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猶如巨型蟻冢般的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里，找一項工作不算什麼難事，當然，我是説只要你不對工作的種類和內容過於挑剔的話。
開事務所時我與編輯工作打過相當多的交道，同時自己也寫過一些零碎的文章，這個行業裏也有幾個熟人。因此，作為一個自由撰稿人來賺取一人用的生活費，可以説是輕而易舉。況且我原本就是個無須很多生活費的人。
我抽出手冊，開始給幾個人打電話，並且開門見山地詢問有沒有我力所能及的事做。我説自己因故閒居遊蕩了好長時間，而現在如果可能，還想做點事情。他們很快給我找來了好幾件事。都不太難，基本都是為廣告雜誌或企業廣告冊寫一些填空補白的小文章。説得保守一些，我寫出的稿件，估計有一半毫無意義，對任何人都無濟於事，純屬浪費紙張和墨水。但我什麼也不想，幾乎機械地做了一件又一件。起始工作量不大，一天做兩個鐘頭，然後就去散步或看電影。着實看了很多電影。如此優哉遊哉地快活了三個多月。不管怎麼説，總算同社會發生了關係。想到這點，心頭就一陣釋然。
進入秋季不久，周圍情況開始出現變化。事情驟然增多，房間裏的電話響個不停，郵件也多了起來。為了洽談工作，我見了許多人，一起吃飯。他們對我都滿熱情，説以後要多多找事給我。
原因很簡單：我對工作從不挑挑揀揀，有事找到頭上，便一個個先後接受下來。每次都保準按期完成，而且任何情況下都不口出怨言。字又寫得漂亮，幾乎無可挑剔。對別人疏漏的地方自己一絲不苟，稿費少點也不流露出任何不悦。例如凌晨2點半打電話來要求6點以前寫出20頁400格稿紙的文章（關於模擬式手錶的特長，關於30～40歲女性的魅力，或者赫爾辛基街道——當然沒有去過——的美景），我肯定5點半完成。若叫改寫，也保證6點前交稿，博得好評也是理所當然的。
同掃雪工毫無二致。
每當下雪，我就把雪卓有成效地掃到路旁。
既無半點野心，又無一絲期望。來者不拒，並且有條不紊地快速處理妥當。坦率説來，我也並非沒有想法，覺得大約是在浪費人生。不過，既然紙張和墨水遭到如此浪費，那麼自己的人生被浪費一些也是情有可原的——這是我終於得出的結論。我們生活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浪費是最大的美德。政治家稱之為擴大內需，我輩稱之為揮霍浪費，無非想法不同。不過同也罷、不同也罷，反正我們所處的社會就是如此。假如不夠稱心，那就只能去孟加拉或蘇丹。
而我對孟加拉或蘇丹無甚興趣。
所以只好一味埋頭工作。
不久，不僅廣告雜誌，一般性雜誌也漸漸有事找來。不知何故，其中多是婦女刊物。於是我開始進行採訪或現場報道。但較之廣告雜誌，作為工作這些也並非格外有趣。出於雜誌性質，我採訪的對象大半是演出界裏的人。無論採訪何人，回答都千篇一律，無不在預料之中。最滑稽的是有時候管理人首先把我叫去，叫我告訴他打算問什麼問題。所以，其答話事先早已準備得滾瓜爛熟。一次採訪17歲的女歌手，問話剛一超出規定的範圍，旁邊的管理人當即插話：“這是另外的問題，不能回答。”罷了罷了，我有時真的擔心這女孩兒如果離開管理人，10月份的下個月是幾月都不知道。這等名堂駕然算不得采訪，但我還是竭盡全力。採訪之前儘可能調查詳細，想出幾個別人不大會問及的問題，問話順序上也再三斟酌。這樣做，並非指望得到特別的好評或親切的安慰。我之所以如此盡心竭力，只是因為這對我是最大的樂趣，是自我訓練。我要將許久閒置未用的手指和大腦變本加厲地用於實際甚至無聊的——如果可能的話——事務處理上。
迴歸社會。
我每天忙得不可開交，這在我是從未曾體驗過的。除幾項固定的工作外，臨時性事務也接踵而來。無人願意接手的事肯定轉到我這裏，招惹是非的棘手事必然落到我頭上。我在社會上的位置恰如郊外一個廢車場，車一旦發生故障，人們就把它扔到我這裏來，在人皆入夢的深夜。
由此之故，存摺上的數字前所未有地膨脹起來，而又忙得無暇花費。於是我將那輛多病的車處理掉，從一個熟人手裏低價買了一輛“雄獅”。型號是老了一點，但一來跑路不多，二來附帶音響和空調，有生以來我還是第一次乘這樣的汽車。另外還搬了家，從距市中心較遠的寓所遷至澀谷附近。窗前的高速公路是有點吵鬧，但只要對這點不介意，這公寓還是相當不錯的。
我和好幾個女孩子睡過覺，都是工作中結識的。
迴歸社會。
我知道自己可以和怎樣的女孩兒睡，也知道能夠和誰睡、不能夠和誰睡，包括不應該和誰睡。年紀一大，這種事情自然瞭然於心，而且知道什麼時候應該適可而止。這是非常順理成章而又開心愜意之事。誰都不受傷害，我也心安理得，沒有心絞痛般的震顫。
和我關係最深的，仍是電話局那個女孩兒。同她是在年末一個晚會上相識的。雙方都喝得大醉，談笑之間，意氣相投，便到我住處睡了。她頭腦聰明，雙腿十分誘人。兩人乘那輛“雄獅”，出去到處兜風。興之所至，她就打來電話，問能否過來睏覺。關係發展到這般地步的，只她一個人。至於不能發展到什麼地步，我知道，她也清楚。我們兩人共同悄悄地擁有人生中某種類似過渡性的時間。它給我也帶來一種久違了的靜謐安然的朝朝暮暮。我們充滿温情地相互擁抱，卿卿我我。我為她切菜做飯，雙方交換生日禮物。一同去爵士俱樂部，喝雞尾酒。而且從未有過口角，相互心領神會，知道對方的欲求。然而這關係還是戛然輒止，如同膠捲突然中斷似的，一日之間便一切成為過去。
她的離去，給我帶來意外大的失落感，很長時間裏，心裏一片空白。我哪裏也沒有去。別人紛紛告離，惟獨我永無休止地滯留在延長了的過渡期裏。現實又不現實的人生。
不過這並非是使我感到空虛悵惘的最主要原因。
最大的問題是我沒有由衷地傾心於她。我是喜歡她，喜歡和她在一起。每次在一起我都能度過一段愉快的時刻，心裏充滿柔情。但最終我並未傾心於她。在她離開二四天後，我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是的，歸根結底，她在我身旁，而我卻在月球上。儘管我的側腹感受着她Rx房的愛撫，而我真心傾心的卻是另外之物。
我花了4年時間才好歹恢復了自身存在的平衡性。對到手的工作，我一個個完成得乾淨利落，別人對我也報之以信賴。雖然為數不多，但還是有幾人對我懷有類似好意的情感。然而不用説，僅僅這樣並不夠，絕對不夠。一句話，我花了那麼多時間，無非又回到了出發之地，如此而已。
就是説，我34歲時又重新返回始發站，那麼，以後該怎麼辦呢？首先應該做什麼呢？
這用不着考慮，應該做什麼，一開始就很清楚，其結論很早以前就如一塊固體陰雲，劈頭蓋腦地懸浮在我的頭頂。問題不過是我下不了決心將其付諸實施，而日復一日地拖延下去。去海豚賓館，那裏即是始發站。
我必須在那裏見到她，見到那個將我引入海豚賓館的當高級妓女的女孩兒。因為喜喜現在正在尋求我（讀者需要她有個名字，哪怕出於權宜之計。她的名字叫喜喜。我也是後來才知道的。詳情下面再説，眼下先給她這樣一個名字。她是喜喜。至少在某個奇妙而狹小的天地裏被這樣稱呼過），而且她掌握着開啓始發站之門的鑰匙。我必須再次把她叫回這個房間，叫回這一旦走出便不至於返回的房間。有沒有可能我不知道，但反正得試一試，別無選擇。新的循環將由此開始。
我打點行裝，十萬火急地把期限逼近的約稿——處理完畢，隨後把預約表上的下個月工作全部推掉。我打電話給他們，説家裏有事，不得不離開東京一個月。有幾個編輯喃喃抱怨了幾句，但一來我這樣做是第一次，二來日程還早得很，他們完全來得及尋找補救辦法，於是他們都答應下來。我告訴他們，一個月後準時回來效力。接着，乘機向北海道飛去。這是1983年3月初的事。
當然，這次脱離戰場，時間並不止一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