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族官僚在明元帝的治世也得以發揮其政治手腕。這次的主角是崔宏的兒子崔浩，他的基本方針是“文明化”。盤踞塞外的鮮卑族，一向是弱肉強食、不顧父子兄弟情分而自相殘殺的族羣，他們只有利益觀念，絲毫不知義理為何物。崔氏父子認為，使形同禽獸的鮮卑拓跋部北魏政權文明化，是他們責無旁貸的任務。
身為漢人的崔氏父子所想到的文明化，不外是鮮卑族的漢族化。崔氏父子企圖使蠻族政權靠北魏的軍事力量，一面擴大領土，一面走上文明之路。
北魏明元帝的治世，相當於南方東晉滅亡至宋朝創始的時期，也是劉裕正活躍的時候。
每次北魏大本營在作南進或北征爭論時，崔浩都全力駁斥南進論調。南方無論是東晉或受其禪讓的宋，都是漢族政權，有中華思想、持“漢族至上”論的崔浩，以如下理由反對南進：
——展開攻城作戰時，漢人善於守城，而我們卻不善於攻城，將會因此損失極大兵力，這對我們而言非常不利。
表面上看起來是利害得失的考慮，骨子裏卻是“不攻打漢族政權”的民族主義思想。
明元帝是好戰型的君主，不太喜歡政治，戰爭以外的事情，他都交給崔浩處理。崔浩於是趁機把北魏王朝組織大大的漢化。
“重文輕武”是漢族的傳統。北魏政權曾幾何時愈趨貴族化，軍人的地位也隨之低落。
宋武帝劉裕死去的翌年（公元423年），北魏明元帝也死了，享年三十二歲。長子拓跋燾旋即即位，是為世祖太武帝。太武帝即位時年僅十六歲，一切幾乎都靠崔浩輔佐。太武帝吞併五胡十六國的殘存政權，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北方唯一霸者。
最後一個滅亡的北涼是匈奴系政權，以現在的甘肅省西部為領土，佛教都市敦煌也在其支配之下。隨着中國北方的統一，佛教逐漸浸透到北魏的每一個階層，併吞佛教國家北涼後，此一趨勢愈見明顯。
“可嘆啊！這是大大值得哀傷的一件事——”
崔浩對佛教鼎盛之事憂心忡忡。佛教是異國印度的信仰，持漢文明至上的中華思想者崔浩，當然以此為隱憂。
崔浩對北魏的未來繪有偉大的藍圖。總有一天要與南方漢族政權大一統，使漢文明燦然於天下。孰料，情勢此時卻有了轉變，這個以天竺為名的異國奇怪信仰開始蔓延了。
“非趁早禁止胡神（佛）之邪孰不可。”
崔浩身邊的宗欽進言道。
“究竟該如何是好呢？”
崔浩對佛教的迅速蔓延深以為憂。
“我們必須先使主上痛恨胡神之教。”
另一名親信段承根説道。在君主獨裁製度之下，權力超越一切的皇帝，當然沒有做不到的事情。
“要我們把胡神的不是之處，一一向皇上稟告嗎？”
崔浩露出怏然表情説。
如果是就政治或農業問題説服太武帝，崔浩有充分的信心，但是，事關宗教，他就一點把握也沒有。他沒有自信能徹底訴説胡神的不是，何況佛教主要經典已有鳩摩羅什完成的漢文譯本。想數落佛教的不是，必須讀破這些漢譯經典，有將之駁斥的理論根據才可以，而崔浩卻沒有這些經典。
“我們必須起用能做到這一點的人伺候在皇上身邊才行。”宗欽道。
“有這樣的人嗎？”
“嵩山有一個名叫寇謙之的道士，據説，這個人受了《神人圖錄真經》六十餘卷真傳。”
“六十餘卷？”
這樣的人應該有能力駁倒胡神經典才對。——崔浩重重地點頭了。
寇謙之是五斗米教系的道士，以天師自稱。宗教團體領袖大都辯才無礙，能抓住羣眾的心理，使人傾倒。寇謙之就是這樣一個人物。
崔浩於是推舉寇謙之，將他置於太武帝身邊。由於太武帝的父親明元帝是佛教信徒，太武帝因而對佛教多少有所瞭解。寇謙之逐漸給予已是半個佛教信徒的太武帝極大的影響，並使之變成反佛教主義者。就這一點而言，崔浩的計劃可謂得逞。
北魏太武帝因而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鎮壓佛教的君主。
實際上，當時的佛教界本身也有頗多足以被壓制的弱點，而且僧侶之中頗多墮落之徒。當時常有為了逃避兵役或徵調而委身成為僧侶的情形發生，因此，僧侶數目的增加，意味着國家經濟力的低落。
為了達成霸業，國家需要的士兵當然是越多越好，而年輕人卻以入籍為僧逃避兵役；農地很多，卻沒有人耕作——成為僧侶的年輕人，當然不會再下田耕作。太武帝本來就有過以經濟理由限制年輕人出家的作為，直到受了寇謙之影響後，他才決定以思想理由破壞佛教。
發佈嚴厲廢佛令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的事，太平真君這個元號本身就帶有濃厚的道教氣息，這時候的太武帝，已經是徹底的道教信徒了。事件的直接導火線是查出長安佛寺僧侶不但飲酒，更暗藏有兵器之事。此時長安附近的杏城，一位名叫蓋吳的人正擁十餘萬民眾造反，北魏軍正派兵前往討伐。
“佛寺僧眾與蓋吳有所勾結。”
崔浩如此煽動太武帝。
太武帝立即下令悉數誅殺長安僧侶，並且燒燬經典以及佛像之類的東西。太武帝當時正在親征途中，他對在國都平城（今大同市）留守的太子拓跋晃發出“全國依照長安模式行事”的勅令。太子是佛教信徒，他在把這個勅令轉達各地之前，先把這個消息透露給佛教界人士，僧侶們因而得以抱着經典和佛像亡命；然而寺院和塔之類的建築終究無法隱藏，悉數遭到破壞。
極力慫恿太武帝廢佛的，是一身充滿中華思想的崔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為反對廢佛的，竟然是道士寇謙之。雖然宗旨不同，但或許因為同是宗教中人，寇謙之認為對佛教採取極端政策，會對國家不利吧？
不管太武帝和崔浩何等執拗，佛教還是無法根絕。太子泄漏勅令當然大有關係，但不論任何力量，都無法燒盡存在於人們心底的東西。何況佛教正日益興隆，而非處在衰退期。以傳道為目的、由西域前來中國內陸的佛僧正絡繹於途。
更具諷刺的是，太武帝發佈廢佛令時，邊境佛教都市敦煌的佛教正處於最鼎盛時期。
——聽説，內地正在鬧廢佛之事。我們暫時在這裏觀看情勢吧！
這是傳道僧侶留在敦煌的理由。敦煌石窟羣中，北魏時代建造者，迄今尚存三十多窟。
由於崔浩的孜孜努力，太武帝是確確實實地漢化和文明化了；這也意味着，他的意識形態已經起了質變。連崔浩始料未及的想法，也在太武帝的心中萌芽了——“民族自尊心”，作為鮮卑拓跋部的民族自尊心。
“着手編纂國紀。”
太武帝對崔浩下了這個命令。太武帝想到要編纂北魏歷史，大概也是民族魂在他的心裏燃燒起來的緣故吧？點燃這把火的，當然是崔浩的漢化教育。
“編纂時必須以忠於史實為原則。”
太武帝對負責編纂的崔浩道。
崔浩身邊有許多奴顏婢膝、處處以説奉承話為能事的人，其中的一個——著作令史閔湛——進言道：
“編纂國紀乃未曾有之盛事，必須讓它能留傳到萬世之後。因此，我們最好把它刻在石頭上。”
“或許這樣比較好。”
崔浩表示贊成。
蔡倫發明紙張距當時已三百五十年。雖然紙張非常便利，但比起木簡或竹簡卻脆弱許多，這樣的東西是否能留存後世，委實值得懷疑。為了留傳後世，最好的方法是將紀文刻在石頭上，後世人需要時，可以隨時利用這些石頭拓寫。
崔浩於是在平城西郊天壇東側豎立起無數石碑，將“國紀”刻於其上。豎立的石碑有“方百步”，也就是每邊為一百五十公尺的正方形。
由於這些石碑矗在路邊，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站在前面閲讀。結果是，讀了紀文的鮮卑拓跋部族，無不勃然大怒。因為上面詳細記載着未進入中原前的鮮卑拓跋部的未開化狀態。
“這些紀文把我們寫得無異於禽獸！”
“對！這是在侮辱我們！”
“把我們説成只知利而不知義，豈有此理！”
拓跋部人倘若未漢化，理應不會閲讀該石碑上的漢字才對，而會讀漢字，倘若未經精神上的漢化，也應該不會因讀了“國紀”而怒不可遏了。
説他們在塞外專事掠奪，實際上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為若不掠奪他人，自己就會遭人掠奪。弱肉強食有何不可？如果不成為強者，只有死路一條啊！父親死後，將自己生母以外的父親妻妾納為自己的女人，又有何不可？若非如此，這些女人要由誰來保護呢！
上面寫的這些是極其自然的事情，所以，即使讀了紀文也理應不會因此發怒才對。拓跋部人讀後勃然大怒，是不再視此為當然之事的緣故，也就是説，他們已在精神上漢化了。
他們把這件事情向太武帝訴説。太武帝聽後暴跳如雷，在拓跋部中，他是最漢化的人。
崔浩遭逮捕後被處死刑。除此以外，他的族人、姻戚，包括宗欽在內的執事部屬，甚至府邸傭僕，五族全都被殺。用囚車被拖往城南刑場時，數十名衞士輪流爬到囚車上，向崔浩撒尿。
對北魏的漢化傾盡全力的崔浩，可謂死於自己推行成功的漢化下。
這是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的事，太武帝於兩年後被一個名叫宗愛的太監殺害。
太武帝長子拓跋晃以皇太子的立場，將父親發佈的廢佛令一事透露給佛教信徒，因而救了他們的性命。太監宗愛由於素為這位皇太子所僧恨，於是使詭計讓皇太子的一名近臣背上冤罪，並且奏請太武帝將之處刑，皇太子因這起事件憂憤而死。皇太子近臣無辜冤死之事，後來被查了出來，行讒言的宗愛因害怕會被誅殺，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殺死皇帝，擁立太武帝末子拓跋餘就皇位，自己成為大司馬、大將軍兼宰相。
新帝拓跋餘實在看不過宗愛的專橫，有意將之除去，卻反被其所殺。所幸有劉尼、源賀、陸麗等人奮起逮捕宗愛，連同其三族一併誅殺。
拓跋餘在位僅二百餘日，因而不被列為北魏皇統，廷臣旋即擁立已故皇太子的兒子拓跋濬。這時候還幼小的拓跋濬，就是後來的文成帝。
廢佛令到太武帝晚年已緩和許多，文成帝即位之時，這項禁令完全形同具文，遭破壞的寺院也開始修復。
南朝宋發生巫蠱事件，文帝被殺，一陣紛亂之後，孝武帝即位。北魏則正當太武帝被殺而文成帝即位的翌年。南北同時都發生皇帝被殺、並由下一代皇帝即位之事。
北魏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都是幼年即位，而將國都從平城移至洛陽是公元493年的孝文帝時代。北魏至此已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原國家，拓跋部所使用的鮮卑語也遭禁用，改以漢語為國語。
拓跋部喪失民族語言了。九泉之下的崔浩，大概會因此而道一句“我事成矣”並且莞爾一笑吧？
孝文帝於五歲即位，在位二十八年。其間，南方的宋滅亡，由齊取而代之。孝文帝於公元499年去世，二子拓跋恪繼位，是為宣武帝。
南方齊的滅亡，是北魏孝文帝去世後僅僅兩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