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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1

    大姐站在1962年春末的細雨中,戴着一個大斗笠。她在野貓溪江邊,在停貨船的躉船前等父親。

    江上各類運輸船遠比客船多,開得慢悠悠的,細雨飄霧時,汽笛更是聲聲不斷。她不知道父親在哪條船上,濛濛細雨變成了瓢潑大雨。她着急起來,不時在沙灘上走動兩步,但還是等着,她心裏正燃燒着對母親的怒火。

    父親已三個月沒有回來。當她終於看到父親扛着隨身衣物走上跳板時,她就迎了上去。

    父親回家就開始打母親,他從未動手打過她,結婚十五年來,這是第一次。

    母親的第八胎,若按出生存活算是第六胎,才四個多月就很出懷,她不躲開父親的巴掌,只是用手護着肚子,“求你別打,不要傷了娃兒。”

    父親馬上就住了手,但痛苦得蹲在地上。母親想去拉他,又不敢。母親抱着架子牀的柱子,流着淚説,“你説怎麼辦,就怎麼辦,不就行了!”父親站了起來,薄薄的一扇門被他弄得哐當哐當響,二姐三哥嚇呆了,四姐五哥哭叫起來。父親連轟帶打把他們統統趕出門。

    緊掩的房門擋不住父母的爭吵,不斷有哭泣聲,二個人都在哭。二姐牽起四歲的五哥到院門外,三哥四姐跑掉了,大姐沒有露面。到晚上還不見孩子們回來,父親才出去找。下了一整天的雨停了。大姐拿着斗笠晃悠悠地進堂屋,她想溜上閣樓,被母親看見,只好隨母親回到房間裏。

    一跨進門檻,母親就叫大姐跪下。大姐彈着斗笠上的雨水,裝着沒聽見。母親扯過斗笠,給她一掌。大姐避開了,嘴裏罵了一句。母親氣得臉都白了,走過去抓住大姐,大姐竟然還手。母親有身孕,行動不太方便,但個子比大姐大。母女倆鬧得天翻地覆。院子裏的鄰居都來觀看,但誰也不上前勸阻。直到被雨淋得一身濕的父親,帶着大大小小四個兒女回來,才把大姐一把拖開。

    “你怎麼敢和你媽對打?我可以打,你作女兒的卻不能動手,”父親對大姐狠狠斥責。

    大姐哭着説:“爸爸,我是幫你呢,你還幫媽?”她一扭頭就衝進沒點燈昏暗的堂屋,從圍觀的人羣中跑掉了。

    大姐停止講下去,她説她只能講到這兒:母親懷上我,她和母親打架。

    我怎麼逼她也沒用,她掉頭就走了。

    一個大問題放在我面前:恐怕我也和大姐一樣,得自己去弄清我是誰。這個貌似極為普通的家庭,秘密非常多,也許南岸每個破爛的屋頂下,都有一屋子被捂起來的秘密。大姐這頭斷了線,四姐自顧不暇指望不了,二姐即使知道也不會説。周圍的人都回避我的問題,我已感覺到謎底會令我非常難堪。但越這樣,我越急於想解開這個謎不可。

    記得幾年前有一次大姐坐長途汽車跑回家,衣袖上有血跡,她説她又另有所愛,要離婚。丈夫來抓姦,未抓着,嚇唬她要去黨支部告她,要鬥她作風敗壞。兩人打起來,她用碗砸過去把他砸傷。

    母親説你怎麼嫁一回離一回,一回比一回瘋狂,不吸取教訓,也不聽我的話。大姐一把拉住我,對母親説:全是你,你自己是個壞母親,你沒有權利來要求我,我就是你的血性。她們倆人爭吵的話,好象跟我有關,但剛開始吵,二個人就合起來把我趕出去,再接着吵。

    我楞着在門外,父親走了出來,他把我拉到八號嘴嘴下面的峭巖上,坐在我的身邊。他那時眼睛在陰沉沉的白天可以看到江上的船,不清晰,如一個小黑點正朝東移動,他清楚那就是他一生中最愛的船,駛下去,就能到達他永遠也回不了的家鄉。

    2

    這天下午最後一堂課下課鈴聲響後,我正在整理書包,歷史老師走進教室。我們一起下樓梯,走到空曠處,他未提二天前失約讓我久等的事。彷彿沒有這件事,自然也談不上道歉。他只是問了問我複習功課的事,受傷害的感覺重新在我的心裏翻起,我轉身快步走開。

    他叫住我。“有事對你説。”

    我停了下來。一停下來,我就後悔,我不該如此輕易就向他讓步。但我已經停下了,沒法再走開。

    他説很抱歉那天讓我空等。公安局和校黨總支找他去談話,説他家裏常有聚會,公安局不相信他們是在讀書,認為是在組織反動集團,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學校方面對此事很害怕,有可能開除他的教職。訓話結束後,他趕去約會地點找我,我已不在。此後其他人也一個個被公安局找去調查,再不敢上他家。

    汽車從我們身邊駛過,塵土直噴到臉上,我們也未躲,各自心裏擱着心事。不知走了多少站路,才發現我們是朝西面走。

    “看來我們得吃點東西。”他不由分説,把我帶進一家離街面較遠的小館子,三張桌子都空着,我們在靠窗的一個桌子前坐下後。坐着等菜時,他問,“怎麼啦,還在生氣?”

    我説:“開除回家,你怎麼辦?”

    “重新當工人唄,”他笑笑説。“做工是我的老本行。”

    兩碗綠豆稀飯,一碟泡菜,一盤涼拌藤藤菜端了上來。他又叫了五加皮酒,説是他在修繕隊做零時工時,從房頂上摔下來弄壞了腰,多少年了,腰痛還是沒好,喝了酒,就覺得肌肉鬆馳多了。他讓我喝灑,我遲疑了一下。我以前從沒有喝過酒,只在逢年過節時,在父親杯子上呷一口,極不喜歡那刺鼻的味道。而這會兒,歷史老師正在苦惱中,我得讓他高興。我拿起酒盅,喝了一口,發現沒有自己以前想象的那麼討厭,一點兒也不扎喉嚨,很香。

    “你喜歡,”他説。

    我笑了。

    我説起了我家裏的事,1947年我母親與父親的相遇,1949年這座城市被共產黨攻陷前後的事,我複製着當年的衣着,當年的天氣,當年的石階和江水。他關切地聽着,讓我説下去。但什麼話也沒説,只是給我再要了一碗綠豆稀飯。

    看到他的眼光,我忽然覺得自己很自私,我不倦地把自己的痛苦統統扔給他,而一點也沒想到他。

    “你災荒年是怎麼活過來的?”我問,停了吃飯。

    他笑笑説,“恐怕每個家庭都差不多,恐怕每個家庭又都不一樣——對每個人來説,很不一樣。”

    他説想照這樣的思路往下寫,寫成一本書,想寫他對生活和命運的感受。大姐也這麼説過,大姐想寫她自己,那是發泄,是對不公平的命運的訴怨。他説,他想找到一種新的表達方式,北京有一些寫作的青年人,也正在走一條新路子,作品貼在大街的牆上,油印成小刊物叫《今天》,但是被禁了。公安局給他們的讀書會施加壓力,也就是這個背景。他就是寫了,也不想發表,不到時候。

    我把酒盅推到他面前,他推了回來,我握在手裏。剛才聽他説要寫書,我的心一下子被牽得遠遠的。

    “別怕,不會喝醉的。”他看着我説。

    我把酒盅推了回去,説,“還是你喝吧。”

    “你喝一口,就全歸我了。”

    我於是喝了一口,接着又喝了一口。我覺得臉紅了起來,記憶力出奇地好,口才也出奇地好,一個結巴也未打。我説到我出生前家裏親人因飢餓而死,也説到大姐幾次大吵大鬧離婚。我猜想,她想借換個男人換一種生活。

    歷史老師接過我的話説,你大姐用耗盡自己生命力的方式,對付一個強大的社會,她改變不了命運。

    這個社會,既得利益階層組成一個統治集團,一個新的特權階級。我們只想一個多餘的茅坑,當幹部的,不管小官還是大官,他們有自己專用的抽水馬桶、浴室、電話、傭人、奶媽。飢餓時期哪聽説餓死過一個幹部?這些人的第一條準則是鞏固特權集團的共同利益,並且傳給自己的子女;第二條是在這集團中往上爬。這第二條經常與第一條經常產生矛盾,由此鬧出禍及老百姓的政治變亂。

    有兩個文革。第一個文革是幹部們互整,不被人整倒,也會整別人。既然吃政治這碗飯,就得手拎着腦袋瓜,既然享受特權,就得冒被整的風險。有什麼可抱怨的?本來這就是他們選擇的。不管是當事者,或是當事者的後代們,現在如何憤恨寫文字控訴文革,受造反派迫害,太可笑了。另一個文革是老百姓的文革,他們借毛主席在黨內與劉少奇等人搶權的機會,做了造反派來發泄報復。但是造反派在69年就捱整,整了十一年。

    我不眨眼地盯着歷史老師,他説得激動起來,手在桌子和胸前划着。第一次聽他説這麼長的話,好象他也並不在乎我是否聽得懂,也不問我是否同意。我感覺他的神情有點可憐,他比我有知識有學問,但也一樣苦悶需要人理解。在感情的需求上,我們是對等的。

    小酒瓶早見底,酒盅裏還留有少許酒,歷史老師不時拿着,不時放下,舉棋不定。他笑他自己,説他是第一次和除他妻子之外的女性,在外面吃飯,平日一人在家吃飯,就更簡單。他的臉,不知是喝了酒發紅,還是點出這件事令他害羞。我只看進進出出的店主,另外二張桌子坐了人。

    小館子裏仍很清靜,窗外太陽正徐徐往山下沉,大概只有五六點來鍾。店主用一把蒲扇在煽涼一鍋新做的稀飯,可能七八點時,來吃飯的人會多些。

    他第一次提妻子,一句帶過。我聽別的老師説過,他妻子在一所小學工作,做辦事員,不教書,女兒只有七歲,就在妻子的學校上學。好象都不在南岸,在另一個偏遠的郊區。他想告訴我他家裏經常沒有別人,我知道他的暗示,可我沒有接他的茬。

    “你的眼睛能代你説話。”他説這話時,聲音很快,“你藏不住,你的思想,包括你每個小小的念頭,你的眼睛都告訴了我。”

    對此,我搖了搖頭。

    你知道嗎?我在心裏對他説:我唯獨藏起了我的孤獨,我拒人千里之外,我絕望的需要總想把自己交付給一個人。但是我不能讓我的眼睛説出這種渴望,我怕它們泄露我的內心,以致我不能與你的眼睛對視。

    3

    他們兄弟倆:弟弟略高,哥哥略矮,二人的面貌都略帶點憂傷。父親病亡後,母親辛辛苦苦把他們帶大,他們相差四歲,形影難離。文革開始,造反了,他們先是在家操練毛主席語錄,用語錄辯論。然後他們走出家,都做了造反派的活躍分子、筆桿子,造反派分裂後二人卻莫明其妙地參加了對立的二派。

    這樣的事,在這座幾百萬人口的城市算不了什麼稀奇。在1966年,在1967年和1968年,連在家糊布殼剪鞋樣的老太婆,都能倒背如流好多段偉大領袖或偉大副統帥的教導,講出讓人啞口無言的革命道理,家裏人經常分屬幾派,拍桌子踢門大吵。

    很快就出現軍人拉一派打一派的局面,軍內各派借文革互相清算。“八一五”一派有駐守重慶的54軍在後面支持。後來派駐重慶的53軍,支持“反倒底”。人們這才發現這城市有那麼多巨型國家軍工廠,現在被不同派控制,這城市成為文革武鬥全國第一戰常各個制向點、交通要道、江上山上高音喇叭日夜狂吼,經常夜裏戒嚴。在1967年上半年開始動刀動棍,7月就真槍真炮地打起來。

    那時,兩江三岸幾乎每家牀底下的雜物都被拉出來,牀底放上席子。牀上不睡人,堆放着棉被,疊放所有的枕頭。每家都以為如此,可防隨時從江上和對岸射飛來的子彈和炮彈。許多人家備有槓子、鋼釺。抗戰時期防備日本飛機空襲,在山坡上挖的防空洞,因為是石洞,保存之好,可能世界第一。七十年代為了準備打核戰爭,又加深加固,再挖鑿一批,城市的內臟早就象蜂窩,到處是一個個相連或不相連的洞穴。離防空洞近的,一條街的人都去防空洞躲藏。每天天未黑盡,不管天有多熱,都趕緊閉掉大門,用槓子頂住門,各自把鋼釺剪刀菜刀等自衞傢伙,備在方便的暗處,早早熄了燈。

    醫學院謝家灣有一夜武鬥,機槍架着射擊,坦克也開出來打。誰也沒見過那陣勢,特別是中學生大學生,慌亂中不擇路奔跑,翻牆的人太多,牆隨着人倒,壓死的人不比打死的少。

    8月,武鬥進一步白熱化。

    “八一五”和“反倒底”兩派,為長江上的決戰作了足夠的準備。南岸、城中心、江北要害之處都設有強火力點。貨船輪渡都停航,江上冷清空曠得異常。連城中心的中心地帶解放碑交電大樓,“反倒底”的“完蛋就完蛋”廣播站,九頭鳥式高聲喇叭也暫時啞了。天空安靜得發白,沒人在意氣温上升悶熱。靠江岸住的人們見勢不妙,紛紛躲在牀底下、防空洞裏。

    “紅配綠,醜得哭,紅配紫,一泡屎”、“閏七不閏八,閏八用刀殺”。1967年8月8日,我正是能隨口唸叨這些諺語的孩子中的一個。我的三哥的膽子賊大,那年他十六歲,登陸艇往兩江三岸射炮、江上大戰時,他一人跑到面對朝天門碼頭的八號院子嘴嘴,趴在岩石上看個痛快。

    父親彎着身子,貼着房子的牆壁躲避子彈,去逮三哥。父親急出汗,邊走邊大聲叫:“三娃子!三娃子!”我快五歲了,好奇地悄悄跟在他後面。

    嘉陵江流入長江的地方,船的殘骸碎塊有的在燃燒,有的冒着濃煙。一艘登陸艇靠近江中的烏龜石,屁股在水中,頭還在江面上,正在下沉。另一艘登陸艇往下游那頭開得快沒影了。

    八號院子嘴嘴沒三哥的影,父親往江邊的石階走,一回頭看見我,一隻手指着家的方向吼道:“回去,快些給我滾回去!”

    父親的樣子真兇,我楞了一下,就沒命地往家裏跑。

    三哥説一看到登陸艇下沉,他就奔下長長的石階到江邊,潛入水裏,撈到一個摸起來不錯的東西,游上岸來一看,只是一個塑料長筒,裝着十多個羽毛球。原來被打沉的艇上,是些好體育的學生。父親冒着彈雨把三哥抓回家,往牀底下一塞,他還在得意地整理羽毛球。

    “反倒底”從下游軍工廠開上來的登陸艇,從嘉陵江殺出“八一五”的炮艇和一艘小火輪,在江上對戰。兩艘軍艇,四周都是用裝甲車的鋼板焊封的掩體,僅留槍炮眼。“八一五”大部分是學生,也有工人,裝備也不錯,但顯然不是“反倒底”登陸艇中轉業海軍的對手。“八一五”的炮艇被打了十二個炮眼,主機被擊中,來不及掉頭逃走,就進水朝下沉。

    歷史老師親眼看見他們這一派射出的一顆炮彈,擊中對方的小火輪,轟地一聲爆炸開來。

    他最初也不能確信弟弟在小火輪上,據“八一五”裏的人講,弟弟這種“秀才”,本來在岸上“後方”,自己跳到了小火輪上的。處理打撈屍體時,只發現了弟弟的透明邊框深度近視眼鏡,那副眼鏡,以及一堆江中撈上來的不知何人的斷肢,一起埋在沙坪公園紅衞兵烈士墓區裏。當年,這個全國武鬥最厲害的城市,有不下二十處比較集中的武鬥死難者墓區,專門葬着一批又一批誓死保衞偉大領袖的人,至今只留存沙坪公園一處,某些墓碑上有的有姓名,大部分連姓名也沒有,當時墓都做得很堂皇,刻有毛澤東書法大瀟大灑的詩詞和語錄。文革中期派別被解散後,就無人看管,碑石七歪八倒,長滿荒草,成了一大片亂墳。

    他的母親聽到噩訊,正在家裏編織絨線衣,鋼針插進手心,一聲未叫得出來,中風死去。

    他退出派仗,回到家裏,家裏已被弟弟那一派來抄砸過。

    “8月8號,打槍打炮”,成了這城市一個新的諺語,表示不吉利。時隔十三年,有人將自己的親屬從沙坪公園紅衞兵烈士墓區挖出,重新安置時,嚇得魂飛魄散:“是冤鬼哪!冤鬼!”屍體只剩骨頭,這沒什麼大驚小怪的,奇怪的是頭顱骨全變成了綠色。有人説是由於射進腦袋的銅子彈,隨着腦子爛成水,染得滿顱骨銅綠。

    誰都看得出來,歷史老師在小館子裏談論這類事時的平淡態度,是裝出來的,是強行壓制住內疚自罪。説起1967年8月8日這場武鬥,我覺得他關於二個文革的精彩分析站不住腳:如果造反派搞的是“老百姓的文革”,為什麼互相往死裏打?

    他説:“成天説造反派蠻橫,其實造反派控制局面時,知識分子平頭老百姓很少有被鬥自殺的,等到軍管”清理階級鬥爭隊伍“,老百姓才受到比以前更嚴重的迫害。”

    他這話是對的,從我上小學二年級開始,到處都是自殺的“五一六”分子,清理出來的“國民黨殘渣餘孽”和“反動文人”。那幾年江上的屍體多到都無人再去看熱鬧。

    我坐在那兒,手在桌子上襯着臉龐,早已忘了吃飯,一點兒也沒覺得時間已從身邊滑過去,夜晚已降臨。

    一直到分手後,我才想起書包裏那本《人體解剖學》。他説的事,眼光那麼高遠,觀點那麼深刻,與這本書完全不一致,我竟忘了把書還給他,也忘了責問他為什麼如此卑劣?他還沒走遠,我叫住他,我們倆在路燈下漸漸走近,他的臉被路旁樹枝的黑影遮沒,象是一個沒有面目的幽靈。

    “怎麼啦?”他問,他聽到我沉重的呼吸。

    “還你書,”我坦然説,一字一句:“書我看了,也看懂了。”我把藏到身後那本書拿出,放在他的手中。在我的目光注視下,他拿過書轉頭走開,明顯有點驚慌失措。

    這是我第一次在精神上佔了優勢。看着他很快走遠,不知為什麼,我突然感到慾望的衝動,我心跳個不停,骨盆裏的肌肉直顫抖,Rx房尖挺起,硬得發痛。我不得不雙臂緊緊環抱自己的身子。

    4

    一路上,無論怎麼被夜風吹着,我也冷靜不下來。腳踏風琴聲,嗡聲嗡氣地從路邊的託兒所石牆內傳出來。^{大小=42}找呀找呀,找到一個朋友,點點頭來握握手^{大小=48}裏面的小空壩孩子們在丟手絹。小小孩只有白天在這裏玩,怎麼在晚上七八點鐘呢?幾條街都有股糞臭,是挑糞的農民弄灑在路上,也可能是廁所糞池滿溢出來?悶熱,沒有晚風,倒聽到樹葉嘩嘩響,水溝卻沉默地淌着。

    一走進六號院子,就看見人比往日多,有其他院子和不是這條街上的人,本來院子人不少,一多幾個人就擠翻了。“生了個兒娃子!”“石媽的福氣好,抱孫了!”堂屋裏四姐和德華一人坐一木凳在吃飯,五哥也回來了,父親在房間裏搬弄半導體收音機。

    我扔掉書包,取了盆子去大廚房打水。石媽的灶上正在燉着湯,冒着熱氣和肉香,其它灶都清靜地燒着一壺水。那些想來吃紅蛋的人已一鬨而散,她的房間是後院第一家,緊靠大廚房。房門未關,她的兒媳婦躺在牀上,説話聲極不耐煩:“啷個還沒燉好,人都等成哈巴還得不了吃。”石媽答道,“要等半夜,那種好東西才有效。”

    她們在説吃胎盤。這裏人都有這個習慣,從接生站要回胎盤,帶上鹽和鹼到江邊用江水洗淨,切成碎塊和着豬肉燉。都説胎盤積聚了孕婦所有的營養,吃了能補產婦的身體。共用的大廚房燉胎盤時,偷嘴婆最多,在自己灶上,用一個長柄勺伸到別人的鍋裏。膽大的,直接到別人的灶前,盛一碗,匆匆忙忙邊吹涼邊喝。碰見了,總有回話:“幫你嚐嚐鹹淡。”

    每次一聽到有人興高彩烈吃胎盤,我就要作嘔。我記得有一次大姐在家裏生小孩,與母親吵起來。

    大姐用筷子敲着只剩少許湯和肉的碗,不高興地質問對母親:“這是豬肚,媽,你肯定把我的胎盤扔了?”

    母親沒吭聲。

    大姐氣憤地嚷起來:“湯象是一樣的白,滋味也差不多,但我清楚得很,這不是胎盤!”她就知道母親不肯燉給她吃。母親不相信吃胎盤,説野蠻得很。母親雖然沒文化,但她有她的原則,人不能吃人身上的東西。

    5

    但是母親相信巫醫,她認為巫醫就是比西醫強。我十三歲,挑河沙時,眼花踩空了步子,帶着羅筐從石階跌下去,把左臂拐肘扭了筋,腫得動不得。

    痛到半夜裏,母親把我悄悄弄到水溝後面的一條街,神情慌張地敲開一扇門。那門和窗都小得出奇,一個手裏夾着香煙的女人坐在黑洞洞的屋中央。我們進去後,才點了盞煤油燈,燈芯只一丁點,放在屋角單腳櫃上。看不見她的臉,僅看得見她夾着香煙的手,她沒抽,只是拿在手中。她説你們不請就進屋來就不對頭,你們根本付不起錢。

    母親問多少?

    她扔了快燃盡的煙頭,用手比了個數。

    母親二話未説,就點了頭。

    她站起身來,讓我坐到牀邊。她用一種香味奇特的藥膏塗了手,在我左臂上緩緩地摩娑了幾遍,嘴裏不知叨唸着什麼。然後她點起一柱長長的香,細細地燒炙我的拐肘,象有股滾燙的電流傳遍我的全身。

    “行了,回家去吧!”她氣喘噓噓坐下。

    我跳下牀,手活靈活甩,沒事一樣。母親給她錢,她堅決不收,母親不明白了。

    她説她就要母親那副爽快勁,她知道我們沒錢。但她不許我們説出去,“你們沒見過我,聽到了嗎?”她惡狠狠地説。

    就是那一年冬天,血從我的身體裏流出來。我躲在布簾後,不知怎麼辦。四姐憋了許久的尿,覺得奇怪,才發現我在尿罐上簌簌發抖。她把衞生紙遞給我,讓我墊在內褲裏。每年的冬天,遇到來例假的一週,我的神經就緊張,血流得太多,我怎麼詛咒都不肯減少一點,上着課,就往家裏飛奔,內褲、絨線褲,包括罩在最外面的長褲都被打濕了,既丟臉又不舒服,回到家裏,沒多的絨線褲,穿條單褲,守在灶坑前,烤洗了的絨線褲,等着幹了再穿,心裏唸叨老師恐怕又要處罰我了。

    我的右手心上有顆黑痣,算命先生一看見這隻手,表情就不自然,只説“阻切中脈,多紋交叉”一句,就不再多言。我的肚臍右上方有個小時開刀留下的傷疤,象一隻睜着的眼睛,總在看着我,每次脱衣服洗澡,我的手在這個地方就划着大大小小的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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