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着廚房水槽，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到底怎麼回事呢？我很想給雪打個電話，問她何以曉得羊男。但有點太累了，畢竟奔波了整整一天。再説她放下電話前説了甸“等下次”。看來只好等下一次，何況我還根本不知道她公寓的電話號碼。
我上了牀。橫豎睡不着，便看着枕旁的電話機，看了10至15分鐘。因我覺得説不定雪會打電話來，或者不是雪而是其他人。看着看着，我覺得這電話機很像一顆被人遺落的定時炸彈。誰也不曉它何時炸響，只知道其炸響的可能性，只要時間一到。再仔細看去，發覺電話機的形狀很是奇特。非常奇特。平時未曾注意，現在端詳起來，其立體性似乎給人一種不可思議的緊迫感。它既像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説話，又彷彿在怨恨自己受縛於電話這一形態，從而又像一個被賦予笨拙肉體的純粹概念。電話！
我想到電話局，那裏連接着所有電話線。電話線從我這房間裏通往無限遙遠，在理論上可以同任何人連在一起。我甚至可以給安克雷奇打電話，可以給海豚賓館、給往日的妻子打電話。其可能性無可限量。而總連接點便是電話局。那裏用電子計算機處理連接點，通過編排數字使連接點發生轉換，實現通訊。我們通過電線、地下電纜、海底隧道以至通訊衞星而連在一起，由龐大的電腦系統加以控制。但是，無論這種連接方式何等優越、何等精良，倘若我們不具有通話的意志，也無法發揮任何連接作用。並且，縱使我們有這種意志，而若像眼下這樣不曉得（或忘了詢問）對方的電話號碼，也無法連在一起。也有時候儘管問了電話號碼而一時忘卻或將備忘錄遺失，甚至有時候儘管記得電話號碼而撥錯轉盤，這樣一來，我們同哪裏也連接不上。可以説，我們是極其不健全極其不會反省的種族。不只於此，即使這些條件完全具備而得以給雪打電話，也有可能碰一鼻子灰——對方丟過一句“我現在不想説，再見”，旋即“咔”的一聲放下電話。這樣，通話也無從實現，而僅僅成為單方面的感情提示。
面對以上事實，電話似乎顯得焦躁不安。
她（也許是他。這裏姑且把電話視為女性形象）對自己不能作為純粹概念自立而感到焦躁，對通訊是以不穩妥不健全的意志為基礎這點感到氣憤。對她來説，一切都是極其不完美、極其突發、極其被動的。
我把一隻臂時支在枕頭上，打量着電話機的這種焦躁情緒。但我無能為力，我對電話機説：那不是我的責任。所謂通訊本身就是這麼一種東西，就是不完美的、突發的、被動的。她所以焦躁不安，是因為將其作為純粹概念來把握的緣故。這怪不得我，無論去任何地方都恐怕免不了焦躁。或許她由於屬於我的房間而焦躁得厲害些，在這點上我也感到有幾分責任，也覺得自己大約在不知不覺之中煽起了這種不完美性、突發性和被動性，也就是從中掣肘。
繼而我驀地想起往日的妻子。電話一聲不響地譴責我，像妻子一樣。我愛妻子，一起度過了相當快樂的時光。兩人有説有笑，到處遊山玩水，做愛不下數百次。然而妻子又時常這樣譴責我，半夜裏，沉靜地、執著地譴責我的不完整性、突發性和被動性。她焦躁不安，而兩人同舟共濟。但她所追求所向往的目的同我的存在之間有着決定性差異。妻子追求的是通訊的自立性，是通訊高揚起纖塵不染的白旗將人們引向不流血革命的輝煌場面，是完美性克服不完美而最終痊癒的景況——對她來説這就是愛。但對我則當然不同。愛之於我，是被賦予不勻稱肉體的純粹概念，是氣喘吁吁地擠出地下電纜而總算捕捉到的結合點，是非常不完美的：時而混線，時而想不起號碼，時而有人打錯電話。但這不是我的過錯。只要我們存在於肉體之中，這種情況就將永遠持續，此乃規律所使然。我對她如此加以解釋，不知解釋了多少次。
但有一天，她還是離家出走了。
也許是我煽起並助長了這種不完美性。
我邊看電話邊回憶我同妻子的做愛。離家前的三個月時間裏，她一次也沒同我睡過，因為她已開始同別的男人睡。但我當時卻完全矇在鼓裏。
“喔，對不起，你到別處找其他女的睡去好了，我不生氣的。”她説。
我以為她開玩笑，其實是其真心話。我説我不願意跟其他女的睡——是真的不願意。
“我還是希望你同別人睡去。”她説，“另外也要各自重新考慮一下以後的事。”
歸終我和誰也沒睡。倒不是我這人在性方面有潔癖，只是不願意為了重新考慮什麼便亂睡一通。我是因為想和誰睡才睡的。
時過不久，她離家出走了。莫非當時我若按她説的去找其他女孩兒睏覺，她便乖乖留下不成？難道她是想通過那種方式來使得她同我之間的通訊多少獲得自立？滑稽透頂！我當時可是壓根沒有另覓新歡的念頭，至於她做何打算我無從推測，因為她對此諱莫如深。即使離婚之後也避而不談，只説了幾句極具象徵性的話，這也是她遇到重大事情時的慣常做法。
高速公路上的隆隆聲12點過後也未中止，摩托尖刺的排氣聲不時響徹夜空。儘管有防音密封玻璃阻隔而聲音聽起來含糊而遲緩，但其存在感卻顯得滯重而深沉。它在那裏存在，連接我的人生，將我圈定在地表的某一位置。
電話機看得厭了，我合起雙眼。
剛一閤眼，一種虛脱感便迫不及待地悄然佔滿了整個空白，十分巧妙十分快捷，旋即，睏意蹣跚而來。
吃罷早餐，我翻開通訊錄，找到一個在娛樂界做代理商的熟人，給他打了個電話。以前我為一家刊物當記者的時候，工作上和他打過幾次交道。時值早上10點，他當然還卧牀未起。我道歉把他叫醒，説想知道五反田的通訊處。他不滿地嘟囔幾聲，好在還是把五反田所在製片廠的電話號碼告訴了我，是一家主要製片廠。我撥動號碼，一個值班經理出來。我道出刊物名稱，説想同五反田取得聯繫。“調查嗎？”對方問。“準確説來不是的。”我回答。“那麼幹什麼呢？”對方問，問得有理。“私事。”我説。“什麼性質的私事？”“我們是中學同學，有件事無論如何得同他聯繫上。”我回答。“你的名字？”我告以姓名，他記下。“是大事。”我説。“我來轉告好了。”他表示。“想直接談。”我拒絕。“那種人多着哩，”他説，“光是中學同學就有好幾百。”
“事情很關鍵，”我説，“所以要是這次聯繫不上，作為我，難免在工作上加以變通。”
對方沉吟片刻。我當然是在説謊。其實我不能夠隨便變通。我的工作不過是聽命於人，人家叫我去採訪我才敢去。但對方不明白這點，明白就不好辦了。
“不是要寫調查報告吧，”對方説，“要是寫調查報告，可得通過我正式安排才行。”
“不是，百分之百的私事。”
他讓我告之以電話號碼，我告訴了他。
“是中學同學對吧，”他嘆口氣説，“明白了。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讓他打電話過去。當然，要看他本人樂不樂意。”
“那是的。”我説。
“他很忙，也可能不樂意同中學同學通話。又不是小孩子，總不能把他拉到電話機這兒來。”
“那是那是。”
對方邊打個哈欠邊放下電話。沒辦法，才早上10點。
午前，我去青山的紀國屋商店買東西。到停車場，我把“雄獅”停在“薩勃”和“奔馳”之間。可憐的老型“雄獅”，活像我本人這副寒酸相。不過在紀國屋採購我倒是很喜歡。説來好笑，這家店的萵苣保鮮的時間最長。為什麼我不清楚，反正就是這樣。説不定是閉店後店員把萵苣集中起來施以特殊訓練的結果。果真如此我也毫不驚訝——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什麼事都有可能。
出門時我接上了錄音電話，但沒有任何話音留下。誰也沒打電話來。我一邊聽收音機裏的《沙夫特的主題》，一邊把買來的蔬菜分別包好放進冰箱。那男的是誰？沙夫特！
之後，我到澀谷一家影院又看了一次《一廂情願》，已經是第四次了，但還是不能不看。我大體估算一下時間，走進電影院，痴痴地等待喜喜出場。我把全副神經都集中在那組畫面上，不放過任何一個細小部分。場景始終如一：週日的早上，隨處可見的平和的晨光，窗口的百葉簾，女郎的裸背，背上游動的男人手指。牆上掛着科爾比詹的畫，牀頭枕旁擺着威土忌酒瓶。玻璃杯兩隻，煙灰缸一個，七星煙一盒。房間裏有組合音響，有花瓶，花瓶裏插着雛菊樣的花。地板上扔着脱下的衣服，還可以看到書架。鏡頭迅速一轉，喜喜！我不由閉起眼睛，旋即睜開：五反田正抱着喜喜，輕輕地、温柔地。“豈有此理。”——我心中暗想，不料竟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旁邊大約同我隔四個座位的一個年輕男人朝我遞來一瞥。主人公女孩兒出場了。她梳着一束馬尾辮，身穿快艇用的帶防風帽的上衣和藍色牛仔褲，腳上一雙紅色阿迪達思運動鞋，手裏提着蛋糕或甜餅樣的東西。她跨進房間，又即刻逃走。五反田神色茫然。他從牀上坐起，用凝視耀眼金光般的眼神死死盯着女孩兒走後留下的空間。喜喜則把手搭在他肩上，神色憂鬱地説：
“你這是怎麼了？”
我走出電影院，在澀谷街頭躑躅不已。
由於已進入春假，街上觸目皆是中學生。他們看電影，在麥當勞吃一些先天性低營養食品，在《大力神》、《熱狗報》和《橄欖》等推薦的商店裏購買毫無用處的雜貨，把零花錢扔在娛樂中心裏。這一帶的店鋪全都播放震耳欲聾的音樂：達列爾-霍爾和奧茲的唱片、彈子房進行曲、右翼宣傳車的軍歌等等。所有的聲響渾融一片，組合成混沌般的喧囂世界。澀谷站前有人在發表競選演説。
我邊走邊回想五反田在喜喜背上那修長而勻稱的十隻手指。步行到原宿之後，我穿過千馱谷走到神宮球場，又從青山大街走到墓地下。到得根津美術館，從《費加羅報》前面通過後，再次走到紀國屋，最後經仁丹大廈返回澀谷。距離相當不短，到澀谷已是薄暮時分。站在坡上望去，只見各色霓虹燈開始閃爍的街道上，身裹黑乎乎風衣的面無表情的公司職員，猶如溯流而上的冷冰冰的鮭魚羣，以同樣的速度遊動不息。
回到房間，發現記錄電話的紅燈亮着。我打開燈，脱去風衣，從冰箱裏取出一罐啤酒喝了一口，然後在牀邊坐下，按動電話上的聲音再生鍵。於是磁帶捲回，送出五反田的聲音：
“噢，好久沒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