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機關裏鬥爭會結束他才回到房裏，和他同住一間屋的同事老譚已經由紅衞兵關在辦公樓的會議室裏，隔離審查回不來了。他鎖上房門，掀開窗簾一角，見院裏鄰居家燈光全熄了；放下簾子，再仔細查看窗户別漏一點縫隙，這才打開煤爐。旁邊放上個水桶，開始燒他那一疊疊的稿子，還有工堆日記和筆記，自他上大學以來大大小小有好幾十本。爐膛很小，得幾頁幾頁拆開，等焦黑的紙片燃透成為白灰，再鏟進水桶裏，和成泥，不容一點沒燒盡的黑紙屑飄留在外。
有一張他兒時和父母合影的舊照片，從日記本里掉出來。他父親穿的西裝打的領帶，母親一身旗袍。他母親還在世，倒騰衣箱曬衣服的時候，他見過這件橙黃花朵墨藍底子的絲絨旗袍，照片上的著色已褪得很淡。父母相依含笑，夾在當中那清瘦的孩子，胳膊細小，睜一雙圓眼，彷彿在等照相機匣子裏要飛出的鳥。他毫不猶豫便塞進爐膛，照片邊緣噗的一聲燃燒起來，父母都捲曲了才想起去取，已經來不及了，便眼見這照片捲起又張開，他父母的影像變成黑白分明的灰燼，中間那精瘦的孩子開始焦黃……
就憑他父母這身衣著，很可能當成是資本家或是洋行的買辦，能夠銷燬的他都燒了，儘可能割斷過去的一切，抹掉記憶，就連回憶那時候也成為沉重的負擔。
他焚燒那兒子稿和日記之前，目睹一羣紅衞丘一把個老太婆活活打死，光天化日，在鬧市西單那球場邊上。午間休息吃中飯的時候，大街上來來往往許多人，他騎車經過。十來個小夥子和幾個姑娘，穿的舊軍衣，戴的黑字紅袖章，都是十五、六歲的中學生，用軍用皮帶抽打一個在地上爬的老女人，頸脖子上吊個鐵絲栓的木板子，寫的是
“反動地王婆”，已經爬不動了，但還在嚎叫。行人都隔開一段距離，靜靜觀看，沒有一個人上前阻止。戴大蓋帽的民警晃著白手套從馬路上經過，彷彿視而不見。其中的一個女孩，短髮紮成兩把小刷子，淺色的眼鏡框，更顯得眉清目秀，居然也輪起皮帶。皮帶的銅頭打在一叢花白亂麻般的頭上，噗的一聲，這老女人便雙手抱頭，滾倒在地上，血從手指縫裏流了出來，竟叫不出聲了。
“紅色恐怖萬歲！”紅衞兵糾察隊騎著嶄新的、永久牌自行車，從長安大街上列隊馳過，一路高喊這口號。
他也碰到過他們盤查，夜間才十點鐘左右。他騎車從釣魚台國寶館有武裝警衞把守的大門前剛過，前面明晃晃的水銀燈柱下停了幾輛帶斗的摩托車，一排穿軍裝戴紅綢黑字
“首都紅衞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袖標的青年攔在路上。
“下來！”
他猛的捏閘，差點從車上跌下來。
“甚麼出身？”
“職員。”
“幹甚麼的？”
他説出他工作的機關。
“有工作證嗎？”
他幸好帶著，掏出給他們看。
又有個騎車的年輕人從自自行車上攔下來了，剃的平頭，那時候“狗崽子”凸賤的標記。
“這夜裏還不老老實實在家待！”
他們放過他了。他剛騎上車，聽見背後那剃平頭的小夥子吱唔了兩句便打得嗷嗷直叫，他卻不敢回頭再看一眼。
接連幾天，從深夜到將近天亮，他面對爐火，眼烤得通紅，白天還得強打精神，應付每天都可能出現的危機。等燒完最後一疊筆記本，泥灰攪拌得不露痕跡，再倒上一盤剩菜和半碗麪條，他已筋疲力竭，眼皮都撐不開了，和衣躺在牀上卻不能入睡。他記得家中還有張可能意是生非的老照片，是他母親年輕時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的抗戰救亡劇團穿軍裝的合影，那軍裝想必是慰問抗日將士時賞給演員們的—軍帽上有個國民黨標誌的帽徽，這照片查抄到的話肯定會出問題，那怕他母親早已去世。他不知道他父親是不是把這些照片也處理了，可又不便去信提醒。
銷燬了的那堆稿子中有一篇小説，他曾經給一位有名望的老作家看過，本指望推薦，至少得到認可，誰知老人毫不動容，沒有一句鼓勵後生的話，竟然沉下臉，聲色俱厲告誡他：
“出手的文字，要三思而行！別隨便投稿，你還不懂文字的風險。”
他並非立即就懂。那年初夏六月—這文革剛發動上天傍晚，他去老人那裏想打探運動的消息，剛進門，老人便趕快掩上，壓低聲音盯住他問：
“有沒有人看見你進來？”
“院子裏沒人呀，”他説。
老人平時訓導青年雖不像那些老幹部，開口閉口我們黨我們國家如何如何，可好歹也是有一番革命資歷的名人，説起話來中氣也足，有板有眼，毫不含糊，此時突然蔫了，縮縮瑟瑟聲音都壓在喉管裏：
“我已經是黑幫分子，別再到我這裏來了。你年輕，別惹上麻煩，你沒經過黨內鬥爭”
老人不容他把問候的話説完，緊張得不行，打開一線門縫，望了望，説：
“以後再説，等過了這陣子—以後再説，你不知道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怎麼的？”他還傻問。
“以後再告訴你，快走吧，快走！”
這前後時間不到一分鐘。一分鐘前，他還以為這黨內鬥爭遠在天邊，沒想到就到了跟前。
十年之後，他聽説老人從牢裏放出來了，他那時也從農村總算回到了北京，去看望這老人家。老頭乾瘦得只剩下一副皮包的骨頭架子，斷了條腿，靠在躺椅上，手裏抱只長毛的大黑貓，椅子的扶手邊擱根枴杖。
“還是貓比人活得好。”
老人咧嘴，似笑非笑，露出還剩下的幾顆門牙，一邊撫摸那老貓，深陷的眼窩裏，圓睜睜的眼珠也像貓眼發出奇異的光。老人在獄中的遭遇沒同他説一句，直到臨死前不久，他到醫院裏去看望時，才對他吐了真話，説一生最大的遺憾，便是不該入這黨。
當時，他從老人家門出來，便想到他自己的那些稿子，雖然同黨毫不相干，也會給他帶來災難。可那時還沒決、心燒燬，背了一大書包，藏到他有次得痢疾住醫院結識的朋友大魯的家。大魯高個子，北京人，中學校教地理的，在追求一個嬌小的女子，一份份情書都是找了他代筆起草的。等大魯新婚的妻子發現是他幫助作弊，已生米成了熟飯，他同他們夫婦也就都有點交情。大魯同他父母住一起，自家有個四合小院，藏一包東西倒是不難。
八月盛夏，紅衞兵興起，大魯的妻子突然打電話到他辦公室，約地中午在一家喝牛奶賣西式糕點的鋪子見面。他以為他們夫妻間又出了基麼糾葛，騎車趕到那糕點鋪。老招牌已經摘掉！貼上了新標語
“為工農兵服務”。鋪子裏的座位上方牆上，歪歪扭扭墨筆寫的一大條口號：
“資產階級臭怠子們滾蛋！”
從中學校發端的紅衞兵
“破四舊”，開始還像是小兒胡鬧，偉大領袖給他們寫了封公開信，稱讚
“造反有理”，青少年的暴力就這麼煽動起來了。他橫豎不是臭息子，進去了，牛奶倒是照賣。他還沒找座位坐下，大魯的妻子進來，便拉住他手臂像是他女友，説：
“這會兒不餓，你先陪我街上走走，我要買點東西。”
他們出了糕點鋪，到了街上，她才小聲説，大魯被學校的紅衞兵嚇得自己先剃了光頭，因為家有房產，不算資本家也是小業主，紅衞兵隨時可能搜查，叫他把塞在他們家院子煤棚裏的那包東西趕快取走。
是林救了他。早晨剛上班不久，林在走廊上過了幾趟—他辦公桌面對走廊，注意到林在向他示意，便從辦公室出來，跟隨林到走廊盡頭樓梯拐角，見沒有人來，兩人便站住。林急匆匆告訴他，快回家準備一下，機關的紅衞兵馬上出發，要搜查他同屋的老譚的東西。他連忙下樓，拚命騎車，汗流浹背趕了回去，把他的東西全堆到他牀上和牀邊地下。又急忙翻了翻老讀書桌的抽屜，見到老譚解放前上大學時穿學生制服的一張舊照片，合影的一夥同學帽子上都有國民黨的十二角白日標誌的帽徽。他握在手裏操成個紙球，出去扔到院外街上公共廁所的深坑裏，轉身回到院裏，機關的小汽車就到了。
四名他機關裏的紅衞兵進到屋裏，林也在其中。林知道他寫作，卻沒有看過他的稿子，戀的是他，對他寫的甚麼並不在意。她當然並非為他的稿子而來，放心不下的是他拍了她不少照片，並非怎樣裸露，卻也相當惹眼，是他們在西郊八大處樹林裏野合前後拍的，只要拿到一張，一眼就可斷定兩人早越過了同事乃至革命同志的關係。林是位副部長的小女兒，已婚，丈夫是軍人，也老革命家庭出身，在軍隊的一個研究所工作，研製的不外乎火箭或甚麼新式武器。他對國防機密毫無興趣，迷戀的是這位麗人，林比他還更主動，也更火熱。
林故意顯得十分輕鬆，大聲嚷嚷：
“你這房裏好小呀！也沒個地方可以坐的。”
她分明來過，當然是趁老譚不在的時候，那時穿的連衣裙，領口開得很低，背上的拉鍊一扯，便可撩開親到她的奶，不像這會兒改穿一身軍裝，鬆鬆一系的大長辮子也剪成了兩把刷子，用橡皮筋扎著，部隊女兵標準的髮式—也是現今紅衞兵的款式。
“你弄點茶呀，渴死啦！”
林還故意敞開房門，站在門檻上掏個小手帕直插，顯然要讓院裏在窗後張望的鄰居明白，他們來查抄的並非是他，把這番查抄也弄成像串門一樣熱鬧。
他趕緊給大家泡茶。那幾位都説不用，不用，可已經敗壞了這場清查具有的森嚴的氣氛。再説，平時大家都認識，沒帶紅袖章之前看不出家庭出身的界線，彼此彼此，似乎是平等的。紅衞兵的頭兒大年，一個胖墩墩的嘎小子，平時午間休息同他一起打乒丘、球，他們混得還熟。大年的父親是部隊師政委，戴的是他老子的舊軍帽，洗得淺黃髮白，扎的也是現役軍人都不用的舊皮帶，更顯出血統的革命接班人氣派。
紅衞兵剛成立的時候，他和一些非
“紅五類”出身的青年也應邀列席會議。這大年嶄露頭角，騎坐在長桌的一端，對沒資格入紅衞兵的青年們説：
“今天來列席我們紅衞兵會議的都算是咱們革命隊伍的同路人！”還指名道姓衝他説，
“你當然也是！”以示不外。可他讀過一聯共黨史一，知道
“同路人”到頭來意味甚麼。這突然襲擊要不是林通風報信，查到他這些稿子的話，他可不就毀在這小子手裏了。
大年一時還沒拉下臉；只是説：
“我們來查抄譚信仁的反動罪證，同你沒關係，哪些是你的東西？都分分開。”
他也做出笑臉，詛：
“東西都分開了，還有甚麼要幫忙？”
他們也就都説：
“沒你的事，沒你的事，哪是他的書桌？，”
“那張，抽屜都沒上鎖。”
他指點給他們，站到一邊，這話算是他對同屋老譚能做的唯一的辯護，同時也就劃開了界線。他事後才知道，就在他下樓騎車往這裏猛趕的時候，機關大樓的前廳裏貼出了紅衞丘一的通令：
“揪出歷史反革命分子譚信仁！”老譚就此隔離在機關大樓裏，失去人身自由。
他們翻出了譚的筆記本、譯稿、信件、照片和英文書籍。譚業餘翻譯點英文小説，也都是亞非作家頗為革命的作品。可有本英文小説封面是個半裸的洋女人，這書便也擱到一邊。抽屜墊底的舊報紙下；還翻出個白信封，打開竟然有幾隻避孕套。
“這老東西還幹這檔子事！”
大年拎出一隻，晃了晃，大家都笑了。
不是當事人樂得輕鬆，人人都顯示出清白無辜，他和林也都笑了，但避免目光相遇。
後來在批鬥老譚的羣眾會上，追查有
“不正當兩性關係”的這女人，懷疑是特務網路，譚不得不交代出這個寡婦，當即便通知這女人工作單位的紅衞兵，也抄家了。譚的抽屜裏”些感傷的舊體詩詞，也許是寫給那女人的，都成了
“懷念失去的天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鐵證。
紅衞兵們見屋內磚地上有兩塊鬆動的磚，撬了起來。
“要不要找鄰居借把鐵鍬？”
他故意問大年，免得也處於受查抄的難堪境地，同時也想惡作劇一下，不如挖地三尺作考古發掘，恐懼來自事情發生之後。他去隔壁退休的老工人屋裏借來把鐵鎬—他們還真挖起來，弄得滿屋泥土和碎磚沒處下腳，鎬便扔下了，沒人再動手。
他後來才知道，機關的保衞處得到街道居民委員會的報告，説這屋裏有無線電發報機聲響，報告的想必就是隔壁鄰居那位姓黃的老工人。他和譚上班去了，這退休在家的老頭聽見上鎖的房門裏志關了的收音機裏的雜音，想當然以為在秘密發電報，要能抓出個敵人，便足以證明對領袖和黨一片忠心。查抄之後，他在院子裏同這老傢伙照面，那老臉上的皺紋依然堆滿笑容。災難就這樣從他身邊擦過。紅衞兵們走了，他望著一屋子挖開的磚塊和泥土，、心想到等災難也這樣落到自己頭上就晚了，這才下決心，把那些稿子和日記付之一炬；終於埋葬了他的詩情，童年的記憶，青少年的自戀、幻想和當作家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