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五號，吃完中飯，我照例躺在沙發上看報，一邊用眼角餘光注意大門，好迎接放學回家的女兒。
但是突然心頭一震，今天不用等女兒了，因為前天我已經把她送進離家三百多哩的集中營。
那不是真的集中營，而是有六十年曆史的“草山(Meadowmount)音樂夏令營”。每年暑假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在那兒接受魔鬼訓練；世界頂尖大師伊薩帕曼(ItzhalPerlman)、馬友友和林昭亮、簡明彥都是那裏出來的。
音樂營佔地二百多英畝，其中散佈着由馬廄改裝成的一棟棟宿舍。屋頂是鐵皮的，由於馬廄原本不高，硬改成兩層，所以伸手就能摸到天花板；加上窗子小得出奇，房間又只容轉身，可想而知，夏天大太陽一曬，會有多熱。更可怕的是營裏的規矩——
早上七點舍監就會像“獄卒”般一間間敲門，不到學生開門出來不停止。七點半得走到幾百英尺外的餐廳吃飯；八點半準時，必須回到自己的小房間開始練琴。
舍監整天在走廊裏巡查，哪一間沒有傳出琴聲就敲門警告；再不動，則“記點”；只要被記兩點，週末就禁足。
我實在搞不懂，我那嬌生慣養，自以為是小公主的女兒，為什麼非進去不可。
入營之前，我一次又一次問她，是不是算了?暑假在家多舒服，何必去受苦，整整七個禮拜不能回家，平常不準家人探視，電話不通，連電腦都不準帶，想家都沒法説，多可憐哪!
女兒卻想都沒想，就一扭頭：“我要去!”
入營的那天，攝氏三十五度，我偷偷溜進她的房間瞄一眼，就熱得滿身大汗；出來，我又問她是不是回家算了，她還是扭頭説：“不回家。”
離開的時候，女兒正排隊繳體檢表格，直揮手叫我們走。我偷偷看她有沒有哭，她居然眼眶都沒紅，還直説好興奮。
上了車，慢慢駛離校園，我一直回頭，但是那個號稱捨不得爸爸媽媽的寶貝女兒，居然背對着我們。
在美國其實有很多這樣的“集中營”，有音樂的，體育的，也有文學的、科學的。偏偏“一個願打、一個願捱”，就有那麼多年輕人，想盡辦法進去接受虐待。
從女兒入營這件事，我常想“女大不中留”，也“兒大不中留”，當年兒子入哈佛，送他去，我走的時候直掉眼淚，他不是也沒“目送”我離開嗎?
他們那麼無情，是因為離開父母，興奮；還是因為眼前有太多要面對的挑戰，“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
如同我當年，把家一擱，隻身來了美國；在機場，連學生都哭，我卻沒掉眼淚，因為前面的苦難是我要獨自承擔的。他們還留在家裏，過平靜的生活，我卻成了漂泊者。
但是為什麼每個年輕人都要漂泊，都夢想作異鄉人，都覺得孤危是一種酷，這是不是一種天生的衝力?
是這衝力，使人類的祖先能由最早的非洲走出來，走到全世界，甚至登上月球，相信有一天會到達火星。
也是這衝力，使一個個王子和公主走出父王的城堡，不理會父母的呼喊，硬是跳上馬，絕塵而去。
我常想：父母要留，孩子要走；父母要為他們作主，他們偏偏不聽。這表示他們有年輕人的想法，還是該稱為反叛?
一個乖乖牌，父母説什麼是什麼，好好走大人鋪好的路，接家裏的事業，作個“孝”而且“順”的孩子，是不是就好?
我也常想：如果我是比爾蓋茲的爸爸，知道兒女居然大二要從哈佛輟學，我會不會支持他?如果我是李安的父親，知道兒子居然要去搞電影，我又會不會阻止?如果我阻止了，還會不會有今天的微軟總裁比爾蓋茲和大導演李安。
是不是因為孩子年輕，我們就應該讓他走出去，找他所想找的，讓他們自己去發現；而不是沒等他找，就把蓋子打開説：“來!這就是你要找的東西。”
兒子小時候，我曾經有一段時間扮演強權，什麼都幫他安排好。
但是經歷了這麼多年，看了美國的“自由經濟”與民主精神。我發覺每個人都有他的特質、他的優點，以及他走出去自己闖天下、自己去受苦的本能。
最好的教育是讓他們這些長處獲得充分的發揮。
這本書就是我新教育觀下的產物，表面上它與傳統教育一樣，但潛在的主張是“自由教育”。
我知道國內的家長都逼孩子，我沒有唱反調，叫孩子不努力，而是教他們“成功要自己去成功，如同成長要自己去成長”。讓他們自己逼自己，而非作個沒有電瓶的車子，只等父母師長在後面推。
這兩天，每次走過女兒的房間，看到她的公主牀，我都想掉眼淚。但我知道自己兩盡半的胳臂，已經留不住她人生千萬裏的行程。
我甚至想，如果每個學校都能像草山(Meadowmount)那樣的“集中營”，沒有鐵絲網、不逼孩子進去，孩子們卻都想盡辦法考進去，甘心樂意地接受嚴格的訓練，那該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