沒有去找，只想靜靜地度過餘生。我實在需要安靜，需要休息，可是身子又偏偏不爭氣，病倒在醫院裏，用了一大筆錢，都是我姐姐墊的，她的環境，也並不很好，我不想拖累她，所以只好來麻煩你。”
“呂芳！”
“我現在生活很滿足，真的很滿足，我在裏頭多年夢寐以求的願望，終於達到了：又回到了紐約來。振鐸，我並沒有你想像那樣勇敢，有兩三次，我差點撐不下去了。可是——我怕死在那個地方，看到高宗漢那種下場，在自己的國家裏，死無葬身之地，實在寒透了心。”
吳振鐸送呂芳走出楓丹白露大廈，外面已經暮靄蒼茫了；中央公園四周高聳入雲的摩大大樓，萬家燈火，早已盞盞燃起，迎面一陣暮風，凜凜地侵襲過來，冷得吳振鐸不由得縮起脖子，連連打了兩個寒噤，他下樓時，忘記把外衣穿上了。呂芳將大衣領子翻起，從大衣口袋中拿出一塊黑紗頭巾把頭包了起來。
“呂芳——”
中央公園西邊大道上，七八點鐘的人潮洶湧起來，呂芳那襲飄飄曳曳的深灰大衣，轉瞬就讓那一大羣金黃奶白各色秋褸淹沒了，吳振鐸在曼哈頓那堆瑰的夜色裏，仁立了很久，直到他臉上給凍得發了疼，才轉身折回楓丹白露大廈。
“外面冷呵，吳醫生。”穿着紅色制服的守門黑人替吳振鐸打開了大廈的玻璃大門。
“謝謝你，喬治，”吳振鐸説道，他搓着雙手，“真的，外面真的很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