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傍晚時分。伴隨着辦公室的關閉是一片鬧哄哄的活動，各種聲響在這座大辦公樓裏迴響着。在辦公室裏熬了一天後渴望回家的速記員們在鋪了石板的走廊裏發出“咔嗒”、“咔嗒”的聲響，她們的高跟鞋打出了迅速的腳步帶來的緊張的“得得”聲。
鍾打5點時，各種聲響的音量變大了。到5點30分，這座大樓幾乎是寂靜的，噪聲的中心正轉移到大街上，從大街上傳來的吼叫的喇叭聲和刺耳的交通口哨聲，不停地擊打着梅森的耳鼓。
佩裏-梅森踱着步，兩個拇指插在背心的袖孔中，在沉思中垂着頭。顯然，他對於所有使人分神的噪音聽而不聞。
他私人辦公室的門無聲地開了。德拉-斯特里特踮着腳尖向她的秘書辦公桌走去，坐下來，等待着。
梅森幾乎沒有抬起頭來看一眼，“回家吧，德拉，”他説，“沒有你能做的事。”
她搖搖頭，“我不走，可能會發生什麼事的。”
有人在敲打着通走廊的門，她詢問地看了梅森一眼，他向她點點頭，於是她迅速地走過去打開了門。
保羅-德雷克説：“謝謝，德拉，”並很快地看了梅森一眼，“又走馬拉松呢，佩裏？”
“我正在想從這該死的案子裏走出一個解決辦法來。”
“噢，”德雷克説，“也許我可以把事情簡化一點兒。我追查了那個打給多里絲-肯特的電話。它是從北卡胡恩加大街1629號的太平洋長途汽車站倉庫的一個付費電話打的。電話是早晨3點過1分接通的，那談話是在3分半鐘以後終止的。麥多克斯用他自己的名字要的電話。那是個指定受話人的電話。”
“搞到那些記錄的複印件，”梅森命令道，“你在派人繼續盯肯特太太的梢吧？”
“我要説是那樣，她想在這兒得到什麼？”
“想讓我們把那塊地面給它，周圍還圍上圍欄。”
“意思是？”德雷克用他那慢騰騰的拖長音問道。
“意思是，她想讓我同意，不和她的訴訟爭議，讓她使那個離婚案失效，並且作為肯特的妻子，對那些財產承擔控制權。為了使他被宣佈為沒有正常能力的人，她會為需要的任何事情宣誓作證。當然，那會簡化我們對那個謀殺案的抗辯。”
德雷克拖長了聲：“她挺善良，對吧？”
“非常善良。”
“這個對肯特不利的案子不是主要以旁證證據為基礎嗎？”德拉-斯特里特問。
德雷克從兜裏掏出一個筆記本，“鄧肯，”他説，“已經接受了報社的一次採訪。他很肯定地發誓説，他在天井裏看見那個夢遊者是在3點鐘。他説他看見的那個人是肯特，肯特手裏拿着一件閃閃發亮的東西。那可能是一把刀，他不能肯定。”
德拉憤怒地喊叫起來，插了話：“他這樣改口，怎麼逃脱處罰呢？”
“很容易的事，”梅森説，“他會聲稱，他最初把他的故事講給那些警官時，他有點兒慌亂，他説那個時間或者是12點一刻，或者是3點。他當時沒有肯定地認明那個夢遊者是肯特，因為他怕他的動機可能會被誤解。他越想這件事，就變得越肯定，那個人就是肯特，而且我們可能對他的動機有什麼看法並沒有關係，講實話是他的義務。他會在法庭提問時説好多俏皮話呢。”
“你的意思是，他會犯故意做偽證罪嗎？”
“不，那個老傢伙會認為自己在講實話，那是最糟糕的。但是這個電話給了我一個粉碎他的機會。他在早晨3點鐘時並沒在睡覺。”
“沒有那個可能嗎？麥多克斯或許在鄧肯全然不知的情況下打那個電話呢？”
“我不認為是這樣，我認為連百分之一的可能也沒有。他們今天上午都參加了會議，這一事實證明了，麥多克斯並沒有想把任何事瞞着鄧肯。我原以為，一開始麥多克斯或許算計着，他做那個交易時可以把鄧肯排除在外，但那和其他事實對不上。”
德雷克又查了一下自己的筆記本。
“還有一件事，”他説，“你知道哈里斯聲稱他是什麼時候注意到那把刀不在餐具櫃的抽屜裏的嗎？”
“是晚上的某一時間，”梅森説，“我就是不知道是幾點。為什麼問這個？”
“因為，”德雷克説，“我認為我們可以證明，當那個抽屜被鎖上時，那把刀是在抽屜裏。”
“誰説的？”
“那個管家。我的一個人裝成報社記者，和他談了話。他認為自己很重要，得意之極，十分願意泄露他知道的所有事情。他説，他去他的房間以前到餐具櫃那裏找一件東西，清楚地記得那把刀當時就在抽屜裏。”
“什麼時間？”梅森問。
“他無法確切地説出來，那是在盤子都洗好收好之後的某一時間，但是，這兒有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認為那是在哈里斯動身前往聖巴巴拉之後。如果這話屬實的話，那把刀可能從餐具櫃失蹤了，但是在肯特的外甥女鎖上餐具櫃的抽屜之前，它又被歸還原處了。”
梅森皺起眉頭，“為什麼有人要把它拿走，然後再放回去呢？”
德雷克聳聳肩。
梅森説：“這個證詞講不通，保羅。我本人是不會太相信那個管家的，哈里斯一定在講實話。如果抽屜被鎖上時那把刀在裏面的話，肯定是無法把它拿出來的，只有一把鑰匙。”
“當然，”德雷克拉長了聲音説，“已經知道有人會撬鎖了。”
梅森惱火地説：“我可不敢提出那種看法，保羅。”
“為什麼不行呢？”
“一個夢遊者是不會去撬鎖的。如果他有鑰匙，或是知道鑰匙在哪兒的話，他可能會打開抽屜的鎖，但我不認為他會撬鎖。這不符合夢遊理論……多里絲-肯特離開這兒後去哪兒了，保羅？”
“直奔她律師的辦公室了。”
“然後呢？”
“她動身回聖巴巴拉了。”
“你讓人盯着她呢嗎？”
“兩個人。”
“你説那個刀柄上沒有什麼指紋？”梅森突然問道。
“根本沒有他們能歸罪於肯特的東西。有一些指紋，但是被弄得很不清楚了。那些警官推測，它們或者是由於和牀單與枕套摩擦被弄得不清楚了，或者是你和艾德娜-哈默設法‘偶然’地把它們抹掉的。但是根本沒有他們能肯定地認明為肯特的指紋的痕跡。一個報社記者直接從指紋專家那兒得到的這個消息告訴我的。”
“但是，如果肯特的指紋並沒在上面的話，”德拉-斯特里特説，“他們怎麼能抓他呢。只因為部把刀是在他的枕頭下面發現的，並不證明他犯了謀殺罪。”
“這整個事情，”梅森説，“都回到鄧肯那裏。如果我有事實證明鄧肯所看到的不是肯特先生，我就能輕而易舉地贏得這個案子。但倘若我不能粉碎鄧肯的證詞，我就得依靠夢遊。那樣我就必須證明，肯特是怎樣拿到那把刀的。倘若他是在睡前從餐具櫃的抽屜裏拿的，那就顯示出預謀，表明這種夢遊的辯護是偽造的。倘若他沒有在睡前從餐具櫃裏把它拿出來的話，那麼他就不可能在那以後拿到它，因為餐具櫃的抽屜鎖上了，整夜艾德娜-哈默都獨自擁有那把唯一的鑰匙。”
梅森又繼續從容地踱起步來。
“我原來還以為那個管家的證詞會使你高興得要死呢。”德雷克不快地説，“我算計着，這事再加上電話記錄會足以使這個案子站不住腳呢。”
“那個電話不錯，保羅，”梅森説，“某種東西彷彿告訴我，那會是一個救星，但我想不通那把刀的事。在那條線的某個地方，有某種東西不能吻合，有某種東西……”
他突然停下腳步，震驚得睜大了眼睛。他慢慢地低聲打了個口哨。
“什麼事？”德雷克問。
梅森沒有馬上回答那個問題，而是站了幾秒鐘，陰鬱地盯着德雷克。半晌後他慢慢地説：“我想到了另一種説法，保羅。”
“它站得住腳嗎？”偵探問。
“我要是知道就見鬼了，”梅森對他説，“在我把其中的幾個漏洞補上以前是站不住腳的。”
他轉向他的秘書。
“德拉，”他説，“你和我要去造個輿論。”
“幹什麼？”她問。
梅森向她笑着説：“等保羅-德雷克走後我會告訴你的。”
“我在這就這麼妨礙你們嗎？”德雷克問，同時把身體從大皮椅光滑的扶手上滑過，直到雙腳着了地。他伸展一下長腿，走到通走廊的門前，打開了它。
“等一下，”梅森招呼着他，“有一件事你可以做，我想和海倫-沃靈頓談談，你認為你能使她馬上到這兒來嗎？”
“當然，我的人在跟蹤這個案子裏的所有人。”
“她與之訂婚的那個小夥子——鮑勃-皮斯利——開着一家五金店，對吧？”
“我想是，對。為什麼問這個？”
“沒事兒。”梅森説，“趕快讓海倫-沃靈頓到這兒來。”
“就告訴我這些嗎？”德雷克問。
梅森點點頭：“對於要發生的事你知道得越少，保羅，你的良心使你不安的時間就越少。”
德雷克拖長了音説：“見鬼，如果我有良心的話，你甚至不會對我説話，更不要説僱用我了。”他仍然咧開嘴笑着，慢慢地關上了身後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