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論語》中説“述而不作”，其意為自己只講述以前傳承的道德而不創作。後世擴大解釋這句話，變為“不能創作”之意。儒教被國教化以後，孔子的話被絕對化。由於這種原因，似乎可説中國文學中小説、戲曲等創作文體，與詩歌和隨筆相比不興旺。可《西遊記》卻是一個例外，同樣作為故事，《三國演義》的內容幾乎都來自史實，與此相比《西遊記》除玄奘三藏去印度取經以外，其他都屬於虛構。
據説，《西遊記》是明代吳承恩在16世紀後期創作的，但這只是充實整理到現在的樣子，其實玄奘三藏“西天取經”的故事在很久以前就有。這種證據到處可見，例如在福建省泉州市開元寺的塔上，有手持大刀的猴子雕塑。這座塔為宋代建造，要比吳承恩寫《西遊記》早數百年。另據文獻記載，寺院壁畫上有玄奘“西天取經”的畫面。壁畫上，參拜人不只是在觀看，也應在聽和尚一邊指着壁畫一邊講述難得的佛法。
為了説明佛經有多麼珍貴，用去印度艱難取經的故事最為適合。故事中妖魔鬼怪出現的次數越多，就越顯得佛經珍貴。和尚一定會使出渾身解數編造出妖魔鬼怪登場。
如果所講內容空洞乏味，就是信徒也會打瞌睡，還會出現轉身離去的人。此時講經的和尚會迅速作出各種反應。
“今天就講到這裏，大家已困了，好像沒什麼意思吧，下次應刪掉這段。……”
結果變成這樣。
與此相反，覺得很有趣的內容，信徒們聽得津津有味、兩眼發光，那應設法把這些內容再加工延長一些。
“西天取經”的故事是根據前來聽佛法的善男善女的反應逐漸改編而成。換句話説，《西遊記》是由百姓創作的。當然不是百姓親自用筆寫出來的，而是由講述者觀察聽眾的“反應”然後潤色加工而成的。因而故事反映了百姓的喜怒哀樂。經過代代相傳，到明代終於由吳承恩這位文人對全部故事進行了整理。這大概是《西遊記》誕生的真相。
在這個世上生活的百姓深受各種束縛，上面發佈“不許……”的繁多禁令，無論是鄉村生活還是大雜院生活，人們都會感到自己被人情世故所束縛，不能任意行動。他們在內心深處渴望擺脱各種束縛，踢開絆腳石，祈望自由自在地行動。然而在現實中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們至少想在故事的世界裏，聽到實現自己願望的內容。孫悟空受歡迎的根本原因似乎就在這裏。
在故事中還寄託了老百姓的一個願望，即能將他們帶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去天竺取經的旅途，正好最適合實現人們這種願望。可令人遺憾的是，講解佛法的人也沒去過絲綢之路。《西遊記》的主要登場人物，除玄奘以外都屬虛構，舞台也幾乎是虛設的。讓虛構的人物在空想的舞台上登場，以此展開變化莫測的故事情節。看起來不受約束可以任意創作故事，可構思卻意外地困難，因為講述者必須將想象力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境界。講述者絞盡腦汁編造出各種內容，而人的想象力是有極限的，持續出現相似的情節，可能使聽眾或讀者有時感到無聊。
龍鳳之國實際上，日語全譯版《西遊記》在戰後20多年後才終於完成，而且只是清代出版的“簡縮本”。所謂簡縮本如字義所示，是簡縮了的內容。即便如此，在平凡出版社的珍奇書系列中，這部簡縮本用上下兩卷，分兩段編排，其篇幅達近900頁。沒被簡縮的“完整本”篇幅要超出人們的想象，今後何時能出版“完整本”全譯版尚不能預測。
許多人一次又一次地將自己想到的內容不斷加進原有的故事中，才使這部書的篇幅變得如此龐大。文樂木偶淨琉璃。的《五天竺》大概亦可解釋為用這種方法在日本不斷充實編成的。
現在日本人最熟讀的佛經大概是《般若心經》，我們讀到的《般若心經》是玄奘以《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為原本漢譯而成的。全文一共有276個字，極為簡練，也是精心抄寫的佛經。實際上，《般若心經》是長達600卷《大般若經》(也為玄奘漢譯)之中的精髓。
文樂的《五天竺》也一定是參照《西遊記》的精華編寫成的。聽眾成為昔日的天真善男善女，他們聽着有趣的佛法故事，被帶進出神入化的世界。《五天竺》如能滿足老百姓內心的願望，可以説它回到了《西遊記》的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