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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遊世界在我的經歷中是件最令人興奮的事。我激動很簡直難以相信這會是真事。我不時地喃喃自語：“我要去周遊世界了。”當然，最令人翹首以待的是到火奴魯魯島上度假。我做夢也想不到會去南太平洋的一個小島。只知道當今而不曉得過去的人是難以體會那時人的感情的。如今乘船出國旅行像是家常便飯，價錢公道合理，到頭來似乎人人都能去逛一趟。
我和阿爾奇去比利牛斯山度假時，乘二等車坐了整整一夜。國外客車的三等車廂與輪船的統艙相差無幾。就是在英國，獨自旅行的體面婦女是絕不會乘三等車廂的。那裏面的跳蚤、蝨子和酩酊大醉的酒鬼司空見慣，即使是體面的婦女們的女傭也都乘二等車廂。我們徒步於比利牛斯山巒之中，在宿費便宜的小店中過夜。後來我們都懷疑來年我們是否還能忍受這一切。
現在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次實實在在的鋪張的旅行。貝爾徹自然是一切都按頭等艙的標準安排的。只有最優厚的待遇才配得上大英帝國巡視團。我們人人都稱得上如今所謂的重要人物了。
貝爾徹的秘書貝茨先生是一位面無笑容，輕信他人的青年。他是個很不錯的秘書，可惜長得像舊戲劇中的惡棍：烏黑的頭髮，犀利的目光，一副惡人相。
“像個地地道道的惡棍，是不是？”貝爾徹説，“你覺得他隨時都會割斷你的喉嚨。實際上，在你相識的人中，他最讓人尊敬。”
我們在抵達開普敦之前一直納悶兒，貝茨怎麼竟會受得了為貝爾徹當秘書。他一刻不停地被支來使去，貝爾徹不分晝夜、不分鐘點地吩咐他幹這幹那，衝膠片，記錄口授文件，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貝爾徹老是在變的信件。我斷定他薪水優厚——否則還能有什麼值得他熱衷於此呢？我敢肯定這點，何況他對旅行毫無興趣。他一到國外就煩躁不安——主要怕蛇，他認為我們在所到國家會和成千上萬條毒蛇不期而遇，而這些毒蛇像特意等着咬他似的。
儘管我們出發時神氣十足，但至少我的興致很快就被打消了。天氣很惡劣。剛登上“基爾多南城堡”號輪船時，似乎一切盡如人意，但不久大海就發起了淫威。比斯開灣的情況糟透了。我躺在艙室裏，由於暈船而呻吟着。一連四天我平卧在牀上，吃不進東西。阿爾奇後來把船上醫生找來為我看病。我想醫生大概對暈船不屑一顧，他給了我點藥説是能使人鎮靜，但服藥後也沒起什麼作用。我仍在呻吟，彷彿快死了，看上去一臉死灰；鄰近客艙的一位夫人在門外瞟了我幾眼，滿心好奇地問客艙女招待：“對面客艙的那位夫人嚥氣了沒有？”一天晚上，我認真地對阿爾奇説：“如果能活着到馬德拉羣島，我就下船。”
“我希望你很快會好起來。”
“不會，我絕不會好的。我一定要下船，回到陸地上。”
“即便你在馬德拉羣島下船，也得回英國。”他提醒我。
“沒必要，我就留下來，在那兒找點事幹。”
“找什麼事幹？”阿爾奇不相信地問。
的確，在那個時代，女人找事幹談何容易。女人是靠父母養活的小姐，丈夫寵愛的嬌妻，是靠亡夫遺產或親戚救濟過活的寡婦。女人可以去做老夫人們的伴娘，或是到幼兒園照看孩子。然而，我卻振振有詞地回答他：“我可以去做客廳女傭。”
客廳女傭總是有人需要的，尤其是高個子女人。我自信我很符合要求。我知道餐桌上酒杯擺放的位置，能為客人開門關門，能清洗銀器皿——在家時我們總是清洗自己的銀製像框和古玩一一而且我還能相當出色地侍候人用餐。我低聲地説：“嗯，我能當個客廳女傭。”
阿爾奇説：“奸吧，到馬德拉羣島再説。”
可是，船到馬德拉羣島時，我虛弱得連起牀的念頭都沒了。事實上，我感到惟一的出路就是留在船上，延宕一兩天一死了之。船在馬德拉羣島停靠五六個小時後，我竟忽然覺得好多了。翌日，輪船駛離馬德拉羣島，晨曦微露，霞光初照，海面如鏡。暈船會使人通想：究竟什麼作弄得人尋死覓活的，我也在琢磨。我畢竟沒遇上什麼關係到身家性命的事，僅是暈船而已。
開普敦留給我的記憶比其他地方更生動；也許是因為那是我們所到的第一個港口的緣故，那兒的一切都充滿了新奇和陌生。黑人，地勢很平緩的桌山，和照的陽光，味道甘美的梨子，沐元—一切都讓人留連忘返。
南非是我心目中重要的地方。從開普敦起、我們分道而行。阿爾奇、海姆太太、西爾維亞取道伊麗莎白港，在羅得西亞和我們碰頭。我和貝爾徹、海姆先生去金伯利的鑽石礦，徑直穿過馬託坡斯，在案爾茲伯裏與他們匯合。我時常回憶乘火車經過卡羅北行時那塵土飛揚的炎熱天氣，口裏總是渴得冒煙，用冰鎮檸橡汁解渴。腦海裏浮起貝爾徹支使貝茨幹事以及和海姆唇槍舌劍的情景。我發現馬託坡斯景色迷人，巨石堆壘，宛如鬼斧神工的巨幅傑作。
在索爾茲伯裏。我們同當地活潑的英國人過得很快活，我和阿爾奇還從那到維多利亞瀑布來了次閃電旅行。慶幸的是我沒再去那裏，因此，對瀑布的第一眼印象永遠常憶常新。高大的喬木，輕柔的雨絲，飛掛的彩虹，我和阿爾奇徜徉在林海之中，不時，彩虹撥開水霧，在那迷人的一霎那，將瀑布披着霞光飛流直下的壯觀景色呈現在你眼前。啊，那是我心目中的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我們到過利文斯通，親眼看到了四處遊弋的鯉魚，還有河馬。旅途中，我從沿途車站土著孩子的手中，花了三五便士買下了木刻的動物，帶了回來。這些小動物雕得栩栩如生：旋角羚羊，長頸鹿，河馬，斑馬——造型簡單，質樸，富於魅力和獨特的韻味。
約翰內斯堡沒留下什麼印象，比勒陀利亞聯合大廈那金碧輝煌的石柱倒使我記憶猶新；後來到德班，一個令人沮喪的地方，因為洗海澡競得到海灘上一個用網圍起的圈內去。在開普省，最開心的要算是海水浴了。一旦能抽出身來——或者説阿爾奇一有空——我們就登上火車去梅贊斯堡，跳上衝浪板，一同在海上衝浪，南非的衝浪板選用又輕又薄的木板製做，容易駕馭，不用多久，就能掌握訣竅，穿梭來往於浪峯之間。偶爾，嘴啃地式地倒栽下去會感到疼痛難忍，但是這不失為簡單易行的運動和有趣的娛樂。我們在沙丘上野餐。我還記得那五彩擯紛的花叢。大概是在教堂或是在主教邸宅，我們參加了一次舞會。那裏有一個紅花園，還有一個長滿高大的藍色花木的藍花園。這藍花園因其滿園的紫茉莉而顯得嬌豔無比。
在南非的費用沒問題．這使我們心情暢快。差不多在每家旅館我們都是作為政府的貴客而受到優待，乘火車旅行也毋需掏錢——唯獨去維多利亞大瀑布的私人旅行破費了一大筆錢。
從南非啓程，客輪駛向澳大利亞。那是一段相當乏味的長途旅行。船長向我解釋説去澳大利亞的捷徑是取道南極然後再北上，這對我是個謎。他給我畫圖解釋才使我解開疑團，但是要記住地球是圓的，而極點是平的決非易事。這是個地理學的事實，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你很難理解它的含義所在。
總使我迷惑不解的是任何國家總是被描繪得與你乍到時的印象大相徑庭。我對澳大利亞的粗略印象是數量驚人的袋鼠和莽莽荒漠。最使我感到詫異的是當我們到達墨爾本時，樹木的奇特風姿以及澳大利亞的桉樹使景色具有的異域風采。每到一地，樹木總是最先引起我的注意，抑或是山巒的起伏。在英國，人們習慣於樹木長着暗色的軀幹和色調明快的枝葉；澳大利亞的情況恰恰相反，另有一番新意。
到處是銀白色的樹幹，暗淡的樹葉如同照片的底片一般。令人興奮的還有鎢鷗鳥：藍色的，紅色的，綠色的，成羣地邀翔在空中。斑斕的色彩美極了，像是飛翔的寶石一樣。
在澳大利亞和在新西蘭，我在社交場合一再出醜，那是由於宴會餐桌的位置。以前每到一地，我們的座位通常挨着市長或商會會長，所以在這兒舉行的首次宴會上，我便不假思索地徑直坐到市長之類的顯赫人物的旁邊。一位老婦人酸溜溜地對我説：“克里斯蒂夫人，我想您一定願意坐在您丈夫身邊。”我忙滿臉羞容地坐到阿爾奇身旁的座位上。
我們曾在新南威爾士的一個好像叫楊加的車站停留，記得那兒有一個大湖，湖面上黑天鵝游來游去，宛如一幅美麗的風景畫。在那兒，貝爾徹和阿爾奇忙於呈送大英帝國的要求，討論帝國移民問題和帝國貿易的重要性等諸如此類的事情，使我有暇坐在桔園度過愉快的一天。
我們的旅行一半是坐火車，但更多的是坐汽車。坐車奔馳在那樣廣袤無垠的大草原上，只有偶爾幾個風車劃破地平線，我認識到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事實：迷失方向是再容易不過的了。太陽高懸在頭頂，無法辨別東、西、南、北。我無法想象綠草茵茵的沙漠的樣子，而只有到處是沙礫的荒漠的概念。但是在沙漠中旅行畢競可以找到指引方向的路標或什麼明顯的標記，可在這一望無際的澳大利亞草原上卻找不到這種標記。
我們到了悉尼，在那玩得好極了。聽人説悉尼和里約熱內盧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兩個海港城市，但悉尼卻令我失望。
大概我對它期望過高了。幸運的是，我從沒有到過里約熱內盧，因此，我腦海裏總能想象出一幅關於那裏的迷人畫面。
不久，阿爾奇和貝爾徹趕到了，不懈的努力弄得他們精疲力荊我們過了個充滿歡笑、無憂無慮的週末，別出心裁地玩，還坐着窄軌火車遊覽，我還駕駛着它跑了幾英里呢。
英國巡視團在澳大利亞備嘗艱辛。每天的日程排得滿滿的：講演，宴會，工作午餐，招待會和長途跋涉。我都背得出貝爾徹説的話。他善於演講，那發自內心、充滿激情的講話彷彿是他的即興傑作。阿爾奇以其審慎和善於理財的特點與他形成對照。阿爾奇曾經被報紙稱為英國銀行總裁。他任何與之相關的言談從未見諸於報端，因此就新聞界而言，他儼然是英國銀行總裁。
離開澳大利亞，我們去了塔斯馬尼亞，從朗塞斯頓坐車來到美麗得令人難以置信的袒巴特，湛藍的大海和港灣，扶疏的花木，我準備將來有一天再回到那兒並在那兒定居。
告別霍巴特，我們抵達新西蘭。那次旅行我記憶猶新。
因為我們的命運落在了一個被我們稱之為“脱水機”的傢伙手中。那時脱水食品的概念風靡一時。這傢伙總是想法把一系列的食品脱水，每次用餐，使從他的桌上遞過來一盤盤榮看，一再請我們品嚐。我們吃了脱水胡蘿蔔，脱水楊梅等等——統統無一例外地食之無味。
貝爾徹説：“讓我裝模作樣地再吃一口他的脱水食品，我就會發瘋。”但是由於“脱水機”有錢有勢，對英國巡視團頗有用處，貝爾徹還得強壓不快，繼續與脱水胡蘿蔔和脱水土豆周旋。
這時，初期共同旅行的愉快氣氛已蕩然無存。那個曾經彬彬有禮地在我家聚餐的貝爾徹再也不像個朋友了。他舉止粗魯、傲慢、專橫、不體諒人、而且在細微瑣事上斤斤計較，我始終認為新西蘭是我見過的最美麗的國家。那兒的景緻無與倫比。我們是在一個晴朗的日子到達惠靈頓的，據那兒的居民説這種好天氣不多見。農村景色之美令人歎為觀止。我當時發誓要在春天回來——我是説當地的春天，看那蠟達樹繁花朵朵，滿樹的金黃和猩紅色。可這沒能實現。
貝爾徹欣然返回了新西蘭。他在那交了不少朋友，愜意得像個孩子一樣。他在我和阿爾奇赴檀香山前祝福我們萬事如意，過得愉快。謝天謝地，阿爾奇不再公務纏身，不必和那個壞脾氣的想入非非的同伴費口舌了。我們悠然旅行，在斐濟和其他小島上滯留，最後終於到了檀香山。那兒遠比我們想象的旅館林立、路廣車多的景象要繁華得多。我們是在清晨到達的，一進旅館卧室，憑窗遠眺，看到的是人們在海邊衝浪和人羣蜂擁租賃衝浪板，躍入大海的景象。我們不知深淺，那天不是衝浪的好天氣——只有衝浪好手才去的天氣——可是我們在南非衝過浪，自以為駕輕就熟。檀香山的情況完全不同。衝浪板是一塊厚木板，重得幾乎浮不起。你躺在上面，慢慢地滑向礁石，礁石在我看來只有一英里之遙。到那兒後，你得再選好位置等待合適的海浪打來，把你拋向岸邊。這種事看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首先，要看準海浪的時機，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要識得暗含殺機的海浪，因為你一旦裹到裏邊，就會被卷人海底，只好聽天由命了。
我們下榻的客房周圍種滿了香蕉樹，——可這香蕉像菠蘿一樣令人失望。我曾想象着隨手從樹上摘下個香蕉嚐嚐。檀香山的香蕉可不是這種吃法。那是一筆重要的經濟收入，還泛青就被砍下來。然而，雖不能從樹上隨手可得，但總還是可以嚐嚐許多聞所未聞的品種。檀香山的香蕉有十來個品種：紅香蕉，大香蕉，被稱做冰淇淋的瓤白而酥軟的小香蕉，菜香蕉等等。蘋果香蕉則味道獨特。
夏威夷人也有些令人失望。我曾把他們想象為美的造化。一開始，姑娘們身上散發出的刺鼻的可可油味就令我不快，而且許多姑娘長得並不漂亮。熱氣騰騰的豐盛燉肉更是出乎意料之外。我一直以為波利尼西亞人多以各種美味漿果為生，可他們對燉牛肉狼吞虎嚥的樣子使我大吃一驚。
假日要結束了，一想到又要為工作所累，我們都長吁短嘆。旅途開銷也有些讓我們擔心。檀香山是個費用昂貴的地方，吃喝要比想象的貴兩倍。租賃衝浪板，給僱童小費——處處要破費。到目前為止，我們還過得去。可是該是為將來考慮考慮的時候了。我們還要去加拿大，阿爾奇的一千鎊花得很快。船費已付清。因此不必多慮。我去加拿大，回英國都不成問題，但是我在加拿大的旅行生活費用尚沒有着落，這如何是好？但是我們把它置之腦後，繼續不顧一切地衝浪玩，簡直玩得忘乎所以。
這時，我已察覺到脖頸和肩膀上的病痛。每天早晨五點左右，右臂疼得鑽心，使我難以再入睡。我患了神經炎，幾乎難以忍受的痛苦持續了三四個星期。
貝爾徹見到我們時，竟毫無憐憫之心。他似乎對我們的假日滿心忌妒。我們每次出遊，他都説：“到處溜達，不幹正事。天哪，這麼準備旅行可不行，總是花錢僱人不幹事！”而他對自己在新西蘭玩得不亦樂乎和朋友難捨難分卻從來隻字不提。
我們商定我放棄去新斯科舍和拉布拉多半島旅行，錢一告罄，我就去紐約。那時，我到卡西嬸母或梅姨家去住，阿爾奇和貝爾徹去視察銀狐業。
我想大概是在温尼伯，阿爾奇隨貝爾徹去看高糧倉。我們本應知道患有痿漏的人是不能挨近高糧倉的，但是我倆誰也設想到這一點。那天他回來後，兩眼淌淚，一臉病容，弄很我驚惶失措。第二天，他強挨着到了多倫多，一到那兒就躺倒了，要他繼續旅行是辦不到了。
又過了四五天，阿爾奇恢復了健康，雖然還有點虛弱。
我們找到了遭人恨的貝爾徹。我記得大概去渥太華，正是秋天，楓葉金黃。我們借住在一位中年船長家，他是個富於魅力的人，養了條逗人喜愛的阿爾薩斯狗。他曾帶我坐在狗拉的車上去逛楓樹林。
離開渥太華，我們去了落基山脈、露易絲湖和班夫。每逢問到哪裏是我曾見過的最美的地方時，我都回答説露易絲湖，寬廣、修長、湛藍的湖面，兩岸低矮的丘陵，山隨水勢，景色壯觀，盡處與雪山迢迢相接。在班夫，我交了好運。神經炎依然作痛，我決心去試試許多人都説對此有好處的温泉水。我每天早晨洗一會温泉，那地方像個游泳池，走到一端就能感到從温泉汩汩湧出的硫磺味十足的泉水。我任憑泉水沖洗着我的脖頸和肩膀。令我高興的是，到第四天神經炎症狀消失了，徹底地治好了。擺脱了病痛再次使我高興。
接着我和阿爾奇到了蒙特利爾。我們又得兵分兩路：阿爾奇隨貝爾徹去視察幾家銀狐農場，我乘火車南下紐約。這時我已身無分文了。
親愛的卡西嬸母在紐約接我。她待我温厚、慈愛、親切。
我和她一起住在她裏費賽得街的公寓裏。她那時年事已高——我估計快八十了。地帶我去看望她弟媳皮爾龐特·摩根家年輕的一代，還帶我去一家高級餐館品嚐美味佳餚。她談起了我父親以及他初來紐約的日子。我過得很開心。臨走前，卡西嬸母問我臨別有何要求，我告訴她我渴望去自助餐廳吃頓飯。英國人對自助餐廳一無所知，我是在紐約看了報才瞭解到的，想去試試。卡西嬸母覺得這是個不一般的願望。她想象不到誰會想去自助餐廳，但由於她一心想讓我高興，就帶我去了。她説她自己也是第一次去自助餐廳，拿着餐具從櫃枱上自己選萊，我發現這種經歷既新鮮又有趣。
與阿爾奇和貝爾徹在紐約見面的這天終於到來了。我盼着他們的到來，因為儘管卡西嬸母待我和藹可親，可我仍然感到像只被困在金籠子裏的小鳥。卡西嬸母從未想到讓我獨自一人出去走走。這對在倫敦四處閒逛慣了的我可真非同一般，我被困得焦躁不安。
阿爾奇和貝爾徹在紐約過了一夜，第二天我們登上貝倫加里亞號啓程回英國。我不敢説再次坐船旅行已能適應，但這次我只是稍稍有點暈船。突變的天氣來得不是時候，因為我們正在打橋牌，貝爾徹堅持要和我搭檔，我可不情願，因為儘管他牌打得不錯，可一輸就臉色陰沉。我本打算玩幾局就散夥，於是就和他搭檔玩起來。誰料想一直打到最後一局。那天海風獵獵，輪船前後顛簸。我沒敢想中途退下來，惟一的希望就是在牌桌前不要出醜。可能是最後一局，發牌時貝爾徹突然大罵一聲，把牌摔在桌上。
“這局輸定了，”他説，“輸定了！”他怒罵着。我估計再稍有不快他就會攤牌認輸，讓對方輕取這局。然而，我倒有滿手的好脾。我的牌技槽透了，可牌爭氣，不能輸掉。我由於暈船一陣陣噁心，打錯了牌，忘了將牌，幹盡了費事——但是我手氣好極了。我們終於贏了這局。隨後我便回到客艙，聲音淒涼地呻吟着直到抵達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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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本應是愉快的團聚生活的開始，然而現實攪碎了這個好夢。我們一貧如洗了。阿爾奇給古德斯坦先生做事已成往事，他的職位已被另一個年輕人取代了。當然，我手頭還有可從祖父的遺產中提取的進款，我們可以靠這一百鎊年金過活。可是阿爾奇不願動用積蓄。他得找個工作，而且愈快愈好，趕在付房租、保姆的佣金以及每週的食品賬單之前。找工作並非易事一一事實上甚至比戰爭剛結束時更難。幸運的是，如今我對那段艱難的日子的記憶已淡漠了。我只記得日子過得不舒心，因為阿爾奇整日愁眉苦臉，他不是那種能含辛茹苦的人。他自己也深知如此。我記得他在我們才結婚時曾警告我説：“記住，我不是個完人，假如景況不佳，我會手足無措的，我不喜歡性情乖戾的人，容不得人們鬱鬱寡歡，萎靡不振。”
我們明知冒險，可滿足於試試機會。我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承認現實：享受的日子過去了，該是懷着焦慮、沮喪的心情付錢的時候了。我覺得自己也無能為力，因為不能給阿爾奇一點幫助。我告誡自己要一起共度難關。我一開始就承受着他每天的脾氣暴躁或緘默和憂鬱。我要想高興高興，他就説我對嚴重的處境無動於衷；我要臉色不好，他就説我“拉長臉也沒用。你知道後果如何？”似乎我做什麼都不對。
最後，阿爾奇不容商量地説：“喂，我想你惟一能起點作用的就是趕快離開這兒。”
“趕快離開這兒？去哪兒？”
“不知道。去寵基家——她會歡迎你和羅莎琳德去。或者回家找你母親去。”
“可是，阿爾奇，我想和你呆在一起；我想分擔些因難——難道不行嗎？我們不能一起分擔困難嗎？我不能幹點什麼嗎？”現在也許我會説：“我去找個工作。”可是，在一九二三年連想説説找工作都不可能。一次大戰中有婦女輔助空軍隊，或者去軍工廠和醫院找份工作。但這些都是臨時性的；政府部門不招募女工作人員。商店職工過剩。但我仍堅持己見，不同意離開。我至少能洗衣做飯。我們辭掉了傭人。
我很少言語，不去打攪阿爾奇，這似乎是我對他有所幫助的惟一態度。
他來往於金融機構，去見每一個或許瞭解哪兒需要僱員的人。最後他終於找到了一份工作，儘管不太滿意。
我努力靜下心來寫點東西，因為我覺得這樣做多少能嫌點錢。我還沒想以寫作為生。在《隨筆》中發表的短篇小説鼓舞了我；那種錢來得實實在在。那些短篇小説被人買去了版權，付了鈔票，錢已花掉了。我坐下來着手寫另一部書。
周遊世界之前，我們去貝爾徹家吃飯。他曾鼓勵我寫部以他的家米爾莊園為背景的偵探小説，“《米爾莊園的秘密》，這個題目相當不錯。你覺得如何？”我表示同意，並説《米爾莊園的秘密》或《米爾莊園謀殺案》做題目都不錯，我會考慮他的建議的。周遊世界時，他時常談起這件事。
“告訴你，你如果寫《米爾莊園的秘密》，得把我寫進去。”他説。
“我想沒法把你寫進去。我對真人真事無能為力，書中人物只能靠想象產生。”我回答他。
“胡扯，我不在乎是不是像我，可我只想在偵探小説中充當一個角色。”
他不時地問道：
“你那本書動手了嗎？是不是有我？”
有一次，我們説惱了，我説：
“有你。你是個冤死鬼。”
“什麼？你説我是被謀殺的傢伙？”
“對。”我説，心裏直好笑。
“我可不想做冤死鬼，”貝爾徹説，“我不會是冤死鬼——我要當謀殺犯。”
“你怎麼要當謀殺犯？”
“因為謀殺犯在書中總是最有意思的人物。你得把我寫成謀殺犯。阿加莎——明白嗎？”“我明白你想做一個謀殺犯。”我一字一頓地説。最後，我一時妥協，答應把他寫成謀殺犯。
在南非時，我就構思了情節。我打定主意再次把書寫得更像部驚險小説，而不是偵探小説，書中包括大量有關南非景色的描繪。我們到南非時，那兒正面臨着革命的危機，我寫下了一些有用的細節。我把我的女主人公描繪成一個歡快、富於冒險精神的年輕姑娘，她是個孤兒，離家外出冒險。
我試着寫了——兩章後，發現如果圍繞貝爾徹展開故事要講得動人真是難上加難。寫到他總帶有主觀看法，把他寫成一個十足的笨蛋。突然我腦中冒出一個想法，這本書用第一人稱寫，分別由女主角安娜和反面人物貝爾徹輪流講述故事。
“我相信他不願當個反面人物。”我懷疑地問阿爾奇。
“給他加上個什麼頭銜，”阿爾奇建議道，“我想他會喜歡的。”
於是他被命名為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而一旦我讓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自述他的故事，人物就變得栩栩如生了。他當然並非貝爾徹，但他言談中夾雜着貝爾徹的口頭禪。講述着貝爾徹的某些經歷，他也善於吹鬍子瞪眼，書中活現了一個狂妄而有趣的人物。很快，我忘掉了貝爾徹，好像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自己在寫小説。這大概是我惟一一次把我熟悉的人寫進書中，我覺得並不成功。貝爾徹沒有活起來，可是被稱為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人卻被賦予了生命。我突然發現這部書的寫作充滿了樂趣。
寫這本書的主要障礙來自羅莎琳德的保姆布穀。布穀和當時其他保姆的做法一樣，理所當然地不幹家務、不管做飯和洗衣服。她只是孩子的保姆；清掃幼兒室、洗小傢伙的衣服，僅僅如此。當然我也沒抱多大希望，自己妥善地安排日常生活。阿爾奇晚上才回家，羅莎琳德和布穀的午飯簡單好做。這位我上、下午都有時間安排兩三個小時的寫作。布穀和羅莎琳德去了公園或外出買東西。然而遇上陰雨天，他們呆在家裏，儘管告訴她我在工作，布穀可不大聽話。她常站在我寫作室的房門口，不斷自言自語，顯然在對羅莎琳德説什麼。
我和布穀在對待羅莎琳德的童年問題上意見一直不統一。我們買的是二手貨。那是輛尚好的童車，坐上很舒服；只是難以稱其為漂亮。我聽説童車也式樣翻新，每一兩年，廠家就推出一種外型不同的新式樣，很像今天的小汽車。
我後來才知道布穀常去肯星頓公園，和其他一些帶着自己的小主人的保姆聚會，她們在那兒坐在一起，相互比較着各自的優裕之處以及各自小主人的俊俏和聰明。
孩子要穿得漂亮，穿當時流行的童裝，否則保姆就會難為情。這個沒問題。羅莎琳德的衣服很合要求。我在加拿大給她做的外套和上衣是童裝的最新式樣。可是一説到童車，可憐的布穀推的那輛就大為遜色，她總是不忘告訴我説推着一輛新童車，“哪個當保姆的都為有輛那樣的童車驕傲！”然而我並不為之動心。我們手頭拮据，不能為了滿足布穀虛榮心而花一大筆錢買輛新式樣的童車。
“我甚至覺得那車坐着有危險，”布穀做了最後的努力，“總是往下掉螺絲。”
“它經常地在人行道上上下下，你外出前又沒擰緊。不管怎麼説，我也不會買輛新童車的。”説完我走進屋把門“砰”地關上。
“親愛的，親愛的，媽媽好像生氣了，對嗎？那麼好吧，可憐的小寶貝，看起來我們不會有輛新車了，是不是？”布穀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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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布穀在門外咋咋呼呼的干擾，《米爾莊園的秘密》終於脱稿了。可憐的布穀！不久，她去看病，住進醫院，做了乳腺切除手術。
我拿定主意不再從保姆介紹所或類似的機構請保姆了。我需要的是包攬一切的人，這樣我登了徵求女管家啓事。
從賽特一進我們的家門起，我們的運氣似乎有所好轉。
我們在德文郡和賽特見的面。她是個身高體壯的姑娘，高聳的胸脯，豐滿的臀部，烏黑的頭髮和一張泛着紅暈的臉。她有一副女低音的嗓子，説話帶着特殊的淑女般優雅的口音，甚至使人覺得地像劇中的演員在唸台詞。她曾在兩三個家庭中當了幾年女管家，談起照看小孩子，她一副能勝任的樣子。她看上去心眼好，脾氣温柔，充滿熱情。她對工資要求不高，而且像待聘廣告中説的那樣隨便去哪兒乾點什麼。於是賽特隨我們回了倫敦，成了我生活的好幫手。
我寫完《米爾莊園的秘密》後，深深地舒了一口氣。這不是本好寫的書，放下筆我才覺得它前後不太連貫。然而終究結束了，連同老尤斯塔斯·佩德勒等等一起結束了。博得利出版社稍稍猶豫躊躇了一陣。他們指出這與《高爾夫球場的疑雲》不同，不像本純偵探小説。但他們仍寬容地接受了。
直到這時，我才注意到他們態度的細微變化。我把第一本書交付出版時，還不諳此道，頭腦不靈活，但我後來多少有些開竅。我並不像許多人認為的那麼笨。我瞭解了許多關於寫作和出版的奧秘。我瞭解了作家協會，並且閲讀他們的刊物。對和出版商訂交道，特別是和某些出版商籤合同，我知道需要極為謹慎。我聽説出版商想出種種辦法佔作者的便宜。我一經使得了這些事理，就制訂了自己的計劃。
出版《米爾莊園的秘密》前不久，博得利出版社提出了某些意見。他們建議廢止合同，另籤一項還是五本書的出版合同。這項合同的條件要優厚得多。我禮貌地向他們表示感謝，並説我得考慮考慮。隨後未説明理由便拒絕了。在我看來，他們對待青年作者不公平。他們總是利用他涉世未深和急於出書的急切心情。在這個問題上我沒有主動和他們爭吵——以前我做過這種蠢事。不瞭解點合理工作酬勞的內情，誰都會辦蠢事。再説，我已經學得聰明瞭，我還會拒絕接受出版《斯泰爾斯的神秘案件》的機會嗎？我想不會。我將仍按他們原來提出的條件出版書籍，但不會同意再籤一份多部書的長期合同。假如你相信了某人而被欺騙，你就不會再信任他。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履行合同，但以後我肯定會另找一家出版商。同時我想我要有自己的著作權代理人。
大概就是在這一次，所得税税務所來了封函件。他們想了解我創作收入的詳細情況。我吃了一驚。我從沒將創作所得當做固定收人。我所有的固定收入不過是來自為戰爭貸款的兩千英鎊而得到的每年一百英鎊的利息。他們説這些都瞭解，可是仍要了解出版書籍的所得。糟糕的是我無法提供詳情——我手頭沒有寄給我的版税單據（我記不起他們是否曾寄給我）。我只是偶爾收到一張支票。可我一般當時就兑現花掉。然而我仍儘量地解釋清楚。當地税務所看來覺得這挺有趣，不過建議我今後要妥善保管單據。直到這時，我才決定一定要有自己的著作權代理人。
對這些著作權代理人的事我知之甚少，因此，我想最好再去找伊登·菲爾波茨原來推薦的人——休斯·梅西。我去了老地方。主人不是休斯·梅西——顯然，他去世了——接待我的是略有些口吃、名叫埃德蒙·科克的年輕人。他毫不像休斯·梅西那樣好危言聳聽——事實上，和他交談很輕鬆。對我的無知他很得體地表示震驚，並願意今後給我以指導。他給我講了他的委託權限和連載權、在美國出版書籍、劇本改編權等以及其他諸多難以置信的事（至少在我看來如此）。他的話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我無保留地委託他處理一切，離開了他的辦公室，我才鬆了一口氣，如釋重負。
從那以後，我們開始了持續了四十多年的友誼。
隨後，發生了一件令人難以相信的事。《新聞晚報》為連載《米爾莊園的秘密》付給了我五百英鎊。連載改動較大。我另定書名為《褐衣男子》，因為前一書名與《高爾夫球場的謀殺案》太相似了，《新聞晚報》建議再改一下。他們要改為《女冒險家安娜》——聞所未聞的俗氣書名；儘管如此，我沒表示異議，因為他們畢竟要付給我五百英鎊，而且，我可能對書名有些看法，但是讀者是不會理睬報紙上連載小説的題目的。簡直運氣從天而降，我都不敢相信，阿爾奇也是一樣，寵基也是如此。媽媽當然相信：她的哪個女兒都能輕而易舉地在《新聞晚報》連載小説，感到五百英鎊——這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
生活的固定模式似乎永遠是禍不單行，福亦雙雙。《新聞晚報》剛剛給我帶來了好運氣，阿爾奇又時來運轉。他接到一封名叫克利夫·貝利葉的澳大利亞朋友的來信，貝利葉早就建議阿爾奇去他的公司。阿爾奇去見他，這個朋友結了阿爾奇一份他多年來孜孜以求的工作。阿爾奇辭退了手頭的工作，去了克利夫·貝利葉的公司。他立刻感到那裏極為稱心。終於能興趣盎然地磊落地幹事業了，再也不用爾虞我詐，而且可以堂堂正正地進入金融界了。我倆像進了天堂一樣。
我立刻着手落實我盼望已久而阿爾奇對此無所謂的設想。我們要在鄉下找所住處，阿爾奇可以每天進城上班，羅莎琳德可以去花園的草坪上玩耍，而不用推着她去公園或把她限制在公寓之間的綠地上。我渴望着到鄉下住，我們決定一旦找到一所便宜的房子就搬家。
我覺得阿爾奇之所以同意我的計劃主要是由於他迷上了高爾夫球。他前不久被選入森尼代爾高爾夫球俱樂部。週末一起乘火車出遊或遠足旅行已變得乏味。他一心想着高爾夫球。他在森尼代爾與各式各樣的朋友打高爾夫球，對場面小的高爾夫球不屑一顧。他對與像我這樣蹩腳的運動員打球更是毫無興趣。於是，雖然並沒意識到，我漸漸地成了那種人人皆知的人物——一個被高爾夫球奪去丈夫的寡婦。
“我對住在鄉下毫不在乎，”阿爾奇説，“我想我對此倒極為樂意，當然對羅莎琳德也有好處，賽特也喜歡鄉下，我知道你也一樣。那麼，我們只有惟一可有的選擇了，這就是森尼代爾。”
“森尼代爾？”我稍有些沮喪説，因為森尼代爾不完全是我説的鄉下。“可是那兒的花費太大．是富人居住區。”
“噢，我希望能想想辦法。”阿爾奇樂觀地説。
一兩天後，他問我打算怎樣花《新聞晚報》的錢。“那是一大筆錢，”我説，“我考慮……”我承認説話時有些勉強，缺乏信心，“我考慮應該把它存起來以備急需之用。”
“噢，我想現在不用那麼操心。和貝利葉一起幹，我會一帆風順的，你呢，也能繼續從事你的寫作。”
“是這樣，”我説，“可能我會花掉這筆錢——或花一部分。”一件新的夜禮服。一雙金黃或銀白色的鞋替換那雙黑色的，然後是給羅莎琳德買輛精巧的自行車之類的奢侈品阿爾奇的聲音打斷了我的遐想。“為什麼不買輛轎車？”他問。
“買輛轎車？”我詫異地望着他。我從沒有過買輛轎車的奢望。我所認識的朋友都沒有汽車。我的觀念中，汽車仍是為富人準備的。它們以每小時二十、三十、四十、五十英里的速度飛馳而過，車內坐着戴綢面罩禮帽的人，奔向不可向邇之地。“轎車？”我重複着，表情呆若木雞。
“為什麼不呢？”
真是的？這事準能辦成。我，阿加莎，會有一輛轎車，一輛自己的轎車。坦白地説，一生中最使我激動不已的有兩件事、一是我自己的轎車，那輛灰色的大鼻子莫里斯·柯雷牌汽車。
第二件是大約四十年後在白金漢宮和女王共進午餐。
這兩次經歷都有些像童話一般。這些都是我覺得絕不會降臨到我頭上的事，擁有自家的轎車，與英國女王共進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