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世界是一個多變的世界。這一年在世界上，波斯改國號叫伊朗了、英國鮑爾温當首相了、墨西哥革命失敗了、意大利墨索里尼身兼八職並侵略阿比西尼亞了、法國賴伐爾當總理了、挪威在南極發現新大陸了、德國希特勒撕毀凡爾賽條約擴張軍力了、捷克馬薩利克辭掉總統職務了、土耳其凱末爾第三次連任總統了、菲律賓脱離美國獨立了。這一年在中國，禍國殃民的蔣介石內鬥內行，大力“剿共”，逐共中原；但外鬥外行，對日本鬼子卵翼的政權，瞪眼旁觀、無能為力：在長城以內，殷汝耕成立了冀東政府；在長城以外，溥儀頭一年就稱帝於“滿洲國”，那正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兩年半，也正是蔣介石喪權辱國、貫徹“不抵抗主義”後兩年半，1935年到了，兩年半變成了三年半，“滿洲國”使中國東北變成了“遺民”地區，而我，就是“遺民”中的一位。
1935年4月25日，我生在中國東北哈爾濱。那時是中華民國二十四年，正是“九一八事變”後三年七個月，中國東北已是日本鬼子控制下的“滿洲國”。照歷史的説法，我一出生就是“遺民”，就像孔夫子一出生就是“遺民”一樣。不過，孔夫子做“遺民”，做來做去，是給不同的中國統治者做“遺民”，但我卻一生下來，給日本鬼子卵翼的中國末代皇帝做“遺民”，所以，我比孔夫子還窩囊。
我出生時候，還流行用陰曆計算，所以一直是乙亥年3月23日辰時（上午七至九點），我的小名也叫“安辰”。乙亥年生的屬豬，3月23日的生日一直按陰曆過，直到我二十歲前查出是1935年4月25日，此後我就放棄陰曆生日了，陰曆太落伍了。不料，我快六十歲的時候，二姊從大陸來，她斷言我的生日不是陰曆3月23日而是3月3日，二姊的記憶力一向過人，所言如不虛，則我的陽曆生日是4月5日才對。不管怎麼算，我生在1935年4月間，這年四月前後，世界上也生了不少“名流”：世界三大男高音老大帕瓦洛蒂、歌星“貓王”普萊斯利、導演伍迪艾倫、沒脱光的影星亞蘭德倫和脱光照裸照的影星畢雷諾斯等皆屬之；中國的女明星尤敏、妖僧達賴喇嘛、蔣介石的長孫蔣孝文，也都生在1935。當然，同是1935年生的人也有賢有不肖，神棍達賴與紈絝蔣孝文，自屬不肖之例。國民黨在台灣的當權派，1935年生的也正當行，自“司法院”施啓揚以下，全是不肖之徒，不單屬豬，根本一窩豬耳！
我雖生在中國東北的哈爾濱，但我的籍貫，卻源遠流長。我小時候，每見過年，家中即捧出“李氏宗譜”上供桌，一起列在香案上，受焚香膜拜。這部宗譜後來帶到台灣，歸我保存。根據“李氏宗譜”，我的遠籍實際是雲南烏撒。據《元史》地理志：“烏撒者，蠻名也。所轄烏撒、烏蒙等六部。後烏蠻之裔，盡得其地，因取遠祖烏撒為部名。至元十一年始附，十三年立烏撒路。”烏撒路包括現在雲南鎮雄縣和貴州威寧縣；到了明朝，改為烏撒衞，就是現在的威寧縣。“李氏宗譜”上説是明太祖洪武年間自烏撒遷到山東濰縣（濰坊）的。洪武十四年（1381）秋天，明太祖曾派傅友德為徵南將軍，帶兵三十萬徵雲南，那次人民的北移，是強迫性的。我的祖先，很可能是苗族。而照人類學家凌純聲等的研究，苗族的支流，渡海來台灣，成為高山族的一部分，所以，我是台灣高山族的族人，而目前自稱真正台灣人的福佬與客家，比起高山族來，其實是假台灣人，或是喧賓奪主的台灣人。
我在雲南烏撒的祖先遷到山東濰縣後，累世做小百姓，雖在濰縣五百年，但是乏善可陳、無惡可作，絕無“名流”出現，也一直安土重遷，直到我爺爺（祖父）出來，才有了大變化。
爺爺名叫李鳳亭，他不大會寫這三個字。他生在濰縣，時間約在清朝咸豐元年（1862）前後，也就是中華民國前五十年前後。他小時候，趕上荒年，跟着母親去做乞丐。一天碰到狗來咬，他母親怕他被咬到，就用身體保護他，母親卻被咬致死。他流浪一陣，無以維生，就替“下關東”的人趕馬車，也去“下關東”。所謂“下關東”，是專指山東、河北等省的窮人，朝山海關外的東北偷渡。東北是滿洲人的老家，滿洲人入關建立清朝後，把東北劃為禁區，除了發配罪犯，禁止漢人去東北。所以當時中國的東北，就像英國的澳大利亞一樣，只是罪犯的大本營。顧貞觀《金縷曲》中“季子平安否”所指的吳漢槎，就是最有名的一個囚犯。但是，東北地大物博，它的富庶，對山東、河北等省的窮人，的確構成大誘惑。這種誘惑，使禁區禁令成為廢紙，大量的漢人紛紛“下關東”，在白山黑水之間，馳騁犯難，就像美國“去西部”一樣。1904年，日本和俄國打仗，千古怪事是，這兩個國家打仗，戰場卻在第三國——中國的東北。東北這時候，已經有四百萬人民這些人口的壓陣，使日本、俄國在瓜分東北上，產生了不少阻力。滿洲人再也沒想到：禁止到他們老家的漢人，卻在陰錯陽差之中，替他們看住了老家！這些看家的開拓者中，有一個滿口山東口音的壯漢，就是我的爺爺李鳳亭。
爺爺活了八十三歲，其中有六十年在東北度過，他的一生，充滿了行動與傳奇。他做過趕馬車的、工人、農民、打更的、看墳的、流氓、土匪、打土匪的、銀樓老闆等等，名目繁多。爺爺雖然不識字，但是膽大心細，頭腦清楚，是有名的厲害角色。有關他厲害的一個故事如下：七十多歲以後，他和大爺（大伯父）大娘（大伯母）住在郊區，一天晚上，來了一夥土匪，把家包圍，在牆外高叫開門。大爺大娘已嚇得面無人色，但是爺爺卻鎮定異常。他下令大爺大娘在室內大聲吹警笛，自己卻拿起一根張飛用的武器——丈八蛇矛，從前門跑到後門，從後門跑到前門，向土匪呼嘯叫戰。土匪們弄糊塗了，他們絕沒想到：居然有這麼一個倔強不怕死的老頭子，手拿丈八蛇矛，堅持保衞家園，毫無讓步之意。大概他們被這種從來想像不到的英勇行動震懾住了，最後他們決定撤退，一個土匪從牆頭朝爺爺開了一槍，子彈打穿了窗上玻璃、打碎了窗台上的花盆，最後打到衣櫃上。這個衣櫃，一直跟着我們，最後運到故都。櫃上一個圓坑，就是子彈的舊痕，這個舊痕，表示了人間大勇是什麼。
另一個有關他厲害的故事是：他做流氓時代，一天在農田裏設賭局，做莊家。聚賭的人裏，有一個流氓某甲，手氣不佳，每局都輸，現金先輸光，接着馬輸光，接着行囊輸光，接着外套輸光。最後他輸火了，拔出刀來，在大腿上割下一塊肉——開始“肉賭”。肉賭是一種無賴的賭法，賭徒賭火了，一割肉的時候，莊家若不巧輸給他，不能賠錢，只能賠肉。明朝大宦官魏忠賢，年少無賴，做賭徒輸了，就表演肉賭，他割的不是大腿，而是他的生殖器！（莊家若輸，也得割生殖器！）一般説來，賭徒一表演肉賭，莊家必須大量賠錢，破財消災，免得萬一一輸，就要以肉賠肉。某甲這次表演肉賭，大腿上肉血淋淋往枱面上一擺，大家都相顧失色。不料這時做莊家的李鳳亭先生，卻面不改色他説：“好小子！你來這一套！割起腿上的肉來了！你有種！可是你給我搞清楚，這一套別人吃你的，我李鳳亭不吃！你肉賭，按規矩，不是我輸了才賠你肉嗎？不是我輸了再割都不遲嗎？不是我贏了就不割了嗎？可是為了不怕你，為了比你小子還有種，我先割給你看！割下來，我贏了，就算白割了！”説着，就拔刀朝自己大腿上割下肉來。這個以狠對狠的故事，我沒法證實，但聽説是爺爺的傑作。這一傑作，使我想起《呂氏春秋》中“齊之好勇者”互相割肉下酒的故事。
爺爺和奶奶（祖母）結婚，也有一段故事。爺爺做土匪，受了傷，躺在山洞裏，被奶奶看到了，大力救他，後來就結了婚，奶奶是熱河人，也姓“李”，因為中國傳統同姓不婚，所以用瞞天過海，改姓“呂”。奶奶長得不怎麼樣，爺爺一罵她，就罵“窮山惡水，醜婦刁民”！“醜婦刁民”！“醜婦刁民”很有個性，她在七十去世前，還跟八十二歲的丈夫鬥氣不講話，他們在兒孫的包圍下，合照了相，可是儘管照相，話還是不説。
爺爺去世前，同我家住在一起，我常到他屋裏玩，那時候我四至六歲，看他在後院親自動手搭棚子。看他燒鴉片煙（煙土太貴，抽不起，只把鴉片燒成小黑丸吞服），跟他的感情極好。他過的最後一箇舊歷年，我從大年三十就不斷地給他磕頭拜年，一會兒就去磕一次，然後相對大笑。爺爺説：“這小子今年怎麼回事？怎麼老是向我磕頭，磕個沒完？看這樣，要把我給磕死了。”
年過了以後，在奶奶去世第一百天那天。爺爺到廟裏看給奶奶做佛事，佛事做完了，他向和尚們説：“我不會再來了，再來就是麻煩你們了！”當天晚上，大爺到我家來，陪爺爺過夜。爺爺向大爺和爸爸談京戲，談得興高采烈。談完了，要睡覺了，爸爸回到房裏。不久大爺過來敲門，説爺爺説他不行了，大家趕過去，想找壽衣替爺爺穿（壽衣很多件，穿起來很麻煩。習慣是在人嚥氣前穿好，一嚥氣，就不好穿了。但人嚥氣前經這麼一折騰，實在有速死的可能），慌亂之下，壽衣沒找到，這時爺爺説壽衣在哪個箱子裏，大家找出來，替爺爺穿好，他就死了。他死得如此清醒利落，真是高人的死法。
不久運來棺材，這棺材是爸爸在爺爺生前訂做的，用千百年柏樹為材料，是上品。那時候，流行生前備好壽衣壽材，老人家都要試穿試躺一次，爺爺奶奶都試過。爺爺試的時候，很高興，他們那時代的人對“慎終”、“送死”都極重視，也毫不忌諱。只有後來的人，才那樣遠離死、漠視死，死得那樣沒有準備（中國古制帝王即位後，便預造內棺——“椑”，表示人要存不忘亡、要時時面對死亡。“椑”不但放在皇宮裏，出巡時也要隨着車隊，以“椑車”一輛，跟着皇帝走。這個制度，到唐明皇時才廢掉。可見古人對自己的棺材並不忌諱）。
出殯時候，爺爺的子孫媳女大排長龍，大爺是長子，第一名，依次為爸爸、三叔、五叔、六叔、大哥、我，全部男性領先。在我後面是大娘、媽媽、三嬸、三姨（即五嬸、因她是媽媽的妹妹，所以只叫三姨）、六嬸等。這種排名次序，充分看出中國男尊女卑的傳統。
東北大學副校長李錫恩説他生平佩服的人是我爺爺，我生平在勇敢、強悍、精明、厲害、豪邁上，常“有乃祖風”，也是由佩服爺爺而來。
大概大爺的村學究使我爺爺不滿意，大爺自己也願成全弟弟念更好的學校，於是，在父兄的幫助下，爸爸考上了國立北京大學。本來籍貫是山東省濰縣，因為領吉林省公費，籍貫就改為吉林省扶餘縣。當時只是爸爸一個人改，所以只他一個人是吉林扶餘，爺爺和我們仍是山東濰縣。這種情形，一直到1949年到了台灣，才被户政機關命令統一，從此我也是吉林扶餘。這件小事，反映了籍貫自由的嬗變。在政府權力愈來愈大的時候，這點小自由也都不容於台灣了。
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璣衡，生在1899年（民國前十二年），1899年是己亥年，就是戊戌政變後一年。1920年（民國九年）進入北大國文學系。那時正是五四運動後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黃金時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長，陳獨秀、胡適、周樹人（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沈尹默等是他的老師。他的同班同學，後來較有成績的，有搞中國文學史的陸侃如、馮沅君，有搞國語運動的魏建功，同屆的同學有周德偉、陳雪屏。爸爸本人書念得並不出色。他在1926年（民國十五年）畢業，吉林省政府想公費送他留學，他那時已經二十八歲了，急於回家鄉養家，所以就拒絕了。因為是“京師大學堂”畢業的，回到家鄉，非常拉風，不但做了東北大學講師，並且立刻被聘為哈爾濱吉林六中校長，當時的待遇極好，遠非日後的窮教員可比。當時對教育界人士和知識分子的重視與尊敬，也遠非日後的風氣可比。爸爸説：軍閥張作霖，在孔夫子誕辰的時候，脱下軍裝，換上長袍馬褂，跑到各個學校，向老師們打躬作揖，説我們是大老粗，什麼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虧諸位老師偏勞，特地跑來感謝。軍閥們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訓詞的；也不敢頒發訓詞叫教師研讀的。比起又致訓詞又發訓詞的國民黨來，軍閥太可愛了。
爸爸除在吉林六中做校長外，也在吉林女子師範、吉林大學兼課。他唯一一部著作——《中國文學史》，也寫在這個時期。這部《中國文學史》，後來由我加上長序，由文星書店印出來，當時我的長序惹起大風波，經文星書店撕掉長序，才免於被查禁。
媽媽名叫張桂貞，吉林永吉人（原籍河北），吉林女子師範畢業。她在輩分上是爸爸的學生，爸爸在吉林女子師範教高班的，媽媽卻在低班，沒教到。教到的高班學生裏面有申若俠，後來嫁給“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嚴。那時候，流行高班學生同低班學生交朋友、合照相，申若俠和張桂貞就合照過，照片至今還保存，可是友誼早就“簡直沒有來往”了！女人之間的友誼真不可靠。媽媽在學校是鋒頭人物、是籃球健將，那個時代女子到新學堂唸書的不多，所以女學生很拉風。
爸爸在吉林六中有一個學生，名叫程烈，後來變成國民黨中的名“立法委員”。據説當年因追求我媽，被校長我爸爸開除。師生關係中斷幾十年後，在台灣恢復，他的兒子程國強在台中一中也做了爸爸的學生，有一次被軍訓教官陷害，要開除，經爸爸力持交涉，才免於被開除。兩代開除恩怨，竟成佳話。前一陣子程國強六十大壽，我是不參加婚喪喜慶的，但被騙去，席上邀我講話，我説：“幸虧當年我爸爸追我媽成功，幸虧程烈失敗了，否則這世界沒有李敖，而我就是程國強了。”聞者大笑。
媽媽生我時候，已經一連生了四個女兒，這種情形，在那時代，已經有點岌岌可危了。中國漢朝就有“盜不過五女之門”（生了五個女兒的家，連小偷都不去偷）的話，一個媳婦，不老老實實生兒子，卻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生女兒，這成什麼話？幸虧我應運而生，使媽媽立刻從“敗部復活”，幫了她的忙不少。在生我以後，媽媽又故態復萌，連生了兩個妹妹，那時我在家中地位如日中天，直到最後弟弟出世，才算兩權分立。六女二男，就是我的同胞情況。大姊李珉，北京輔仁大學畢業，名婦產科醫生，嫁給周克敏，現在大陸；二姊李珣，北京燕京大學（後改北京大學）畢業，工程專家，嫁給湯克勤，現在大陸；三姊李琳，台北師範大學畢業，嫁給石錦，現在美國；四姊李崢，台北台大護校畢業，嫁給張立豫，現在美國；大妹李珈，台中靜宜學院畢業，嫁給陳大革，現在美國；小妹李瓔，台北實踐家專畢業，嫁給葉成有，現在美國；弟弟李放，台中一中畢業，與王自義結婚，移民加拿大。
外祖父（我們叫老爺）名叫張人權，這個名字倒滿有時代意義。他長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威嚴無比。他有一張大照片，一直掛在家裏，照片中的眼睛不論你從那個角度望去，好像都一直盯着你，叫人為之生畏，為之想到喬治·歐威爾《1984年》中的“老大哥”。
老爺是哈爾濱警察局下一個分局的局長，他為人耿直，不喜歡拍馬屁。他的上司在台上，他不理、不買賬；他的上司垮了台，他卻跑去“燒冷灶”。
外祖母（我們叫姥姥）是一位胖太太，胖得自然不會背挺得直，老爺是衣着筆挺背也筆挺的威嚴人物，經常對姥姥説：“老太太，把背挺起來、挺起來！”姥姥卻不太理會他。姥姥唯一理會的是老爺有愛討姨太太的毛玻老爺喜歡討姨太太，本來是説説的，後來真的討了一個回來，但是不久姨太太就離去了。老爺還不死心，還想討，但是不久他就死了。老爺死後，姥姥就同我們合住，一直到她死去。
姥姥只生了三個女兒，沒有兒子，這大概也是老爺要討姨太太的主要理由。三個女兒是老大（媽媽、大排行是老二）、老二（我們叫三姨）、老三（我們叫老姨）。三姨親上加親嫁給五叔，生一男一女。老姨嫁給李子卓，生了一個兒子。李子卓是我的長輩中唯一一個國民黨，並且還是“外戚”級的。我家同國民黨素無淵源，在一黨獨大下，家世清白，於此可見。
從1926年爸爸北大畢業回到東北起，到1936年我一歲這十年間，是我們在東北老家生活的最重要十年。這十年間，爺爺退休、爸爸結婚、老爺死去、媽媽生了四個姊妹之後再生了我，全家局面，已是浩浩蕩蕩。計開：爺爺、奶奶、姥姥、爸爸、媽媽、五叔、三姨、四姑、老姨、老姑、大姊、二姊、三姊、四姊和我，外加大爺、大娘一系四位，並達十九口之多。爸爸仰事俯蓄、平輩支援，負擔之重，也就可想而知。
九一八事變前，東北正是黃金時代；九一八事變後，發光的未必都是金子，東北人民淚盡胡塵，飽嘗做亡國奴的痛苦與辛酸。爸爸一直計劃全家離開東北，進入關內，不受日本鬼子的統治，可是種種困難，未能如願。到了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他終於做到了舉家南遷的大手筆，十九口浩浩蕩蕩，遷到北京（國民黨改為北平），完成了他的“出滿洲記”。這時，我以二歲的年紀，離開了哈爾濱，從此我的家，不在東北松花江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