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甫即位，宮廷內就發生被稱為“濮議”的對立意見。一些史家甚至認為，宋後來因黨派抗爭而搖擺不定，危及國基的開端，完全在於“濮議”。
以金錢購買和平。——宋對遼和西夏支付“歲幣”作為和平的代價。長期以來，這種手段一直被認為是一項國恥。
但反過來看，被史家酷評為國恥的“歲幣”，卻也顯示宋在經濟力方面的強大。經濟力足以負擔和平代價，而且還綽綽有餘。宋不但養着本國國民，更養着遼和西夏的國民。要算出當時的生產指數是極困難的事，但宋猶較有黃金時代之稱的唐朝全盛期富庶，則是事實。
唐的確極為殷盛，但那僅限於貴族社會，連低層階級也變得富庶，是到宋代才有的事。首都的飲食店到深夜都還生意興隆。中國開始孕育庶民文化，也是到宋代才有的事。説書、戲劇、各種技藝表演，庶民生活上的餘裕產生了這些東西。
宋稱得上是經濟大國。國家財政猶有餘力，所以才有可能擔負歲幣，但這樣的能力畢竟無法長久維持。經濟膨脹後，要使之縮小是至難之事，一般的情形是，膨脹現象會與日俱增。
文治主義的宋，並不是説因此就得以減免軍事費用的支出。由於以歲幣購得的和平極不安定，因此，在軍備上還是不得疏慢。由於優秀人才都成了文官，軍人的素質相對降低。為彌補這一點，當然需要花費鉅額費用。
最明顯反映文治主義精神的是文官受優遇之事。在歷代王朝中，對官吏的待遇最為優厚的政權，莫過於宋。官吏的薪俸有貨幣和領取實物之別。貨幣因時代不同在價值上有所變動，因而甚難做比較，此處只能就領取實物的情形做分析。
唐可以説是官吏相當受到優遇的時代，其從四品官每年領取的俸米是兩百六十石，而宋朝同樣的從四品官，每年領取的俸米是六百石。唐的從四品官領取的貨幣是銅錢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七文，而依據記錄，宋朝同一階級的官吏領取的月薪是銅錢五萬文。
此外，唐的官吏受分土地，宋的官吏則受領綾、絹、羅、棉等實物配給。要在這方面做評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概括言之，同一階級的官僚，宋之官吏領取的薪俸較唐似乎高出兩三倍。
除了月薪之外，宋皇帝動輒發恩賞給官僚。大臣生病時，皇帝致贈的慰問金，以五千兩銀為其行情。仁宗去世時，更以分贈遺物形式，賜給每一名大臣百餘萬錢。
“遺賜不得辭退，因為這是不敬之舉。”
“可是，我們怎麼好意思拿這麼多的錢呢？”
“對，這個金額未免太大了。”
大臣們聚在一起，就這件事情進行議論。這是致贈歲幣予西夏並締結和約的十九年後——1063年。
“先帝陵墓建造工程正在進行。由我們廷臣聯合捐贈部分經費如何？”一名大臣提出此案。
“這個建議很好。”
“我們立刻向陛下申請吧！”
“由誰提出申請比較好呢？”
“我們請君實兄提出吧！”君實是後來寫作《資治通鑑》而馳名的司馬光之字。
仁宗去世後，繼位的是英宗。
“不行！”未料英宗以斷然口氣拒絕了司馬光代表眾臣提出的申請，“朕一切自有主張。關於建造先帝陵墓一事，你們以後無須置喙。”
“是……”司馬光只有退下一途。他當然完全明白新帝英宗的意思。
眾臣提出這個申請，當然出於善意。但他們的確思慮欠周，沒有考慮到新帝的立場。——司馬光一邊退出，一邊心裏如此想。
被譽為神童、二十歲就中進士、居知諫院要職的司馬光，對大臣們的輕率申請，為以代表身份奉言的自己有欠思慮這一點，正深深反省着。
宋第四代皇帝仁宗，在位期間超過四十年，但他是十三歲就即位的，所以並不算長壽。仁宗被稱為仁孝寬裕之人，是個很厚道的皇帝，只可惜膝下無子。
繼位者未定，在封建時代是引起政治甚至社會不安的一大原因。由於仁宗直到中年都未有嗣子，因而有人建言從皇族中覓一養子，作為皇嗣。不過，要做如此進言，需要極大的勇氣。因為這等於向皇帝宣佈“你已不可能生孩子”。
在無人敢做的情形下，毅然擔負起這項差事的不是別人，正是司馬光。
最後選定的是仁宗之堂兄濮王趙允讓的兒子宗實。趙允讓有許多兒子，宗實是其中的第十三子。宗實在年紀尚幼時就被接入宮中，被仁宗當作養子撫養。但在仁宗萬一生子這個考慮之下，他沒有正式被立為皇子。直到仁宗去世的前年，宗實才被立為皇子，並且改名為曙。
英宗即位有這麼一段來歷，他不是仁宗的親生子。英宗的生父濮王已經去世，而眾臣卻對甫行即位的英宗提出“請准許廷臣捐贈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經費”的請求。
正因為不是先帝的親生子，所以更加需要盡孝道，以避免閒話。
先帝堂兄的兒子——與英宗有同樣血親關係的皇族，有數十名，不，甚至上百名之多。光是英宗的兄弟就有十名以上。正因為如此，英宗在處事上非格外慎重不可。倘若讓廷臣負擔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經費，皇族對他猛烈攻擊是想象得到的。
英宗是喜歡讀書、個性温厚的皇帝。
這也難怪，他是養子皇帝嘛！——英宗個性內斂，甚至引起了口無遮攔的國都居民如此低語批評。
這樣的他，在聽到眾臣欲捐贈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經費之議，自然要動色了。
英宗甫即位，宮廷內就發生被稱為“濮議”的對立意見。這不是政策上的對立，而是單純因稱號問題而起的意見對立。一些史家甚至認為，宋後來因黨派抗爭而搖擺不定，危及國基的開端，完全在於“濮議”。
然則，“濮議”是怎麼一回事呢？
中國人稱去世的父親為“考”，去世的母親為“妣”，“考”、“妣”二字有對稱關係，而一般在文章中提及亡父時要寫成“先考”。英宗生父濮王已經去世，而去世牌位是否應以“皇考”書寫，成為一大問題。
“皇考”當然是指皇帝的父親而言。
一些人的意見是：既然是皇帝的父親，因此，英宗祀奉的生父濮王之牌位，應以“皇考”書寫才對，這一派人士的代表為編纂《新唐書》和《新五代史》的歐陽修。
與此相反，另一派人的意見是：“皇考”的字義包含“身為皇帝之父親”的意思在內，因此，對非為皇帝的濮王使用此一稱號確實有問題，使用“皇伯”之稱號應較為妥當。這一派人士的代表是司馬光。
這一派人士的看法是：被仁宗收為養子而成為皇嗣的英宗，從那個時候起，與生父濮王的父子關係便已斷絕。英宗是在與濮王之間的父子關係解消後，才得以以仁宗之子的身份就皇位的。
以道理來説，兩者中的“皇伯”説應較具説服力。但英宗也希望以皇考稱呼生父濮王，這是人之常情。議論沸騰中夾雜着感情因素，廷臣因而產生截然對立的派閥。
為解決這個問題，最後由皇太后提出的妥協性提案終被採用：皇考只對先帝仁宗使用；但以皇伯稱呼當今皇帝之生父濮王，未免有所隔閡，因而使用“親”字。這個問題因使用從未有過的新名詞，總算獲得解決。
然而，兩派人士間依然存有疙瘩，卻是難免的。
為奉承當今陛下，同意未曾就帝位之人使用與皇帝同樣的稱號，這是違背君臣禮儀的不倫之舉！——皇伯派人士以此責難皇考派。
皇考派人士則以此論調駁斥對方：只知墨守成規，而不於人情機微有所思慮。以後怎麼能推動合情合理的政治呢？
問題儘管獲得解決，對立狀態卻依舊存在。
在稱號問題之後，接着面臨的是政策問題。
仁宗之治世，因取其元號中之一字而號稱“慶曆之治”，被視為宋的黃金時代。但在黃金時代已有陰翳存在：由於對遼歲幣的增加以及對西夏新歲幣的贈與等，歲出已愈來愈多。
官吏依舊領取高薪，而且人數逐漸增多。國家對退職官吏設“祠祿制”，對官吏的優遇可説已到極點。祠祿制是對年老退職的官吏給予名義上的“道觀使”職位，繼續給付薪俸的制度。
祠祿制在仁宗的父親真宗時就已訂定。宋的地方制（即州縣制）大約沿襲唐的方式。而唐朝所訂一個縣的官吏人數，到宋朝時已增加一倍，依據記錄，真宗時代曾經有過“應減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之議，國家有無所事事的官吏二十萬人。經濟力再強，在這種情形下，都會造成國家財政的窘迫。
宋的國家活力，從慶曆之治時代，似乎開始減退。歲出的增加唯有靠增税來彌補，而增税的結果是庶民受苦，勤勞意願減退。
繳不起税金的農民，只有放棄土地。自耕農轉落為佃農的情形，從仁宗末期開始激增。宋之所以繁榮，完全是由於有為數甚多負擔得起國税的健全農民——即自耕農。自耕農擁有自己的土地，便對土地有極大的愛惜之情，在耕作態度上也非常仔細。他們莫不以披星戴月的態度從事耕作，因為靠勤勞獲得的收成全歸他們所有。
佃農當然不會有自耕農那樣的勤勞意願，國家經濟力是國民勤勞的總計，因此，這個現象帶來的結果是國家經濟力的萎縮。
綜合國力降低，歲入減少，然而歲出卻逐年增加。
不趕緊想法，如此下去，國家只有衰亡一途。——參與國政前瞻之士，開始明白這一點。
英宗可以説是不幸的皇帝。蓄積多年的膿汁在他的時代迸流而出，而且，他本身又體弱多病。
新法與舊法兩派之爭是發生在英宗之後的神宗時代。問題在英宗時代就已叢生。英宗設法安排，總算暫時克服，但他雖有改革之志，卻由於身體孱弱，所以採取與皇太后共同執政這種畸形營運國政的方式。皇太后是女性，不喜歡激烈變革，於是應該做的國政改革，能拖的就儘可能地拖延下去。
不幸的英宗，在位五年後去世。滿十九歲的長子趙頊繼任，這是1067年的事。
“你有體力，而且年輕。為父沒做到的事情……這些事情沒做好，國家只有衰亡一途……你非完成不可。做這些事情，當然有人會反對，但為父相信你一定有制服這些人、完成國政改革的能力……希望你在歐陽修等人的襄助之下，完成大業……”病榻上的英宗再三叮嚀皇太子，要他完成國政改革。
神宗甫即位就宣言道：“朕奉先帝遺囑，擬即着手改革國政，以使我大宋得以復甦。”
而他準備倚重的歐陽修卻以如下之語推託：“任何事情，改革會遭遇諸多反對是一定之事。不顧反對而硬做，一定會產生問題。因此，做事絕不可勉強。勉強而做會招致失敗，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歐陽修列出許多史實，表示不贊成着手國政改革。
着手國政改革的話，一定會遭遇猛烈反對，我再也不願意受到抨擊，我永遠忘不掉濮議給我的教訓。——這是歐陽修的想法。他因為主張應將濮王稱為“皇考”，因而受到皇伯派的抨擊，被打上“對皇帝阿諛之徒”的烙印。他不願意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