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斯坦丁大夫的陪同下，波洛走向隔壁的車廂，前往被害人住的包房。列車員過來用自己的鑰匙為他們打開了門。
兩人走到裏面。波洛轉向自己的同伴，問道：“這包房原來就這樣亂麼？”
“什麼都沒動過。我十分當心，驗屍時，屍體都沒移動過。”
波洛點點頭。他朝四周打量着。
他的第一個感覺是冷得厲害。車窗已被推開，而且一直就這麼開着，窗簾也被拉去了。
“嗬嗬”，波洛注意到了，嘴裏直哈氣。
另一個欣賞似的笑了：“當時我不想把它關上。”
波洛仔細地檢查了窗口。
“你説的對，”他宣佈説，“沒有人從這條路離開過車廂。可能，打開車窗是想要引人作這樣的推測，但是，要是那樣，這雪已經使兇手的達不到目的了。”
他仔細地檢查了窗框。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小盒子，往窗框上吹上一點份末。“根本沒有指紋，”他説，“這是説窗框被擦過了。是啊，即使有指紋的話也只能告訴我們很少的一點情況。那可能地雷切特先生，他的傭人，或者是列車員的。如今的罪犯是不會犯這類錯誤的了。”
“既然是這樣，”他高興地接着説，“我們還是把窗關上吧。這兒簡直成了冷藏庫了！”
他關上窗，然後第一次把注意力轉向躺在鋪位上的一動不動的屍體。
雷切特仰卧着。他那血跡斑斑的睡就，鈕釦解開，被扔向背後。
“我得看看傷口的性質，你瞧。”大夫解釋説。
波洛點點頭。他俯身到屍體的上面好一陣子。最後，帶着稍感痛苦的表情，伸直了身子。
“這買賣可不輕鬆，”他説，“那傢伙得站在這兒，一刀又一刀地朝他身上戳。到底有多少處傷口？”
“我認為是十二處。有一、兩處很輕，實際上只是劃破一點皮。另一方面，至少有三處可能是致命的。”
大夫的語氣中，有什麼引起了波洛的注意。他目光鋭利地朝他看看。矮小的希臘人正站在那兒，迷惑解地皺起眉頭，朝屍體凝視着。
“有什麼東西使你感到奇怪，是嗎？”他有禮貌的問道，“説吧，我的朋友。這兒有什麼弄得你大傷腦筋了吧？”
“你説得對。”另一個承認。
“是什麼呀？”
“你瞧這兩處傷口──這兒，還有這兒，”──他指點着。“它們都很深，每一處都被戳斷了血管──然而──口子都沒有裂開。應該出血而沒有出血。”
“這意味着什麼呢？”
“這意味着，戳這幾刀時，人已經死了──死了一些時候了。可是這無疑是荒謬的。”
“看來是如此，”波洛若有所思地説，“除非我們的兇手估計自己還沒有很好完成任務，再回來徹底的核實一下；可是這顯然是荒謬的！還有別的什麼嗎？”
“哦，還有一點點。”
“還有？”
“你瞧這傷口──在右臂根──靠近右肩。拿我的鋼筆試試。你能不能戳這麼一刀？”
波洛舉起自己的一隻手。
“對，”他説，“我懂了。這用右手是非常困難的──幾乎是不可能的。那就得在相反的方向戳。可是，假如這一刀是用左手戳──”
“正是這樣，波洛先生。這一刀幾乎可以肯定是用左手戳的。”
“這麼説，我們的兇手是慣用左手的了？不這還很難説，不是嗎？”
“你説的對，波洛先生。另外一些刀恰恰明顯地象是用的右手。”
“兩個人，我們又回到兩個人上面來了。”偵探喃喃地説。他突然問道：“電燈原來是開着的嗎？”
“這就很難説了。你知道，每天早上十點鐘左右，列車員都要關燈。”
“開關會告訴我的。”波洛説。
他檢查了頂燈的開關，也檢查了活動的訂頭燈的開關。他把前一盞燈關掉，打開了後一盞燈。
“好，”他若有所思地説。“現在我們假設這兒有兩個兇手：第一個兇手和第二兇手，就象偉大的莎士比亞所寫的那樣。第一兇手戳了被害者，就關了燈，離開了包房。第二兇手在黑暗中進來，沒有看到他或她的任務已經完成，於是就在死者的屍體上至少戳了兩次。你對此有什麼想法？”
“動人極了。”矮小的大夫熱情地説。
對方的眼睛中閃爍着喜悦的光芒。
“你是這樣想的嗎？我很高興。可我聽起來，這有點像胡説八道。”
“能在別的解釋嗎？”
“這正是我在問我自己的。我們這兒是不是有個巧合或者是什麼呢？是不是有什麼其它的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會不會受認定兩個人作案這種觀點的影響？”
“我認為可以説是的。正如我所説過的那樣，這當中有些刀説明是很軟弱無力的──缺乏力氣，或者是缺乏決心。它們是無力的，一擦而過的幾刀。但是，這兒的一刀──還有這兒一刀──”他再次指點説，“這兩刀可需要很大的力乞。它們把肌肉都給戳穿了。”
“這幾刀，按你的看法，是男人戳的吧。”
“非常肯定。”
“不可能是一個女人戳的嗎？”
“一年輕力壯的女運動員，也許能戳這兒刀，特別是在她處於強烈感情的支配之下時。
但是，在我看來，這是不太可能的。”
波洛沉默了一、兩分鐘。
對方急切地説：“你能理解我的觀點麼？”
“完全理解，”波洛説，“事情開始變得一清二楚了！兇手是個力氣很大的男人，她是軟弱無力的，這是個女人，這是個慣用右手的人，而這是個卻是個慣用左手的人──嘿！這完全就是在開玩笑！”
他突然氣沖沖地説：“那麼這個被害者──在這整個過程中做點什麼呢？他叫喊了嗎？他掙扎了嗎？他自衞了嗎？”
他伸手到枕頭底下，抽出一支連發手槍，就是雷切特前天給他看過的那支。
“你瞧，子彈滿滿的。”他説。
他們朝四周打量了一番。雷切特白天空的衣服掛在牆上的衣鈎上。由盥洗盆蓋架成的小桌子上放着各種東西──浸在一杯水裏的假牙，另外一隻空杯子，一瓶礦泉水，一隻很大的長頸瓶，一隻煙灰缸，裏面有一個雪茄煙的煙蒂和些燒焦的紙片；還有兩根燃過的火柴。
大夫拿起空杯子嗅了嗅。
“被害者的沒有反應，這兒有了解釋了。”他從容不迫地説。
“麻倒的？”
“是的。”
波洛點點頭。他撿起兩根火柴，仔細作了檢查。
“你也找到線索了？”矮個子大夫熱切地問道。
“這兩根火柴樣子不同，”波洛説，“這一根比那一根扁。你看得出嗎？”
“這是列車上的那種，”大夫説。“紙殼裝的。”
波洛在雷切特的一個個衣袋裏摸着。一會兒，掏出了一盒火柴。他拿它們作了仔細比較。
“比較圓的一根是雷切特先生擦過的。”他説，“讓我們看看他是否還有比較扁的這種。”
但是，經過進一步搜尋，沒有尋到別的火柴。
波洛的眼睛朝包房裏四處打量着。他的眼睛閃閃放光，象鳥一般敏鋭。使人感到沒有什麼能夠逃過他們的搜查。
他輕輕地驚叫了一聲，俯身從地板上撿起了一樣東西。
這是一小方細棉布，很精緻。角落裏繡着一個起首字母──Ｈ。
“一塊女人的手帕，”大夫説，“我們的朋友列車長是對的。有個女人與這個案子在牽連。”
“而且還十分適合地留下了她的手帕！”波洛説，“完全象書上和電影裏説的一樣──而且對我們來説，事情甚至還要容易，上面還有一個起首字母哩。”
“我們真走運！”大夫大聲叫了起來。
“是麼？”波洛説。
他的語氣中，有點什麼使他感到意外。
可是沒等他問明，波洛又一次俯身向地板。
這一次，他手裏拿的是──一根煙鬥通條。
“這大概是雷切特先生的財產吧？”大夫提也説。
“他的任何一隻衣袋裏都沒有通條，而且也沒有煙絲或者煙絲袋。”
“那麼這是一條線索了。”
“是啊！很明顯。而且又丟得很合時宜。不過注意，這是一條男性的線索！不能抱怨這件案子沒有線索了。現在已有了充裕的線索了。順便問一聲，那兇器你是怎麼處置的？”
“兇器的影子都沒有。兇手一定隨身把它帶走了。”
“我想知道為什麼。”波洛沉思着。
“嗨！”大夫正靈巧地在探索死者睡衣的口袋。
“我把這個給疏忽掉了，”他説，“當時我解天上衣的鈕釦，就徑直把它扔到後面去了。”
他從胸袋裏掏出一隻金錶。錶殼癟進，時針正指在一點一刻上。
“你瞧！”康斯坦丁熱切地叫了起來，“這給我們指明瞭作案時間。同我的推測一致。
我説的是半夜十二點到凌晨兩點之間，大概在一點鐘左右，雖然在這種問題上，很難説得很確切。好了！有了證據啦。一點一刻。這就是作案時間。”
“是啊，有可能。完全有可能。”
大夫迷惑不解地朝他瞧着。
“請你原諒，波洛先生。我可不太明白你的話。”
“我不明白自己的話，”波洛説，“我會都不明白，而且，正如你所覺察的，這使我也感到苦惱。”
他嘆了一口氣，俯身在小桌子上，仔細檢查燒焦的紙片。他自言自語地咕噥着。
“現在需要一隻老式的女人帽盒。”
康斯坦丁大夫一下子不知道怎麼來對待他這句古怪的話才好。然而，波洛沒有時間讓他發問了。他打開通往過道的門，叫喚列車員。
那人跑步趕到。
“這節車廂有多少婦女？”
列車員扳着手指計算。
“一、二、三……六個，先生。一位美國老太太，一位瑞典太太，年輕的英國小姐，安德烈伯爵夫人，還有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和她的女傭人。”
波洛考慮了一下。
“她們都有帽盒嗎？”
“有，先生。”
“給我去拿來──讓我看看──，瑞典太太和那個女傭人的。我只打算要這兩隻。你可以告訴她們，這是一種海關規則──到底怎麼説，由你考慮吧。”
“不成問題，先生。現在她們都不在自己的包房裏。”
“那就快。”
列車員走了。他回來時，帶來了兩個帽盒。波洛打開女傭人的那隻，把它扔到一旁。接着，他又打開了瑞典太太的，是時發出一聲滿意的驚叫。他小心翼翼地拿出帽子，揭開幾隻隆起的圓形金屬網。
“嗨，這就是我所需要的。大約十五年前，帽盒是做成這樣的。可以用一根帽針把帽子串在這種隆起的金屬網上。”
説着，他熟練地取下兩隻這樣的東西。然後重以裝好帽盒，吩咐列車員把它們都送還給本人。
當門再次關上時，他轉向自己的同伴。
“我親愛的大夫，你瞧我，我並不是一個依賴專門手段的人。這是我所探索的一種心理學，不是指紋或者煙灰。但在這個案子中，我得接受一點科學的幫助。這間房裏滿是線索，但是我能相信這些線索真的如它們所表明的那樣嗎？”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波洛先生。”
“好吧，我給你舉個例子──你發現了一塊女人的手帕。這是一個女人丟的嗎？可是，也許是一個男人作的案，他心裏想：‘我要幹得讓人看起來象是個女人乾的。我要給我的敵手不必要地戳上幾刀，有幾刀要戳得軟弱伕力，毫夫作用，我還要把這塊手帕扔在人人都能發現的地方。’這是一種可能。還有另一種可能。要是一個女人殺了他，而故意扔下一根煙鬥通條，讓人看起來象是個男人乾的呢？那末，我們是不是應該認真地推測一下，這兩個人──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是毫不相關的呢？還是每人都因粗心掉下他們的身份線索的？是啊，巧合太多了！”
“可是這帽盒起什麼作用呢？”大夫問道，仍舊迷惑不解。
“啊，這我來講。正如我所説的，這些線索，這停在一點一刻的表，這手帕，這煙斗通條，它們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這我還沒法説。但是，這兒有一個線索，我相信──雖然我可能又錯了──不是假的。我指的是這根扁平的火柴，大夫先生。我相信，這根火柴是兇手用的，不是雷切特先生用的。它用來燒燬某種會使罪行暴露的的文件。也許是一本筆記本。要是這樣，那本子裏一定有什麼東西，某種錯誤，某種罪行，它可能會給對手留下一個線索。現在我要設法使它復原，以便弄清這東西是什麼。”
他走出包房，過一會回來了，帶着一隻小酒精爐和一把燙髮鉗。
“我要用它來燙鬍子。”他指指鉗子説。
大夫懷着極大地興趣注視着他。他把兩隻隆起的金屬網壓平，接着小心翼翼地設法把燒焦的紙片放到其中的一隻上，又用另一個朝它上面輕輕拍打，然後發鉗把兩隻網罩鉗在一起，放到酒精燈的火苗上。
“這完全是一個臨時湊合的代用品，”他扭過頭來説，“但願它能符合要求。”
大夫聚精會神地注視着這些過和。金屬網開始發紅。突然，他看到了一些隱隱約約的字跡。慢慢地自己組成幾個單詞──發光的單詞。這是一塊極小的紙片。只顯出幾個字：
“……小黛西?阿姆斯特朗。”
“啊！”波洛發出一聲尖叫。
“它告訴你什麼嗎？”大夫問道。
波洛的兩眼閃閃發光。他小心翼翼地放下鉗子。
“是的，”他説，“我知道死者的真名實姓了。知道他為什麼不得不離開美國了。”
“他叫什麼？”
“凱賽梯。”
“凱賽梯。”康斯坦丁皺起了眉頭。“這使我想起了什麼。好些年以前的事吧。我想不起……這是美國的一個案件，是吧？”
“是的，”波洛説，“美國的一個案件。”
波洛就無意就此多説了。他朝四周打量着繼續説：“等會兒我們再詳細談那個吧。現在讓我們先來弄清楚，這兒凡是應該看的，我們是否都已經看了。”
他迅速、熟練地再一次仔細檢查了死者的衣袋，但沒有找出什麼感舉興趣的東西。他試圖打開和隔壁房間相通的那扇門，可是它在另一面被閂上了。
“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康斯坦丁大夫説，“要是兇手不是越窗逃的，要是這扇通隔壁的門另一面是閂上的，要是通往過道的門不僅裏面鎖住，而且還搭上了鏈條，那麼兇手是怎麼離開這個包房的呢？”
“這是當一個捆住手腳的人被關進櫃子──不見時，觀眾説的話。”
“你的意思是──？”
“我人意思是，”波洛解釋説，“要是兇手想要我們相信，他是經由窗口逃跑的，他自然就得使人看起來加外兩個出口是不可能的了。象櫃子裏的‘隱身人’一模一樣──這是一種騙局。而揭穿這種騙局，是我們的職責。”
他把隔壁相通的門在他們這邊給鎖上。
“萬一，”他説，“那位傑出的哈伯德太太突然心血來潮，想到要收集第一手的罪行材料，寫信去告訴她的女兒。”
他再次朝四周打量了一下。
“我想，這兒沒什麼更多的事情要做了。讓我們還是重新上鮑克先生那兒去碰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