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汗大位繼承戰爭結束之後，忽必烈的最後目標，是成為中華帝國的皇帝。要達成這個計劃，必須先經過下面兩個步驟。第一，攻陷成為蒙古南下之障礙的南宋基地：襄陽；第二，使南宋孤立。
賈似道的政治手腕誠可謂相當高明。從長居宰相之位達十六年之久這一點，足以證明他確實是個能幹之士。
忽必烈由鄂州撤退是1259年之事，而南宋於1279年滅亡，其間相隔二十年。在這二十年中，就有十六年是由賈似道指導着南宋的政治。
蒙古這方面的情形是，訂立前次迴避的由正面攻打襄陽之計劃，充分地進行各方面的準備。
忽必烈企圖改變蒙古的國家體質。這是他在與弟弟阿里不哥的權力鬥爭獲得勝利後下定的決心。這一方面是蒙古的支配家族內的鬥爭，另一方面也是“漢地蒙古”與“草原蒙古”的鬥爭。漢地蒙古的怱必烈之所以獲勝，是因為他成功地切斷草原蒙古的糧道。
以少數人在分散的狀態之下從事遊牧的蒙古族，能以小集團方式求得生存。但如果要以大集團——也就是國家——的方式生存，必須得到來自南方的糧食補給。忽必烈之所以能使弟弟阿里不哥屈服，正是因為他使敵對的一方陷於飢餓狀態的結果。
獲勝的這一方也有所反省。“遊牧即使能建立國家，也不能維持國家。”忽必烈在重臣面前如此宣言。
執著於遊牧形態的諸重臣，由於大半跟隨阿里不哥而失敗，因此，在獲得赦免後，已喪失發言權。所以，“訂定國號”之議被提出時，也在幾乎沒有異議的情形下獲得通過。
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也。
漢文詔書中有此記載。
自漢以來，歷經魏晉南北朝各王朝、隋、唐以至於宋的各朝代的帝國創始者，都以第一次受封為王的土地之名為國號。在草原遊牧的蒙古人，雖然有過像王罕那樣獲得稱號的人，但從來沒有一個人真正受封過土地。因此，元不是以地名為國號，而是使用取自《易經》的卦名。元之後的明和清，也都向它看齊。
可汗大位繼承戰爭結束之後，忽必烈的最後目標，是成為中華帝國的皇帝。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非先討滅南宋不可。要達成這個計劃，必須先經過下面兩個步驟。第一，攻陷成為蒙古南下之障礙的南宋基地：襄陽；第二，使南宋孤立。
我們暫且把眼光移向東方，看看當時的朝鮮半島情況如何吧！北宋和南宋都以中華帝國自稱，然而威令卻都未能及於全部大陸。連現在的北京，在北宋時期還歸遼所統領。宋的國力未及於朝鮮半島，更是自不待言。蒙古興起，將兵南下後，強大的外來勢力才開始進入朝鮮半島。
於成吉思汗時代，朝鮮半島的高麗處於兩大勢力雙重支配的局面：一方是往年為金國將軍，後來獨立的蒲鮮萬奴；另一方當然是成吉思汗的蒙古族。蒙古每年由高麗取得為數龐大的貢賦。
成吉思汗展開西征後，蒲鮮萬奴故意對疏於情報蒐集的高麗傳達瞭如下的捏造情報：“成吉思汗遠征到遙遠之地，據説現在已生死不明……”
“既然沒有了成吉思汗，我們幹嗎要怕蒙古呢？”高麗於是在鴨綠江襲擊取得貢賦正在返京途上的蒙古使者，並將之殺害。蒙受這等暴行的蒙古會有怎樣的報復，知道草原規矩的人，一定看得出高麗的前途黯淡吧？面對蒙古軍壓倒性的攻擊，高麗軍可謂不知所措，最後只有放棄國都，王室、要人以及軍隊全都移到江華島。
草原的王者有一個大弱點：擅長馬戰的蒙古軍，碰上水戰卻完全沒轍。要攻擊江華島，必須使用水師，而這是蒙古軍最不拿手的事。高麗壯烈之極的抵抗，因此得以持續三十年之久。
遷都江華島，等於是高麗對蒙古的宣戰。高麗決意如此做，與其説是國王的旨意，毋寧説是出自於權臣崔氏的決定。
蒙古對這個挑戰的報復，令人聞之毛骨悚然。蒙古憲宗蒙哥四年（1254年），蒙古鐵蹄蹂躪高麗，俘獲了二十餘萬男女。據説，當時被殺死的人數都數不清，逃至江華島的高麗首腦陣營因而發生動搖。
——這樣下去，高麗國民會全都死光。
——沒有人民，國家還能成立嗎？
——人民已經怨聲載道。他們埋怨使生靈塗炭的要人們在江華島上過着悠閒的生活。呻吟之聲已經響遍全國。
——不，我們並沒有過着悠閒的生活。我們是為了維繫社稷，才據於江華島進行抵抗。
——可是，我們為受難的國民做了些什麼？
——當時應該與蒙古繼續交涉。是誰主張切斷一切交涉，遷都江華島的？
——為了體恤受難的人民，趕快與蒙古恢復交涉吧！
這個聲音越來越喧騰。
蒙古對高麗的要求包括下列幾點：
一、恢復斷絕了的貢賦。
二、國王出江華島。
三、國王或太子入朝。
不久，江華島發生政變，原來，王室對以強硬手段實行遷都的崔氏產生反感，而且變得越來越強烈。崔氏原本就是以掌權者身份壓抑着王室，對王室而言，崔氏是實質上的奪權者。最後崔氏終因政變而被推倒，王室與蒙古之間因而恢復交涉。
最後決定的是，高麗太子倎跋涉千山萬水前往訪問蒙古皇帝，以做辯白和謝罪。依照預測，太子很有可能被留下來作為人質。由於蒙古皇帝此刻正遠征四川，太子倎因而朝向該地出發。當他腳步沉重地來到甘肅六盤山時，接到“皇帝蒙哥已死”這個情報。
蒙古皇帝（可漢）死後，一定會展開繼位者的鬥爭。太子倎遂決定先回高麗再説。來到襄陽附近時，他剛好和在鄂州與賈似道媾和、正在北歸途中的忽必烈碰頭了。
我想我應該對這個人下賭注！——太子倎有了這個想法。他原本以為對方都是遊牧野蠻人，但見面對談後才知道這也不盡然。漢地總督忽必烈的政治哲學相當中國化，而且與高麗的想法並無牴觸之處。
太子倎發現忽必烈準備採取的是懷柔政策。不接受懷柔的話，會受到強烈彈壓。為了多少保存國家活力，唯有接受懷柔一途。而且利用蒙古的力量，應該能剷除武人的勢力……
雖然權臣崔氏已經沒落，但另外的權臣金俊卻起而代之。高麗依然在武人政治的統治下。就在太子倎與忽必烈於漢地會晤時，他的父親高麗王死了。蒙古把原本應該留下來作為人質的太子送回國。倎于歸國後即位，是為高麗元宗。高麗元宗算來與蒙古新帝忽必烈有私誼，他遂意圖仰賴蒙古的力量，剷除金俊等權臣的專擅。雖然蒙古與高麗的國交已行恢復，但這並不是對等的國交。
對忽必烈而言，最大的問題是如何使南宋屈服。要達到這個目的，懷柔高麗算來也是一項重要工作。因為切斷高麗與南宋的關係，等於使南宋進一步孤立。
如果連日本也拉攏得到，南宋就再也沒有可以依靠的盟友了。——對蒙古皇帝做如此進言的，是一個名叫趙彝的高麗人。對日本而言，這成了第一次元寇的開端。第一次元寇以使南宋孤立為主要目的。
一説為日本海賊當時對朝鮮半島海岸極盡掠奪之能事，高麗因而企圖借蒙古的力量以鎮壓海賊。但這是不足採信的説法。蒙古確實無比強大，卻視水戰為畏途。如果決定要攻打日本，這件事一定會命令高麗去做，反而將成為高麗的一大負擔。
因此，比較可信的説法是，蒙古為了孤立南宋而意圖與日本聯手。但蒙古與他國聯手的意圖，就是使之臣服。
元在高麗人趙彝的進言之下，意圖詔諭日本。
元派遣的使節是兵部侍郎（國防部次長）黑的和禮部侍郎（教育部次長）殷弘這兩個人，而由高麗派出作為嚮導的是樞密院副使宋君斐。
《元史》有“未至而還”的記載，而使節提出的辯解是“大洋萬里，風濤蹴天”。實際上，那是深知日本人性格的高麗，判斷日本會對黑的等人所攜帶的詔書反應激烈，拒絕締結友好關係，而有這樣的説辭。
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
詔書中一開頭就以小國稱呼對方，最後更以如下之語作為結尾：
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
我不想用兵，但不得已時還是會這麼做——這句話顯示出十足的威嚇意味。
忽必烈對半途而歸的使節極為惱怒，厲聲譴責不可以風濤險阻為半途而廢的理由，並且派遣第二次詔諭使節，國書被送至鎌倉後轉送至京都，日本政府最後決定不予受理。使節在日本滯留六個月後，毫無成果地空手而歸。忽必烈在激怒之下，命令高麗建造一千艘巨船。
對日本的第三次詔諭見於元至元五年（1268年）九月，使節到達對馬後折返。詔諭之舉後來又有過多次，而鎌倉幕府卻依然拒絕受理。
元的遠征日本之所以拖延，是因為高麗的抵抗勢力“三別抄”佔據着南方的海島，在渡海上有安全的顧慮。攻陷三別抄的根據地耽羅後，遠征的障礙才得以清除。
對日本的遠征軍於1274年出發，同年，高麗元宗去世，由世子忠烈王即位。由於忠烈王娶元的皇女為妃，因而採取親元的態度。但由於他對元強人所難的造船命令也勉強接受，使得人民疲憊到極點。
至元十一年在日本是文永十一年。
這是第一次元寇。
元軍攻打博多、箱崎兩地。日本軍打的是古代戰法，而元軍則採取集團戰法，日本武士由於沒有經歷過響徹雲霄的戰鼓聲、吶喊聲以及大炮，因此，不僅是人，連馬匹都驚慌不已。
但日本軍卻奮戰到底。尤其日本軍不時展開夜襲這個拿手好戲，使得蒙古軍為之膽戰心驚。由於這個緣故，蒙古軍雖然登陸作戰，到了夜晚就一定撤回船上。只要在巨船上，絕無遭受夜襲之虞。日本軍只有小舟，因此，即使前來偷襲，也能輕易將之擊退。
在海上的話，一點不用擔憂日本軍的夜襲，但卻使他們遭受比日本軍更可怕的強敵之襲擊，那就是颱風。遠征軍的兵船並不堅牢。被命令急造戰艦的高麗，偷工減料是當然的事；不偷工減料，就無法在指定的日期前完成，而拖延的結果將是受到嚴罰。
要矇騙在草原成長、從來沒有見過船隻的蒙古監督官的眼睛，應該是再容易不過了。
日本人對第一次及第二次元寇時的颱風，皆以“神風”稱呼。但第一次的颱風，好像並沒有特別強烈。當時一般的船隻，面對那個程度的颱風時，應該都能熬得過。然而元的兵船並不是普通的船隻，它們只要稍微觸礁就支離破碎。
由於不計其數的兵員溺斃，艦隊因而喪失戰鬥能力，剩下的兵船遂匆匆歸國。《元史》對這第一次遠征日本的記述極為簡短：
冬十月，入其國（日本），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擄掠四境而歸……
只有這寥寥幾句，連因受颱風之侵襲的辯白都沒有。
實際上，蒙古並沒有因這第一次神風而蒙受多大的損失。兵船全是高麗建造的，兵員也幾乎都是高麗族或漢族，不擅長打水戰的蒙古族，只派出少數高級將校坐鎮。由於沒有蒙受多大打擊，蒙古因而對遠征日本仍不死心。
“我一定要佔領日本。如果能採取詔諭方式，當然再好不過……”忽必烈還是認為能以威嚇方式使日本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