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獨生女兒李文（HedyLee）生在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二日，生在美國紐約。她的降世，是偶然的，因為尚勤去美國時，局面已是分手，不料去了不久，來電説有了小孩，就這樣的，李文生在美國，我陰錯陽差地變成美國人的爸爸。
李文兩歲後回到台灣，那時我正處境惡劣，進出警備總部，幾無寧日，李文就暫住台北外婆家。後來改住台北三姑（我三姊）家、六姑（我大妹）家、台中姥姥（我母親，是李文的祖母，因為隨着姊妹們的小孩一起叫，所以一直叫姥姥）家。一九七○年我被國民黨政府在台北軟禁時，李文就一直隨姥姥住在台中。一九七一年我被國民黨政府下獄，在獄五年八個月期間，李文隨姥姥一度赴美，住四姑（我四姊）等家，後來住不下去了，再回台灣。一九七六年冬天我出獄後，李文才正式跟我住。換算起來，李文在十二歲以前，跟我住在一起的時間，加起來也不到一星期。一九七九年春天，李文再去美國，一直到目前，還在美國公民中。
我對李文的最大虧欠是我一生麻煩，使她不能跟我住，不能好好教育她；我對李文的最大恩德的我始終堅壁清野，使她念美國學校，不念三民主義，不受國民黨教育的污染。在我坐牢期間，我曾寫給李文許多信，權作函授，這本《坐牢家爸爸給女兒的八十封信》就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這八十封信，在目錄上只有七十四封，因為一、二、三六、四三、六五、六六都收有主題接近的兩封。它們寫於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兩年間。這兩年間，我都獨居在景美軍法處看守所第八房，牢坐得比較清靜，因為坐得久了，累積的參考書也比較多，當時看守所輔導官是政工幹校出身的馮音汝少校，他為了使“囚情穩定”，在書刊進口方面，給了我這特級囚犯不少優遇；在寄出信件的字數和檢查方面，也給了我這特級囚犯一些方便，雖然是責任使然，但在出入之間，既不像其他輔導官那樣政工幹，想來還是該感謝他的。
在我寫的信中，為了增加趣味和理解，我儘量酌配插圖，這些插圖都是從書上割下來的。牢中沒有剪刀或刀片，我把破皮鞋中的鋼片抽出來，在水泥台上磨出鋒口，用來切割，與刀片無異。馮音汝少校有一次奇怪我為什麼能把圖片割得那麼整齊，我説我神通廣大，他也沒再追問。回想這些寫信往事，實在恍然如昨。
雷震出獄時告訴我，他在牢裏寫的所有文字，在出獄前夕都給輔導官偷走了，這一慘痛印象，使我知道我無法在牢裏暢所欲寫；監獄裏的班長王鴻禮上士也跟我做過手勢：他拿了一枝筆，做寫字姿勢；然後把筆放下，一再搖手。……我知道我寫了也白寫，帶一出來。所以五年八個月中，我看書極多、寫作極少，比較用心寫的一點東西，現在想來，主要還是這些有趣的信件。如今把它們集合成書，倒也不無紀念的意義。
臨文之末，我想到印度革命家尼赫魯（Nehru）。尼赫魯在做政治犯時候，曾為獨生女兒——後來的甘地夫人（Mrs.Gandhi）——寫過簡明的世界史，就是一九四二年印出的“GlimpsesofWorldHistory”；也寫過許多信，就是一九四五年印出的“LettersfromaFathertoHisDaughter”。由於英國的言論自由比較寬，所以縱是獄中寄書，也來得令人痛快。對比起來，在國民黨的牢中，一切就都不成格局。這本《坐牢家爸爸給女兒的八十封信》，可算是不成格局中的一些破格出局的例外。——世之有感於父女之情、憂患之書者，必將啼笑以視斯文。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