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發大財飛馬來西亞
貨到地頭死困檳城孤島
有了一個好的搭檔，就是省力。自從中坤上任之後，我才深深地體會到了這一點。與前期相比，我覺得，沒有鎮長時，一肩挑費力氣，但和劉春亭搭檔時，比一肩挑更費力氣。
我與中坤有一點師生之誼——他是在我當過校長的那所高中畢業的，學的是文科，我則是一個物理教師。有了這一層淵源關係，他很尊重我，我也很喜歡這個助手。他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基層，一直工作在鄉鎮，從政府秘書、黨委秘書，一直到出任副鄉長，這就積累了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到了灌河，幾件事情下來，我就非常信任這個年輕人了。你只要做了決策，他就知道如何去組織落實，並且心比較細，想得周到。
同我一樣，再不錯的幹部，也有毛病。中坤就有兩點不足，一個是過於細，講話囉嗦，安排起工作來面面俱到，抓不住重點。以至於幾個會議以後，有同志就編出一個歇後語來，諷刺他過於瑣碎：“鄧鎮長講話——整場。”整場是農村待客的一種席面，幾乎把能夠上來的美味佳餚全部上齊，一場下來，從中午能夠吃到天黑。另一個是性格“肉”，走起路都是慢騰騰的，永遠是不急不躁的，無論幹什麼事兒，總是慢半拍以上。副鎮長鄭東方説他，要是去搞女人，當女人早已急不可待時，他的“中部崛起”還需要一個時辰。
其實，這也算不得毛病。班子的搭配，知識、氣質、閲歷互補才是好班子。我是個舉重若輕型的，做事情大而化之，大筆寫意；他是個舉輕若重型的，事無鉅細，細研細磨。所以，他的第一個毛病就不算毛病了，第二個毛病批評他了幾回，略有改進，成效不很明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只好由他去了。
公元1998年的秋冬之交，灌河鎮的香菇生產已經形成了大氣候。縣委、縣政府喊了幾年“培育支柱產業”的口號，這一年要動真格的，進行系統的檢查驗收。因此，組織了一次大型的農村支柱產業調整的觀摩大會。各鄉鎮無不使出渾身解數，把黃牛養殖、山羊餵養、特種魚繁育、蘋果園栽培、煙草種植等等成型的樣板典型，沿線布點，如同臨潼鬥寶，誰都想比別的鄉鎮尿得更高一點，讓人大飽眼福。會上，縣委辦、政府辦踏察好路線以後，把全縣十六個鄉鎮，分成兩組，各鄉鎮黨委書記、鄉鎮長分成兩撥，縣委書記、縣長分別帶隊，每一組觀摩八個鄉鎮。
一到灌河，大家都有點吃驚，兄弟鄉鎮的弟兄們還不至於流露在臉面上，縣直職能部門卻大呼小叫。縣委徐澤厚書記站在山上，有力地揮動手臂，指着下邊各村白茫茫的一片片香菇棚，對大家肯定地説：“我們喊了幾年的東西，硬是在灌河實現了，你們到底服不服氣？”十五名書記、鄉鎮長紛紛表示，服氣服氣。這時，倒給我搞了一個大紅臉。
已經沉沒了兩三年的灌河鎮，好像突然浮出了水面。食用菌產業粗具雛形的風一吹出去，電台、電視台、報社記者首先擁來。招待所裏天天客人爆滿，車輛爆滿。盛放空酒瓶子的小屋每天都成批量地充實進新的成員，與電視上的影像、報紙上的文章成正比例地增長。
縣委宣傳部一幫子秀才，夥同省市黨報的記者，炮製了一個長篇通訊，題目是《深山飄菇香——範城縣灌河鎮發展食用菌產業紀實》，在省市黨報上刊載。經過爐灶加工，我的英雄業績就爐火純青了，我們黨委、政府一班人的事蹟也躍然紙上了。我讀了那篇報道，比那次全縣的鄉鎮黨委書記、鄉鎮長們説“服氣”時還臉紅心跳，上面的那個“鎮黨委書記賀振宗”應當是另有其人。這些哥兒們不愧是大筆桿子，捅出去的東西，順文成章，數字打了筋斗，另加上了許多艱難、曲折、坎坷的經歷，把什麼都説得安鼻子帶眼的，與我們的實際情況並不相符，經不起推敲。
看罷這篇文章，我很有點感慨，文章這玩意兒，實在不能當真，催人淚下的東西，未必都是事實。我甚至懷疑一些英模的事蹟，搞不清楚哪些是確有其事，哪些是虛構的。辦公室王主任説：“賀書記，這報紙我們應該多留一點，是我們鎮發展史上的寶貴資料。”我説：“千萬別留，上面説的盡是瞎話，讓老百姓看看，不指着鼻子罵我們才怪哩。”
你不能不佩服輿論的力量。搞得我們最狼狽的就是每天的接待應酬。先是本縣各兄弟鄉鎮一批一批來客，後是遠近慕名而來的外地朋友一撥一撥地造訪。對於來訪的單位，黨政辦登記的冊子，滿滿地記了一本子。同志們喜悦得嘴裏向外吹泡兒，我卻難受得要死。心裏想，誰要是好當這一號典型，真是他媽的頂尖級的傻蛋一個。取經取經，哪有什麼真經？十里不同風，五里不同俗。誰也照抄照搬不了誰的東西。學一點精神還可以，但精神這玩意兒，只要自身具備，無須學習。搞一個支柱產業，不是一朝一夕成型的，必須依靠內在與外在多種因素才能促成。在參觀的人中，看上去都很虛心，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天知道有人是不是來挑刺找毛病的？
就這樣，在沒完沒了的接待應酬過程中，雖然是按照不同層次用不同人員陪同講解，但上邊來人，還得我親自講述。我自己介紹的次數多了，早沒有了祥林嫂的那份耐性，一天比一天覺得發煩，每次接待下來，心裏虛得就像白鴿麪包，又好像是做了虧心事一樣。
大約在10月底，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來自馬來西亞的邀請函。上邊寫着，因為我們這個地方的食用菌生產很有成效，人家邀請我們去馬來西亞參觀考察，具體聯繫人是鴨陽市的一個叫周守信的。我不禁怦然心動。由於鎮礦產辦的負責人甄誠友曾經跟我商量過多次要走出國門的事情，我就把他叫來，商議去馬來西亞一趟，目的是出去推銷香菇。根據我們上次在廣州等地的考察，知道東南亞是食用菌的集散地，價格相當高，值得出去考察一下，同時了卻一下走出國門的心願。
因為鎮裏經常是“羅鍋腰上樹——前（錢）缺”，要出國可是一個大動作，用公款肯定有人告狀，説書記是遊山玩水，公費旅遊，出去十幾天，洋味沒有沾上，倒惹得一身臊氣。於是，必須另闢蹊徑，解決經費問題。我們能夠想到的具體辦法是，由我們自己出資，採購上一千千克左右的香菇，直接帶上到那裏去推銷。
想好以後，我先向縣委徐澤厚書記請示，他表示同意。然後讓甄誠友和那個鴨陽市的周守信聯繫，周守信很快就來了灌河，我們進行了深談，從中瞭解到不少信息。他這個人多次去過馬來西亞，在那裏已經建立了相當深厚的人緣基礎，有了不少朋友。他説，當地的華人華僑佔60%以上，多是福建一帶的移民，對大陸去的考察觀光人員十分熱情。出國辦簽證，必須有對方的邀請函才能被批准，他就能夠從朋友那裏搞到這種邀請函，給我們的那個邀請函其實就是他從報紙上看到灌河的香菇生產量很大，特意要求馬來西亞的朋友寄來的。我們又到他在鴨陽的家裏看了一下，老婆孩子和全家眾多的在各個時期的合影照片，打消了我們的疑慮，確信他不是一個騙子，於是決定由他幫忙，辦理出國事宜。
下邊的工作分兩塊進行，一塊是我們通過縣公安局、市公安局以及到省公安廳辦理出國的因私護照。這種因私護照一管五年，比其他公派或者旅遊出國的護照有用得多。至於簽證，則由周守信負責到廣州的馬來西亞領事館辦理。
另一塊是收購優質香菇。為了收購這一千多千克香菇，可把甄誠友忙了個一佛出殼、二佛昇天。通過周守信從馬來西亞電傳來的零售價格，我們測算，如果帶去的這些香菇全部脱手以後，不僅可以包着路費，回到廣州，還可以買一輛十來萬元的小轎車開回來。
於是我倆抱着發一個小財的憧憬，美滋滋地籌辦着一切應該準備的東西。我親自拍了一些香菇生產的照片，又起草了一個廣告，題目是“來自中國的山珍——香菇”，寫了一通簡約的文字，把香菇誇成了鮮花、人蔘和黃金，又請縣第一高中的名牌英語教師翻譯成英語文本。在商定譯文中間，才知道那些高鼻樑、藍眼睛的外國人都是一些笨傢伙，那麼多品種的食用菌，他們只用了一個詞彙——“mushroom”表示，仔細想想，也許是夠形象的，“小傘”、“房屋”的意思。我當時心裏涼了半截，由此看來，西洋人如此瞧不起食用菌類，肯定不會喜歡吃這東西。事實證明，不要説西洋人不懂得吃食用菌，就連馬來西亞本土的東南亞人種，也不懂得這些東西能吃，喜歡並敢於食用這種東西的人，依然是我們這些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食性複雜的華夏子孫。
一直操勞到農曆臘八早上，我們才從範城出發。經過二次烘乾後，一千多千克香菇就只有九百多千克了。為了快捷，我們不乘火車，把這些香菇裝在一個去廣州的客車頂上的貨架上，我們就坐在車內，星夜向廣州兼程。
那個時候，還沒有整治超載這一説，因此，我們乘坐的這台車內，人滿為患，如同罐頭瓶裏的沙丁魚，擠死擠活的。在過去的十幾年裏，我一直是小車來小車去的，與公共交通久違了，沒想到這一次當一回“國際商人”，竟然迴歸到廣大人民羣眾中間。
一路上，我們走了一天兩夜，在汗、屁、汽油的混合空氣中，在又渴又餓，又顛又擠，坐卧不是的環境中生存，可把罪受大了。好在誠友給車主講過我是一個官員，又有甄誠旗、誠星兩個弟兄送我們，人多勢眾，車主很夠客氣，讓我始終擠在車子的前邊，多多少少有一點活動空間。看看有幾個出去打工的年輕女孩子，也在人羣中擠來擠去，鮮嫩飽滿的胸脯與男子漢們的前胸後背不停地爭奪生存空間，把後天賦予的那點廉恥之心都擠沒有了，才想起“蟻民”這個詞來，心裏真為芸芸如蟻般的黎民哀嘆。又忽然想起老畫家方成的一幅漫畫：一個戴紗帽的人從轎子裏伸出頭來，搖着扇子對抬轎的人説：“不要叫我老爺，叫我公僕！”在這種人生體驗下，更能夠品味出諷刺的辛辣來。
到了廣州，朋友們早已恭候。洗去渾身髒臭和疲勞，一邊辦理出國的手續，一邊讓朋友們餞行。“喝吧喝吧，書記遠行，西出陽關無故人啊！”“到了馬來西亞，可別讓洋妞們留下，弟兄們不要了事小，老婆孩子不要了事大啊！”勸酒的熱誠，弄暈了整天麻木的神經。
誠友這位老兄辦事真的得力，他與周守信一道在幾天內很快辦齊了簽證、機票、貨運單。也許是周守信的號召力不大，也許當時人們對於出國還覺得可望而不可即，所以，此行只組織了六個人，除周守信、甄誠友我們三個外，一個是鴨陽市用指頭寫字的“書法家”，一個是福陵縣的玉器商人，一個是一心要做國際糧食貿易的老太太。到廣州聚齊後，因為周守信説，馬來西亞人頂多知道中國有個中原省，根本不瞭解下面還有什麼鴨陽市，如同灌河是“中原名鎮”在外地打不響一樣，我們鴨陽市雖説是歷史悠久的中國名市，在外國人的頭腦裏卻沒有一絲一毫的概念。
於是，我們決定成立一個“中國中原商貿文化考察團”。這個臨時的省級機構，我們自己申報，自己批准，沒有上税，沒有稽查。同時，我們在廣州大街上隨便做了精緻的胸牌和旗幟，無非是到了對方機場時有利於辨認。雖然牽頭人是周守信，我因為是這個團隊唯一的官員，就榮幸地當選為“團長”，名頭十分響亮，一下子由窮鄉僻壤的“山大王”搖身一變成了“省級大員”，很壯我們這次友好出訪的行色。
臘月十二下午，我們在廣州白雲機場準時起飛。在這裏只給予了例行的安全檢查。本該“萬里西行急，乘風御太空”，卻不料一飛沖天，背道而馳，又向東飛行到廈門機場，落地後又走出飛機，在那裏的登機大廳繞來繞去半個多小時，才正式辦理了出國的有關手續，回到了原來的座位上。然後飛了七八個鐘頭，飛機終於降落在馬來西亞這個陌生國度的大地上。臨近降落時，在天上往下看，地下一片燈火輝煌，一落在檳城機場，真的如同白晝。
出了機場，由周守信先生早已聯繫好的當地華人，組織了六台高級車輛歡迎我們。按照新聞寫法的順序，到機場迎接的有：原檳城州長許嶽金先生夫婦、華人周丙南夫婦、華人檳城議員、周氏族長周參同先生以及其他隨行人員。大家握手寒暄、互相介紹以後，有兩個妙齡少女走上前來，給我們每個人脖子裏都套上了一個像是中國的木槿花編織的花環，在照相機鎂光的閃爍下，我們六人“騎葫蘆過河——充起了大蛋”，儼然以中國人民的友好使者自居，在異國他鄉做青天白日夢。
許嶽金、周參同二位先生送到住處之後，寒暄一番就告辭了，只有周丙南及其家人陪同我們。到街上一個華人餐館用餐，吃的“歡迎國宴”十分簡單，不過是像旅遊團隊安排的飯食一樣，一葷三素四個菜一個稀湯，白米飯隨便吃。
我們下榻的“國賓館”叫“岐山堂”，也就是周氏祠堂。在國外，華人社區都按照姓氏建立一定的社會組織，然後集資建立祠堂，一個姓氏搞一個聚會地點，都可以在異國他鄉同姓相吸、祭奠祖先。僅看到這一點，就已經充分體現了血濃於水，中華民族的確具有不可戰勝的凝聚力。
這座祠堂，佔地有三百多平方米，底下一層是一個大廳，我們住在二樓，二樓是一箇中型廳，一面臨街，其餘三面分隔成一間間房子，原是人家族長們在節假日和開展重大活動時，分頭議事的地方。平時沒有用處，接待客人住宿，搞一點養活祠堂的收入，倒也不失為華人社團善於經營的精明之處。
作為“團長”，我一個人住了一間，其餘的人每兩個人一間。這裏離赤道只有二百七十多公里了，一年到頭，氣温不低於30攝氏度，所以每個房間都裝有“冷氣”——就是我們叫做“空調”的家用電器，人家的空氣温度只高不低，不需要調節冷暖，只要有冷氣就行了，所以不存在“空調”這一説法。屋裏沒有電視機，我對周丙南十幾歲的兒子周英豪及他們的傭人——一個黑漆漆的印度小夥子比劃了半天，他們才弄明白，給我搬來了幾本介紹周氏宗族情況的書籍以及馬國的報紙雜誌。我在興奮得睡不着覺時，就啃這些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糧。跑到馬來西亞我才得知，原來姓周的祖先在陝西岐山，所以這座祠堂被命名為“岐山堂”。
第二天一大早，看祠堂的老人送來了一份《檳州日報》，報紙上的第二版赫然登着我們的照片以及“中國中原商貿文化考察團”今日到達檳城的消息，紮紮實實地讓我們幾個人激動了一陣子。接着，又是周丙南一家給我們送來了盒飯，在住室外邊的一個大桌子上，每個人面前鋪上一張油紙，飯菜一股腦兒倒在上邊，沒有筷子，只發給你一隻勺子自己想辦法解決。然後，大家喝自來水。
兩餐下來，我才恍然大悟，我們是什麼“商貿文化考察團”？狗屁，無非就是些旅遊觀光客嘛，那些機場迎送、登報紙不過是一種巧妙的安排，讓我們賓至如歸，妄自尊大，可以自欺欺人罷了。
我和誠友老兄商量，這裏的一切不必去考慮它，我們的目的是銷售香菇。只要能夠賺上一把，再苦再累也都值得。正所謂：
團長不要緊，出國才是真。
只為賣香菇，書記不算人。
人家安排的“商務文化考察”活動的地點，是在離這兒還有幾站路一個葉姓的祠堂裏，名稱為“安南會館”，負責人叫葉宗盛。一切要靠錢開路，這個地方雖然要比“岐山堂”大得多，但租用的費用並不算貴。
我們的國際貿易經過一天的緊張籌備，第二天就開張營業了。這裏確實具有很好的商業氛圍和商業信用，沒有什麼國內常見的欺詐行為。人家真的希望我們這一行人能夠賺錢，不虛此行。由於安排我們去的周丙南先生及其他友好人士，提前做了不少工作，前幾天我們一夥人的生意，還是很不錯的。
糧食開發商老太太原來也帶的是玉器，她和那個賣玉器的兩個人擺開展品，實行強強聯手，展銷掛鈎；書法家運指如飛，在帶去的中國宣紙上，把來訪人的名字以及大、小老婆的名字嵌在順口溜裏寫上去，無非是一些祝福賀喜的淡話，潤筆費讓馬來西亞同胞們隨心佈施，十個馬幣到一百馬幣不等，居然比我們還要吃香。這樣看來，他們四個更加不算什麼“商貿文化考察”，至多是一些街頭雜耍的藝人而已。
我和誠友賣香菇才是真有一些商貿的氣息。兩天裏就賣出了一百多千克，而且價格也不錯，一千克最高賣到一百一十五馬幣。一個馬來西亞貨幣抵人民幣的兩元，而我們在家的收購價只是每千克在五十元左右人民幣，可想而知，這一百多千克香菇，扣除“豆腐盤成肉價錢”的車馬運輸費用，仍是多麼賺錢。我們畢竟不同於一般的旅遊觀光客人，有了與夢想相近的收入，心中莫名興奮，吃飯休息放在了極其次要的地位，一心多撈他們幾個馬幣才是目的，同時對在灌河培育出了這麼一個支柱產業更加慶幸。
因為在這裏安營紮寨，就有一些華僑前來探望我們，並請我們吃飯。我們贈送他們一兩袋香菇作為禮品，他們就要買走幾千克，作為對我們的回報，這對我們的幫助很大。我們也不敢因為人家請了吃飯就降低價格，反而使他們更加覺得這東西的珍貴。
到訪的車馬一天比一天地稀少，到了第四天頭上，就基本沒有人上門問津了，我和誠友急得嗓子冒火。我們請教葉宗盛先生，可否到外邊擺攤，葉先生説，不行，這裏是有法律規定的，你在這裏只能是展品性質，銷出去一些沒有問題，如果擺出去，讓政府查出來，那可不得了。他想辦法給我們請來了兩個小商小販，壓低價格才又推銷出去了二三十千克。
葉宗盛、周丙南和天天都要過來看望我們一下的許嶽金、周參同等幾位先生，着實替我們想了不少辦法，他們又請來《檳州日報》的記者樊秋玲女士，採訪拍照，為我們再次登報——這次費用當然由我們自理。炒作一番，果然又引起一點效應，幾百公里外來了幾個華僑，專程看我們。
在遠路客人中，有一個是做絲綢生意的。我以為我們這絲綢之路的發源地竟然與海上“絲綢之路”在這裏接上了頭，非常高興，正想做一些人文方面的挖掘整理，誰知人家説，現在中國的絲綢沒有做頭，質次價高，他們主要是做印度的生意。一席話，在大熱天用冷水澆滅了我的念頭。這並不妨礙我們的友誼，請我們吃飯後，他們還以每千克一百二十馬幣的天價買走二十千克香菇，我們心裏非常感激，覺得人家來看我們可能是有意照顧。
餘下來，就真正不行了。雖説是“緊張的莊稼，消停的買賣”，可我們在那裏“消停”不得，簽證很快就要到期，這香菇如果賣不出去，只好倒在海里去了。我和誠友盤算，再不能零售了，賠錢也得抓緊把它們兑出去。
於是，我倆就開始跑大型商場，找到人家的銷售部一打聽，不行，我們不要説沒有包裝，連產品質量認證的資格都沒有。看看人家櫃枱內，這種香菇，除了價格確實比我們的略高以外，沒有什麼兩樣，但人家的產地明確、商品屬性介紹清晰、包裝精美，一看就讓我們汗顏，覺得無話可説。然後又去跑商行，在幾個大批發商那裏，人家都把頭搖得像撥浪鼓兒，連説不要。這些商人主要是做福建生產的一種質量較差，但很整齊並且價格低廉的、飯店一年四季常用的大路貨。
“貨到地頭死”。這句老話讓我們得到了徹底的體驗。我們兩個再也不做什麼發財夢了，再別説買什麼小轎車，能夠保着本錢就萬幸了。
又有一句老話説：“天無絕人之路”，正當我們發愁得頭髮要白之時，忽然遇到了一個救星。
正是：國外絕非福地洞天，英雄也有窮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