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本沒有過去，她隨時準備賠光本錢重搭戲台。
“反正，”她停止説話，向我攤開修長的手。那手精雕細琢，好像專做擺設讓人看的，最讓我着迷。她主動伸出了手，我的心跳了起來，能把這手握在自己的手裏，盡興研究一番必有所得。
雖然這手上的紋路我已經相過多少次，她經常與我比手掌，多少次我如入八陣圖，困惑得忘了自己在找什麼。從我們倆的一生來看，我好像應當更關心頭腦，她似乎本來就有更多的身體本錢。而肉身之運，更顯於手紋：上海人後來俗稱的“台型”，就是這個意思。她的台型真是絕無僅有。不過只有這次，我有機會靜心端詳，這才進入了掌心絕陣：看出了她命犯三衝，災星攔運。更糟的是，我沒能做到面不改色。我抬頭看着她傾倒多少人的甜美笑容，不由得一陣傷心。
“本來麼，每台戲都得從頭唱起。”這是我的違心安慰，還是她的自我解嘲？已經記不起來。
但做夢卻是她無法控制的事。
她常夢見離開家鄉的那個早晨。在那早晨遲遲未到的時辰，她心跳急促加快。她害怕早晨果真不會來到，所以整夜在海邊泥灘上站着向東痴望，擔心太陽萬一不會從海水中升起。
從七歲起，她就想離開這個地方，已整整有八年。多少年了，這點黑暗的記憶早就應當淡漠。但是每個月她總會有一次噩夢，夢到那個平生最恐怖的時刻，她對着黑暗的海水自言自語：“難道這次真的還走不了？”便一身冷汗驚醒過來。
那天清晨，她終於看到海面上升起一輪太陽，這是她這一生見到過的最輝煌的景象。她可以發這毒誓了：將永遠不會再朝這海邊漁村看一眼——除非父母要她回來看一眼，但他們雙雙去世八年了，不會要女兒回那本來就沒有的家。
如果我在做一部關於她的紀錄片，我知道應當就從這個鏡頭開始。陽光温馨地照在浦東的一條堤路上，三人抬的轎子裏坐着一個盛妝的女人，後面顛顛地跟着一個臉色黑紅、髮辮焦黃的鄉下小姑娘，個兒卻不矮，一手挎着一個包袱。她的鞋破爛了，右腳後跟不時掉下，扯上幾次都沒用，乾脆打赤腳，再提起包袱連跑幾步跟了上來。她奔得不停地抹汗，把本來特地洗乾淨的臉畫上了幾條污痕。
三個轎伕抬着滑竿，辮子壓在頭頂上，兩人在轎前，一人在轎後，他們打着赤腳，泥路把腳板拍得啪啪響。後面的一人費力些，所以隔一陣，相互輪換，調位子時藉機歇口氣，氣順過來又上路。
越往前走，田野越是嫩綠，油菜花黃黃地塗出一塊一塊，一串白蛾圍着轎子飛舞。
他們終於走上黃浦江長堤，景色突然全變了。一邊是各種各樣停靠在江岸邊的船舶，上面有各式各樣怪里怪氣的洋字，船甲板上半像人半像鬼的紅毛水手，對着轎子裏的女人亂叫亂吼。女人頭都不抬，但後面的小姑娘仰臉看得出神，赤腳踏進鏽水泥坑，差點滑一跤。另一邊是形狀各異的倉庫。船是鐵板的，倉庫牆是鐵板皮的，兩邊都是油漆夾着水滴鏽痕，花花紋紋擠攏在一塊，怪得有趣。
還沒來得及看仔細，行人多了，轎伕慢了下來，江面也寬了，説是到了陸家嘴渡口。
隔着黃浦江，對岸就是當時中國最特殊的地方：上海外灘。下午刺刺的陽光照着那些英式維多利亞建築、江中噴出煙霧不時發出怪叫的輪船。小姑娘把包袱擱在地上，雙手抓着自己的褲腿，看呆了。有人挑着擔子撞了一下她的胳膊，很痛，她只是讓了讓，繼續傻看。
渡口繁忙。輪渡是有巨大煙囱的蒸氣鐵輪，冒出的濃煤煙直衝到她的臉上，嗆得實在有勁，讓她哈哈笑了起來。
來來往往的旅客提着包裹扛着行李，大人牽着小孩，喧喧嚷嚷地擠過她面前，跨上跳板上船。
盛妝的女人拂手理理一絲不亂的頭髮，敲敲槓子，滑竿放下了。女人轉過臉去，大聲訓斥呆看江對面的小姑娘：“小月桂，沒到上海就想享福了？還不看好行李！”
這是1907年初春。宣統皇帝尚未上台，都知道這麼混不下去，但一切都懸着等着，連開端的開端都尚未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