閉眼深吸一口氣，聞到風的味道，像果實味道的風。光滑的果皮、豐潤的果肉、顆粒的種子。果肉在空中裂碎，種子有如打出的散彈，柔軟地掐入裸露的手腕皮膚，留下鮮鋭的痛楚。
對風有這樣的感覺，是很久沒有的事了。長期住東京，我已完全忘記五月的風，那種活生生的奇妙感覺。即使痛楚的感觸，也會被人淡忘吧。陷入肌膚內的某種痛徹骨髓的寒冷，也漸漸被忘記了。
我就是如此-對於吹透在這條斜坡上，豐腴初夏的風-想向表弟説明什麼，但還是放棄了。他才十四歲，從來沒離開這塊土地。對末曾經驗失去的人，説明失落的感覺，是不可能的。我伸伸懶腰，左右擺擺頭。昨夜喝威士忌一直到半夜，腦裏的芯彷佛浸透了某種輕微痠痛的物質。
“嗨，現在幾點？”表弟問我。我和表弟的身高差二十公分左右，他總是抬頭看着我説話。
我望着手錶，“十點二十分。”我回答。
表弟將我的左腕抓到自己面前，看着表面文字。數字從反面看，稍需一點時間。然後，他放下手腕。我再看一次着手錶，還是十點二十分。
“手錶，準確嗎？”表弟問。
“準確。”我説。
他再一次拉過我的手腕看着表面。他的指頭滑滑的，比外表看起來有力。
“這個手錶很貴嗎？”他問。
“不貴，很便宜。”我説。
他沒有響應。我望着表弟，他嘴唇稍稍張開，呆望着我。從唇間可看到白色的牙齒，彷佛退化的骨頭。
“很便宜啦。”我對着表弟的左耳大聲重複道，“有時，便宜的反而準確。”表弟“嗯”地點頭，開着嘴。我從口袋取出香煙，用打火機點火。表弟右耳失聰。小學時，右耳被球擊中，從此聽不見了。不是那種完全聽不見的耳聾，而是隱約聽得見的狀況。有時可以聽清楚，有時聽不清楚，有時兩邊耳朵都完全聽不見。根據他的母親，也就是我父親的妹妹的説法，這是屬於一種神經症。因為耳朵兩側神經平均分配，右耳的沉默，經常壓潰左耳收到的聲音，最後，沉默控制了全部的聽覺。
我想他的失聰，與其説是外傷，不如説是心理因素。當然真相如何我不知道，在這八年間，他四處求診的醫師們也不知道。
“手錶並不是越貴越準確，”表弟説，“我有一個很貴的手錶，很不準確。後來不見了。”
“嗯。”我説。
“表煉有點松，不知不覺就掉了。”
他將左手舉到空中。
“買不到一年就去了，就不再買給我了。從此我都沒有手錶。”
“沒有手錶不方便嗎？”我銜着煙問。
“什麼？”表弟説。
“會不方便嗎？”我把香煙拿在手上，重新問一遍。
“也不會，”表弟説，“不會造成很大的不便。又不是住在山裏，問人就可以知道時間了。而且是我自己把手錶弄丟的，不是嗎？”
“是吧。”我笑着説。
“現在幾分？”表弟問。
“二十六分。”我説。
“公車幾分會來？”
“三十一分。”我答。
他沉默一會，我把剩餘的香煙吸完。
“戴着不準確的表走路也是很累的。有時沒戴錶反而好，”表弟説，“但我並不是故意丟掉的。”
“嗯。”我説。
表弟又沉默了。
我知道，我應該更親切多和他説話，談談各種話題才好。但到底要説什麼，我也不知道。我已經三年沒看到他了。三年之間，他從十一歲變成十四歲，我從二十二歲變成二十五歲。這三年間，我自己本身所發生的事情，經過一件件檢點，我發現可以和這個少年説的好象一件也沒有。但是每次我説話停頓不前，少年就會以悲哀的眼神望着我，用心將健全的左耳傾向我。看到表弟這樣的表情，總是使我坐立不安。
“現在幾分？”表弟問。
“二十九分。”我説。
公車終於在十點三十二分到來。
跟我念高中時的通學公車比起來，這條路線的公車變得更新型了。駕駛座過大的窗玻璃有如除去機翼的轟炸機。為了確定起見，我細心閲讀公車站牌號碼和行程路線表。不錯，沒問題。公車呼地停下來，打開了後面的自動車門。我和表弟以為是前門會打開，只好趕緊跑向後門，總算踏上梯階。已經過了七年，真的是改變很多。
公車裏比想象還擁擠。雖然沒有乘客站着，卻沒有讓我倆可以坐一起的位子。所以我們乾脆站着，因為路程並不遠。頭一次看到這條路線的公車在這時間有這麼多乘客。公車是循環路線，從地鐵車站開始環繞山手線道路，然後又回到同一個地鐵車站。沿線沒有什麼特別奇特的景物。除了早晚搭乘的人潮，一直是最多隻有兩、三位乘客。
但畢竟那只是我讀高中時的情況，現在應該有些改變，才造成早上十一點也客滿，和我無關就是了。
我和表弟站在公車最後方，各自抓着車上的拉環和支柱。公車好象剛啓用，裝潢很新。金屬部分沒有塵埃，座位的絨毛也很乾淨，新機械特有的氣味飄在空氣中。我觀察一遍，開始瞧着貼在車內的廣告。不是喜宴場所、中古車廣告，就是傢俱店等，地方性的店鋪廣告。還有婚姻介紹所、租借禮服店等廣告。
表弟又抓我的手腕看時間。為什麼他這麼關注時間，我不太理解。其實並不急，也沒有必須馬上辦理的事。醫院預約時間是十一時十五分，大約還有三十分鐘，時間充裕。
我把手錶的表面朝向表弟，讓他看個夠。然後收回手腕，閲讀貼在駕駛座旁的車資表，準備零錢。
“一百四十圓。”表弟算了一下，“到醫院那一站，對嗎？”
“對。”我説。
“有零錢嗎？”他擔心地問。
我把手上的零錢放在表弟手上。表弟仔細選了百圓、五十圓和十圓硬幣，確定剛好兩百八十圓。
“一共有兩百八十圓。”他説。
“拿好。”我説。他點點頭，左手緊握零錢。我看着車窗的風景，一幕幕眼熟的景色。雖然多出了幾間新公寓、住屋和餐廳，大致上，街道的變化並沒有超乎想象。表弟雖然和我一樣看着車外風景，他的視線像探照燈一般移來移去，並沒有固定的焦點。
公車連續經過三個站牌。我忽然注意到車內飄浮某種奇妙的氣息。最先引起我的注意是説話的聲音。有點奇妙的是，一種單一的調子。這麼多乘客應該不至於同時間一起説話；沒有人特別大聲説話，而是眾人的聲音彷佛從同一個來源，像被風吹成的雪堆一樣凝固。那種音調對聽覺產生了一種不自然的刺激。
我抓着拉環，旋轉一下身體，假裝不經意地瀏覽一番車內的乘客。我們的位置幾乎只看得到乘客的背後，一眼望去，並沒異樣的感覺。相當平凡的客滿公車。車子很新，並沒有很特別的乘客。會不會是我的錯覺？
我的四周坐着七、八個老人，正以細小聲音各自説着話。有兩個是女人。雖然聽不清楚他們講什麼，但是從他們十分親密的説話語氣看來，可想而知，他們在講一種只有他們才懂的微妙話題。他們年齡約從六十歲到七十歲，每人都帶着塑料制或帆布揹包，各自放在膝上或掛在肩上。看起來要去登山。每人胸前還以安全別針配着一小塊藍色絲帶。都穿著休閒服和運動鞋。從運動鞋磨損程度看來，是經過長期使用。一般老人這樣的裝扮，總會令人有一種不調和的感覺，他們看起來卻搭配得很妥當。
奇怪的是，我記憶所及，這條公車似乎沒有開往任何登山路線。公車爬上斜坡，穿過長長的住宅街，經過我讀的高中，經過醫院，繞一圈往下駛。並沒有特別開往登山口。公車到達地勢最高處，是一片新興社區，也就是道路的盡頭。他們可能要去哪裏呢，我想不出來。
最可能的解釋就是，老人們搭錯了公車。雖然不清楚他們在哪一站上車，但這一帶往山上纜車站的公車有好幾條線，搭錯路線的可能性不是沒有。
還有一種可能是，説不定公車路線在我不知道的時候變更了。説不定這種可能性更高。因為我已經七年沒有搭過這條路線的公車，老人們應該不會不小心搭錯車才對。這樣一想，我忽然不安起來，突然覺得車窗的風景和往昔不太一樣。
這時，表弟仍盯着我。
“在這邊等。”我低頭對着他的左耳，“我馬上回來。”
“怎麼回事？”他露出不安的表情。
“不要緊，我去前面看一下停靠站，就來。”
我穿越車內信道，走到駕駛座後方，察看印得密密麻麻的路線圖。
我先確認“28”號公車路線，找到我們搭乘的地下鐵車站的站名，然後沿着路線一站站回溯，都是些熟悉的站名，路線完全和以前一樣。我通學的高中名稱、醫院、大型國民住宅，公車就在那裏迴轉駛下斜坡，以同樣的路線返回。沒錯，是他們弄錯。我鬆一口氣，搖搖頭，回到表弟站着的地方。
這時我終於明白支配整個公車奇妙氣氛的原因。除了我和表弟之外，公車乘客都是老人。他們揹着登山揹包，胸前都彆着藍色絲帶。幾個人正興奮而焦躁地喃喃説話。我握着支柱茫然望着他們。約四十個老人，氣色不錯，背脊挺直，臉色紅潤，有點非現實的奇妙感覺。也許那是因為，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被一羣老人包圍的經驗，所產生的錯覺。大概是吧。
我從車上信道返回車後。椅子上的老人只顧講着彼此的話題，沒人留意我的存在。我和表弟是車內唯一的異類，但好象誰都沒有察覺，或許根本沒人注意。
隔着信道，坐着兩個身材小巧穿著洋裝的老太婆，伸直兩腳擋着信道。兩人都穿很小號碼的白色網球鞋。她們兩隻腳像波浪般上下緩緩搖晃。為什麼兩人要這樣晃，我不清楚。也許沒什麼特別的意味，只是這樣好玩罷了。説不定是登山前的暖身運動。我避開擋着信道的兩雙網球鞋，返回車後位置。
看到我表弟才鬆了一口氣。他右手拉着拉環，左手緊握零錢一直在等我。老人們彷佛只是圍繞他身旁的一團模糊影子。不過在他們的眼裏，像一團模糊影子的，也許是我們吧。我忽然想，對他們而言真正活着的是他們，我們兩個才是幻覺。
“這班公車沒錯？”表弟不安地問。
“當然沒錯，”我保持自若，“我高中每天都搭這班車，不會錯。”
聽了以後表弟才安心。
我沒説什麼，只是讓拉環支撐着體重，一邊望着老人們。他們皮膚都曬得很黑，包括了後頸部。而且無例外的身材都很瘦。團體裏沒有摻一個肥胖的老人。男的大多穿法蘭絨登山裝，女的穿素雅的洋裝。
他們屬於什麼團體，我猜不出來。也許是登山團體，也許是參加野餐健行活動。但是這裏面的每一個老人，氣質和打扮都實在太相似。有如從某種抽屜裏被拿出來擺在一起的樣品。他們的容貌、體態、講話方式、服裝喜好，都很相似。並不是説沒有個人特徵。老人們還是有個別的強烈存在感。他們都很健康、血氣充沛、皮膚曬黑。每個人都很清潔，動作也俐落。只是存在他們之間，卻仍有某種共同的調子。大概是社會地位、想法、行動方式、教養等等所混合起來。彷佛有一種微小的耳鳴正支配着車內，不是那種讓人不愉快的，而只是某種奇妙的耳鳴。
他們搭這輛公車去哪裏？我很想問坐對面的老人，問他們要去哪裏。又覺得這種想法似乎多餘，又打消念頭。老人們屬於某正當的團體，應該沒搭錯公車。而且就算搭錯，循環路線繞一圈後還會回到原來地點，似乎無需我管閒事。
“這次治療會不會痛？”表弟似乎有點憂慮。
“不知道。”我説。
“你有沒有看過耳科的醫生？”表弟問。
我想想，不記得自己曾看過耳科醫生。我看過很多醫生，唯獨沒看過耳科，無法想象醫生如何治療耳疾。
“以前看會痛嗎？”我問。
“也不是，”表弟説，“偶爾會痛。醫生塞東西在耳朵裏，還有洗滌耳朵時，會痛。”
“這次大概差不多吧。你媽媽説這次治療方式應該不會改變很多。”
表弟嘆口氣，抬頭望我，“治療方式和以前一樣的話就治不好了，是吧？”
“不一定，”我説，“這種事很難説。”
“就像拔軟木塞一樣？”表弟問。我看錶弟一眼，他不像在嘲諷我。
“對象不同，感受也不同。稍微不一樣的手法，也可能產生不同的意義。所以不要輕易放棄。”我説。
“我不是説想放棄。”表弟説。
“只是煩？”
“嗯，”表弟説，“而且有點怕。真的，我不喜歡痛。其實和真的痛比起來，想象的痛更辛苦。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當然，”我説，“一般人都是這樣。”
他右手抓着拉環，左手小拇指放在嘴裏經咬，“我就是這個意思。我看到別人痛，就想象着別人到底有多痛。可是這樣的想象，和那人真正經驗的痛覺，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我不會講。”
我對錶弟點頭。“疼痛是最個人了。”
“到目前為止，你最痛的經驗是什麼？”表弟問。
“我？”我稍微有點吃驚。我沒有想過會被人這樣問。痛？
“身體的疼痛嗎？”我問。
“是吧，”表弟説，“實在沒辦法忍耐的那種。”
我兩手抓着拉環，茫然望着車外風景，思索着。
痛？
我發現在我裏面，根本沒有任何痛的記憶殘留。當然我有幾次騎腳踏車跌斷牙齒，也有手掌幾乎被狗咬穿的經驗。但卻都沒有留下真實疼痛的印象。我攤開左手找尋狗咬的痕跡，傷痕好象消失了。隨着時間經過，忘得真乾脆。
“想不起來。”我説。
“可是經驗應該很多吧？”
“是，”我説，“活得越久，痛的次數越多。”
表弟聳肩思索。“我不想長大，”他説，“我不想經歷各種不同的痛。”他左耳傾得高高的，凝視着車上的拉環，活像一個盲人。
那年春天，發生了各種厭煩的事。我辭去工作兩年的公司，離開公司後，回到家鄉。本來想辦完事馬上回東京找新工作。但在家裏過着悠閒除草、修築籬芭的日子以後，突然興味索然，不想回東京了。故鄉街道已沒什麼魅力。我在港口眺望輪船、呼吸海風，逛昔時路過的店鋪，其它再也沒有可做的事。以前的朋友都不在了，街道失去了往日的感覺。眼前呈現的街道宛如一張厚紙板剪成的美工作品。也許是我的年紀增加，但也不完全如此。正因不完全如此，所以我不回東京了。我花了一整天除清庭院雜草、躺在屋檐走廊看書、修理烤麪包機，每日這樣過着。
正在無事過日，姑媽正好來我家，提到要把表弟轉到新的醫院，問我有沒有空，在剛開始時帶他去幾次。醫院就在我以前讀的高中附近，路途還算熟悉。而且我也有空，就答應了。姑媽想到我可能會請表弟吃飯，給我不少零用錢。大概是顧慮我在失業中吧。多給不妨，我就接受了。
把表弟轉到新醫院，主要是因為，目前為止看病的醫院幾乎沒有治療效果。他失聰的幅度比以前更大。姑媽埋怨醫生，醫生歸咎他們自己的家庭環境問題，所以吵架了。
誰都不期待轉到新醫院後，他的聽力能突飛猛進。周遭的人們對他的耳朵-雖然嘴裏沒有明説-幾乎完全放棄了。實際情況也是如此。
我和表弟並不是從以前就感情好。雖然我們兩家住不遠，大概年紀差距很多，我們並沒有特別往來。可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別人開始把我和表弟看成一對。他會自然把耳朵對着我，我也很疼愛他。為什麼有這種印象，我一直沒有想到適當的理由。我和表弟之間，其實應該沒什麼共同點。
現在看着他傾斜頭部，將左耳朝着我的神情，卻讓我受到某種感動。就像曾經聽過的雨聲，他的障礙造成某種誇張的舉動，和我的身體緊緊結合。親戚們把我和他看成一對的原因，我似乎明白了。
“你什麼時候回東京？”表弟問。
我一副肩膀痠痛般地聳聳肩，搖頭説，“嗯，什麼時候好呢？”
“好象不急？”
“不急。”我説。
“辭職了？”
“辭職了。”
“為什麼呢？”
“有點煩。”我説着笑了。
表弟雖不解，也跟着笑了。換另一手抓着拉環。
“你會擔心沒有錢嗎，沒有工作？”
“久了就會吧，現在還好。我有儲金，辭職的時候也領了一些錢。暫時還好。擔心沒錢，就再找工作好了，眼前先悠閒過日子。”
“不錯嘛。”表弟説。
“是不錯。”我説。
公車內維持持續不斷的説話聲。公車過站不停。駕駛每經過一站都喊出站名，但誰都沒有按下停車鈴。沒人對站名感興趣，也沒有新乘客上車。公車在無信號燈的坡道上緩緩行駛。道路很寬，路面平滑，雖然車子繞來繞去，卻幾乎沒有搖晃震動感。每當公車轉變方向時，初夏的涼風就從車窗吹進來。老人們只顧聊着他們之間的話題，無視於車外風景。涼風撩撥着老人們的頭髮、帽檐、圍巾，他們也不在意。他們是完全安安心心坐着公車。
公車通過第七或第八站牌，表弟開始露出不安的神情。
“還沒到嗎？”
“嗯，還沒到。”我説，窗外的風景都很眼熟，我沒有感覺不安。新穎的大型公車宛如狡猾的動物，緊貼着柏油道路悶聲不響，沿着坡道行駛。
表弟望着我的手錶。表弟看過以後，我也看一眼手錶。十點四十分。沉穩的街道，幾乎看不到車子或人影。剛過上班的擁擠人潮，又是主婦們上街購物前的緩衝期。社區顯得十分安靜，公車幾乎不停地穿過街道。
“要到我爸爸的公司上班嗎？”表弟問。
“不，”我説，整理一下頭髮，“沒有打算。為什麼問？”
“只是想想罷了。”表弟説。
“你聽誰説了？”
表弟搖頭，“上班的話也不錯。你就會一直留在這裏，而且我們家確實缺人手，大家都會很高興。”
駕駛員又報出站名，還是無人響應。公車沒有減速繼續往前經過站牌。我抓着拉環，眺望着很久不見的街道。胃底有一種沉積了許多空氣的感覺。
“我不太適合，”我説。正望着窗外的表弟趕緊把他的左耳對着我。
“工作不合適，”我又説。説了以後，才感覺説不定會傷了表弟的心。但也沒辦法，沒有説謊的理由。只是我的話如果做了不適當的引述，跑到姑丈的耳裏恐怕會引起不必要的誤解。
“你覺得上班無聊嗎？”表弟問。
“不能説無聊，只是我有其它想做的事。”
“嗯，”他説，大概明白了點。他沒進一步問我，到底其它想做的事是什麼。我和表弟開着嘴，靜靜眺望車外風景。
上升斜坡道，房子逐漸稀疏。蒼鬱的巨木和濃密的樹蔭覆蓋着地面。矮牆大院和上了漆的外國人住宅。風很沁涼，轉彎後，海在車的後方，我和表弟的眼睛追逐着風景。
我們到達醫院，老人們還在絮絮瑣瑣説着話。有人提高了笑聲，似乎其中一個老人説了好笑的事情，他的周圍不時縈繞着笑聲。我按了拉環旁的下車鈕，示意表弟走向出口。雖然曾有幾個老人不經意地將目光瞥向我們，大致上都對停車或誰要下車，完全不感興趣。我們走下路面，聽到車子的油壓機械自動關門的聲音。滿載着老人的公車仍沿着坡道行駛，在道路的大轉彎處消失了蹤影。我仍然不清楚，老人們究竟要去哪裏。
我望着公車的行駛方向，表弟在我身旁以同樣的姿勢站着。他的左耳總是對着我，隨時準備接收我可能要説的話。不習慣的話，這可以説是有點奇怪的姿勢，好象我一直在被人要求着什麼。
“走吧。”説着，我拍拍表弟的肩膀。
約診時間到，我看着表弟走入診療室，搭電梯到一樓餐廳。我看玻璃櫃擺的餐點樣品，不怎麼好吃的樣子，但是肚子真的餓了，我只好點了看來比較不會難吃的烤餅咖啡組合。接過來嘗一口後，咖啡的味道還可以，烤餅則實難吃。冷冷糊糊的，糖漿又太甜。我勉強將半個餅塞進喉嚨後，剩下的實在吃不下去，只好把盤子推開。
因為是平日上午，餐廳除了我，只有另外一家人。入院的父親看來四十多歲，母親帶着兩個小女孩來探病。小女孩是雙胞胎，穿著同款洋裝，兩人都弓着身體正在喝橘子汁。父親大概受傷或生病，不像很嚴重。雙親和兩個孩子的臉上都浮着無聊乏味的表情。
窗口前面有一片大草坪。草剪得很整齊，還有砂石鋪成的散步道。各處都有灑水器，不停旋轉着，為草地灑水。兩隻尾巴很長、叫聲很大的馬兒飛越草地上空，從視野消失。寬闊的草坪前是網球場和籃球場。網球場確實張着網，卻沒人打球。沿着網球場與籃球場，聳立宛如一面牆壁般的高大櫸樹。從枝葉之間可窺視海面。枝葉很繁密，雖然不能清楚看見水平線，卻可隱約看到小小的波浪，在初夏太陽照射下，閃着眩目的光芒。
窗子正下方是鐵絲網圍起來的家畜小屋。有五間小屋，可能以前飼養各種不同的動物，現在只剩下山羊和兔子。山羊一頭，兔子兩隻。兩隻褐色的兔子在忙着吃草。山羊彷佛脖子很癢，不停往鐵絲網的支柱摩擦。
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寬闊草坪、海面、網球場、兔子、山羊、雙胞胎女孩喝着橘子汁……這樣的景色。這當然是錯覺，因為我是第一次來到這家醫院。草坪、海面、網球場、兔子、山羊、雙胞胎女孩等等，不可能在別的地方看過完全一樣的。
我喝着咖啡，兩腳靠在面前的椅子上。閉上眼，喘一口氣。閉上眼後，彷佛看到厚重的闇黑裏，出現了一塊疙瘩樣的物質-某種白色鑽石般的氣體，有如顯微鏡下的微生物，會膨脹、又會收縮。奇妙的東西。
再張開眼，一家四人早已不見蹤影，餐廳只剩下我一個人。我點煙。我無聊時都是如此，眺望香煙的煙霧度過茫茫的時間。我吸一支煙，喝口玻璃杯裏的水，再閉上眼，似曾相識的感覺還殘留在腦海。
説也奇怪。我上次到醫院是八年前。和這裏完全不同外觀的醫院。那家醫院也有餐廳，但從餐廳窗口只能看見一排夾竹桃。那家醫院很老舊，充滿雨後陰濕的味道。不致和這家醫院混淆才對。
那年夏天，我十七歲。那年還發生了什麼事？我努力回想，還是想不起來。為什麼一件都想不起來？我的腦海浮起那年，班上幾張熟悉的臉孔。但也僅只如此，和發生什麼事或情境，都沒有直接關連。
並不是真的失去記憶。不如説，頭裏面的記憶塞得太緊，不知該如何喚出來。某種控制裝置激活，就把好不容易才從頭裏小洞爬出來的記憶，有如剪斷蜥蜴般地剪成數段，變成一堆紛散的記憶斷片。
那年夏天，我十七歲。我和友人沿着海岸騎車到那家老舊醫院。他的女友胸腔手術入院，我們去探病。
不是嚴重的手術，她的胸部天生有一條肋骨向內彎，因此進行矯正肋骨的手術。不是很緊急，只是與其等到年紀大才做手術，不如趁年輕先做。所以才利用暑假期間手術。雖然手術本身很快就完成，由於肋骨位置太接近心臟，醫師囑咐需術後觀察。入院做精密檢查也好。約需入院兩週。
我們共騎一輛山葉一二五CC機車去醫院。去時他開，回程我開。我沒有很想跟着友人去探望女友，是他拜託我無論如何一道去的。“去了不知該説什麼好。”他説。我和他都沒有上過大醫院，是什麼樣子沒法想象。
半路上，他在糕餅店前停下，買一盒巧克力。我一手抓着他前面腰帶，一手提着巧克力盒。那天很熱，我們的T恤濕透又被風吹乾。如此反覆好幾次，有如家畜小屋的氣味。友人駕着機車，一路不停大聲唱歌。坐在他後面聞着他腋下的汗味，我的頭快炸了。
我們到達醫院大門前，將機車停放岸邊，先找樹蔭躺下喘口氣。海灘很髒，夏季快終了，游泳人數不多。我們有十五分鐘之久邊吸煙邊説話。我想到就是那個時候巧克力融化了。當時我們完全沒有注意到巧克力。
“不會有些奇怪？”他説，“也就是現在，像這樣的光景，我們兩人在這裏。”
“不奇怪。”我説。
“我也知道並不奇怪，”他説，“但還是怪怪的。”
“例如什麼？”
友人搖搖頭。“我也不清楚，場所或時間，一定是哪裏不對。”
八年前的事，友人現在已經死了。已不在了。
我拉開椅子站起來，走向收款機的女孩，買了咖啡點券，交給女侍後回到桌子，再度眺望着海面。第二杯咖啡送來了，咖啡杯旁附着砂糖包、一小球奶精。我撕開糖包，將砂糖倒入煙灰缸，在上面淋上奶精，攪拌煙灰，像在拌泥土。為什麼這麼做，我自己也不清楚。不如説，時間不知不覺過去，我不知不覺做了這件事。看到煙灰缸裏的砂糖、奶精、煙葉混成一團爛泥之後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我常常這樣，不擅壓抑感情。
我勉強平衡身體，雙手拿着咖啡杯，嘴唇接觸杯緣緩緩飲下咖啡。熱熱的咖啡從嘴唇到達喉嚨，從喉嚨到達食道。我確認自己身體內完全被矇蔽的那部分。我攤開靠在桌上的雙手，合上。仔細望着手錶秒針從01轉到60的變化。
我不知道。
一項項拾起檢視，都不是了不起的記憶。也不十分特別。友人到醫院探望女友，我跟着去，如此而已。沒有更多了。沒什麼特別需要想的。
她穿著藍色的睡衣。寬鬆的新睡衣。胸口上印着JC。我猜想JC的意義。是JUNIORCOLLEGE或是JESUSCHRIST的縮寫？後來才知JC是某個品牌。
我們三人坐在餐廳。吸煙、喝可樂、吃冰淇淋。她喊餓，又追加熱可可和甜甜圈，她似乎總是吃不夠。
“出院要變成豬了。”友人説。
“手術恢復期，需要營養呀。”她説。
兩人説話時，我眺望着種在窗外的一排夾竹桃。一大叢夾竹桃，彷佛一座小的森林。海濤聲些微可聞，扶欄被海風侵蝕剝落，天花板的老式風扇緩緩划着，打散室內的熱空氣。餐廳可以清楚聞到醫院氣味。吃的、喝的，什麼東西都帶醫院氣味。我第一次到這種老舊醫院，被這氣味包圍着，有一種茫然悲哀的感覺。
她的睡衣胸口附着兩口袋。其中一個口袋不知為什麼，彆着一支原子筆。是地下鐵車站商店買的，很便宜的原子筆。她打開的V字型衣領，露出她沒曬到太陽的白皙胸口。我一想到那胸口的深處，有一條曾被移動過的肋骨，感到很奇妙。
再來呢，我做了什麼？我想着，喝可樂、眺望夾竹桃、想象女孩的胸骨，然後呢，然後發生什麼事？
我改變坐在椅上的姿勢，兩肘支撐着臉頰，努力挖掘腦海裏的記憶底層，彷佛用尖細的刀尖剔開軟木塞。
無論我怎麼想，記憶總在半途戛然停止。我的記憶裏只有“她雪白的胸骨”。其它再也沒有了。或許是她的胸骨帶給我太強烈的印象，使記憶凝結在一點。
那時我一直無法想象，為了矯正肋骨位置而切開身體，割開數層肌肉，露出骨頭，手伸進去，調整骨頭位置，縫合肌肉，然後，已縫合的肌肉又恢復成一個女孩……等等。
她睡衣底下沒有戴胸罩。她彎下身體時，我看到從V字型領口露出的平坦乳溝。我閉上眼。那時我到底該如何，我也不知道。
平坦白皙的乳溝。
是了，那時我們聊着跟性有關的事。友人説的，他以加油添醋的方式説着我的糗事。我曾騎機車載女孩去海邊，脱了人家衣服後卻什麼也沒做，等等失敗經驗。其實並沒那麼有趣，但他説得實在生動，我們都笑了。
“不要惹我笑，我一笑胸部就會痛。”她笑着説。
“哪一個部位會痛？”友人問。
她舉起手指，比着她心臟稍上方，左邊的Rx房內側。友人對着那部位不知又説了什麼，惹得她又大聲失笑。我也笑着點燃香煙，一邊眺望着外面的風景。
我看錶，十一時四十五分。表弟還沒出來。已接近午餐時間，餐廳開始人多起來。還有幾個穿睡衣、頭部綁繃帶的人。餐廳混合着咖啡和牛排漢堡餐的味道。一個小女孩正在糾纏母親，不知吵着要什麼。
我的記憶陷入完全的睡眠狀態。四周的沙沙聲，有如白色煙霧，在我眼前漂流。
我的腦海常被單純的事搞得很混亂。例如人為何會生病，骨頭移位脱臼，耳朵裏面的彎曲，某種記憶會不規則跑進腦內，人會生病，病會冒出身體，細小到眼睛看不見的小石子會跑進神經的細縫，肌肉會溶化，骨骼會鬆軟……等等。女孩睡衣口袋裏，放着一支便宜的原子筆。
原子筆。
我再閉上眼，深呼吸。兩手指頭一起抓着咖啡匙。四周沙沙聲稍稍減弱。女孩手裏拿着原子筆，正在紙巾的背面描繪着什麼。她彎低身體描繪着，我看到白哲平坦的乳溝。
她描繪着。原子筆的筆尖刮破柔軟的餐巾紙，女孩仍忘我地不停畫。半途不知該如何繼續時，她就停下來，輕咬原子筆的藍色筆套。不是很用力，沒有留下齒痕的程度。
她在畫着山丘。形狀複雜的山丘，像古代史教科書插畫出現的那種山丘。山丘上一棟小小的房子，房子裏睡着一個女人。房子四周種植茂盛的盲柳。盲柳讓女人睡着。
“盲柳是什麼？”友人問。
“某一種柳樹。”她説，“沾到盲柳花粉的小蠅飛進耳朵裏，讓女人睡着。”
她拿出一張新的餐巾紙，在上面畫一株大的盲柳。盲柳和杜鵑一般大。雖然也開花，但是花被茂密的葉片緊緊包裹。葉片綠色，形狀像一團l蜥蜴的尾巴。過於細小的葉片使盲柳不像普通柳樹。
“有香煙嗎？”友人問我。我隔着桌子丟過一句短的HOPE煙和火柴盒給他。他點燃一支火柴，把那包煙丟回給我。
“盲柳外表很小，根部卻是不可思議地深。”她説明，“其實到達某種年齡後，盲柳就放棄往上生長，改為往下延伸。不停吸收地底的闇黑為養分。”
“小蠅運送花粉到女人的耳朵，讓女人睡着。”友人説，“小蠅呢？”
“進入女人的體內，噬食她的肉。當然。”她説。
“哇。”友人説。
對了，那個夏天她寫了關於盲柳的長詩，而且向我們説明情節。那是她唯一的暑假作業。她根據某夜的夢境，坐在牀上，花了一週時間寫下的長詩。友人説想拜讀，她卻説詳細部分還沒寫好而婉拒。她只説明那幅畫。
為了尋訪被盲柳催眠的女人，一個年輕男子攀上山丘。
“是在説我吧，一定，”友人插嘴。她微笑，繼續説明。
他努力撥開茂盛的盲柳，往上攀爬。盲柳蔓延茂密，年輕男子是第一個爬上山丘的人。他將帽檐壓得低低的，一手揮趕小蠅，瞞跚爬上斜坡的頂端。
“結果呢？辛苦爬上小屋後，才發現女人的身體早被小蠅吃完了？”友人問。
“某種意義而言，是的。”她答。
“某種意義而言，肉體被噬食殆盡，某種意義而言，是一出悲劇？”
“嗯，是吧。”她説着笑了。
“這種殘酷的故事，恐怕妳們學校的修女聽了會不高興？”他説。她念天主教會的女子高校。
“不過，我覺得有意思。”我首次開口，“我是説情境很好。”
她轉向我，噗哧一笑。
“哇。”友人説。
看到表弟走出來，十二點二十分。臉上一副茫然、焦點不定的神情。手拿着白色的紙藥包。從他出現餐廳門口，又花了好一段時間才吃力走到我的桌前。他吃力地拖着失去平衡感的步伐。
他在我面前椅子坐下，大大喘口氣。
“怎麼樣？”我問。
“嗯，”表弟説。我等待他開口，他一直沉默。
“肚子餓嗎？”我試着問。
表弟默默點頭。
“要不要在這裏吃，還是搭公車到山下？”
表弟稍微遲疑一下，環視一遍餐廳，説在這裏吃好了。
我向女侍揮手點了兩份午餐定食。表弟説他口渴，也點了可樂。午餐端來之前，表弟茫然地望着窗外風景。望着海面、山毛櫸、網球場、灑水器、山羊、兔子。他一直把聽不見的右耳朝向我，所以我都沒説話。
過了很久，午餐定食才送來。我雖然很想喝啤酒，醫院餐廳卻沒供應啤酒。沒辦法，我只好拿一支牙籤摳着指甲的軟皮。隔壁桌坐一對穿戴體面的中年夫婦，吃着意大利麪，一邊談着罹患肺癌的熟人。早上起來吐血痰、插管進血管等。妻子發問，丈夫回答。所謂癌症，乃是將人生方向做一種很大濃縮的病，他説。
午餐定食是牛排漢堡餐、煎魚、沙拉、麪包卷和杯湯。我倆默默吃着，喝湯、撕麪包、塗奶油，用叉子拿沙拉，以刀子切開牛排漢堡，將意大利麪條滾成一團送入嘴。這期間旁邊的夫婦繼續癌症話題。丈夫熱心提到，最近癌症病例有急速增加的趨勢。
“現在幾點？”表弟問。我彎着手腕看錶，吞下口裏的麪包。“十二點四十分。”我説。
“十二點四十分嗎？”表弟重複一遍。
“原因不太清楚，”表弟説，“為何會聽不到，找不到異常原因。”
“哦？”我説。
“當然，今天只是第一次。只是基本檢查，進一步精密檢查還不知道……好象要長期治療。”
我點頭。
“醫師都是這樣。哪裏的醫院都一樣。找不出確實原因的時候，都把問題歸到病人本身。檢查了耳朵，拍攝X光片，測定反應力，測腦波，什麼異樣也看不出來，最後只是歸諸我自己的問題。耳朵沒有壞，所以一定是你本身的某種缺陷吧。一直都是這種説法。最後都怪我。”
“可是你真的聽不見呀。”我問。
“嗯，”表弟説，“當然真的聽不見，我沒説謊。”
表弟微微轉頭，看着我。對於自己被懷疑，好象很習慣的樣子。
我們坐在候車亭的板凳，等待回程公車。公車返回需十五分鐘左右。我建議既然是下坡，不如先慢慢走下去一、兩站如何。表弟説還是在這裏等好了。不就是搭同一班公車嗎？嗯，這麼説也是。我説。附近有小店，我拿錢給表弟，請他幫我買罐裝啤酒。表弟也為自己買了可樂。同樣的好天氣，同樣約五月風吹着。閉上眼，手砰地拍一聲，張開眼睛，突然想，四周會不會突然改變呢？是因為風，風附在皮膚上的存在感。一種奇異的，像被搓刀磨來磨去的感觸。這麼説來，是以前就有的感覺。
“你也這樣想嗎？由於心理因素，使我有時聽得見，有時聽不見？”表弟説。
“我不知道。”我説。
“我也不知道。”表弟説。
表弟玩着放在膝蓋上的包藥紙袋。我一口一口啜飲五百CC罐裝啤酒。
“是怎樣的聽不見？”我問。
“怎麼説呢，”表弟説，“好象收音機的轉鈕，忽然收訊不良，音波斷斷續續，漸漸，聲音變弱，然後完全消失。不久後，音波又斷斷續續出現，一時又聽得到。當然和正常人比起來，聲音是微弱的。”
“好象很嚴重。”我説。
“你是説一邊耳朵聽不見？”表弟問。
“我是説時有時無的聽覺。”我回答。
“不知道，到底哪一樣比較嚴重？與耳朵聽不見無關的一些驚奇常常變得意外嚴重。”
“嗯。”我説。
“耳朵變成這樣，一定對很多事情都會大吃一驚。”
“嗯。”我説。
“聽起來，好象我很得意？”
“沒這回事。”我説。
表弟一邊揉着紙袋，又開始思索。我把剩下三分之一啤酒倒進水溝。
“有沒有看過約翰．福特導演的電影《一將功成萬骨枯》？”表弟突然問。
“沒有。”我説。
“電視有播映，”表弟説，“滿有趣的電影。”
“嗯。”我説。
一輛綠色的外國進口跑車疾駛出醫院門口，轉向右彎，往下坡駛去。跑車裏坐着一箇中年男子。車身映着陽光，像一隻過度發育的甲蟲般，反射奪目的光彩。我想着癌症，吸着煙。想着把人生方向做一種很大濃縮的病是怎麼回事。
“説到那部電影，”表弟説。
“嗯。”我説。
“一開始，有位有名的將軍來到堡壘，好象是來巡察。”
《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話題。
“嗯。”我説。
“一位身經百戰的少校出來迎接那將軍，少校是約翰．韋恩。將軍是從東部來的，對於西部的事情不是很清楚。就是印第安人的事情。堡壘四周的印第安人正在叛亂。”
“嗯。”
“將軍一到堡壘，約翰．韋恩就出來迎接，説『歡迎來到理歐格蘭特堡。』-『我一路上遇到好幾個印第安人，要多加留意防備。』將軍説-『沒問題，如果閣下還能見到印第安人，就表示已經沒有印第安人了。』約翰韋恩回答-正確台詞我忘了，大抵是這個意思。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我吸一口煙，吐出來。
“如果能讓大家的眼睛都看到，事情還不到最嚴重的地步。”我説。
“是這樣嗎？”表弟説，“我不知道真正的意義。但是隻要有人對我的耳朵表現同情態度，我就不由得想起電影這幕場景，『如果還能見到印第安人，就表示已經沒有印第安人了。』”
我笑了。
“很好笑嗎？”表弟問。
“好笑。”我説。表弟也笑了。
“你喜歡看電影？”我問。
“喜歡。”表弟説，“可是耳朵聽不見時，就幾乎不能看。所以沒有看很多。”
“等耳朵好了，帶你去看電影。”我説。
“好。”表弟很高興。
我看錶。一點十七分。公車還有四分鐘才到。我抬頭茫然眺望天空。表弟抓着我的手腕看表面。我一直望着天空，以為四分鐘過去了，再看錶，其實才兩分鐘。
“嘿，”表弟對我説，“要不要看我的耳朵？”
“為什麼？”我説。
“看看嘛。”表弟説。
“好呀。”我説。
他面向後坐着，右側耳朵朝向我。表弟理短髮，可以清楚看見耳朵。是形狀很漂亮的耳朵。整體而言稍小了一點，耳垂卻很膨大。很久沒有這樣仔細瞧別人的耳朵了。仔細看，耳朵是一塊奇妙的東西。想不到耳朵這樣彎彎曲曲的，有凹陷也有凸出。為什麼耳朵會長得這麼奇怪？我不很清楚。也許是收集聲音和防禦機能的同時，自然的演化。
在這彎曲的耳壁包圍之處，竟出現一個黑色的信道。耳朵的洞穴本身是個無可比擬的東西。
“可以囉。”我觀察一遍後説道。
表弟轉過身面向前面，回到剛才板凳上的坐姿。“怎麼樣，有沒有奇怪的地方？”他問。
“外表看起來，沒什麼可疑。”我説。
“是不是有一點點奇怪，難道沒有嗎？”
“看起來十分普通的耳朵，和大家的一樣。”我説。
“喔。”他説。表弟似乎對我這樣乾脆的回答有幾分失望。但我究竟該怎麼説才好呢？不知道。
“治療會痛嗎？”我問。
“不會。和以前一樣。”表弟説，“只有聽力檢查使用新的機器，後來的都沒有差別。耳科到哪裏都是差不多，差不多一樣的醫生，問差不多一樣的問題。”
“嗯。”我説。
“同樣的地方被同樣不停攪弄之後，現在彷佛有磨破的感覺，好象不是自己的耳朵。”
我眼睛瞥向手錶，是公車談到的時間。我拿出褲袋裏的零錢，選了二百八十圓，交給表弟。表弟把金額重新算一遍，慎重地握在手裏。
我和表弟不再説話。看着斜坡前方閃閃發亮的海面，坐在板凳上等公車。
我在沉默中思索，也許表弟耳朵裏面有無數小蠅，小蠅在耳朵築巢、齧食。小蠅的六隻腳沾着花粉，進入耳朵，貪婪吃裏面柔軟的肉。即使等待公車到來這一刻，牠們仍不停鑽進表弟淺粉紅色的內裏吸吮汁液，然後爬到腦裏產卵。隨着時間過去，牠們慢慢往上攀爬。沒人注意到小蠅的存在，牠們的身體太細小，牠們拍翅的聲音太低微。
“二十八號，”表弟説，“是走二十八號公車，對吧？”
斜坡右旁的大轉彎處，一輛公車正向這邊駛來。是熟悉的舊型公車，正面掛着“28”號牌。我從長凳站起，伸出手招呼公車駕駛。表弟打開手掌，再數一遍零錢數目。我和表弟兩人並肩站着，等待公車打開車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