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氣要高，但絕不可輕視實務。——王安石想要告訴神宗的是這一點。
由口吻看得出來這是個硬漢子。神宗初次見面就對王安石有了這樣的想法：“一切交給這個人處理，一定不會有差錯。”
依據父皇遺囑準備改革國政的神宗，甫一即位就遭遇極大障礙。
想以強硬手段進行國政改革，卻沒有主其事的人才。父皇提名，神宗也想倚重的歐陽修，卻以“不可勉強”為由，不贊成推動改革。
另外再尋覓負責國政改革事宜的人吧！——十九歲的神宗畢竟是精神飽滿的。神宗最後物色到擔任南京長官的王安石。王安石和司馬光一樣，年紀輕輕就中進士，是有神童之稱的俊才。
尋覓人才，當然不是由皇帝親自到各處物色，他只能從自己視野內的人物中加以挑選。
從仁宗末期到短命的英宗時代期間，宋的國政有三個中心人物，他們是宰相韓琦、同平章事曾鞏和參知政事歐陽修。
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
史書如此稱讚由這三個人執行的政治。實際上的情形卻是，宋的國政在財政上面臨極大困難。
三人同心輔政也只是表象而已。韓琦甚有決斷力，曾鞏深諳法令典故，歐陽修則為文學、歷史的佼佼者，他們各有專長，三人同心相輔為政當然是最理想的狀態。但現實上的政治是由甚有決斷力的韓琦決定一切，而站在協助者立場的曾公亮，開始對韓琦有所微言了。
“過於獨斷專行——”曾鞏不止一次地對親近人士訴説自己的感觸。除了他以外，廷臣中對韓琦反感的人也不在少數。
韓琦處理公事的能力越是突出，其餘大臣的存在越發顯得渺小。
其餘的大臣根本沒有在做事嘛！——眾臣因受到如此批評而對韓琦心存恚憤，結果自然造成韓琦逐漸被疏遠孤立。
神宗對韓琦的觀感也不甚良好。年紀輕輕即位的神宗，銜有父皇英宗的遺囑，因而對國政改革有很大的抱負。但精明能幹的宰相在一旁，新皇帝就似乎連存在的價值都沒有了。
這不是應該由朕裁決的事嗎？——每次韓琦要求事後承認時，十九歲的皇帝總會一肚子懊惱。他希望的是，宰相事前就找他商量，他或許會表示意見或做一些指示；然而宰相卻是自行決定後，僅在形式上讓他知道。
莫非因為朕年輕而瞧不起朕？
年輕皇帝容易把感情形之於色，同時朝廷內也不乏睜圓大眼企圖從皇帝表情看出其心事的人。
“皇上對司空好像耿耿於懷……”
“你也發現了是嗎？我也有這個感覺。”
“皇上認為司空的做法過於專橫，這是一定的事情嘛！”
“依我看，司空的職位一定保不住。”
廷臣們如此竊竊私議。韓琦的職位是三公之一的司空，此外兼任侍中職。
時機成熟了！——做此判斷的韓琦政敵，遂提出了對他的彈劾案。這個人是中丞王陶。
無視其餘廷臣，作為專橫。——這是彈劾的主要理由。韓琦因而被迫離開內閣。
在這之前，站在協助者立場的曾鞏，為了牽制韓琦的專橫，推薦了江寧府南京知事王安石。
韓琦於離開內閣前進宮辭行時，神宗問他：“卿去職後，委由何人擔任國政為宜？有人推薦江寧王安石，此人是否適任，卿意以為如何？”
對此，韓琦回答：“倘若以王安石為翰林學士而言，他的才能超越其上。但如若要委以國政，他的能力稍嫌不足。”
翰林學士是皇帝的秘書，對皇帝垂詢事項提出回答為其任務。為使王安石伺候於皇帝身邊，將他任命為翰林學士是一個方法。但這無疑大材小用，因為以王安石的才華，翰林學士一職是委屈了他。然而，一下子就讓王安石擔起國政，使其入閣，在資格上尚嫌不足——這是韓琦的看法。
韓琦的回答可以説是非常微妙。
王安石成為翰林學士，《資治通鑑》著者司馬光也成為翰林學士。
新法、舊法之爭的兩派領袖，於神宗甫即位時同時就任為皇帝秘書，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
於神宗即位的翌年又有改元之事，是為熙寧元年（1068年）。
此時王安石四十八歲，司馬光五十歲，以東坡之號馳名的大詩人蘇軾則為三十三歲，當時他因父親去世正值服喪期間。蘇東坡當然也是進士及第，但年輕的他仍只是中央官廳的中堅幹部。相較之下，王安石則是歷任州、府知事的高級幹部。
王安石是曾鞏為了牽制韓琦之專橫而向皇帝推薦的，但他並沒有因此即刻上京，那是因為他不願意被人認為自己急欲攀登龍門。
王安石可能成為秘書、顧問，甚至是可能成為宰相的閣僚級人物呢！——他知道人們對他的評價相當微妙，因此，對進退之間持着極為慎重的態度。他到熙寧元年的四月才上京，這是被推舉為翰林學士後第五個月的事。
越次入對——史書如此表達。“次”指“序列”而言，這句話的意思是：他被皇帝召見是超越序列之舉。
“政治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説，非首先執行不可的事情是什麼？”神宗質問他。
“非先做不可的事情是擇術。也就是説，必須決定一貫的方法。”王安石回答。
不提意識之論，而以實施方法為絕對先決條件——王安石的實務派本色由此可見。
“方法？”神宗略為斜頭問道：“不知唐太宗持的是什麼樣的態度？他是否也以方法為重呢？”
在當時，“唐太宗”是明君的代名詞。身為君主，如何才能成為像唐太宗那樣的人？——這是每一個就帝位者所想的第一件事。
“為什麼要向唐太宗看齊呢？”王安石用較大的聲音道：“何不捨太宗而向堯、舜看齊？”
堯、舜是神話中的人物，為聖天子的代名詞，遠較實際存在過的唐太宗為高。
伸手到更遠的地方——王安石如此激勵年輕的神宗。
“堯、舜之道很難企及吧？”神宗道。
“一點不困難。”王安石態度嚴肅地搖頭道：“堯、舜之道至為簡明，絕不難仿效。這個道極得要領，而且容易至極。末世學者由於無知，因而把他們推到遙不可及的高處。”
關於唐太宗的政治，有《貞觀政要》一書記錄他與臣下問答政治而廣為人知。但堯、舜由於是傳説中的人物，因此無人確實知悉他們的政治手段如何。
志氣要高，但絕不可輕視實務。——王安石想要告訴神宗的是這一點。
由口吻看得出來這是個硬漢子。神宗初次見面就對王安石有了這樣的想法：一切交給這個人處理，一定不會有差錯。
“臣過去在地方時，深深感覺如此下去，我國一定會陷入僵局。此際最重要的是變法，精神上要儘可能地接近堯、舜之心，但卻要以務實態度將事情一一處理，這是最重要的。皇上可以不用畏懼，這樣做一點也不困難。”
神宗表情恍惚地聽着王安石滔滔不絕地講話；實際上，神宗此刻正有醉意。
堯、舜之道不外乎是以人民為重的思想。
從王安石上京的第二年起，由他建議的“均輸法”和“青苗法”陸續付諸施行。他的地位也逐次晉升為參知政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最後坐上宰相寶座。神宗對他的信賴程度由此可以窺見。
相對於此，反對王安石“新法”的司馬光，辭去翰林學士職位，移至地方專心完成《資治通鑑》。
新法以增加“健全之農民”為目的，換言之，在於增加有納税能力的農民。為重建國家財政，這是最根本的方法。
新法以青苗法為主要骨幹。
青苗法不外乎是國家以低利對農民融資。收割期過後開始種苗時，大部分農民都鬧窮，為了要吃飯，連存下來準備作為種苗用的稻穀都早已賣掉，這是當時一般的情形。
知道貧農急需資金的地主或豪族，於青黃不接時期貸予他們的款項，利息達六成至十成之高，屆時無力償還的貧農只有潛逃淪為流民，成為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國家税收當然也因此而減少。
政府依據青苗法貸予農民的款項，利息在兩成以下，而且，償還方法可以任選稻穀或現金，谷價漲高時，當然以現金償還較為有利。
青苗法公佈後，立刻湧起反對之聲。
地主和豪族施放高利貸並不是一時的行為，而是他們的主要營業項目之一。政府舉辦低利貸款的結果，他們就喪失了高利貸這項利潤頗高的生意機會。
出仕朝廷的高級官僚，幾乎全都是地主、豪族出身，因此，他們不贊成對自己帶來不利的青苗法是必然的事情。為了國政改革，他們可以同意王安石其餘的新法，唯獨青苗法例外，堅決反對實施此法——這是他們的見解。
司馬光則從另外的觀點表示反對。
“國家怎麼可以做貸款業務呢？國家必須以道義為基本，王安石三句不離堯、舜之道，但是向農民收取利息，不是背離此道嗎？”
也就是説，他是站在道義觀點表示反對的。
王安石對國家改造事宜懷有滿腔熱情，無論遭遇多大的反對聲浪，他也決心貫徹到底。
新法之中有一種“募役法”，亦被稱為“免役法”。
宋朝政府將農民依資產分為五個等級，其中的上等階級——一等户和二等户——屬富農，被認為是在經濟上有餘裕的階級，因此，國家常常派各項雜務讓他們擔任。這些雜務包括官員出差或旅行時的住宿、接待事宜，以及國家物資的運輸、保管，甚至押送犯人的任務等，而政府對這些任務都不支付任何報酬。
這亦使農民的勤勞意願低落許多。以押送犯人為例，倘若犯人於途中逃逸，負責押送的人要受處罰。此外，負責運輸的物資若有遺失或破損等情事，亦得賠償。故，人們都説：成為一等户的人，最後一定會破產。
被核定為一等户或二等户，只有壞處而沒有好處，因此，沒有人願意成為富農。耕作態度不積極的結果，生產力當然無法期望提高。有些人甚至積了不少財富，也依舊住在原先的破舊房子，連修繕也不肯，以免被提高等級。
王安石的募役法是要一、二等户富農繳納金錢，以免除被政府派遣擔任雜役的規定。政府用這樣的方法招募人員擔任這類工作，因而稱之為“募役法”。富農因繳納金錢而免除被派令擔任雜役，故此法又被叫做“免役法”。實施的結果，農民的勤勞意願果然回升，人人願意辛勤耕作，以便成為一等户，這當然使國家的生產力提高了。
由於募役法使富農的負擔減輕，所以沒有像青苗法那樣地受到反對。但還是有人以“刪改祖法乃不孝之舉”的道義觀點，表示反對。刪改宋建國以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等歷代皇帝所推行的“法”，非子孫應有之舉——這是這一派人士的想法。
當然也有人是為反對而反對。這些人雖然贊成推行新法改造國家，卻因為對王安石持有反感，所以決心處處與他對立。
有些人則因為與反對王安石的人有血親或朋友關係，而加入反對新法陣營。反對新法的人被稱為“舊法派”，兩派的對立遂越演越熾烈。為了使國家恢復活力的改革方案，反而帶來論爭和對立，使國家喪失活力——時局一時有了這樣的傾向。
宋都開封再度被包圍。
南道都總管張叔夜率領軍隊進入開封，對欽宗奏道：“唐玄宗避安祿山之亂於蜀地，大亂最後得以平定，唐遂恢復天下。尚望陛下避開金之亂，暫時移駕襄陽。陛下留於京師（開封），皇室有與國傢俱滅之虞。尚請陛下三思。”
而欽宗卻默然不語。緘默當然表示拒絕。
大宋帝國會就此滅亡，對欽宗而言是匪夷所思的事。他採納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的進言，任命在相州的康王趙構為“河北兵馬大元帥”，下詔命他率領勤王義軍趕回首都負責防衞。
“康王在磁州為士民所挽留乃天意。”胡唐老道。當時，身為親王而在首都外的，只有康王一人。
只要死守首都，各地必有勤王義軍崛起。——這是欽宗的想法。
但死守首都乃至難之事。
相對於宋的死守，金更是全力以赴。金在補給方面已有力不從心的感覺。王雲的“清野策”雖然頗受批評，但效果卻奇大。金為了要早日解決開封而益顯焦躁。
宋國將軍郭京所率領的軍隊在首都郊外被金軍擊潰而逃散，金軍遂乘勢攻破宣化門，並且由該處進入開封城。
“什麼？……宣化門被攻破了？……”
欽宗的聲音立刻變成慟哭。慟哭後，他以悔恨的口氣道：“都是因為沒有采納种師道的獻策，所以落到這個地步……”种師道所獻的策是襲擊渡河中的金軍，而欽宗當時沒有準許如此做。
進入開封的金軍，沒有多久就退出城。退出的表面理由是以便進行和議，實際上是為了讓士兵休息。
欽宗派遣尚書何文到金軍軍營。而金提出的要求是：請上皇出郊。
這是以高壓態度要求徽宗出面。這個要求意味的是：皇帝不夠資格作為談判對象。
聽到這個要求時，上皇徽宗大為錯愕，由於過度憂慮而病倒。
“由朕去吧！”欽宗以悲壯的表情道。
金兵紮營在一個叫作青城的地方。
十一月辛酉日，欽宗到這個地方，住了兩夜。皇帝被叫出首都，可以説是奇恥大辱。
希望宋向金投降。——金國將軍粘沒喝道。
叫出皇帝，可以説是一種儀式。金的意圖在於通過這個行為，讓包括皇帝在內的全體宋國軍民知道金居於絕對優勢的事實。這也可以説是一種示威。
欽宗回到宮殿就掩面哭泣，“是宰相誤了朕等父子”。
眾宰相確實有不周之處，但也不能説皇帝完全沒有責任。花石綱以及公田法等惡政，全都是宰相為迎合皇帝之意而想出來的花招，皇帝也准予付諸實施。因此，欽宗這麼説等於是牢騷話。
金國使節進城，提出正式要求：
金一千萬錠
銀二千萬錠
帛一千萬匹
首都開封沒有這麼多的金銀，這一點前面已敍述過。金軍提出這個要求，無異叫宋替他們進行掠奪。
宋被迫着手大事搜刮金銀，靖康元年（1126年）就在一片肅殺氣氛中結束。
靖康二年正月，皇帝下詔要“兩河”（河南和河北）人民向金歸降。而後，欽宗再度前赴金軍軍營。臨行前，欽宗以太子為監國（皇帝代理人），可見他知道此去有不復返的可能。
欽宗果然沒有返回開封。
二月，道君太上皇帝徽宗，率同太上皇后、諸妃、諸王、公主前赴金軍軍營。接着，皇后和太子也被命令前往金軍軍營。
至此，皇族全員已成為俘虜。
金廢欽宗和徽宗為庶人。這無異使宋滅亡。
如前所述，宋國皇族中，只有康王趙構一人身在首都之外。他是由於奉命出使金而倖免於被俘的。
金對支配中原尚無自信。
太祖阿骨打創立政權後，很快就打倒遼，大帝國的形態因而已經建立。然而其內容連倨傲的太宗本身都不甚滿意。其中最麻煩的一點是，成為帝國核心的女真族族人為數甚少。
拿圍攻宋都的軍隊來説，其中的契丹族和漢族數目不少。一度向宋降伏的“常勝軍”就是金的前鋒部隊。
直接統治，怎麼説都是不可能的事。
欠缺行政官僚在金國政權內是最深刻的問題。要直接支配河南之地，非派遣幹部官僚不可。“我們派不出人，沒有這樣的餘力。”
太宗召集幕僚，與之商討。
“光是支配遼的版圖，已經使我們感覺心有餘而力不足。”這是每一個人都承認的。
“那該如何是好呢？”
“我們最好建立對我們唯唯諾諾、聽從指示的國家……”
“用什麼樣的方式？”
“立宋國皇族之一，或許是個方法。”
金冀望的是傀儡政權，因此，由誰擔任元首是個問題。
“宋人不可信賴。宋建國有一百六十餘年曆史，受其眷顧的人未免過多。受我們提拔的人，一段時期內或許會自甘於當傀儡，但一有機會，可能就會想自立。自立就是攻打我們，我們沒有必要冒這個險。”
就結果而論，對立宋皇族一事，以反對的人居多。
金必須儘可能地消滅宋的潛在力量。在這個觀點下，建立的政權絕不能與宋有所牽連。“任何人都可以，只要與宋皇室毫無牽連……”這是結論。
有了結論，事情就好推動。也就是説，立什麼人都行。宋方面有人極力推薦以太子為新政權元首。連一般皇族都不行，擁立太子為皇帝更是談都不用談。
“國號當然必須更改。”
“立張邦昌如何？”
“對，相信這個人一定會乖乖聽我們的話。”結果，他們看中的是為人温順的張邦昌。
金兵第一次包圍開封時，與康王替換而成為人質的肅王趙樞的隨員中，有一個叫張邦昌的人。這個人屬於媾和派，以人質身份出發時，曾經向欽宗請求保證信守割讓三鎮之約，已如前述。“我們把張邦昌從燕京帶來吧！”
“這樣很好。更改國號問題，準備如何決定？”
“這種事情，以後再説吧！”
“這開封府準備如何處理？這個一百六十餘年來的國都，宋之氣息已滲透到每一個細部……”
“新國家應該以新城市為國都。我們讓他們統治河南，但河南日後一定要由我們收回……新國都應該設在更南之處。”
“以金陵為國都，好像最為理想。”結果，傀儡國家在金國單方面的意思下創立。
如何處理宋國皇族？金國的基本方針在於徹底清除宋國氣息。在一百六十餘年間，受到宋之眷顧的人為數極多。他們很有可能擁立宋的皇族，發起復興運動。因此，有必要將宋皇族隔離到他們伸手不及之處。而最安全的地方，莫過於金王朝的發祥地：女真族的故地。
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將張邦昌從燕京帶到開封來。這個張邦昌，如今被迫處於恭送皇帝欽宗和上皇徽宗北行的立場。
送別之地是南薰門。送的人和被送的人都痛哭流涕，有人甚至因過分悲傷而當場氣絕倒地。這叫作“二帝北行”。二帝被帶至北地後，再也沒有返回中原。
金立張邦昌為皇帝，命他遷都金陵，決定以“楚”為國號。
“立即遷都有困難，國家機能會發生障礙。最好暫時以開封當國都，然後徐圖南遷之事。”張邦昌以此要求金國首腦，奉準於三年內完成遷都之事。
這是照原狀繼承宋的行政組織，因此，不可能立即遷都。而且張邦昌並不是自己願意成為皇帝的。
“我是被迫就帝位的。我希望儘早脱離這個地位……”淚流滿面的張邦昌，對親信説了這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