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時後，邵長水按曹楠定的時間和地點，正要趕往江邊三號碼頭街九號院去見她的時候，卻接到了趙總隊的電話：“出大事了。你趕快過來，跟我一起去出現場。”趙總隊要去看的現場，就是祝磊“自殺”的現場。這事當然耽誤不得，邵長水趕緊順延了跟曹楠的見面時間。等他和趙總隊等一行人驅車急速趕到，省公安廳、市公安局和司法、檢察等各方面的負責人都已經趕到了。現場位置在市局第一看守所一個窄長的天井裏。市局第一看守所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建的老式“監所”紅磚樓，成放射狀，上下三層。以管教辦公室為中心，放射出五條筆直的“筒道”。每條筒道兩側，便是拘押那些犯罪嫌疑人的“監所”。一間挨一間，小鐵門，大鐵鎖。門上留着小小的窺視孔。
這些年中央實施反腐敗戰略，由此落馬的中高級官員一年比一年增多。這些出問題的官員經黨和政府的紀檢、監察部門審定，一旦移交司法部門處理，進入司法程序，在正式批捕後，都會暫時拘押在這裏；等法院審理完畢，宣判有罪，定下刑期後，才會送往監獄服刑。為了便於管理，市局看守所把這些“前官員們”都集中關押在三樓的那三條筒道里。這三條筒道中，有一條是專門關押前廳局級以上的高級幹部的。其餘的兩條筒道，一條關押中級以下的官員，另一條則是專門用來關押“死刑犯”的。有個常識性的問題可能並不為多數讀者知道：犯罪分子一旦被判死刑，就留在看守所裏等待最後的執行，不再往監獄送了。因此，祝磊這一年多一直被關在三樓那間被稱作“C－10”的監室裏，等待最高法院下達最後的死刑執行命令。那天突然接到最高院暫緩執行死刑的命令，也許是太興奮了（？），他突然感到胸悶，左心前區劇烈疼痛，渾身乏力，臉色蒼白，渾身冒冷汗，被緊急送往看守所的醫護室治療。看守所的醫護室在一樓。當時有一名管教帶着兩名法警監護着他，往一樓走去。據當事人回憶，快要走到樓梯口時，他突然推開身旁的法警和管教，急速向筒道盡頭跑去。等兩名法警追趕上去，他已經縱身躍出窗外，墜下樓去。其中一名法警跑得快，還拉了他一把，叫了聲：“祝副市長，你別這樣……”但還是沒拉住。
由於大夥一開始就沒往“他殺”上想這件事，現場保護得並不好。揭開覆蓋屍體的牀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撞擊的致命傷出現在頭部。祝磊躍出的那個窗口的下方，恰好有一塊大石頭，祝磊掉下來以後，他的頭就撞到這塊大石頭上。後來的屍檢報告也證實，造成祝磊死亡的惟一原因，就是頭部的這個撞擊傷。
事情似乎是很清楚的。所有到場的領導在認真聽取了事發現場幾個當事人的陳述後，又根據屍體檢驗結果，一致都認定造成祝磊死亡的原因為“自殺”。
可是，祝磊早不自殺，晚不自殺，為什麼偏偏要在最高人民法院對他的死刑下達了暫緩執行的命令後，才去結束自己的生命呢？你不結束我的生命，那就讓我自己來結束它吧。難道他那麼盼望死？如果他認為自己罪該萬死，又非常想死，為什麼當時對死刑判決還提出了上訴？他上訴，就説明他覺得自己罪不該死，至少説明他還不想死。他既然認為自己不該死也不想死，為什麼偏偏要在最高院給他一線生機時，卻又突然去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完全不符合常情和常理啊。
當然，如果不是自殺，又不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正常死亡（如病故等），就只能是他殺了。如果真的定為他殺，這問題就複雜了。因為他殺就得有兇手，就得有殺人動機，就得是有人從窗口把他推下樓去的。誰會是這個“兇手”呢？他（他們）為什麼要殺害祝磊？事發現場除了祝磊，只有三個人：兩個年輕的法警和一位從基層派出所調來看守所已經工作了五年的中年管教。三名司法人員集體“謀殺”一名死刑犯，可能嗎？他們又為什麼要這麼幹？這……這……這如果不是天方夜譚，也絕對是荒謬之極的曠古奇聞……
……回省廳的路上，車裏一片靜寂。所有人都被湧上心頭的這些個疑團窒息住了。回到辦公室，趙總隊也沒像往常那樣，立即召集所有去看現場的同志坐下來好好地研究分析一下案情。既然領導們都已經認定祝磊的死亡是“自殺”，還用得着刑偵總隊再去“研究分析”嗎？但他還是把邵長水留了下來。
“你怎麼看這件事？”他問邵長水。
“嗯……”邵長水猶豫了一下。
“別跟我‘嗯’。照直説。”
“很難説。”
“啥叫‘很難説’？你不認為祝磊是自殺的嗎？”
“總隊長，咱們都處理過那麼些命案了。您説，祝磊在這個時候‘自殺’，説得過去嗎？”
“……”趙五六沉吟了一會兒，突然從記事本里取出一張皺皺巴巴的小紙條放在邵長水面前。
“啥玩意兒？”邵長水問。
“你瞧瞧唄。”趙五六不動聲色地説道。
邵長水展開紙條。只見紙條上沒頭沒腦地只寫着這樣一句話：“石頭是事發頭天晚上才挪到現在這個位置上去的”。
“有意思……”邵長水仔細地研讀了兩遍紙條上的那句話，又翻過來倒過去的，查看了一下這紙條紙張的大小、質料、樣式，問道，“這是誰給您的？”
“有人偷偷地夾在我記事本里的。”趙五六答道。
“夾在您記事本里？”
“看完現場，我們不是全都去了看守所那個會議室喝茶休息嗎？當時我抽空上了趟廁所。因為瞧着會議室裏全都是我們自己人，我就把揹包、記事本什麼的全撂在會議室的桌子上了。等我上完廁所回來，發現記事本里夾着這麼張紙條。”
“他啥意思？那塊石頭是事發前被人有意挪到現在這個位置上去的，整個事件是有預謀的……”邵長水分析道。
“三個司法幹警聯手謀殺一個死刑犯，你覺得可能嗎？”
“……的確有點玄。”
“就算有人在事發前搬動過這塊石頭，那搬石頭的動機和起因多了去了，比如，有人在那兒幹活兒累了，搬塊石頭過來坐會兒歇歇，沒想到第二天讓祝磊碰了個頭彩。不一定非得是一種殺人的預謀，安排好了就是讓祝磊的腦袋往上砸的。”
“是的，各種可能都存在……應該趕快找到這個寫紙條的人。這個人應該不難找。他首先應該是看守所內部的人。不是看守所內部的，不可能對石頭的位置發表看法。他又應該是那一會兒能進入會議室的。進入不了會議室，也不可能在那兒把紙條塞到您的記事本里。而當時，能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的人並不是太多，應該不難查。”
“……”趙五六不作聲了，沉默了一會兒，突然收起那張紙條，告誡邵長水道，“這件事，暫且不要對外聲張。一切都等我向袁廳長和焦副廳長彙報完了再説。咱們再看看廳領導的意思。”
“那當然。那當然。”邵長水忙答應，然後他又説，“這件事還有一個地方有點蹊蹺。我是今天一早回到省城就知道祝磊出事了，當時天還沒怎麼大亮。那麼，祝磊真正出事的時間要比這還要早。但通知我們去看現場，都是什麼時間了？中午以後了。中間隔了多少小時？！事情發生在看守所。都是懂法的人。按要求，發生這麼大一件事，必須立即報警，保護好現場，並通知刑偵部門儘快派人勘查現場和確定死因。為什麼隔了這麼長時間才通知我們去看現場？而且現場破壞得那麼厲害。那天井裏人來人往，光亂七八糟的腳印就踩了六七十個。這些都很難解釋得通。”邵長水一口氣説下來，見趙總隊只是怔怔地聽着，不作任何反應，又坐了一會兒，見總隊長還是悶坐着不作聲，知道自己該走了。
在往外走的時候，他也曾猶豫過，要不要把曹楠對李敏分的“懷疑”和自己手上還拿着勞爺留下的那兩件東西，一併向趙總隊報告了。但猶豫的結果，他決定暫時不報告。他想，自己剛到省廳，還沒定崗定職，因此，不管幹什麼事，都得堅守兩個原則，一個是“十分把握”的原則。凡事沒有十分的把握，寧可暫時先不做。比如，曹楠和李敏分，到底是咋回子事？還沒完全鬧清楚嘛。別説十分，連一分把握都沒有嘛。沒把握，就先不要去亂説亂彙報。尤其像牽涉到李敏分這樣一類在整個公安廳裏都要算是“重量級”的人物，那就更得謹慎。第二個就是“留有餘地”的原則。凡事都要做得留有餘地。這個“餘地”，就是利於“自我保護”。勞爺的那兩件東西，早上彙報時忘了交，這會兒再交，總得有個好的説辭。這種事，説大不大，説小也不小。領導上要不跟你計較，它也就不算個事兒；但一旦要正經計較起來，也可以據此鬧你一個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既然已如此了，暫且還是別做得太倉促了。但他還是順便跟趙五六報告了一下，他要去看望一個叫曹楠的女孩，向她瞭解一點情況。這樣輕描淡寫地報告一下，也為日後萬一需要將這件事認真做什麼彙報時，埋下一個伏筆。
碼頭街幾十年前是這座省城有數的幾個“繁華”、“熱鬧”去處之一。那年月，既沒有空中交通那一説，陸路交通也非常落後，僅有的那種燒木柴的汽車，數量少，質量差，完全不敷使用。惟有水運較為發達。因此，碼頭，就成了南來北往、人貨交流的重要樞紐。俗話説，汽笛一響，黃金萬兩；篙櫓一動，就娶新娘。這兒當年是富商巨賈、惡霸行幫、軍警憲特、小偷流氓、戲館妓院、説書看相和蒼蠅老鼠狗貔豺狼雲集的地方。三號碼頭街是當年來自徐州的一個富商耗巨資蓋起的一條住宅街，只租不賣。一條街上蓋了二十來個院子，每個院子都跟北京的四合院似的，用幾幢房子圍起一個封閉的院落。但它跟那古老的四合院又不同，它包圍院落的不是青磚平房，而是磚木混砌的三層樓房。這二十來個院子歷經世紀風雨，倖存的不多了。九號院，便是既僥倖又不幸能留存至今的少數幾個院子中的一個。説它“僥倖”，是因為不管怎麼的，它被保留下來了。它“長壽”，七八十年來有幸親歷時代變遷風雲，作為時代的象徵，歷史的見證，它至今享受着這個城市裏多數人的尊敬和關切。幾年前，大院門口還被掛上了市級文物保護牌子，經常會有一些中小學的學生和外地遊客在老師和導遊的帶領下，上這兒來參觀尋訪。説它“不幸”，它畢竟是作為“舊社會”的象徵而存留的。“傷痕”累累，老態盡現，生活設施極其落後。冬天，樓上住户的生活廢水通過他們自己安裝的二三十米長的塑膠管子，直接排往院子中央的地溝裏，常常在院子裏積起一個個巨大的黃褐色的冰砣子，和堆積在廊檐下那一個個黑色煤堆，形成歎為觀止的景象。一到夏天，不可免的遭遇就是氣味難聞。這裏的住户當然強烈要求拆遷這樣的院落，多次聯名上書市府和省府。他們希望，即便為留做“教育基地”用，最起碼，旅遊局、文物局和教育局一起掏點錢出來，改善一下這兒的生活設施，以便住户們能在這兒安心地住下去，充當“舊社會”的模特兒。這件事已經引起市裏各級領導的關注，但也挺讓他們為難。主管領導説，這條街的狀況，是一定要改善的。但市政建設資金有限。當前市政建設的面鋪得又比較寬。要照顧的重點又比較多。完全要由國家掏錢來修繕改建它，確實困難重重。這條街的問題研究過多次，都以不了了之而了之。好在這些老房子目前還能住人，還能湊合。至於今後怎麼個改，何時改，就只能等慎重考慮研究出個結果來再説……況且，有關領導並沒有要求這些住户非得留住在這兒發揮什麼示範教育作用。房子空關着，一樣能充當“教育樣板”。在這一點上，他們是很明白的。
一部分住户便搬走了。現在新房多的是，只要你兜裏掏得出人民幣。但並非所有的住户兜裏都掏得出那麼些人民幣的。應該説，大部分住户還是買不起新房的，尤其買不起市區繁華地段新建的那些樓盤。
曹楠住三樓。實事求是地説，她至今還住在這兒，主要的原因還不是“人民幣”問題。
邵長水通過一段搭建在户外的木樓梯，顫顫巍巍地上了三樓。這段木樓梯好幾個柱腳都有些歪斜，分別都綁上了或支撐着加固的木條。樓梯板早已朽蝕發黑，也都開裂了。三樓的廊檐下堆滿了各家各户淘汰出來的舊東西。這些舊東西，賣又賣不出個好價錢，今後恐怕也不會再去使用它們了，連送人大概都不大會有誰願意接受了，但那些户主卻仍然不捨得扔，都用舊席子破毯子將它們包着裹着，也就是堆放在廊檐下蒙塵而已。
曹楠的住房在三樓右側最後第二間。門上果然如她在電話裏強調過的那樣，掛着一塊非常乾淨的白布簾子。白布簾子一角粘着一個時下流行的日本卡通“流氓兔”彩貼。屋裏收拾得十分乾淨。從種種陳設和裝飾來判斷，顯然是一個女孩的“單身”住處，必不可少地散發着一股淡淡的香味。一開始邵長水怎麼也不相信這就是曹楠的住處。因為曹楠平時給他的印象是，“氣質不凡”，穿着也比較“得體和高貴”，似不該住在這樣一種“貧民窟”裏似的。坐下後，他略略地打量了一眼屋內陳設，微笑着，略帶一點詫異的口吻問道：“你咋就整了這麼個住處？”大概已經不止一次經受這樣的質疑了，曹楠都有點不屑於認真去回答了，只是淡淡地笑了笑，回答道：“是啊。這有什麼問題嗎？”“沒有沒有。這能有啥問題？”邵長水忙笑道。後來他才知道，兩年前，城（市）改（造），曹楠家遭遇拆遷。全家都擠到親戚那兒去暫且過渡。她一個大姑娘見天在人家裏吃住，既不方便，也不自在。那時，“勞叔”還沒離開省廳，得知這情況後，動用了點關係，又請房管所的頭頭吃了頓飯，可能還給人家許了什麼願辦了些什麼事，她就不太清楚了；最後給她在這兒整了這麼間房，應該説救了大急。再怎麼説，有了屬於她自己的一個空間，總比跟親戚家的大男大女們擠在一起強。她當時只想臨時湊合一下的。後來，全家回遷新房，得到一個兩室兩廳的單元套。新房雖説比她們家原先在大雜院住的那兩小間平房寬敞多了，也亮堂多了，廚衞設施也周全多了，但畢竟還是得跟妹妹住一個屋。她絕不是嫌棄妹妹和父母，但畢竟已是二十大幾的人了，真的非常想擁有一個只屬於自己的生活空間，非常希望每天能有那麼幾個小時，每星期能有那麼一兩天、兩三天，完全歸自己支配。她知道，人是不可以完全只屬於自己的，但完全不能屬於自己的日子，的確也難以忍受。於是，她説服了家人，允許她在新家和碼頭街這兩頭輪流住着，來回跑着。她清楚，在省城，無數像她這樣年齡的女孩子都還不可能獨自享用這麼一個“生活空間”。而自己一開始獨立生活，就能找到一份比較體面的工作（雖然區圖書館的月收入有點兒少），又能擁有這麼一個“獨自享用的生活空間”（雖然老舊得不成個樣子），但她真的已經挺知足的了。
自稱瞭解曹楠的人，都説她生活上容易滿足，人際交往上絕不惹是生非，秉性恬淡兼容，趣味習性高雅平和。有時還稍稍顯得有一點孤僻，有一點憂鬱。這倒反而給她增加了一份“舊時鄰家女”的可人疼惜處。但這些説法其實是很片面和很主觀的。你要是真的有可能往深處去“閲讀”她，交往她，你大概就不會只得出如此淺近，又如此一廂情願的結論了，你就會知道這女孩絕對不像你們平時看到的那樣恬淡自適。她的內心、她的個性和作為，都遠比一般人所能感覺到的要複雜和強烈得多，而且還應該説是複雜強烈得“多得多得多”。這女孩的與眾不同處在於，她並不在乎自己住得怎麼樣（雖然她很會裝飾自己的房間），她也不在乎自己穿成個啥樣（雖然她總能淘買到比較便宜的最新時裝），更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待她（偏偏不管走到哪兒，她都比較吸引人的眼球）。説她“我行我素”，許多時候她卻又顯得特別老實聽話；説她“老實聽話”，卻冷不丁地總能幹出一些讓你大跌眼鏡、連連跺腳，甚至“痛不欲生”的事情來。界定她，最準確的詞語是，“説不準摸不透”。這是她的媽媽和她中學時代的班主任積多年的“痛苦”與“驕傲”得出的惟一結論。
邵長水敲開房門時，曹楠顯然還在為他的到來做着最後的準備。她顯然沒料到他能來得這麼快。她好像在屋裏匆忙地撤走一些陳設，又挪動一些陳設。這是她一貫的“手段”和“伎倆”：接待不同的客人，或不同時期接待同一個客人，她總會刻意地要挪動和改變一下房間裏的陳設。即便不為客人，只為自己，過上一段時間，她也會去挪動和改變的。丁零當啷地折騰到半夜，折騰到灰頭土臉，筋疲力盡，往地板上一躺。她喜歡給自己創造驚喜和新鮮感。一個花瓶在同一個地方，她絕對不會讓它安安生生待上一個星期。一年下來，這隻花瓶能在她房間裏整個兒“遊”上好幾圈。她總在尋找各種各樣的最佳結合點，臨界點。對於她的這個“特色”，她媽和她那位中學時期的班主任是有分歧的。這也是她倆在她的問題上表示出來的惟一的分歧。她媽認為，她的這種不穩定性將使她痛苦一生。班主任卻認為，也許會很痛苦，但卻使她有可能走向成功。“成功？誰？她？謝謝吧。”她媽苦笑着搖了搖頭。
邵長水一眼就注意到房間裏有一個角落是專門陳放書的。書架做得非常別緻。是在一根立軸上裝了許多塊可以推拉移動的擱板。擱板和立軸都油成了深棕色，並顯露着原木拙樸粗獷的木紋。每一塊擱板上陳放的是不同類別的書，或是不同用途的書。比如，有一塊擱板上放的全是動物學方面的書。另一塊擱板上放的則是她一個好朋友所需要的文字資料。那個好朋友懷孕了，快要生了。於是她收集了許多關於坐月子的、關於育嬰的、關於早期開發幼兒智力的、關於婦嬰衞生的、關於催奶和退奶的小竅門的……書籍和剪報，以備“諮詢”。（這大概跟她常年在圖書館工作養成的習慣有關。）但有兩塊板上放的卻全是公安和司法方面的書。剛走進房間時，他還看到她牀頭放着一本剛看了一半的書。沒容他細看，她就搶着去把書塞到枕頭底下去了。但一晃之間，邵長水還是看到了書名上的兩三個字，好像是專講性學的。藏起書，她的臉色並沒有像想象中的那樣，應該大紅起，只是略顯得有一點尷尬，微笑着把枕巾重新鋪整齊了，這才回身去給邵長水沏茶。這個二十多歲的丫頭，偷看一點性學方面的書籍，邵長水覺得還可以理解，時代畢竟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了嘛；但她為什麼對公安和司法那麼感興趣，這倒讓他有一點頗費思量了。
“為什麼要我在彙報時對李主任有所保留？”邵長水一邊繼續打量着屋內的陳設，一邊帶着微笑、卻又直截了當地問道。他微笑，是希望儘量減少“公安幹警”跟人談話時總免不了的那種居高臨下的生硬感，不希望嚇着了這小丫頭。不知道為什麼，雖然對這個“小丫頭”充滿了疑慮，而且近日來這疑慮越來越大，但還是擋不住那種直覺上的好感。
曹楠沒馬上接邵長水的話茬，沏上茶來後，默坐了一會兒，在此期間也給她自己沏了杯茶，端在手裏，慢慢地撫摸着旋轉着那廉價的貼花玻璃杯，低聲問道：“勞叔的後事都辦妥了嗎？是拉回省城來火化，還是就地火化？”
“案子查清前，根本談不上火化的問題，更談不上在哪兒火化。”
“那就一直在醫院太平間的冷庫裏凍着？”
“大概吧……”
“……”她眼圈驟然紅起，又沉默了。
“還是説説李主任的事吧。”邵長水催促道。
“您是不是覺得我這個人挺可疑的，手伸那麼長，管那麼多閒事？”曹楠試探着問。
“你説呢？你覺得自己可疑不可疑？一個區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居然知道省公安廳一個刑偵人員的動向，不僅知道我去了陶里根，還知道我哪天會趕回來彙報，還在去彙報的路上攔截了我，向我發出那樣一種嚴重的警告……你説你到底是個什麼人？你到底跟我們公安廳內部的哪些人有過來往？你為什麼要摻和這種不該你來摻和的事？”邵長水正襟危坐地發出一連串問題。
“審訊我呢？”曹楠抬起頭，輕輕地反問。
“你覺得這就像審訊了？你見過真正的審訊嗎？”
“……”曹楠低下頭去，又不作聲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邵長水再一次催促道。
“……勞叔沒跟您説過什麼嗎？”過了一回，曹楠這麼回答道，提到“勞叔”，她的眼眶立刻濕潤了，語調也馬上沉降下來，甚至不由自主地哽咽了一下。
“……他應該跟我説些啥？”邵長水追問道，口氣漸趨嚴厲。
“……他沒跟您談過李主任，也沒談過別的什麼嗎？”曹楠臉頰上泛起一層淡淡的紅暈，惶惶地反問道。
“他應該告訴我一些什麼？他又跟你説了些什麼？”邵長水逼問。
“那天，他告訴我……他出事了……”
“他出事後還給你打過電話？”邵長水一驚。
“是的……”曹楠説着，眼淚止不住地湧了出來。
“他咋説？”
“他説他出事了。可能不行了……他説李主任這人看問題比較片面，讓我今後在跟他的接觸中一定要多加留意。”
“是誰告訴你，我今天一早會去找李主任彙報的？”
“……”曹楠又不作聲了。顯然這個問題可能點到了某個要害上。過了好大一會兒，她才説道，“……是李主任自己告訴我的。”
“他為什麼要跟你説這事？”
“因為……因為……”
“因為個啥？”
“因為本來約好今天早上我要去他那兒看他的。他説，讓我改期，因為您要去，還有趙總隊長和其他一些領導都要去他那兒聽彙報……”
“勞爺為什麼讓你對李主任要多加留意？”
“當時在電話裏他沒細説。當時那個情況，他也不可能細説。”
“那他也沒讓你來勸阻我啊。”
“可他説了這麼一句話，他説，如果他真不行了，今後有什麼事，儘可以跟您多交流。他説您是個好同志。當時他已經説得非常吃力了，然後又説了一句。他説，小楠，看樣子，我是真的不行了……這是他跟我説的最後一句話……”説到這裏，曹楠忍不住大聲嗚咽起來。
“關於李主任，在此之前，他還跟你説過些什麼？”
“……”她抬起頭怔怔地想了想，剛要回答，外頭樓梯上突然響起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那腳步聲顯然是曹楠熟悉的。聽到腳步聲一下下逼近，她臉色立即變得驚慌起來。
“是李……李主任……李敏分……”她呆愣住了，忙轉過頭去告訴邵長水。
“他怎麼來了？你也約了他？”邵長水也愣怔了一下，問道。
“沒……沒有……”曹楠慌慌地答道。
“那他怎麼來了？”邵長水問。
“最好別讓他瞧見你來我這兒了……”曹楠慌忙擦去臉上的淚痕，又從牀頭的一個粉盒裏取出一個粉撲，輕淡地補了補妝，拿起那個白色的小皮包，一邊向門外走，一邊吩咐邵長水道，“一會兒，等我把他引開後，您再走。”又急急地問，“您的車沒停在院門口吧？”聽到邵長水回答她：“車停在馬路對面那個洗浴中心門前了。”忙説：“那好。那好。”這時李敏分差不多已經快走到三樓的樓梯口了。只聽到她匆匆迎住李敏分，並在樓梯口跟他説了幾句什麼，便引着他往樓下去了。
邵長水回到省廳，又在辦公室待了一會兒，再回到家，已經很晚了。妻子和孩子都睡下了。在過廳裏稍歇了會兒，等妻子那邊再度發出間歇性的低微鼾聲，便悄悄從壁櫃自己專用的那個抽屜裏取出勞爺的那兩件東西。
回來後，他還一直沒撈到工夫仔細琢磨過這兩個“寶”。他把它們存放在一個香樟木雕的小首飾匣裏。這雕花木匣還有一點小小的來歷。它是省警校附近藝術專科學校的一個女學生送的。去年，警校和這個藝專搞“軍民共建”，邵長水被派去為藝專高年級的學生講司法常識課。邵長水是個“偵破能手”，但口才並不好，攢了一肚子的偵破故事，總也講不生動。但不管他怎麼講，總有那麼一個女生，老是聽得那麼專注，課前課後還老主動地幫着擦黑板、灌暖瓶……十節司法常識課講完後，他的“共建”任務就算告一段落。回警校後的某一天，傳達室忽然打來一個電話，説是有人給邵教官送來一小包東西。邵長水問，是誰送的。傳達室的教工説那人放下東西就走了，沒留任何話，也沒留姓名，看模樣是個女學生，但肯定不是咱警校的學員。邵長水打開那小包看，裏邊包着的就是這個雕花小木匣。匣子裏也沒任何留言之類的東西。但直覺告訴他，它肯定是那個“特別專注”的女孩送的。為什麼一定是她，他自己也説不清。他當然不會以此為藉口再去找那個女孩。但他卻出於一種異樣的情感，一直挺珍視這件小東西，後來就把它收藏了起來。
小木匣上的浮雕其實並不精緻。特別精緻的東西會特別昂貴。那樣的東西估計她也送不起。打開匣蓋前，他習慣性地戴了副偵查員勘查現場時常用的手套，並且調整了室內的燈光，拿出自己那部心愛的佳能相機，準備把這兩件東西都拍了，留個底。他想到，自己還是得儘快地把這兩件東西交給組織上。他不可能、也不應該長久地把它們扣留在自己手中。做好這一切準備後，他輕輕地掀開匣蓋，一樁完全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木匣子裏竟然空無一物。那兩件東西全不見了。霎時間，他的腦袋嗡地一下炸響起來，後脊樑上立刻滲出一片冷汗。這怎麼可能呢？東西是他親手放進去的。家裏的人，無論是妻子，還是孩子，從來也不會動他的東西。這是多年來立下的規矩，養成的習慣。它們怎麼會“不翼而飛”了呢？他呆站了一會兒，驚醒過來，忙不迭地去抽屜裏翻找，甚至盲目地在整個壁櫃裏翻找。都找不見。再一次呆住。再去叫醒妻子，為了不至於嚇住她，儘量和緩了口氣，問她動過他抽屜裏的東西沒有？
她問，啥東西？
他説，放在一個小木匣裏的東西。
她問，是放在那個女式首飾匣子裏的東西？
他臉微微一紅，説，啥女式不女式的，我抽屜裏就那麼一個小木匣。
她説，如果你説的就是放在那個女式首飾匣裏的東西，那的確是有人拿走了。
他立即站起，急問，有人？誰？你怎麼不跟我説一聲，就隨隨便便讓人拿走我東西？
她説，你領導來拿，我能不給？再説，當時怎麼找你都找不見。打你手機，你又把手機關了。我怎麼跟你説啊？
他不想跟她再胡扯八扯的了，忙問，領導來拿的？哪位領導？
她説，還能有哪位領導？要是別的領導，我也不會給啊。可你們刑偵總隊的趙總隊長和你們廳辦公室原先的那個李主任，他們兩個，我能不給？
他一愣，是他倆？
今天下午，總隊長和李敏分突然上家來找邵長水。很着急的樣子。説是有兩件很關鍵的東西，要立刻從邵長水這兒取走；並且還説，要取的這兩件東西跟某一起大案有關。既然跟案子有關，那就更耽誤不起。妻子跟邵長水生活了這麼些年，耳濡目染，也知道，不管是什麼東西，只要跟破案有關，它們對於這些刑警來説，肯定就比自己的性命還重要。於是在問清了是兩件“小東西”以後，慧芬（邵長水的妻子姓孟，名慧芬）立馬想到了那個小木匣。她早就從長水的抽屜裏注意到了那個“女式”的“首飾匣”；只是出於高度的信任和必要的尊重，沒開口追問它的來歷罷了。後來也果然從木匣裏找到了那兩件東西。
他們怎麼知道他手裏還有這兩件東西？而且還知道得那麼具體：是兩件“小東西”？完全不可思議嘛。事發現場只有他和勞爺兩人。天知地知，他知我知。如果不是勞爺的“鬼魂”去告發，趙總隊和李敏分怎麼會知道他手裏還留着勞爺的這兩件“小東西”？
真出“鬼”了？
不可能嘛。
現在，領導們會怎麼看待他的這種“欺瞞行為”？
在公安隊伍中，下級對上級有意隱瞞重大案件的關鍵情節或證物，這就不僅僅是個“過錯”問題，情節和後果嚴重者，是要負法律責任的。
他越想越膽顫兒。一時間，邵長水腦子裏跟開了鍋的稠粥似的，燙燙地，灼灼地，一片空白，一片昏暗，又一片粘稠，一片翻騰……
正在這時候，家裏的電話鈴響了。電話是李敏分打來的。李敏分讓他立馬到他家裏去一趟。
“立馬？”邵長水忐忑地問道，同時又情不自禁地向依然漆黑一片的窗外瞟了一眼。
“立馬。就這會兒。”李敏分斬釘截鐵地回答道。
不出所料，在李敏分家等候着他的，還有趙總隊。同樣不出所料，訊問是嚴厲的。由於深夜還沒休息，身體原本就不好的李敏分，臉色在燈光下顯得格外的蒼白。而黑臉膛的趙總隊則神情森然肅穆。勞爺的那兩件東西就在台燈旁放着。
“咋回子事？”趙總隊問。
“沒咋回子事。”邵長水答道。
“沒咋回子事，你為什麼不把它們立即交出來？！”趙總隊又問。
“你們要相信我，就聽我解釋。要不信，我就啥也不説了，你們直接給處分就行了。東西我的確沒在第一時間裏交給領導。但絕不是故意的。確實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你早上不交，還可能是疏忽，或大意。可下午呢？晚上呢？這會兒都幾點了？下午你還外出了一趟。這你怎麼解釋？！”李敏分反駁道。
“邵長水，據我們瞭解，你過去不是那種藏奸耍滑的人嘛。”趙總隊説道。
“我現在也不是。”
“哈哈，你瞧他把自己説得。”
“這檔子事，我的確做錯了。但我確實不是故意在跟你們藏奸耍滑。”
“説實話吧。”
“我説的每一句都是實話。剛才我説了，你們要相信我，就聽我解釋。要不，就直接給處分得了。”
“嗨，還挺橫!處分？你以為你能逃過處分？你以為你解釋清楚了，就能不處分你？告訴你，話説得清楚説不清楚，處分都是要給的。現在就看你的態度了。如果發現你還在耍什麼小動作的話，處分？那就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處分的問題嘍。”李敏分的一番話，頓時把現場氣氛整得非常緊張。他這是在拿搞“對敵專案”的勁頭，在跟邵長水談話。
邵長水低下了頭去，不再作聲。一路上他已經想好了。這事要放在平時，肯定不至於這麼嚴重。但偏偏牽涉到一個“代省長問題”，又發生了勞爺的“非正常死亡問題”，這一關可能就會不怎麼好過了。真是一不留神撞到槍口上了，也是倒黴蛋催的，讓自己趕上了這一茬。但不管咋的，都必須過。最終哪怕要付出很高的代價，那也得付。現在最重要的是重新取得領導的信任。有信任才會有諒解。有諒解，才會有“特殊政策”。要取得這種重新信任，惟一的辦法就是“真誠”。徹底向領導敞開心扉，亮出“底牌”。反正已經這樣了，愛咋咋的。不管怎麼樣，自己的確沒有要跟領導唱對台戲的想法。於是他把自己從到陶里根前後，一直到今天為止的內心感受和過程中所產生的一些思想波瀾，實實在在地説了一遍。
真是人説的：大機關沒小事，半點兒都疏忽不得啊。
“這麼説來，你是對我們這些人有懷疑，才不捨得交出這兩件東西的？”聽完了邵長水的陳述，趙總隊啞然一笑道。
“我懷疑誰，也不能懷疑您……”邵長水的臉微微一紅，趕緊解釋。
“言下之意，就可以懷疑我了？”李敏分冷冷一笑道。
“李主任，您這麼跟我咬文嚼字，我就沒活的了。”
“你留這兩件東西到底想整個啥？”李敏分依然不依不饒地追問。
“我哪想要整個啥？就這麼稀裏糊塗地把它們給疏忽了……”邵長水趕緊撇清。
“稀裏糊塗？你是稀裏糊塗的人嗎？你不想整個啥，幹嗎要私自‘秘’下這兩件東西？”李敏分死咬住不放，青白起臉一個勁兒地追問。
“如果李主任一定要這麼認為，那我也就沒得可説的了。反正是我錯了，你們瞧着辦吧。”説完，邵長水低下頭去再不作聲了。他覺得該説明的已經説明了，自己就不能再跟領導“頂牛”了。
“要不是我們親自去陶里根走了那麼一回，還真不知道有這兩件玩意兒落到你手裏了。”趙總隊嘆着氣慢慢地説道。原來，事發後，趙總隊等人隨省廳主管刑偵的焦副廳長一起到陶里根去處理勞東林的後事，同時又大概齊地把事情發生過程瞭解了一下。陶里根人民醫院急診室的一個護士反映，事發當時，她從門外路過，無意中從虛開着的門縫中看到，渾身是血的勞爺掙扎着從一個黑色的手包裏掏出一點什麼東西給了一個“三十來歲、中等個兒、身穿黑色皮夾克、留個寸頭”的男子。
“這個‘三十來歲、中等個兒、身穿黑色皮夾克、留個寸頭的男子’，你説是誰？”趙總隊問道。
“是我……”邵長水歉疚地點了點頭説道，然後小心翼翼地問，“焦副廳長親自查下來，得出什麼結論了嗎？是謀殺？還是個純粹的交通事故？”
“結論？哪那麼容易……”趙總隊答道。看得出，他有些閃爍其詞，不想正面回答邵長水的問題。邵長水也很知趣，就沒再追問下去，默默地又等待了一會兒，見兩位領導也保持着沉默，好像不是要繼續再在這件事上追究和批評他了，便站了起來，誠懇地説道：“我回去好好寫個檢查。看……還要不要在刑偵總隊的全總隊大會上做一次公開檢討……”
“這個，你等通知吧。”李敏分説道，“這件事我們還得向廳領導彙報哩。眼看就要開兩會了（省人民代表大會和省政協會議），廳領導就怕出這樣那樣的事，一再關照大夥，要謹慎謹慎再謹慎。在重大問題上千萬別出什麼紕漏。你也是個老公安了，應該懂得這些。”李敏分得理不饒人地叨叨着。
“那，下一步……我……”
“你先別考慮你自己的工作問題。剛才李主任已經説了，下一步的事，你等通知。”趙總隊很乾脆地説道。
邵長水的心整個兒地一涼。一震。事情怎麼一下就鬧到了如此嚴重的地步？連工作都不給安排了？不至於呀。他怔怔地看了看眼前這兩位領導，似乎要從他們的神情中探查出一些如此嚴厲的真正原因來。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事。過一兩分鐘，李敏分又問了句：“你還有什麼要跟我們説的？”他怔怔地答道：“沒了……”李敏分又追了句：“真沒了？”他仍怔怔地答了句：“沒了……”他倆就讓他回去了。
回到家，慧芬居然還沒睡，還在大房間裏不安地等着他。
“沒事吧？”她忐忑地問道，一邊趕緊給他拿來拖鞋。換了鞋，他一聲不吭地往牀上一倒。慧芬便在牀沿邊上呆呆地坐下，既不敢探問領導把他叫去後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也不便隨意説些軟話來安慰，只得憂心忡忡地看着兩眼發直、一個勁兒地只知呆望天花板的他。
“你睡吧。明天上班還要起早。”過了一會兒，邵長水説了這麼句話。
“那……你也睡吧……把外衣脱了……”慧芬趕緊起身，想為邵長水打開被子。但邵長水卻沒動彈。過了一會兒，他突然從牀上坐起，直奔壁櫃而去。不知他要在壁櫃裏搜尋什麼，總之，上下左右所有犄角旮旯裏全搜索了一個遍，好像還是沒找到，便轉過身來，瞪大了眼睛，急急地問慧芬：“你到底讓趙總隊和李主任從家裏拿走了幾件東西？”
“兩……兩件……”慧芬結巴地答道。
“到底拿走了幾件？”他提高了聲音再問。
“兩件。就是你放在那個女式首飾匣裏的那兩件東西。”慧芬答道。
“那，我夾在這個小鏡框後頭的那件東西呢？”他舉起一個小鏡框，大聲問道。小鏡框裏存放的是他們家一對寶貝兒女的照片。當時女兒十一歲，兒子一歲。他還給照片題了個名，就叫“十一和一”。這是長水最喜歡的一張照片。
“……”慧芬不説話了。
“你把我夾在這鏡框背後的那片東西，也交給那兩位領導了？”邵長水真有點急了。
“沒有……”慧芬艱難地答道。
“沒有？那東西呢？”邵長水忙問。
“東西……”
“東西你給我放哪兒了？”
“東西我燒了。”
“燒了？天吶。你燒了？你！”邵長水一下衝過來，好像要一把揪住慧芬的頭髮，痛揍她一頓似的。但衝到慧芬跟前，他卻絕望地站住了，悲愴地看着驚惶失措的妻子，極度無奈地搖着頭，一副欲哭無淚的模樣，嘴裏卻只是喃喃地數落着：“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燒掉的是啥嗎？你知道你燒掉的是啥嗎？你幹嗎不跟我商量一下？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燒掉的是什麼嗎？”
那天，在陶里根，帶着勞爺寫下的那兩個血字回到賓館房間，邵長水愣愣地呆坐了好大一會兒。他完全想不到事情會發生這樣的突變，完全想不到事情整個兒地會有如此尖鋭和激烈的變局。一個“奉命”秘密地來調查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問題的老公安突然死了，他説自己是被謀殺的。從小唱着“一條大河波浪寬”和“花籃裏花兒香”長大的他，心靈受到的震撼可以説無法形容。同時，內心也一直在翻騰，考慮回省城後，怎麼向組織彙報，要不要如實報告勞爺本人對這起事件性質的判斷。從良心上、從職業道德和規範上來説，他應該如實彙報，也必須如實彙報；從感情上，從職業本能和直覺上，他確信勞爺不會在臨死前還“做秀”、“造假”。也許有人會做秀造假，但勞爺不會。是的，現在誰也説不清勞爺這個血淋淋的判斷背後到底還傳遞了哪些重要信息，更説不清他老人家做出這樣的判斷依據又何在。但有一點是應該能肯定的：他在自己生命最後時刻留下的這兩個字，一定包含着他這幾個月來秘密調查所得的全部認知和切身體驗。這兩個血字也可以説是一個老刑警用他一生的良知和生命勇氣寫成的，是他對這個世界最後的告白。雖然説得簡單而殘酷，但其內涵，和半個多世紀前犧牲在法西斯絞刑架上的那個捷克民族英雄優利烏斯·伏契克最後喊出的那一聲：“人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要警惕啊！”是同樣的深長和沉重。邵長水覺得自己如果不能如實彙報就完全愧對這位老前輩和自己頭頂着的那顆國徽。但經驗告訴他，如實彙報，一定會引起各方面的震動。就像祝磊是不是自殺的一樣，勞爺是不是被謀殺的，必將引發極大的爭議。引發這些分歧和爭論的原因，有技術層面上的，但更多、更重要的恐怕還會是政治上的。如果將來案子能查清確是謀殺，那啥事都沒了，萬一查不清呢（這是很可能的事。要知道，迄今為止，命案的破案率在有些省，只能達到百分之三四十），那肯定會惹下大麻煩。有人就會對當初主張這事是謀殺的人進行打擊報復。而最早明確説出勞爺是死於謀殺的人，就是他邵長水。
他倒不怕兇手和隱藏在這些兇手背後的策劃者和指使者們恨他。警察不讓這些混蛋們恨，還能叫警察？他只是擔心由此會失去領導和組織的信任。作為一個老公安幹警，他深知，一旦失去組織和領導的信任，那就等於政治上“毀滅”。因此，到時候，他必須拿得出過硬的證據來證明，這“謀殺”一説，不是他邵長水“居心叵測”和“譁眾取寵”的發明，確係出自勞爺自己的判斷。應該説，這一點，連勞爺都考慮到了，否則他不會拼盡最後一點力氣也要在他的手掌心上留下這樣兩個血字。留這兩個血字，就是為了讓邵長水拿去作證的。回到賓館，邵長水對着這兩個字，琢磨了好一陣子，因為血字在手掌心上無論如何也是持久不了的。怎麼才能把這兩個字留存下來呢？照相？錄像？倒是可以留下這字跡的影像，但都不足以證明這兩個字確確實實是老爺子自己寫的，沒法證明這兩個字確實是勞爺用自己的血寫成的。琢磨到最後，邵長水才想到用一種透明膠片把這兩個字從自己的手上“粘拓”下來。這樣，不僅留下了字跡，還留下了包含着勞爺DNA成分的血痕，同時也留下了他自己掌心的掌紋……這樣，在需要它發揮作用的時候，這張透明膠紙就能起到它應該能起到的那種關鍵作用……
但是，慧芬卻不問青紅皂白，把它燒掉了……
慧芬啊慧芬，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燒掉的是啥嗎？
“你……你啥時間燒掉的？”
“……”
“你張嘴啊！”
“趙總隊和李主任上我們家來把那兩件東西取走後……”
“他們來取他們的東西，你幹嗎要燒我這個東西？”
“長水……你可能還不知道，這些日子，外頭關於勞爺的死，議論特別多，誰都明白這案子不是一般的複雜，牽扯到上層許多關係，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那種刑事案。咱們苦了這麼些年，好不容易從深山溝裏調進省城，好不容易讓咱兩個孩子也有了個省城户口。你就是不為別的着想，只為咱這兩個孩子今後的前途着想，也不能在這案子裏陷得太深了……”
“我願意往裏陷嗎？啊？你跟我一起生活了這麼長時間，怎麼還不明白，這世界上，有許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是由不得你願意還是不願意的。事情已經落到你頭上了……”
“落到頭上了，你可以別管那麼多嘛。你非要較那個死勁兒，把所有的事都整得那麼明白？在省城辦案，跟過去在小縣城辦案不一樣。在小縣城，我們對付的，純粹是一幫子地痞流氓惡棍。在省會這樣的大城市裏，事情就不會那麼簡單，就可能搭上許多特別説不清道不明的關係。這些關係也紅也黑，紅裏帶黑，黑裏又可能帶一點紅。在這圪瘩，你得學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你非得把所有的事都整明白，就可能把所有人都得罪完了。沒有一點關係，你也就沒有立足之地了，我們還能在省城這麼個大地方待得下去嗎？”
“你覺得我邵長水是全憑關係上來的？”
“我沒這麼説。”
“你沒這麼説！説你糊塗，説你啥也不懂，你還不服氣！你知道這張透明膠片為什麼不能燒嗎？你知道這張透明膠片上留下的痕跡對我、對我們這個家、對你口口聲聲要保護的這兩個孩子有多麼重要嗎？可你把它燒掉了！也不問問我就把它燒掉了。你想一想，你有多渾啊！”
隨後，邵長水把這張透明膠片在今後證明自己的“清白”方面的重要性，細細分析給慧芬聽了。慧芬終於不再“強詞奪理”了。她開始害怕起來。她惶惶，不知所以。完全説不出任何話來了。但“沉默”畢竟不能彌補她已然造成的這個過錯。邵長水一時間真不知道該怎麼狠狠地“訓斥”她，“數落”她，才能解了自己的心頭之氣。
但，訓斥也罷，數落也罷，解氣也罷，不解氣也罷，同樣都不能再使那份已經被燒掉的“證據”重新復原了。
此刻的邵長水，真有一種欲哭無淚的感覺。
“你……”他咬着牙，狠狠地瞪了慧芬一眼，轉身向門外走去。他不想再看到她了——起碼在今天晚上，在自己心頭的怒火還沒有平息之前，他要一個人找個地方好好待一會兒。卻沒料，剛走了兩步，就聽到身後響起一陣翻箱倒櫃的聲音，緊接着又聽到慧芬一聲戰慄的叫喊：“你別那麼性急嘛……”再回過頭來看，只見慧芬手裏捧着一個雙耳釉下彩壽星獻桃罐，臉帶愧色，喘喘地看着他。
“啥意思呢？”他愣愣地問。那罐子是他們家平日存放零碎雜物的。還是結婚那會兒，她從她們家抱過來的。
慧芬見長水站住了，便慌慌地抱起罐子，向桌面上倒去。稀里嘩啦，從這個大肚子的老式仿古罐子裏倒出一堆東西。然後又“啪”地一聲，掉出一本舊版本的“刑事偵查學”教材。一見這本“刑事偵查學”教材，邵長水心裏格登了一下。因為從陶里根回來後，他就是把那張透明膠片夾在這樣一本教材裏的，然後才又轉移到那個小鏡框後頭去的。不等他發問，慧芬哆嗦着雙手，已經把教材翻了開來。邵長水看到，那片拓有“謀殺”兩個血字的透明膠片，安然無恙地躺在那略略有一點發黃了的書頁中間。他心裏一激動，衝過去，一把把慧芬抱住，緊緊地摟進懷裏，好大一會兒，什麼也説不上來，只是不住地念叨着：“你啊你，你跟我在整啥名堂呢？你跟我在整啥名堂呢？你沒燒啊？那你跟我演的哪出戏呢？”
慧芬卻只是不作聲，好半天也沒能止住身上那陣戰慄，然後便伏在長水懷裏，心酸地低聲哭泣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