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貽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闢之，不得與之言。(《論語·微子篇》)
楚國的狂人接輿唱着歌經過孔子的車旁，歌中言詞警告孔子參與政治危險。所謂狂人是指怪異之人的意思，大概他是老莊的弟子吧。
從老莊尊重無為自然的立場來看，如此警告他人的行為應視為多管閒事。因此孔子欲下車與接輿辯論，而接輿卻避開孔子逃之夭夭。
這個故事在《莊子·人間世篇》中亦可看到，狂人接輿所言“來世不可待也，往世不可追也”。這是説無論對過去還是未來，都不應有追求或期待的行為。然而《論語》説過去之事無奈，將來之事可追，這種異端者的話也多少含有儒家似的肯定意思。
由此可見，即便對同一個故事，諸家所表現的也有差異，此點在閲讀中國古典時必須要留意。
但不管是《論語》還是《莊子》，文章都以“鳳兮！鳳兮！”開頭，這是接輿面對孔子打招呼時所説之言。
在《莊子·天運篇》中，孔子見到老子後對弟子們説：“吾乃今於是乎見龍。”
孔子説出這樣的話。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也有孔子見到老子後的情景。
“吾今見老子，其猶龍耶！”
這麼記錄着孔子的感言。
聞一多在解釋《莊子》寓言所具有的多種民俗學要素時，他認為稱孔子為鳳，老子為龍不是僅憑想象。因為孔子的故鄉魯屬於殷人之國。老子生於楚，而楚有“人面龍身而無足”的祝融六姓，即楚為龍族後裔所開創的土地。
在孔子和老子的時期，圖騰時代已成為雲霧般遙遠的過去。在人們的口傳中，是否留下這樣的痕跡，頗值得懷疑。
作為語言表達的方式，龍和鳳就像用兩根纖維編成的繩子，任何一根都是出色人物的象徵，就像對偶句式一樣精彩。總之，將天子的容貌稱為龍顏，同樣將天子的坐乘稱為鳳輦，對此誰都不會感到奇怪。
被稱為鳳的孔子，是純粹的人文主義者，因而不如説他更像龍。但孔子把自己的信念向社會廣泛傳播的姿態極為積極，甚至有些強制，就這點來看又使人感到了鳳的狂躁。而被稱為龍的老子，採取從不勉強的態度，的確像龍。但無為自然一旦帶有野性味道，就會露出鳳的尖利爪子。如果一切聽之任之放縱自然的話，有時會變成無比冷酷的可怕行為，這一點不容忽視。
拋開稱呼問題，在以儒教、道教為代表的中國精神中，有似龍的東西也有似鳳的成分。不同時代可看到龍鳳這兩根纖維的粗細程度不一樣，一根粗而另一根細。不過有時看似粗的卻脆弱，看似細的卻堅韌。
這是中國具有的矛盾，正因為存在這種矛盾，中國所走的道路雖蜿蜒曲折，卻頑強地生存下來。
談起漢武帝登場的時代，儒教處於蕭條期，秦始皇焚書坑儒還留有巨大的傷痕。再加上漢朝初期是由暴發户集團掌握政權，鹿爪似的儒家教義不合他們的口味。
在武帝之前的漢帝國，儒家充其量只能保住司職朝廷禮儀的地位，時代精神反而以老莊為主流。在當時與其説老莊，不如説“黃老”更為普遍。可以認為老子繼承了傳説中的聖人黃帝的精神。
在編成繩子的兩根纖維中，應是“黃老”的那根粗，儒家的那根細。
當時屬於粗野的、現實主義的時代。談起黃老，就像現在我們認識老子和莊子那樣，黃老所包含的形而上學因素極少，是極為樸素的東西，其中神仙説、長生不老的方術、咒文等要素較多。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
以上述老子的話為參照，我以較幼稚的眼光來推測社會現實，即當時一定是“黃老之道”。
實際上，為政者並不是毫無建樹，而是儘量恪守不勉強的原則。文帝、景帝時代的政治就是如此。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莊子的話連政治也否定了，所謂“在宥”，是指順從自然之意。
文帝和景帝時代實行這種政策，國家的根基漸漸穩固，控制了戰亂，人心安定。如果大興不必要的建設項目，民間定會怨聲載道。在一定時期，什麼也不做反而更加安全。
然而到了武帝繼位時，他父親和祖父的措施已不適用。
要做到“化無為”是需要條件的，首先人民必須無慾而純樸。
戰亂剛結束後的民眾，只要沒有戰爭，全家能在一起和平地生活就別無欲求，這種心情十分強烈。這就是寡慾。——也有人認為這才是最大的慾望。
民眾盼望和平，即便有某種程度的不自由，只要想起戰爭時代就不會不順從。正因為人們的這種心理，為政者才不用採取相應的各種政策。
“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這是老子所提倡的一種理想社會。
無論多麼襤褸的衣衫，人們視其為美麗的服飾，即便是粗食淡飯也當做美食，如這麼想就會安居樂業。不過要建立這種社會，連老子也有附加條件。
“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必須是這種小國寡民的狀態。
武帝時代已完成了世代交替，人民沒有經歷過*，因此沒有認識到和平是可貴的，而是視其為理所當然的狀態。交通產業發達，人們的交往越來越頻繁。儘管人們將粗衣當成美服，可現實中身着華麗服飾的人卻隨處可見，大概沒有人來比誰腰纏草繩吧。從富裕人家的廚房裏飄來陣陣香味，誰都會與自家寒酸的飯桌相比。雖説聯想過去能讓人們忍耐，但人們並沒有*的痛苦記憶。
不僅是物質方面，求知慾望也在不斷地高漲。
曾拔刀亂砍宮殿立柱、身着樸素服飾、簡單粗暴的重臣們已不在人間，其子孫從出生起就在奢靡中長大。他們與那些誠惶誠恐地參加朝儀、樸實無華的車伕級別的老頭們相比，是屬於完全不同的人種。他們很自然地按照優雅的禮節，完成複雜的朝禮，這些是他們已掌握在身的東西。在宮廷儀式方面，他們甚至認為仍缺乏威嚴和典雅的風度。
在持續的和平環境中人口增加，成為大國多民，既然老子所設定的小國寡民的前提已經崩潰，在政治上的黃老主義也只是徒有虛名了。
17歲的新皇帝不是平庸之輩，他已敏感地嗅到這種時代氣息。
無論民眾還是廷臣，一定都不滿足這種現狀。貧者憧憬富有，高官渴望用名副其實的威儀來裝飾自己。
人們這種內心的痛楚，武帝無法直接感覺到。那麼能直接刺激他感官的又是什麼呢？並非一般大眾式的，而是來自他經常接觸的教育官——儒者所發出的嘆氣聲。
宮廷充滿着清一色的黃老思想。高祖本來是曾往儒者冠帽中撒尿的人物，相比之下，文帝醉心於刑名學，不重視儒者的繁瑣學説。曾輔佐梁懷王后來殉死的賈誼，也是被文帝輕視的儒者之一。在景帝時代儒者也不受重用。儒者僅有博士的官名，那也只是湊數而已。
儒者在宮廷只被當做主持儀式的專職官員。儒學原本應以治國平天下為目標，是具有實踐性的政治學問。儘管如此，當時也不允許儒者涉足重要的政治領域。儒者教皇太子讀書寫字，只不過是教育家而已，想必他們會感到無奈吧。
武帝覺察到儒者的無奈心態，並且已看出儒教具有廣闊的前景。武帝雖沒有接觸民眾，但他是想象力豐富的人物。
“已經與父親和祖父時代不同了。如時代變了，施政方針也必須改變，總是恪守無為自然的黃老之道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武帝這麼思考着。
值得慶幸的是，經過文帝、景帝兩代，積累的財寶充滿國庫，銀兩不計其數，穀物滿倉無處可藏。如武帝想開拓什麼新事業，有充裕的軍事財力做後盾。
“必須有所建樹。”
年輕的內心想到的是行動。
國家有機構、行政、法制、經濟、國防、產業、倫理、秩序。——在新時代，所有的東西應追求嶄新的形式，並希望將上述各項也納入新形式中。
武帝所憧憬的新時代，實際上是中國的誕生。
功罪暫且不論，從武帝時代以後的兩千年，到封建中國因鴉片戰爭崩潰，社會持續保持着與武帝時代相同的結構。在兩千年間基本上沒有發生多大變化，這是令人震驚的停滯。
秦朝統一中國的大業由漢帝國繼承，在武帝時代使其完成，並將其延續到19世紀。為順應社會發展趨勢，人們期待強大力量的出現，湧現出的傑出人物支撐了兩千年。
制定理想的模式，並將一切強行納入其中，只有這種積極的儒學才是傑出人物所選擇的理想武器。武帝能支配封建國家的形式，且超越了王朝更替，面向未來長久維持下去，都是因為發揮了儒學的巨大威力。
血氣方剛的少年武帝，在登基第一年的建元元年十月，召集羣臣，讓眾人舉薦賢良、公正、直言、極諫的人士。
從太子時代起，武帝就喜愛儒學，這在朝廷大臣中人人皆知。
“今後是儒者的時代。”
很快，就不斷出現了迎合者。
“申、商、韓非、蘇秦等言論擾亂國政，鑽研這種學問之輩，請准予罷免。”
丞相這麼上奏，其意為只能任用儒者。丞相已覺察出武帝這種心情。
成為御史大夫的趙綰建議在城南修建“明堂”，即為孟子所稱的“王者之堂”。在儒家的理想中，政治和禮樂中心被視為神聖的場所。他還推薦了自己的老師申培。
申培受到最高禮遇，他從遙遠的魯(山東省)被召到國都長安。據《漢書》記載，使者帶着“束帛加璧”的禮物，用“安車蒲輪”前去迎接，這是指用蒲葉裹着車輪，以減少顛簸的貴賓車。《史記·儒林列傳》中也有關於“安車駟馬”的記載，其意為由四匹馬所駕轅的車，這與特製的專車沒有多少區別。
就這樣，武帝打算着手進行新體制的準備。在他周圍，開始形成有學者參與的新官僚集團。
可在宮廷中，即使皇帝下旨意，也有令他無可奈何的人物，那就是皇帝的祖母竇太后。她把17歲的孫子當成孩子看待，她認為武帝熱衷於新思想，是不能依靠的小毛孩——即使已登基，把一切交給他也是危險的。
竇太后酷愛黃帝、老子之言。丈夫文帝在位時，她已雙目失明，這使她變得更加固執。丈夫死後到了兒子景帝時代，竇太后強制家族成員閲讀“黃老”。這沒有什麼理由，只是無論如何必須照辦的一種狂熱信徒心理。
“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
在《史記·外戚世家》中有以上記載。
所謂“帝”是指兒子景帝，就連皇太子武帝也被強迫讀黃老的書。武帝登基後不久，就想將儒學變為國政的基本方針，可見強迫所讀的黃老學説沒有對他產生多大影響，有人持這種看法。但分析一下武帝一生的言行，就會發現“黃老”竟意外地深深地影響了武帝。
這是武帝具有的矛盾之一，同時也是中國人的矛盾。
在武帝以前，宮廷中盛行“黃老”，儒學受到*潛伏下來。但在武帝以後，儒學變成為政者的學問，相反“黃老”卻深入民間。關於中國人的生活，很多人認為表面上是孔孟之道，而基礎則是老莊學説。這種説法似乎切中了實質，武帝本人就是這種矛盾的象徵。
剛登上寶座的武帝雄心勃勃，但環境卻不允許年輕的皇帝自作主張，因為竇太后在幕後操縱着一切政治。
作為“黃老”狂熱信徒的竇太后，當然最討厭儒學。
在景帝時代，有一位名叫轅固生的博士官。有一天，竇太后將他叫來，問有關老子書中的問題。
“老子此家人言耳。”
轅固生這麼回答。
所謂家人是指沒有官品，服雜役的下賤者，也可譯成家庭奴隸。
竇太后聽後，怒髮衝冠。
第一，她為之傾倒的老子受到侮辱。
第二，她本人也受到羞辱。
竇太后是“家人”之女，她最初只是呂太后的一個使喚侍女。侍女沒有自由，經常被新來的侍女更換，更換掉的侍女再賜給各地諸王。那時她被編入轉讓組，送給各地諸王的侍女每五人分為一組。她希望去老家清河附近的趙王之處，並將此事託付給管事的官吏，可那個管事人卻忘了，結果她被編入去代王處的名單中。或者因賄賂太少，她也許被戲弄了。
她痛哭流涕，不情願地去了代王那裏，因為她是沒有自由的宮廷奴隸。
然而，在代王那裏等待她的卻是幸運。
她受代王的寵愛，生了兩男一女。不久代王的正妃死了，而且正妃所生的四個兒子也都死了。不僅如此，推翻呂氏家族的國都要人還專程前來提出：讓代王繼任漢帝國皇位。這樣一來，代王成為漢朝皇帝，登基後諸臣請求立皇太子，她的長男被選上，即後來的景帝，她也自動成為皇后。……如此這般青雲直上，人們不禁懷疑代王的正妃以及四個兒子的死因。
她成為皇后，兒子時代她是皇太后，在孫子武帝時代則成為太皇太后，但竇太后沒有忘記自己的出身——不是別的階層，而是“家人”。
轅固生的一句話刺痛了她的心。
她使用極為殘忍的處置手段。在侍女時代，她服侍過發明“人豬”處置法的呂太后，也許想仿效這種殘忍的方法。
“把這個傢伙扔進野豬圈！”
她這麼下命令。
連景帝也覺得母親的做法太過分，故遞給那可憐的儒者一把利刃。母親已雙目失明，沒有必要躲避她的目光。轅固生用景帝頗費苦心的武器，刺死一頭野豬，才幸運地免除一死。
轅固生的“家人”之説，並不一定是對竇太后的誹謗。
黃老的虛無思想，從儒家觀點來看，是沒有自由的可憐奴隸在心中尋求自我安慰的東西。而我們修身養性，是通過政治報效國家社會的自由人，怎麼能退卻到無為自然中去呢？——轅固生的話一定有這種含意。
總之，因這樣的老太婆執掌着大權，新皇帝要向以儒學為中心的體制轉換，當然不會一帆風順。
可以説御史大夫趙綰對形勢判斷錯誤，他低估了衰老的竇太后。趙綰一步一步地整頓以儒學為中心的體制，目的是要將竇太后從政治舞台上拉下來，開拓皇帝親政的道路。
趙綰上奏：“毋奏事東宮。”
東宮住的不是皇太子，而是竇太后，她居住的長樂宮在宮城的東側。皇帝住在未央宮，因在西側稱為西宮。趙綰試圖將一切政務只向皇帝奏本，排除東宮竇太后的垂簾聽政。
對此竇太后大為震怒。
漢帝國政府機構的最高官僚，文官為丞相，武官為太尉。《史記》中也有“太尉、丞相尊等”的記載。當時的丞相為竇嬰，他是武帝祖母竇太后的親戚。太尉田蚡為武帝之母王太后的異父弟。王太后的母親臧兒在丈夫王仲死後，同田某再婚，在田家生下兩個兒子，其中的哥哥就是田蚡。
文武兩人的最高權力者皆為外戚。他們也是儒教主義者，都被竇太后罷免。然而他們的部下，實際推行儒教化副總理級別的御史大夫趙綰以及郎中令王臧，不僅官職被罷免，甚至連性命也沒有保住。
“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
《史記·封禪書》對上述事件只做瞭如此簡要的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