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節生意
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老百姓的生活確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們不再以紅薯為主食了，一年四季吃的都是白麪。在高樓鄉高中讀書的學生們，連糧食都不用帶，拿一個鄉糧站辦的麪粉廠存糧條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這一點，讓杜思寶他們那一代人感慨萬千，自嘆弗如。因為在他們到高樓鄉上初中的那陣子，每週都要回家背紅薯，近二十里地，脖頸壓得紅紅的，兩天都緩不過來勁兒。到了學校，紅薯就是主食，學生們用網兜兜着，或者用粗鐵絲串着，掏二分錢的加工費，交給食堂，放在大蒸籠裏蒸熟了，再配一碗苞谷糝子稀飯，就打發了肚子。許多學生沒有吃過菜，就是能夠吃菜的，也都是一分錢一調羹的醬豆。他們常常記起，就是這樣的伙食，家裏人也不肯放開量去吃，他們上學在外，比在家裏吃得還多一些。
另外村裏還發生了最大的變化，那就是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而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摘掉了“地富反壞右”這些政治帽子以後，原來處在這類階層的人們，彷彿撥開雲霧，見到了青天。
元叔從來沒有戴過帽子，但戴在他母親頭上的帽子，實際上是他戴着的。母親活着的時候，他在別人眼中，不過是個“地主羔子”，他母親去世了，他仍然脱不了地主出身的身份。因為不再劃分階級成分後，雖然統稱“村民”了，但“身份”與“成分”是兩碼事兒，不是立刻就能變更的，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元叔的聰明、勤勞和與世無爭，本身就體現了一種高貴的人格。在階級鬥爭的年代裏，寨子裏大多數人不僅沒有歧視他，倒很尊重他，同情他。到了80年代以後，隨着他家的小日子越過越好，又樂於助人，大家更加高看他了。漸漸地，自卑的元叔成了寨子裏一些羣眾的主心骨，許多人對種什麼莊稼，做什麼生意，都要找到元叔“論證”一下，做起來才感到踏實。就連誰家兩口子生氣了，也請元叔去勸導，元叔説出去的道理，人們信服。一來二去，元叔成了寨子裏舉足輕重的人物。
人們最佩服的，自然是元叔高超的醫術。尤其是那次看好了劉繼宗的怪病，在寨子裏越傳越邪乎，差不多成神醫了。劉臭蛋説，元叔看病很有洋味道，診斷病情很準，是因為他在理論上有一套。打那以後，寨子裏常見的疑難雜症，那幾個略懂“岐黃”的赤腳醫生，常常在束手無策的時候，讓位於元叔處理。老話説，“同行是冤家”，他們開始是排擠元叔的，認為他不過是個自己摸索出來的醫生，沒有老師傳授，缺乏理論功底兒，不是一個合格的醫生。隨着元叔在羣眾中的聲望越來越高，他們不得不默認了元叔的客觀存在，默認了元叔作為醫生的價值。自己實在看不了的疾病，他們自覺地與病人家屬商量：“不行，你們去請孫丙元來看看？”元叔到場與他們共同會診，總是謙虛地請他們講自己的看法，把他們説對的地方予以充分肯定，然後再作出處理。這幾個醫生受到抬舉，沒有不贊成元叔的。
到了後來，一般地説，只要誰家的大人小孩生了病，總是直奔元叔這裏，請他去看。元叔挺責己，若是病人或者得病的孩子親自到了，就認真地給予檢查，在自己孩子的作業本子上，寫個處方，告訴人家哪些注意事項，讓他們到衞生所抓藥，這些人就非常滿意。小藥鋪裏照樣扣處方錢，卻從來沒有給元叔提過一分。在其他的情況下，元叔就把他們推給了村衞生所的醫生。這是因為元叔雖然沒有了階級成分，卻一直沒有行醫資格。人們理解元叔的苦衷，即使不給他們看病，也沒有人抱怨他見死不救的。
大家都勸元叔自己開一個小藥鋪，乾脆坐堂行醫，元叔當然不敢冒這種風險。在他與孫二孬合夥開豆腐坊兩年以後，有了點積蓄，他就把主房前邊的院牆拆了，蓋了三間房子，一間當做過道，另外兩間辦起了一個小雜貨鋪。開始時，元叔對進哪些貨，雖然動了不少腦筋，並不全都適銷對路，一年下來，利潤差不多都變成了積壓商品。
元叔琢磨出一套辦法，就是在鄉親們來買東西時，若是沒有的商品，他就趕緊記下來，及時補充貨源。這是一種很好的社會調查方法，非常直接，立竿見影。比如啤酒這種飲料，那玩意兒像馬尿一樣，喝下去，苦苦的有一種怪味，遠不如燒酒喝着痛快淋漓。誰也沒有料到這種小孩們稱作“尿酒”的東西，後來竟然會興盛起來。元叔的小雜貨鋪，當然沒有進過這種貨。年輕人趕時髦，追着元叔要買啤酒喝，元叔就進了幾件，一試銷路很好，洋口味佔領土嘴巴，幾乎沒有過渡過程。到了麥季，家家户户都要在元叔這裏買走幾捆啤酒，到麥地裏幹活時當茶喝，當“液體面包”吃。一瓶啤酒下到肚子裏以後，當飢當渴，喝得暈暈的，割麥的速度能夠加快，並且不感到腰疼。時間久了，元叔的商品越來越豐富，小雜貨鋪辦得很興旺，蓋過了雙代點。雙代點倒是年年虧損，終於辦不下去了，高樓鄉供銷社就把它承包給了自己的職工，生意反而能夠繼續做下去了。
元叔從來不計較蠅頭小利，在他站櫃枱時，給來買東西的人，足頂實數，幾乎沒有差價。四川女人才認為這樣下去實在“要不得”，一般不讓他在前邊做買賣，自己和兩個女兒當營業員。開始，她算賬不很在行，小女兒總是能把價錢一口説出來，她才開始跟着元叔學習打算盤，粗通了算賬記賬的方法，沒有多久就能獨當一面了。
寨子裏許多人在元叔的小雜貨鋪開業的時候，曾經嘲笑過他，説“山裏人，有出息，窮死也不做生意”，很瞧不起元叔率先起步的舉動。幾個在外當工人的人回來説，縣裏領導們搞起了“星期日經濟”。到了星期天，縣委、縣政府大院裏的領導和一般幹部都上街擺攤做生意，才讓人感到眼熱起來。那些臨街的住户，有心做買賣，卻沒有這種膽量，羞羞答答的。他們沒有仿效元叔做買賣，卻首先仿效了元叔重新改造住房的辦法，把院牆和大門統統拆掉，蓋起了這種一間過道兩間門面的房子。這種改造果然有用，不二年的光景，寨子裏的各種生意興旺起來，有的辦起了電焊修理鋪，有的辦起了蒸饃組，有的辦起了打面房。
杜思寶的叔叔杜鳳梧，辦起了一個木工房，主要產品仍然是做棺材。他的後院比較寬大，買了一台山東濰坊產的木工刨牀，體力活得到了解放。因為地裏的農活，不像在生產隊那樣，大家出勤不出力，出力不出汗，整天要掙工分，幹不完的活兒。現在到自己的農田裏耕作，有了活兒，自然抓得很緊，很快就能做完。農忙時間也有許多閒暇工夫，剩下很多的時間，就做他最拿手的“老屋”。前邊的兩間房子擺不下了，就擺在當街裏。死人的速度當然趕不上他做棺材的速度，這東西又不能以銷定產，在大街上擺滿了棺材，很不雅觀。發旺哥説：“鳳梧啊，你做這麼多棺材，賣不出去，敢情是留着自己用吧？”杜鳳梧並不生氣，他説，棺材是人人離不了的，你挑一口結實的，要是你今年去見閻王爺了，我不要一分錢，白送給你。發旺哥連説，騷氣，騷氣，朝着在當街裏曬得齜牙咧嘴的棺材“呸”了一口。
高恩典沒有資金，做不了大買賣，他的房子又不臨街，從內蒙古回來以後，操起了在那裏幹過的老本行，到周圍村子裏收破爛。這東西很髒，一般人不願意幹。誰也沒有想到，小生意裏潛在着大利潤，回收破紙板子、破塑料袋子、啤酒瓶子、白酒瓶子，有對半以上的利潤。有些人不稀罕錢，乾脆白送給他，這利潤就是百分之百了。沒有幾年，高恩典蓋起的小樓比干部家裏的還好一些，人們才恍然大悟，稱高恩典為“破爛王”，許多沒有錢扎本的人，都效法起來，山裏出現了一羣收破爛的隊伍，大家一窩蜂上來後，造成資源枯竭，收上一自行車破爛，要跑很遠的地方。
大家越來越往錢眼裏鑽。過去，人們相互之間幫忙，是不計較報酬的，只要有劣質煙捲抽，有白麪饅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現在，慢慢沒有了幫忙的説法，凡是能夠央到的幫忙人，首先商定給多少報酬。只有在哪一家死了人這一點上，才真心實意地去幫忙，不再計較那麼多，還保存着鄉親們之間美好的情意。老學究孫乃社家裏翻修房子，兒子説，大工每天給人家十塊錢，小工每天給人家五塊錢，叫孫乃社感到既心疼，又惋惜，文縐縐地説：“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