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四六年春天，抗戰勝利後第二年初次到達上海的，那時候我才九歲，在上海住了兩年半，直到四八年的深秋離開。可是那一段童年，對我一生，都意義非凡。記得第一次去遊“大世界”，站在“哈哈鏡”面前，看到鏡裏反映出扭曲變形後自己胖胖瘦瘦高高矮矮奇形怪狀，笑不可止。童年看世界，大概就像“哈哈鏡”折射出來的印象，誇大了許多倍。上海本來就大，小孩子看上海，更加大。戰後的上海是個花花世界，像只巨大無比的萬花筒，隨便轉一下，花樣百出。
“國際飯店”當時號稱遠東第一高樓，其實也不過二十四層，可是那時真的覺得飯店頂樓快要摩到天了，仰頭一望，帽子都會掉落塵埃。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多的高樓大廈聚集在一個城裏，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像是四座高峯隔街對峙，高樓大廈密集的地方會提升人的情緒，逛四大公司，是我在上海童年時代的一段興奮經驗。永安公司裏一層又一層的百貨商場，琳琅滿目，彩色繽紛，好像都在閃閃發亮，那是個魔術般變化多端層出不窮的童話世界，就好像永安公司的“七重天”，連天都有七重。我踏着自動扶梯，冉冉往空中升去，那樣的電動扶梯，那時全國只有大新公司那一架，那是一道天梯，載着我童年的夢幻伸向大新遊樂場的“天台十六景”。
當年上海的電影院也是全國第一流的。“大光明”的紅絨地毯有兩寸厚，一直蜿蜒鋪到樓上，走在上面軟綿綿，一點聲音都沒有。當時上海的首輪戲院“美琪”、“國泰”、“卡爾登”專門放映好萊塢的西片，《亂世佳人》在“大光明”上演，靜安寺路擠得車子都走不通，上海人的洋派頭大概都是從好萊塢的電影裏學來的。“卡爾登”有個英文名字叫Carlton，是間裝飾典雅、小巧玲瓏的戲院，我在那裏只看過一次電影，是“玉腿美人”蓓蒂葛蘭寶主演的《甜姐兒》。“卡爾登”就是現在南京西路上的“長江劇院”，沒想到幾十年後，一九八八年，我自己寫的舞台劇《遊園驚夢》也在“長江劇院”上演了，一連演十八場，由上海“青話”胡偉民導演執導。
那時上海灘頭到處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月圓花好”，户户“鳳凰于飛”，小時候聽的歌，有些歌詞永遠也不會記憶：
上海沒有花，大家到龍華，龍華的桃花都回不了家！
大概是受了周璇這首《龍華的桃花》影響，一直以為龍華盛產桃花，一九八七年重返上海，游龍華時，特別注意一下，也沒有看見什麼桃花，周璇時代的桃花早就無影無蹤了。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個不夜城。華燈起，車聲響，歌舞昇平。
這首周璇最有名的《夜上海》大概也相當真實的反映了戰後上海的情調馬。當時霞飛路上的霓虹燈的確通宵不滅，上海城開不夜。
其實頭一年我住在上海西郊，關在虹橋路上一幢德國式的小洋房裏養病，很少到上海市區，第二年搬到法租界畢勳路，開始復學，在徐家彙的南洋模範小學唸書，才真正看到上海，但童稚的眼睛像照相機，只要看到，咔嚓一下就拍了下來，存檔在記憶裏。雖然短短的一段時間，腦海裏恐怕也印下了千千百百幅“上海印象”，把一個即將結束的舊時代，最後的一抹繁華，匆匆拍攝下來。後來到了台灣上大學後，開始寫我的第一篇小説《金大奶奶》，寫的就是上海故事，後來到了美國，開始寫我小説集《台北人》的頭一篇《永遠的尹雪豔》，寫的又是上海的人與事，而且還把“國際飯店”寫了進去。我另外一系列題名為《紐約客》的小説，開頭的一篇《謫仙記》也是寫一羣上海小姐到美國留學的點點滴滴，這篇小説由導演謝晉改拍成電影《最後的貴族》，開始有個鏡頭拍的便是上海的外灘。這些恐怕並非偶然，而是我的“上海童年”逐漸醖釀發酵，那些存在記憶檔案裏的舊照片，拼拼湊湊，開始排列出一幅幅悲歡離合的人生百相來，而照片的背景總還是當年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