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夏天，在短暫的時間裏，似乎即將流逝。
涼風帶來了秋天的氣息。
正是在這個季節裏，土井策太郎路上了離別兩年之久的北京的土地。
明治三十六年(一九○三年)，清朝年號是光緒二十九年。達一年是舊曆閏年，有兩個五月。雖然已經過了九月中旬，皇曆上卻依然寫着七月。
土井策太郎遵照上級的命令，到北京內城金魚衚衕的那須啓吾家中去拜訪。
那須啓吾的住宅純粹是中國風格的。室內地板一角高出的地方，是冬天取暖的熱炕，炕上橫鋪着業已磨損了的地毯。中間接着的一張細竹簾子將房屋隔成兩半。穿簾子的線已經脱落，作為“牆壁”的竹簾便顯得歪歪斜斜的。夏天實際上已經過去了，竹簾不久也就該換上布簾了。
房子中央放着一張八仙桌，看起來像紫檀木做的，實際上卻是極其廉價的木製品，只不過是塗上一層黑漆罷了。為什麼説它不值錢呢？在桌子斑剝的地方，露出了白色的木質，這便説明真相了。
塘上的掛軸是贗品，花瓶的質量也比較低劣。其實這家主人並非貧窮，只不過是對裝飾房屋並無多大興趣，漠不關心而已。
當土井策太郎(以下均簡稱策太郎)坐下時，這張“紫檀木”椅便吱吱作響，似乎要散架似的。
那須啓吾拿起蒙上一層灰塵的素陶茶壺，往那不曾認真洗過的茶杯裏斟上一杯茶。
“啊！你喝吧。”棒槌學堂·出品
那須一邊得意地摸着鬍鬚一邊説。這間房子雖然簡陋，可是他那向上翅的八字鬍鬚，卻修剪得極其講究。
濃茶的表面好像浮上—層油，策太郎裝出毫不介意地勉強喝了下去，而且説了聲：“多謝！”
“關於目前的局勢，有沒有聽到些什麼？”那須問道。
“是的。一點也……”策太郎含糊地回答着。
“多少總有個大略的估計吧？”
“啊！目前的局勢，我總感覺到……”
達時，日俄兩國關係正處於非常緊張的時期。
三年前，俄國趁清政府忙於應付義和團之亂而出兵滿洲，並與清政府約定，待中國秩序恢復後即撤兵。雖有約在先，但俄國故意拖延時問，企圖利用與清政府所訂的密約使佔領滿洲一事合法化。
第一次中俄密約的要點是將滿洲的軍政大權置於俄國控制之下。當時，清政府的奉天將軍在俄國關東總督阿歷克謝耶夫的要挾下，不得已只好應允了。但是清政府未予批准。
在磋商第二次密約的過程中，俄國仍企圖從中國獲得管轄滿洲的軍事、行政以及其它權益，由於受到日、英、美、德等國的警告才未得逞。
去年四月，俄國和清政府締結了從滿洲撤兵的協定，計劃分三期撤退。第一期撤兵業已實行；第二期撤兵計劃規定應在今年四月八日前將軍隊撤出盛京【注】和吉林兩地區，然而俄國政府卻一再拖延，遲遲未能付諸實現。
【注】即今遼寧瀋陽市。這裏的盛京是指當時清朝所劃的區域。凡山海關以外，內蒙古、外蒙古以東，奉天府尹，及奉天、吉林、黑龍江三將軍所轄地區，皆屬盛京統轄——譯者注
另一方面，日本與英國結盟後，開始對俄國實行強硬外交。東京帝國大學七名博士聯名向日本首相桂提交意見書。他們認為俄國人的目的是先佔領滿洲再進軍朝鮮，然後，將矛頭指向日本，故而提出主戰論。同時，日本國內亦認為對俄作戰勢在必行。
正在這個關鍵時刻，在外務省工作的策太郎父親的同鄉好友，前來找策太郎商量工作：“現有一項重要任務，需要你去北京。你的意見如何？”
策太郎家世代經營書畫古董。他在父親的好友，同行鹿原氏經營的鹿原商會里從事這一行當的見習工作，曾被派往北京工作過一段時間，當時正值義和團事件發生不久。
實際上他是非常願意去北京的，因為從自己的家庭事業來看，可以大開眼界，增長見識；此外，當然還有他個人的憧憬和希望。
“你在鹿原商會學習的事，大概已經結束了吧？我見到了你的父親，他很健壯……看來，在一定的時期內，似乎不需要你為他操心。為此，我們和你父親商量過，打算委託你做些工作，你父親很愉快地同意了……”
可是，策太郎卻回答道：“我父親雖然同意了，可我是我啊！”
“哎！別這麼講。現在咱們要服從國家需要嘛！”
“服從國家需要”這句話，對明治年代的人説來，是具有重要影響的。策太郎不滿的是自己的家庭出身，由於祖輩和父親都是商人，別人瞧不起，為此他才對自己施加壓力。至於到北京去，本來就是輕而易舉的事。
目前策太郎所擔心的是，外務省的工作到底屬什麼性質，自己是弄不清的。據説日本已連續派密探到中國去。一旦日俄之間發生戰爭，則中國領土滿洲，就成為兩國之間的主要戰場了；所以目前對清政府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吧。
“可是除了書畫古董以外，我什麼也不會啊……”
策太郎剛説完，他的前輩便緊接着説道：“不！你可以勝任的。除你以外，別人還不行呢。所以才特地拜託你哪。”
“到底是什麼工作呢？”
“總之，你先到北京，見了那須啓吾再説。他知道該怎麼做。”
兩天後，策太郎就離開東京到北京來了。
那須啓吾摸着自己的八字鬍鬚，望着天花板，一邊聽着土井策太郎向他述説前來北京接受工作任務的經過．聽完策太郎的話以後，那須搖晃着肥大的身軀，哈哈大笑説：“哈哈哈哈。那小子真會故弄玄虛。其實你的工作也並非那樣神秘嘛。”
對那須的這副神態，策太郎感到有些惱火，不禁問道：
“聽您這麼説，那……”
“不，我的意思是説，他跟你這麼交代也是合乎情理的。”那須抱着胳膊説，“説實在的，是我希望能派你來工作。”
“是您要我？”
“是啊。是我指名要的啊！”那須邊講邊從椅子上站起來，兩手抄在身後，挺着胸脯。
“您幹嘛要這樣做？我可以問問嗎？”策太郎有些焦急不安了。
“你別那麼緊張嘛！哈哈哈哈……”那須得意地笑着説，“你的工作並不難，你是學過做買賣類的。乾脆説吧，我只希望你拉攏文保泰。”
“文保泰？……不就是那個搞字畫拓本的名家嗎？”
“是啊！”
那須凝視着策太郎，然後又嗤嗤地笑了起來。
文保泰是中國人。他搞字畫拓本的高超本領，就是在北京也是享有盛名的。然而他既非商人，亦非工匠手藝人，而是富有的世襲財主。他對拓本領感興趣，專愛收集名貴的字畫拓本，還掌握了一手好技術，不知不覺地成了這方面首屈一指的能工巧匠和知名人士了。
兩年前，策太郎來北京時，經琉璃廠【注】某書畫商的介紹，和文保泰見過面。
【注】琉璃廠是北京的地名，過去這一帶做生意的大都經營書畫古董——譯者注
當時，凡從事古玩字畫交易的人，都要拜訪這一行業的權威人士文保泰，策太郎亦不例外。
在日本外語學校學過中文的策太郎，在北京逗留期間，曾經特別注意提高會話能力。
當時的策太郎尚不諳人情世故，喜歡向文保泰請教一些問題。有一次，策太郎提出拓本的工具，長期以來墨守陳規，可否下功夫鑽研新技術，例如能否使用西洋製造的一些新材料等等。
文保泰對策太郎的設想頻頻點頭，大加讚賞，並且詳細地回答了他的問題：“嗯！你的建議很好，確實值得考慮。”
文保泰看中了策太郎。
“我一向不收門徒，可是願意教你。即或你將新的取拓本技藝傳到日本去，我也願意收你這個門徒。”
真是出乎意外，策太郎居然被這位知名人士賞識而予以特別關照。
自此以後，策太郎經常出入於文保泰家中，並掌握了取拓本的技巧。回國後，策太郎曾在父親面前表演了取拓本的技術。
他父親看後，興致勃勃地誇獎他説：“單憑這一點，就值得去北京。”
言歸正傳。當那須和策太郎談及文保泰時，策太郎側首沉思道：“文保泰不是全然和政治無關的嗎？”
“誰説沒有關係？他是和政治有密切關係的人哪！你當然不瞭解了。”
於是，那須啓吾將文保泰與清朝政界人物的關係向策太郎詳加説明。
據説，文保泰是一個深知中國政界動向的重要人物，他被人們稱為清政府的“政界之窗”。
清廷腐敗無能，賄賂成風，已屬公開的秘密。行賄之後，就更加便於瞭解其政治的變化。
雖説人們在明日張膽地進行收買行賄，可是那些高級官吏及一流政客畢竟尚不敢公開露骨地受賄，因此，便自然而然地設置一種類似代辦受賄行賄的機構。
例如甲有求於袁世凱，乙有求於榮祿，行賄前，他們各自與該機構商談，該機構則按照所求之事的性質，分別指出大概應當拿出多少錢，然後行賄者便按其意圖進行交易。
“唉！我真是一點也不知道。”策太郎聽了那須啓吾的説明後，嘆了口氣説道。
至於文保泰呢？表面看來，他只是熱心書畫古董面且有高超的取拓本技術；除此之外，他似乎對什麼也不關心。
“人類社會都有其內在的一面，尤其是大清國，從表面看，是難以捉摸其真相的。”
那須啓吾擺出老前輩的架子説。對策太郎説來，那須確實是前輩，他就讀外國語學校，要比策太郎早一些。
“照這麼説……”策太郎自言自語地嘟囔着。
這時，他想起了兩年前回國時的事：當時文保泰買下了自家鄰近的土地，打算建立新居。文保泰乃素封之家，父親留給他的財產大概不少吧，他就用那筆款子買土地建房屋，這是不足為奇的。
那須啓吾聽到策太郎嘟嘟囔囔，於是問道：“怎麼啦？你説什麼？”
“不，沒什麼……只不過是我想起了前年從北京回國時，文保泰正在蓋房子的事。當然，估計現在已經蓋好了吧。”
“咽。是美好了。還取了個裝飾門面的名字，叫作‘悠悠館’。”
“悠悠館？”棒槌學堂·出品
“之所以取名悠悠館，乃表示悠然自得之意……”
“啊！是這樣！這麼説，那座房子是他的工作場所了？”
策太郎回想起上次回國前，到文家去辭行的情景：當時，這座房子才剛剛着手打地基。文保泰在工地現場興高采烈地指手畫腳，談論着他的計劃：
“還要在後院另建一棟房子，我把它作為工作場所……”
他所説的工作場所，當然是取拓本的地方了。
文保泰並非以取拓本為生，將那棟房子取名為悠悠館也確實恰如其分。
“文保泰與政界要人來往頻繁，簡直成了頭面人物。據我瞭解，他與慶親王特別親近。説不定可以從他那兒得到重要的情報。過去你在北京和他相處時，他很喜歡你。希望你能擔當起和文保泰聯繫的角色……暫時還沒有什麼具體的事要你去做。首先，你必須進一步設法取得文保泰的好感和信任。”那須啓吾説。
策太郎從那須的住宅出來，漫無目的地信步而行。
當他下決心到北京來的時候，他的腦海裏便不時地出現一位年青美貌的女性的倩影。
這就是名叫王麗英的中國女郎。她熱心婦女教育，尤其喜愛美術，曾到日本求學，就讀於東京女子師範學校。
策太郎回日本後，曾利用業餘時間擔任過漢語講習會的講師。在漢語講習會會場經王麗英的介紹，他還結識了一個名叫李濤的清朝留日的男青年。那時，李濤在該講習會擔任會話教師。
在日本時，策太郎和王麗英曾有過多次相會，王麗英旅居日本期間總是穿和服，並且外罩一件帶摺子的寬大的和服裙。
“為什麼您不穿本國服裝呢？我覺得中國服裝是很有魅力的。”
有時，策太郎這麼問她。每當此時，她的表情總有些不大自然：
“您説的是旗袍吧。那種衣服是滿族服裝，原非漢族的傳統服裝，我想，這一點您是瞭解的。日本的服裝源於中國，我喜歡穿日本服裝。”
王麗英就這麼簡單地答覆了他。
不久，王麗英回到中國，住在北京。這是李濤告訴策太郎的。王麗英回中國不久李濤也跟着回國了。
李濤回國後，策太郎通過友人瞭解到李濤住在北京的高公庵衚衕，把地址記在筆記本上。他想，要想知道王麗英的住所，間間李濤就行了。估計李濤和王麗英彼此之間肯定會有聯繫。
一九○三年前後的日本，成了中國革命的温牀。中國惠州地區反清起義失敗以後，許多血氣方剛的進步青年紛紛逃往日本。他們經台灣來到橫濱。這些留學生大都聚集在孫文的周圍。孫文時年三十八歲，他提倡打倒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國體制。此外，穩健的改良派康有為、梁啓超等，戊戌政變失敗後，也亡命到日本。當時日本的君主立憲派和共和派都在爭取留學生。
平素不大關心政治的策太郎，此刻也察覺到李濤和王麗英很可能是上述某個政治集團中的成員。
一九○三年，孫文領導的民主革命尚未建立什麼明顯的組織機構。當時，那些熱血沸騰的中國愛國青年，奔走各地。祖籍江蘇的王麗英去北京，也可能和反對清政府的政治運動有關。像她那樣美貌的女性，確實不適合出入於殘酷鬥爭的政治場所。
也算是多管閒事吧，策太郎在內心中暗自為她祈禱，希望她不要冒什麼危險去從事這類活動。
他想，如果王麗英知道自己的這些想法，她很可能倒豎柳眉，或是哈哈大笑，也未可知。
“還是到李濤那兒去看看吧。”
策太郎自言自語地從衣服的內袋裏掏出了筆記本。雖然他曾多次翻閲記着李濤地址的筆記本，也記得很清楚，可是，為了慎重起見，還是打開來仔細核對一下。
他並非思念李濤，只不過是想通過李濤打聽王麗英的消息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