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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橋榮記

    提起我們花橋榮記,那塊招牌是響噹噹的。當然,我是指從前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我們爺爺開的那家米粉店。黃天榮的米粉,桂林城裏,誰人不知?哪個不曉?爺爺是靠賣馬肉米粉起家的,兩個小錢一碟,一天總要賣百把碟,晚來一點,還吃下着呢。我還記得奶奶用紅絨線將那些小銅板一串串穿起來,笑得嘴巴都合不攏,指着我説:妹仔,你日後的嫁妝不必愁了。連桂林城裏那些大公館請客,也常來訂我們的米粉,我跟了奶奶去送貨,大公館那些闊太太看見我長的俏,説話知趣,一把把的賞錢塞到我袋子裏,管我叫“米粉丫頭”。

    我自己開的這家花橋榮記可沒有那些風光了。我是做夢也沒想到,跑到台北又開起飯館來。我先生並不是生意人,他在大陸上是行伍出身的,我還做過幾年營長太太呢。哪曉得蘇北那一仗,把我先生打得下落不明,慌慌張張我們眷屬便撤到了台灣。頭幾年,我還四處打聽,後來夜裏常常夢見我先生,總是一身血淋淋的,我就知道,他已經先走了。我一個女人家,流落在台北,總得有點打算,七拼八湊,終究在長春路底開起了這家小食店來。老闆娘一當,便當了十來年,長春路這一帶的住户,我閉起眼睛都叫得出他們的名字來了。

    來我們店裏吃飯的,多半是些寅吃卯糧的小公務員——市政府的職員嘍、學校裏的教書先生嘍、區公所的辦事員嘍——個個的荷包都是乾癟癟的,點來點去,不過是些家常菜,想多榨他們幾滴油水,竟比老牛推磨還要吃力。不過這些年來,也全靠這批窮顧客的幫襯,才把這爿店面撐了起來。

    顧客裏,許多卻是我們廣西同鄉,為着要吃點家鄉味,才常年來我們這裏光顧,尤其是在我們店裏包飯的,都是清一色的廣西佬。大家聊起來,總難免攀得上三五門子親戚。這批老光桿子,在我家裏包飯,有的一包三年五載,有的竟至七年八年,吃到最後一口飯為止。像那個李老頭,從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説是城裏的房子,他佔了一半。兒子在台中開雜貨鋪,把老頭子一個人摔在台北,半年匯一張支票來。他在我們店裏包了八年飯,砸破了我兩打飯碗,因為他的手扯雞爪瘋,捧起碗來便打顫。老傢伙愛唱《天雷報》,一唱便是一把鼻涕,兩行眼淚。那晚他一個人點了一桌子菜,吃得精光,説是他七十大壽,那曉得第二天便上了吊。我們都跑去看,就在我們巷子口那個小公園裏一棵大枯樹上,老頭子吊在上頭,一雙破棉鞋落在地上,一頂黑氈帽滾跌在旁邊。他欠的飯錢,我向他兒子討,還遭那個挨刀的狠狠搶白了一頓。

    我們開飯館,是做生意,又不是開救濟院,哪裏經得起這批食客七拖八欠的,也算我倒媚,竟讓秦癩子在我店裏白吃了大半年。他原在市政府做得好好的,跑去調戲人家女職員,給開除了,就這樣瘋了起來,我看八成是花痴!他説他在廣西榕縣當縣長時,還討過兩個小老婆呢。有一次他居然對我們店裏的女顧客也毛手毛腳起來,我才把他攆了出去。他走在街上,歪着頭,斜着眼,右手伸在空中,亂抓亂撈,滿嘴冒着白泡子,吆喝道:“滾開!滾開!縣太爺來了。”有一天他跑到菜場裏,去摸一個賣菜婆的奶,那個賣菜婆拿起根扁擔,罩頭一棍,當場打得他額頭開了花。去年八月裏刮颱風,長春路一帶淹大水,我們店裏的桌椅都漂走了。水退的時候,長春路那條大水溝冒出一窩窩的死雞死貓來,有的爛得生了蛆,太陽一曬,一條街臭烘烘。衞生局來消毒、打撈的時候,從溝底把秦癩子鈎了起來,他裹得一身的污泥,硬邦邦的,像個四腳朝天的大烏龜,誰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掉到溝裏去的。

    講句老實話,不是我衞護我們桂林人,我們桂林那個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榕縣、武寧,那些角落頭跑出來的,一個個齜牙咧嘴。滿口夾七夾八的土話,我看總帶着些苗子種。哪裏拼得上我們桂林人?一站出來,男男女女,誰個不沾着幾分山水的靈氣?我對那批老光桿子説:你們莫錯看了我這個春夢婆,當年在桂林,我還是水東門外有名的美人呢!我替我們爺爺掌櫃,桂林行營的軍爺們,成羣結隊,圍在我們米粉店門口,像是蒼蠅見了血,趕也趕不走,我先生就是那樣把我搭上的。也難怪,我們那裏,到處青的山,綠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膚也洗得細白了。幾時見過台北這種地方?今年台風,明年地震,任你是個大美人胎子,也經不起這些風雨的折磨哪!

    包飯的客人裏頭,只有盧先生一個人是我們桂林小同鄉,你一看不必問,就知道了。人家知禮識數,是個很規矩的讀書人,在長春國校已經當了多年的國文先生了。他剛到我們店來搭飯,我記得也不過是三十五六的光景,一徑斯斯文文的,眼也不抬,口也不開,坐下去便悶頭扒飯,只有我替他端菜添飯的當兒,他才欠身笑着説一句:不該你,老闆娘。盧先生是個瘦條個子,高高的,背有點佝,一杆葱的鼻子,青白的臉皮,輪廓都還在那裏,原該是副很體面的長相;可是不知怎的,卻把一頭頭髮先花白了,笑起來,眼角子兩撮深深的皺紋,看着很老,有點血氣不足似的。我常常在街上撞見他,身後領着一大隊蹦蹦跳跳的小學生,對街的時候,他便站到十字路口,張東西跑過街去。不知怎的,看見他那副極有耐心的樣子,總使我想起我從前養的那隻性情温馴的大公雞來,那隻公雞竟會帶小雞的,它常常張着雙翅,把一羣雞仔孵到翅膀下面去。

    聊起來我才知道,盧先生的爺爺原來是盧興昌盧老太爺。盧老大爺從前在湖南做過道台,是我們桂林有名的大善人,水東門外那問培道中學就是他辦的。盧老奶奶最愛吃我們榮記的原湯米粉,我還跟着我們奶奶到過盧公館去過呢。

    “盧先生,”我對他説道,“我從前到過你們府上的,好體面的一間公館!”

    他笑了一笑,半晌,説道:

    “大陸撤退,我們自己軍隊一把火,都燒光嘍。”

    “哦,糟蹋了。”我嘆道。我還記得,他們園子裏種滿了有紅有白的芍藥花。

    所以説,能怨我偏向人家盧先生嗎?人家從前還不是好家好屋的,一樣也落了難。人家可是有涵養,安安分分,一句閒話也沒得。哪裏像其他幾個廣西苗子?摔碗砸筷,雞貓鬼叫。一肚子發不完的牢騷,挑我們飯裏有砂子,菜裏又有蒼蠅。我就不由得光火,這個年頭,保得住命就是造化,不將將就就的,還要刁嘴呢!我也不管他們眼紅,盧先生的菜裏,我總要加些料,牛肉是腥子肉,豬肉都是瘦的。一個禮拜我總要親自下廚一次,做碗冒熱米粉:滷牛肝、百葉肚:香菜麻油一澆,灑一把油炸花生米,熱騰騰的端出來,我敢説,台北還找不出第二家呢,什麼雲南過橋米線!這碗米粉,是我送給盧先生打牙祭的,我這麼巴結他,其實還不是為了秀華。

    秀華是我先生的侄女兒,男人也是軍人,當排長的,在大陸上一樣的也沒了消息。秀華總也不肯死心,左等右等,在間麻包工廠裏替人織麻線,一雙手都織出了老繭來,可是她到底是我們桂林姑娘,淨淨扮扮,端端正正的。我把她抓了來,點破她。

    “乖女,”我説,“你和阿衞有感情,為他守一輩子,你這分心,是好的。可是你看着你嬸孃,就是你一個好榜樣。難道我和你叔叔還沒有感情嗎?等到今天,你嬸孃等成了這副樣子——不是我説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十幾年前我就另打主意了,就算阿衞還在,你未必見得着他,要是他已經走了呢?你這番苦心,乖女,也只怕白用了。”

    秀華終於動了心,掩面痛哭起來。是別人,我也懶得多事了,可是秀華和盧先生都是桂林人,要是兩人配成了對,倒是一段極好的姻緣。至於盧先生那邊,連他的家當我都打聽清楚了。他房東顧太太是我的麻將搭子,那個湖北婆娘,一把刀嘴,世人落在她口裏,都別想超生,可是她對盧先生卻是百般衞護。她説她從來也沒見過這麼規矩的男人,省吃省用,除了拉拉弦子,哼幾板戲,什麼嗜好也沒得。天天晚上,總有五六個小學生來補習。補得的錢便拿去養雞。

    “那些雞呀,就是盧先生的祖爺爺祖奶奶!”顧太太笑道,“您家還沒見過他侍候那些雞呢,那份耐性!”

    每逢過年,盧先生便提着兩大籠蘆花雞到菜市場去賣,一隻只鮮紅的冠子,光光亮的羽毛——總有五六斤重,我也買過兩隻,屁股上割下一大碗肥油來。據顧太太估計,這麼些年來,做會放息,利上裹利,盧先生的積蓄,起碼有四五萬,老婆是討得起的了。

    於是一個大年夜,我便把盧先生和秀華都拘了來,做了一桌子的桂林菜,燙了一壺熱熱的紹興酒。我把他們兩個,拉了又拉,扯了又扯,合在一起。秀華倒有點意思,儘管抿着嘴巴笑,可是盧先生這麼個大男人,反而害起臊來,我慫着他去跟秀華喝雙杯,他竟臉紅了。

    “盧先生,你看我們秀華這個人怎麼樣?”第二天我攔住他問道。他忸怩了半天也答不上話來。

    “我們秀華直贊你呢!”我瞅着他笑。

    “不要開玩笑了——”他結結巴巴的説。

    “什麼開玩笑?”我截斷他的話,“你快請請我,我替你做媒去,這杯喜酒我吃定了——”

    “老闆娘,”是盧先生突然放下臉來,一板正經的説道,“請你不要胡鬧,我在大陸上,早訂過婚了的。”

    説完,頭一扭,便走了。氣得我渾身打顫,半天説不出話來,天下也有這種沒造化的男人!他還想吃我做的冒熱米粉呢!誰不是三百五一個月的飯錢?一律是肥豬肉!後來好幾次他跑來跟我搭訕,我都愛理不理的,直到秀華出了嫁,而且嫁得一個很富厚的生意人,我才慢慢的消了心頭那口氣,到底算他是我們桂林人,如果是外鄉佬!

    一個九月中,秋老虎的大熱天,我在店裏流了一天的汗,到了下午五六點,實在熬不住了,我把店交給我們大師傅,拿把蒲扇,便走到巷口那個小公園裏,去吹口風,透口氣。公園裏那棵榆樹下,有幾張石凳子,給人歇涼的。我一眼瞥見,盧先生一個人坐在那裏。他穿着件汗衫,拖着雙木板鞋,低着頭,聚精會神的在拉弦子。我一聽,他竟在拉我們桂林戲呢,我不由的便心癢了起來。從前在桂林,我是個大戲迷,小金鳳、七歲紅他們唱戲,我天天都去看的。

    “盧先生,你也會桂林戲呀!”我走到他跟前説道。

    他趕忙立起來招呼我,一面答道:

    “並不會什麼,自己亂拉亂唱的。”

    我在他身旁坐下來,嘆了一口氣。

    “幾時再能聽小金風唱出戲就好了。”

    “我也最愛聽她的戲了。”盧先生笑着答道。

    “就是呀,她那出《回窯》把人的心都給唱了出來!”

    我説好説歹求了盧先生半天,他才調起弦子,唱了段《薛平貴回窯》。我沒料到,他還會唱旦角呢,挺清潤的嗓子,很有幾分小金鳳的味道:十八年老了王寶釧——聽得我不禁有點刺心起來。

    “人家王三姐等了十八年,到底把薛平貴等着了——”盧先生歇了弦子,我吁了一口氣對他説,盧先生笑了一笑,沒有做聲。

    “盧先生,你的未婚妻是誰家的小姐呀?”我問他。

    “是羅錦善羅家的。”

    “哦,原來是他們家的姑娘——”我告訴盧先生聽,從前在桂林,我常到羅家綴玉軒去買他們的織錦緞,那時他們家的生意做得很轟烈的。盧先生默默的聽着,也沒有答話,半晌,他才若有所思的低聲説道:

    “我和她從小一起長大的,她是我培道的同學。”盧先生笑了一下,眼角子浮起兩撮皺紋來,説着他低下頭去,又調起弦子,隨便的拉了起來。太陽偏下去了,天色暗得昏紅,起了一陣風,吹在身上,温濕温濕的,吹得盧先生那一頭花白的頭髮也顫動起來。我倚在石凳靠背上,閉起眼睛,聽着盧先生那喉咿呀呀帶着點悲酸的絃音,朦朦朧朧,竟睡了過去。忽兒我看見小金鳳和七歲紅在台上扮着《回窯》,忽兒那薛平貴又變成了我先生,騎着馬跑了過來。

    “老闆娘——”

    我睜開眼,卻看見盧先生已經收了弦子立起身來,原來早已滿天星斗了。

    有一陣子,盧先生突然顯得喜氣洋洋,青白的臉上都泛起一層紅光來。顧太太告訴我,盧先生竟在佈置房間了,還添了一牀大紅絲面的被窩。

    “是不是有喜訊了,盧先生?”有一天我看見他一個人坐着,抿笑抿笑的,我便問他道。盧先生臉上一紅,往懷裏掏了半天,掏出了一封信來,信封又粗又黃,卻是折得端端正正的。

    “是她的信——”盧先生嚥了一下口水,低聲説道,他的喉嚨都哽住了。

    他告訴我,他在香港的表哥終於和他的未婚妻連絡上,她本人已經到了廣州。

    “要十根條子,正好五萬五千塊,早一點我也湊不出來——”盧先生結結巴巴的對我説。説了半天我才解過來他在講香港偷渡的黃牛,帶一個人入境要十根金條。盧先生一面説着,兩手卻緊緊的捏住那封信不肯放,好像在揪住他的命根子似的。

    盧先生等了一個月,我看他簡直等得魂不守舍了,跟他説話,他也恍恍惚惚的,有時一個人坐在那裏,突地低下頭去,自己發笑。有一天,他來吃飯,坐下扒了一口,立起身便往外走,我發覺他臉色灰敗,兩眼通紅。我趕忙追出去攔住他。

    “怎麼啦,盧先生?”

    他停了下來,嘴巴一張一張,咿咿嗚嗚,半天也迸不出一句話來。

    “他不是人!”突然他帶着哭聲的喊了出來,然後比手劃腳,愈講愈急,嘴裏含着一枚橄欖似的,講了一大堆不清不楚的話:他表哥把他的錢吞掉了,他託人去問,他表哥竟説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我攢了十五年——”他歇了半晌,嘿嘿冷笑了一聲,喃喃自語的説道。他的頭一點一點,一頭花白的頭髮亂蓬蓬,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盧先生養的那些蘆花雞來,每年過年,他總站在菜市裏,手裏捧着一隻鮮紅冠子黑白點子的大公雞,他把那些雞一隻只喂得那麼肥。

    大概有半年光景,盧先生一直茶飯無思,他本來就是個安靜人,現在一句話也沒得了,我看他一張臉瘦得還有巴掌大,便又恢復了我送給他打牙祭的那碗冒熱米粉,哪曉得他連我的米粉也沒胃口了,一碗總要剩下半碗來。有一個時期,一連兩個禮拜,他都沒來我們店裏吃飯,我以為他生病,正要去看他,卻在菜場裏碰見了他的房東顧太太,那個湖北婆娘一看見我,一把揪住我的膀子,一行走,一行咯咯的笑,啐兩聲,罵一句:

    “這些男人家!”

    “又有什麼新聞了,我的顧大奶奶?”我讓她揪的膀子直髮疼,這個包打聽,誰家媳婦偷漢子,她都好像守在人家牀底下似的。

    “這是怎麼説?”她又狠狠的啐了一口,“盧先生那麼一個人,也這麼胡搞起來。您家再也猜不着,他跟什麼人姘上了?阿春!那個洗衣婆。”

    “我的娘!”我不由得喊了起來。

    那個女人,人還沒見,一雙xx子先便擂到你臉上來了,也不過二十零點,一張屁股老早發得圓鼓隆咚。搓起衣裳來,肉彈彈的一身。兩隻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見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我頂記得,那次在菜場裏,一個賣菜的小夥子,不知怎麼犯着了她,她一雙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個小夥子直往後打了幾個踉蹌,噼噼叭叭,幾泡口水,吐得人家一頭一臉,破起嗓門便罵,幹你老母雞歪!那副潑辣勁,那一種浪樣兒。

    “阿春替盧先生送衣服,一來便鑽進他房裏,我就知道,這個台灣婆不妥得很。有一天下午,我走過盧先生窗户底,聽見又是哼又是叫,還當出了什麼事呢。我墊起腳往窗簾縫裏一瞧,呸——”顧太大趕忙朝地下死勁吐了一泡口水,“光天化日,兩個人在房裏也那麼赤精大條的,那個死婆娘騎在盧先生身上,蓬頭散發活像頭母獅子!撞見這種東西,老闆娘,您家説説,晦氣不晦氣?”

    “難怪,你最近打牌老和十三幺,原來瞧見寶貝了。”我不由得好笑,這個湖北九頭鳥,專愛探人陰私。

    “嚼蛆!”

    “盧先生倒好,”我嘆了一口氣説,“找了一個洗衣婆來服侍他,日後他的衣裳被單倒是不愁沒有人洗了。”

    “天下的事就怪在這裏了,”顧太太拍了一個響巴掌,“她服侍盧先生?盧先生才把她捧在手上當活寶貝似的呢,人家現在衣服也不洗了,指甲擦得紅通通的,大模大樣坐在那裏聽收音機的歌仔戲,盧先生反而累得像頭老牛馬,買了個火爐來,天天在房中炒菜弄飯給她吃。最氣人的是,盧先生連牀單也自己洗,他哪裏洗得乾淨?晾在天井裏,紅一塊,黃一塊,看着不知道多噁心。”

    第二天,我便在街上碰見了盧先生和阿春,兩個人迎面走來。阿春走在前頭,揚起頭,聳起她那個大胸脯,穿得一身花紅柳綠的,臉上鮮紅的兩團胭脂。果然,連腳趾甲都塗上了蔻丹,一雙木展,劈劈啪啪踏得混響,很標勁,很囂張。盧先生卻提着個菜籃子跟在她身後,他走近來的時候,我猛一看,嚇了一大跳。我原以為他戴着頂黑帽子呢,那曉得他竟把一頭花白的頭髮染得漆黑,染得又不好,硬邦邦的張着;臉上大概還塗了雪花膏,那麼粉白粉白的,他那一雙眼睛卻坑了下去,眼塘子發烏,一張慘白的臉上就剩下兩個大黑洞,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從前在桂林看戲,一個叫白玉堂的老戲子來,五十大幾了,還唱扇子生。有一次我看他的《寶玉哭靈》,坐在前排,他一唱哭頭,那張敷滿了白粉的老臉上,皺紋陡地統統現了出來,一張嘴,便露出了一口焦黑的煙屎牙,看得我心裏直難過,把個賈寶玉竟唱成了那副模樣。盧先生和我擦肩而過,把頭一扭,裝着不認識,跟在那個台灣婆的屁股後頭便走了。

    盧先生和阿春的事情,我們長春路的人都傳反了,我是説盧先生遭阿春打傷了那樁公案。阿春在盧先生房裏偷人,偷那個擦皮鞋的馬仔,盧先生跑回去捉好,馬仔一腳把他踢倒地上,逃跑了,盧先生爬起來,打了阿春兩個耳光子。

    “就是那樣闖下了大禍!”顧太太那天告訴我,“天下也有那樣兇狠的女人?您家見過嗎?三腳兩跳她便騎到了盧先生身上,連撕帶扯,一口過去,把盧先生的耳朵咬掉了大半個。要不是我跑到街上叫救命,盧先生一定死在那個婆娘的手裏!”

    顧太太一直喊倒黴,家裏出了那種醜事。她説依她的性子,當天就要把盧先生攆出去,可是盧先生實在給打狠了,躺在牀上動都動不得。盧先生傷好以後,又回到了我們店裏包飯了。他身上耗剩了一把骨頭,脖子上的幾條青疤還沒有褪;左邊耳朵的耳垂不見了,上面貼着一塊白膠布,他那一頭染過的頭髮還沒洗乾淨,兩邊太陽穴新冒出的髮腳子仍舊是花白的,頭頂上卻罩着一個黑蓋子,看着不知道有多滑稽,我們店裏那些包飯的廣西老,一個個都擠眉眨眼瞅着他笑。

    有二天,我在長春國校附近的公共汽車站那邊,撞見盧先生。他正領着一羣放學的小學生,在街上走着。那羣小學生嘰嘰喳喳,打打鬧鬧的,盧先生走在前面,突然他站住回過頭去,大喊一聲:

    “不許鬧!”

    他的臉紫漲,脖子粗紅,額上的青筋都疊暴起來,好像氣得什麼似的。那些小學生都嚇了一跳,停了下來,可是其中有一個小毛丫頭卻骨碌骨碌的笑了起來。盧先生跨到她跟前,指到她臉上喝道:

    “你敢笑?你敢笑我?”

    那個小毛丫頭甩動着一雙小辮子,搖搖擺擺笑得更厲害了。盧先生啪的一巴掌便打到了那個小毛丫頭的臉上,把她打得跌坐到地上去,“哇——”的一聲大哭了起來。盧先生又叫又跳,指着坐在地上的那個小毛丫頭,罵道:

    “你這個小鬼,你也敢來欺負老子?我打你,我就是要打你!”

    説着他又伸手去揪那個小毛丫頭的辮子。那些小學生嚇得哭的哭,叫的叫。路上的行人都圍了過去,有的哄着那些小孩子,有兩個長春國校的男老師卻把盧先生架着拖走了。盧先生一邊走,兩隻手臂猶自在空中亂舞,滿嘴冒着白泡子,喊道:

    “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

    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盧先生,第二天,他便死了。顧太太進到他房間時,還以為他伏在書桌上睡覺,他的頭靠在書桌上,手裏捏着一管毛筆,頭邊堆着一疊學生的作文簿。顧太太説驗屍官驗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來,便在死因欄上填了“心臟麻痹”。

    顧太太囑咐我,以後有生人來找房子,千萬不要告訴別人,盧先生是死在她家裏的。她請了和尚道士到她家去唸經超度,我也去買了錢紙蠟燭來,在我們店門口燒化了一番。盧先生在我們店裏進進出出,總也有五六年了。李老頭子、秦癲子,我也為他們燒了不少錢紙呢。

    我把盧先生的賬拿來一算,還欠我兩百五十塊。我到派出所去拿了許可證,便到顧太太那兒,去拿點盧先生的東西來做抵押。我們做小生意的,哪裏賠得起這些閒錢。顧太太滿面笑容過來招呼我,她一定以為我去找她打牌呢。等她探明瞭我的來意,卻冷笑了一聲説道:

    “還有你的份?他欠我的房錢,我向誰討?”

    她把房門鑰匙往我手裏一塞,便徑自往廚房裏去了。我走到盧先生房中,裏面果然是空空的。書桌上堆着幾本舊書,一個筆筒裏插着一把破毛筆。那個湖北婆不知私下昧下了多少東西!我打開衣櫃,裏面掛着幾件白襯衫,領子都翻毛了,櫃子角落頭卻塞着幾條發了黃的女人的三角褲。我四處打量了一下卻發現盧先生那把弦子還掛在牆壁上,落滿了灰塵。弦子旁邊,懸着幾幅照片,我走近一瞧,中間那幅最大的,可不是我們桂林水東門外的花橋嗎?我趕忙爬上去,把那幅照片拿了下來,走到窗户邊,用衣角把玻璃框擦了一下,藉着亮光,覷起眼睛,仔細的瞧了一番。果然是我們花橋,橋底下是灕江,橋頭那兩根石頭龍柱還在那裏,柱子旁邊站着兩個後生,一男一女,男孩子是盧先生,女孩子一定是那位羅家姑娘了。盧先生還穿着一身學生裝,清清秀秀,乾乾淨淨的,戴着一頂學生鴨嘴帽。我再一看那位羅家姑娘,就不由的暗暗喝起彩來。果然是我們桂林小姐!那一身的水秀,一雙靈透靈透的風眼,看着實在叫人疼憐。兩個人,肩靠肩,緊緊的依着,笑眯眯的,兩個人都不過是十八九歲的模樣。

    盧先生房裏,什麼值錢的東西也搜不出,我便把那幅照片帶走了,我要掛在我們店裏,日後有廣西同鄉來,我好指給他們看,從前我爺爺開的那間花橋榮記,就在灕江邊,花橋橋頭,那個路口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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