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下午，電話鈴響了。九月新學期開始後的第二個星期日。我正在做推遲了的午飯，但還是一一關上煤氣，趕緊拿起聽筒。因我猜想可能是敏打來的關於堇消息的電話。鈴聲的響法總好像有一種緊迫感，至少我是這樣感覺的。不料是“女朋友”打來的。
“事情非常重要，”她省去寒喧——這是很少有的——説道，“能馬上來一趟？”
聽語氣，似乎發生了什麼不妙的事，説不定是我們的關係被她丈夫發覺了。我靜靜地深吸一口氣。萬一同班上學生的母親睡覺的事給學校知道，不用説，我將處於相當狼狽的境地。最壞時情況有可能被解職，不過這怕也是沒辦法的事，這點從一開始就已清楚。
“去哪兒？”我問。
“超級市場。”她説。
我乘電車趕去立川，到火車站附近那家超級市場已經兩點半了。下午熱得就好像盛夏捲土重來一般，我卻按她的吩咐，穿白襯衫打領帶，外加灰色薄質西服。她説這樣看上去像老師，能給對方以良好印象，“因為你有時看上去像學生”。
在門口向一位正在整理售貨卡的店員問保安室在哪裏，對方説保安室不在這裏，在隔一條路的另一棟的三樓。原來是一座不很起眼的三層小樓，裏邊連電梯都沒有。混凝土牆壁裂紋縱橫，彷彿在木訥地訴説別介意、反正就要整個拆除了。我爬上磨損了的窄樓梯，小聲敲了敲掛有保安室標牌的門，一個男子粗重的語聲讓我進去。推開門，見她和兒子在裏面。兩人同身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隔桌相對。別無他人。
房間即使不算寬寬大大，可也決不窄窄巴巴。三張桌子靠窗排開，鐵皮文件櫃立在對面一側。旁邊那堵牆上貼着執勤表，鐵架上擺着三頂保安員帽。最頂頭那扇鑲有磨砂玻璃的門的對面看樣子有間休息室。房間無任何裝飾，無花，無畫，無掛曆，唯獨牆上那個圓形掛鐘格外醒目。房間空曠得出奇，儼然因某種緣由被時間長河遺棄的古老世界的一隅。香煙和書刊和人的汗漾出彷彿經年累月才融為一體的不可思議的氣味。
執勤的保安員身體敦敦實實，年齡五十五、六光景，粗胳膊，大腦袋，花白頭髮密麻麻硬挺挺，用散發出廉價氣息的整發水迫使其就範。其眼前的煙灰缸裏滿是“七星”殘骸。我一進門，他立即摘下黑邊眼鏡，用布擦了擦，又戴回。看來那是他見生人時的習慣性動作。摘下眼鏡，那對眼睛猶如從月球拾來的石子一般冰冷冰冷，眼鏡戴回後，冰冷沒那麼冰冷了，而代之以死水潭般的黏稠。總的説來，不是以安慰別人為目的的視線。
房間悶熱，窗固然開着，但風絲毫進不來，進來的唯有路上的嘈雜。被紅燈攔住的大卡車發出嘶啞的氣閘聲，令人想起晚年的本·韋伯斯特的高音唱腔。大家都出了不少汗。我走到桌前簡單寒暄，遞出名片。保安員默默接過，咬着嘴唇盯視良久，盯罷把名片放在桌子上，抬起臉看我的臉。
“蠻年輕的老師嘛，”他説，“工作幾年了？”
我做出略加思索的樣子：“第三年。”
他“唔”了一聲，再沒説什麼。但那沉默本身就是一種內容複雜的雄辯。他再次把名片拿在手上，重新確認什麼似的注視我的名字。
“我姓中村，是保安主任。”他報出姓氏，但沒給名片。“那邊椅子有多餘的，請挑一把搬來。這麼熱很抱歉。空調嘛，出了故障。星期天人家不上門維修，電風扇也沒有乖乖聽話的，簡直坐以待斃。您怕也夠熱的，西裝請只管脱下好了。事情我想沒那麼快結束，光看着我都熱得夠嗆。”
我按他説的搬來一把椅子，脱去上衣。襯衫已出汗出得貼在身上。
“不過，我總覺得，老師這工作的確令人羨慕。”説着，保安員嘴角沁出於巴巴的笑意，然而眼鏡內側的眼珠卻如物色特定對象的深海食肉動物一般在探我的底。口氣誠然客氣，但僅限於表面。尤其説到“老師”兩個字時，顯然透出輕蔑意味。
“暑假一個多月，星期天不用上班，晚上不用值班，又有人送禮，好到天上去了！如今看來，我也在學校玩命用功弄個老師噹噹該有多妙。可到頭來，大概也是命中註定，當了個超市保安員。腦袋不好使嘛。跟我家孩子也説了：長大當老師！畢竟老師頂輕鬆嘛。”
我的“女朋友”身穿式樣簡潔的藍色半袖連衣裙，頭髮在腦頂齊整整地攏起，兩耳戴着小耳環，腳上是高跟白涼鞋，膝部放着白色手袋和奶油色小手帕。從希臘回來還是第一次見她。她一聲不吭，用哭得有些發腫的眼睛輪流看我和保安員，從神情上不難看出已捱了好一頓訓。
我和她對視了一下，隨即看了看她兒子。本名叫仁村晉一，在班上大家都叫他“胡蘿蔔”。細長臉，瘦瘦的，頭髮亂蓬蓬地打着漩，看上去真的像胡蘿蔔。我一般也這麼叫他。人很老實，不説多餘的話。成績算是好的，不忘做作業，值班打掃教室不要滑，不惹是生非。不過上課時極少舉手回答問題，也不出風頭，不討人嫌，也沒什麼人緣。母親對此頗有些不滿，但從教師的角度看，算是蠻不錯的孩子了。
“情況從學生母親那兒聽説了吧，電話裏。”保安員問我。
“聽説了。”我説，“扒竊。”
“正是，”説着，保安員拿起腳下的紙盒，放在桌上，推到我這邊來。盒裏有八個仍包着塑料紙的訂書器。我拿一個在手上看了看：標價八百五十元。
“訂書器八個，”我説，“全部嗎？”
“是的，全部。”
我把訂書器放回紙盒。“價格一共六千八百元吧？”
“是的，六千八百元。您肯定這樣想吧：當然不止是扒竊，而是犯罪行為。可為什麼這麼小題大作呢，充其量才八個訂書器嘛，何況又是小學生。是這樣想吧？”
我什麼也沒表示。
“沒關係，即使這麼想也情有可原。畢竟較之扒竊八個訂書器，更惡劣的犯罪滿世界都是。在這裏當保安員之前，我也在第一線當了很長時間警察，情況一清二楚。”
保安員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説道。我也在注意不給他以挑戰性印象的前提下正面迎接他的視線。
“若是頭一回，店方也不至於因為這個程度的扒竊而一一鬧騰沒完。我們也是靠客人吃飯的，都想適可而止，不把事情鬧大。本來嘛，把他帶到這房間來，稍微嚇唬嚇唬就完了；糟糕的時候也頂多跟家裏聯繫，提醒一下，而不通知學校。對這類事情儘可能息事寧人，這是我們店對待小孩扒竊的基本方針。
“問題是這孩子扒竊不是今天第一次。以前也有，僅我知道的就三次。注意，是三次！而且第一次也好第二次也好，這孩子都死活不肯道出自己的姓名和所在的學校。兩次都是我處理的，所以記得很清楚。無論説什麼問什麼，反正就是不開口。用警察的説法，就是所謂緘默。不道歉，也沒反省的樣子，很有牴觸性，態度非常惡劣。對他説再不告訴姓各就帶去找警察也不怕麼，他還是默不作聲。無奈，這次硬讓他出示汽車月票，才弄明白了姓名。”他停了停，等待事情的細節滲入我的腦中。他仍然定定地注視我的眼睛，我也沒將視線移開。
“還有一點，那就是所偷東西的內容不好，不讓人憐愛。最初是十五支自動鉛筆，金額是九千七百五十元。第二次是圓規八個，金額為八千元。就是説，總是集中偷同一種東西。不是為自己用，或純屬惡作劇，或是為了賣給學校同學。”
我想象午休時胡蘿蔔向班上學生兜售訂書器的場景。事情不可能這麼簡單。
“難以理解，”我説，“何苦在一個店裏那麼明日張膽地扒竊呢？接連幹上幾次，當然要被認出，又引人警惕，逮住時處分也要加重。要想得手換一家商店豈非人之常情？”
“那種事問我也沒用，實際上在別的店也可能幹來着。若不然就是對我們店情有獨鍾，或是對我的長相看不順眼也未可知。我畢竟只是店裏一個保安，複雜情況一一考慮不來，也沒拿那份薪水。想了解的話，直接詢問本人如何？今天也一樣，領來這裏都三個小時了，就是不肯開口，隻字不吐。乍看樣子蠻老實，其實十分了得。所以才勞老師大駕。好好的休息時間給我打擾了，實在抱歉。
“……不過，剛才我就注意到了，您曬得相當可觀嘛。倒是跟這件事沒有直接關係——暑假您去哪裏了？”
“沒去什麼特殊地方。”我説。
他還是煞有介事地打量我的臉，就好像我是問題的一個重要部分。
我再次拿起訂書器細看。隨便哪個家庭哪問辦公室都備有的極其普通的小訂書器——臻於完美境地的廉價事務用品。保安員口叼“七星”，用大大的打火機在頂端點燃，側過臉吐煙。
我轉向孩子那邊，温和地問道：“為什麼要訂書器呢？”
一直在看地板的胡蘿蔔靜靜地拾起臉看我，但什麼也沒説。這時我才發覺他的神色與平時截然不同，表情奇怪地消失了，眼睛的焦點也對不上，視線沒有縱深感。
“不會是受誰威脅才幹的？”
胡蘿蔔仍不回答，連是否理解我的意思都無從判斷。我只好作罷。現在在這裏怎麼問恐怕都一無所獲。他已關上門，窗也封了。
“那，怎麼辦呢，老師？”保安員問我，“我的工作是在店內巡視、用監控攝影機監視、發現現行扒竊分子帶到這房間來，這份薪水我拿了。至於往下怎麼辦是另一個問題。尤其對象若是小孩子，就更傷腦筋。您看如何是好呢，老師？這方面當老師的更清楚吧？或者乾脆把事情端到警察那裏去？那一來作為我可就省事了，大可不必這麼往棉花堆打拳頭，白白搭上半天時間。”
説實在話，此刻我腦袋正另有所思。超市這大煞風景的保安室不容我不想起那個希臘小島上的警察，接下去又不能不想堇，想她的失蹤。
所以竟好一會沒弄懂保安員想要對我説什麼。
“跟他父親也説了，得好好教育孩子，跟他講明白扒竊是一種犯罪，再不會給您添麻煩了。”她用缺乏起伏的聲調説。
“因此不希望弄得滿城風雨——剛才就聽好多遍了。”保安主任甚為不耐煩地説。他在煙缸裏磕落煙灰，然後重新轉向我説：“不過依我看，同樣的事情幹三次無論如何也是太多了，有必要在哪裏剎住。老師您對此有何高見呢？”
我深吸一口氣，將思緒拉回現實：八個訂書器，九月一個星期日午後。
我説：“在同孩子談話之前，什麼都不好説。這孩子以前從未招惹是非，腦袋也不笨。至於他為什麼如此無謂地扒竊，現在還無法判斷。往下花時間找他好好談談。談的過程中我想肯定可以發現起因或線索。給您添麻煩了，實在非常抱歉。”
“我説，我是不好理解，”對方在鏡片後眯起眼睛，“這孩子——仁村晉一——是您教的學生吧？就是説天天都在教室見面吧？是這樣的吧？”
“是的。”
“四年級了，在您班上待一年四個月了，不錯吧？”
“不錯。從三年級教上來的。”
“班上一共多少學生？”
“三十五人。”
“那麼，是很可以照料到的唆。可是，完全沒有料到這孩子會捅出漏子，連跡象都沒覺察到，是吧？”
“是的。”
“可是慢着，這小子可是半年時間裏就扒竊了三次喲！而且總是單獨幹。不是有人逼他非幹不可，不是出於需要，不是一時心血來潮，不是為了錢——聽他母親説零花錢綽綽有餘。那麼就是説是主觀故意犯罪，為了偷而偷。也就是説，這孩子顯然是有‘問題’的。對吧？而這東西多少總會有一點跡象吧？”
“從教師角度來説，習慣性扒竊這一行為，尤其在是孩子的情況下，較之犯罪性，很多時候更來自精神上的微妙扭曲。當然，假如我再細心些觀察，有的情況也許就看出來了，這點我表示反省。問題是，這種扭曲表面上是十分難以推測的，或者説並非將行為本身作為行為單獨提出來而給予相應懲罰就能馬上解決的，必須找出根本原因加以糾正，否則事後還會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兒童採取扒竊這一形式發送某種信息的情況並不少見。即使效率不高，也只能慢慢面談來解決。”
保安員掐掉煙，半張開嘴，像觀察什麼珍稀動物似的久久盯視我的臉。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指甚是粗大，儼然長有黑毛的十個肥胖的活物，看得我有些透不過氣。
“您剛才講的，就是人們在上大學教育學之類時所聽到的？”
“不盡然。因是心理學常識，哪本書上都有。”
“哪本書上都有。”他面無表情地重複我的話，然後拿起毛巾擦粗脖子上的汗。
“這精神上的微妙扭曲，到底是什麼呢，這？我説老師，作為警察我可是從早到晚都跟不是微妙地扭曲之人打交道來着。世上這樣的人橫躺豎卧，拿掃帚掃都掃不過來。若是花長時間細細聽這些人的話，認真琢磨話裏到底有什麼信息，我身上就算有一打腦漿也怕不夠用。”
他喟嘆一聲，把裝有訂書器的盒子又放回桌下。
“大家嘴上説的都合情合理：孩子的心靈是純潔的，不能體罰，人們都是平等的，不能以分數取人，要慢慢商量解決。這倒也未嘗不可。問題是世道會因此多少變好嗎？甭想，莫不如説在變壞。我説，人恐怕並不都是平等的吧？這話聽都沒聽過。跟您説，這狹小的日本可是有一億一千萬人擠在一起，要是大家全都平等試試看，簡直地獄！
“漂亮話説起來容易。閉上眼睛裝沒看見，把問題往後一推即可。風平浪靜地讓孩子唱着螢火蟲之歌畢業就算萬事大吉。扒竊是孩子的心靈信息，別的與我無關，這當然快活自在。誰給揩屁股呢？我們！您以為我們天生歡喜於這個不成？您那神情像是在説充其量六千八百元罷了，可你從被偷者的角度想想。這裏幹活的有一百多人，為了一兩元差價，每個人都像烏眼雞似的。收款機的現金統計若有一百元對不上賬，就得加班弄個水落石出。您曉得這超市打收款機的阿姨一小時掙多少錢？為什麼就不能把這個講給學生聽？”
我默然，她默然，小孩也默然。保安主任也到底像是説累了，蜷縮在沉默之中。別的房間裏電話短促地響了一聲，有人接起。
“那麼，怎麼辦才好呢？”
我説：“用繩子把他倒吊在天花板上，直到他説出對不起——這樣可以麼？”
“那怕也不壞吧。不過您也知道，果真那麼幹，我也好您也好，飯碗就都砸了。”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花時間耐住性子同他談。這是我的最終意見。”
別的部門有人門也沒敲就闖進房間，説道：“中村君，借倉庫鑰匙用一下。”“中村君”在抽屜裏找了半天，沒找到鑰匙。“沒有。”他説，“奇怪啊，一直在這裏來着。”對方説事情重要，無論如何馬上要用鑰匙。從兩人的口氣聽來，那鑰匙非同兒戲，本該在那裏才是。桌子幾個抽屜都翻個底朝上，還是沒有找到。
這時間裏我們三人一片沉默。她不時以若有所語的眼神覷我一眼。胡蘿蔔依舊面無表情地目視地板。我不着邊際地胡思亂想。熱得要命。
討鑰匙的人只好作罷，嘟嘟囔囔地走了出去。
“可以了。”中村保安主任轉過身，以平板板的事務性語調説道，“辛苦了，這就完事了。往下完全委託給老師和母親了。不過有一點：倘若同一件事再發生一次，記住，那時可就真麻煩了。這點能理解吧？我也不願意找麻煩的，但工作畢竟是工作。”
她點頭。我也點頭。胡蘿蔔置若罔聞。我欠身站起。兩人也有氣無力地站起。
“最後一句，”保安員坐着向上看我，“這麼説我也認為不夠禮貌，恕我冒昧——一見面就覺得您好像有什麼心事。年紀輕輕，高高大大，風度翩翩，曬得漂漂亮亮，思路井井有條，説話頭頭是道，父兄方面也肯定喜歡。不過嘛——倒説不好——從看第一眼就有什麼讓我納悶兒，讓我琢磨不透。倒不是我個人同您有什麼，所以您別生氣。只是一種感覺罷了，心想到底有什麼不釋然的呢。”
“作為我個人有一點想問，不介意嗎？”
“請請，都無所謂。”
“假如人人平等，您將處於什麼位置呢？”
中村保安主任狠狠地往肺裏嘆了口煙，搖搖頭，就好像把什麼強加給誰似的慢慢花時間吐出。“不知道。不過別擔心，至少不會和您處於同一位置。”
她把紅色豐田“賽力佳”停在了超市停車場。我把她叫到離開孩子些的地方，叫她先一個人回去，自己同孩子單獨談談，再送他回家。她點點頭，想要説什麼，但最終沒有説出口，一個人鑽進車，從手袋裏取出太陽鏡，發動引擎。
她離去後，我把胡蘿蔔領進眼前一家明亮的飲食店。在空調環境中舒了口氣，為自己點了冰紅茶，為孩子要來冰淇淋。我解開領釦，扯下領帶揣進衣袋。胡蘿蔔依然陷在沉默中，表情和眼神也同在超市保安室時沒什麼兩樣，看樣子仍未從長時間的恍惚狀態中掙脱出來。指頭細細的小手整齊地放在膝頭，扭臉看着地板。我喝着冰紅茶，胡蘿蔔根本沒碰冰淇淋。冰淇琳很快溶化在碟子裏，但胡蘿蔔似乎沒注意到。我們相對而坐。像關係欠佳的夫妻一般久久沉默不語。女侍每次有事來我們桌前時都現出緊張的神情。
“事情很多很多。”我終於道出一句。也不是想開始説什麼，是從心中自然冒出來的。胡蘿蔔緩緩抬頭轉向我，但還是一言不發。我合目嘆息一聲，又沉默良久。
“還跟誰都沒説起，暑假我去了希臘一段時間。”我説，“希臘在哪裏知道吧？上社會課時看過錄像帶的。在南歐，地中海。島嶼多，出橄欖。公元前五○○年左右古代文明很發達。雅典產生民主主義，蘇格拉底服毒死了。去那裏來着，一個非常美麗的地方。但不是去玩的，朋友在希臘一個小島下落不明，前去尋找。遺憾的是沒有找到。悄然消失了，像煙一樣。”
胡蘿蔔兩唇約略張開，看着我的臉。表情雖還僵硬，但眼睛多少像有光亮返回。我的話他顯然聽了進去。
“我喜歡那個朋友，非常喜歡，比任何人比什麼都寶貴，所以坐飛機去希臘那個島上尋找。但沒有用，怎麼都找不到。這樣，那個朋友沒了以後，我就再沒有朋友了，一個也沒有。”
我不是對胡蘿蔔説，只是對自己説，只是出聲地思考自己。
“知道我現在最想做什麼嗎？想登上金字塔那麼高的地方，越高越好，四周越開闊越好。站在那項尖上，環視世界，看有怎樣的景緻，看到底有什麼從那裏失去了。想以自己的眼睛看個究竟。不不，説不明白。或許實際上並不想看，什麼都不想看。”
女侍走來，從胡蘿蔔面前撤下冰淇淋早已溶化的碟子，把賬單放在我面前。
“從小我就是獨自一人生活過來的，好像。家裏有父母有姐姐，但誰都喜歡不來，跟家裏哪個人都溝通不了。所以猜想自己是不是領來的，是不是因為什麼從哪個遠親那裏領來的孩子，或者從孤兒院領養的。如今想來，那怕是不可能的。因為無論怎麼看父母都不是領養孤兒那一類型的人。總而言之，就是很難認為自己同家人有血緣關係。相比之下，認為他們全是不相干的外人心裏倒好受一些。
“我想象遠處有個小鎮，小鎮上有一户人家，那户人家裏有我真正的家人。房子不大，很樸素，但令人心裏舒坦。在那裏我可以同大家自然而然地心心相印，可以將所思所感毫無保留地説出口來。一到傍晚廚房就傳來母親做飯的動靜，飄來暖融融香噴噴的飯味。那是本來的我應該在的地方。我總在腦海中描繪那個地方，讓自己融入其中。”
“現實中的我家有一條狗。家裏邊只有這條狗我頂頂喜歡。雖是雜種，但腦袋好使得很，無論什麼，教過一次就再也不忘。天天領出去散步，一塊兒上公園，坐在長椅上説這説那。對兒童時代的我來説那是最快樂的時光。不料在我小學五年級財狗被卡車撞死了。那以後再沒養成狗，家人説狗又吵又髒又麻煩。
“狗死了以後，我開始一個人悶在房間裏一個勁兒看書。覺得書中的世界比周圍世界生動有趣得多。書裏有我從沒看到過的風景。書和音樂成了我最寶貴的朋友。學校裏也有幾個要好的朋友，但沒碰上能説知心話的。每天見面只是適當聊幾句，一起踢足球罷了。遇到困難也不服任何人商量，獨自思考，得出結論獨自行動。不過也不怎麼覺得寂寞，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認為人這東西歸根結蒂只能一個人活下去。”
“但是，上大學後我碰上了那個朋友，那以後想法開始多少有所不同了。我也明白過來，總是長期一個人考慮事物，歸根結蒂產生的只是一個人的想法，總是隻身獨處有時候也還是非常寂寞的。
“隻身獨處。心情就像是在下雨的傍晚站在一條大河的河口久久觀望河水滔滔流入大海。你可曾在下雨的傍晚站在大河的河口觀望過河水滔滔入海？”
胡蘿蔔沒有回答。
“我是有過。”
胡蘿蔔整個睜開眼睛，看我的臉。
“我也不大明白觀望很多河水同很多海水攪合在一起為什麼會那麼寂寞，但的確是那樣。你也看一次好了。”
説罷，我拿起外衣和賬單，慢慢站起，手往胡蘿蔔肩上一放，他也站了起來。我們走出店門。
從那裏到他家，走路要三十分鐘。並肩走路的時間裏，我和胡蘿蔔都沒開口。
他家附近有條小河，河上有座混凝土橋。河沒多大意思，很難稱之為河，也就是排水溝約略放大一點而已，這一帶還是沃野平疇的時候大概作為農業用水使用來着。如今水已渾濁，一股輕微的洗衣粉味兒，甚至是否流淌都看不明白。河牀里長滿夏日雜草，丟棄的漫畫雜誌就那樣打開在那裏。胡蘿蔔在橋正中停住，從欄杆探出上身朝下看。我也站在他旁邊同樣往下看。好半天我們就這樣一動不動。想必不樂意回家。心情可以理解。
胡蘿蔔把手伸進褲袋，掏出一把鑰匙，朝我遞來。常見式樣的鑰匙，帶一個大大的紅塑料牌，牌上寫着“倉庫3”。看樣子是中村保安主任找的那把倉庫鑰匙。估計是胡蘿蔔因為什麼原因單獨剩在房間裏時從抽屜中找出並迅速揣進口袋的。看來這孩子心間仍存在着我想象不到的謎一樣的領域。不可思議的孩子。
我接過託在手心，感到這鑰匙似乎沉甸甸地沁有、沾有許許多多的人際糾葛。在太陽閃閃耀眼的光照下。它顯得甚是寒傖、污穢、猥瑣。我略一遲疑，毅然把鑰匙投下河去。小小的水花濺了起來。河雖説不深，但由於渾濁，不知鑰匙去了哪裏。我和胡蘿蔔並立橋上，久久俯視那塊河面。處理了鑰匙，心情多少鬆弛下來。
“到這時候就不便再還回去了。”我自言自語似的説，“再説肯定哪裏還會有另配的鑰匙的，畢竟是倉庫重地。”
我伸出手，胡蘿蔔輕輕攥住。他細細小小的手的感觸就在我手心裏。那是一種很久很久以前在哪裏——哪裏呢？——體驗過的感觸。我就勢握住小手，往他家走去。
到了他家，她正等着我們，已經換上了白色無袖衫和百褶裙，眼睛又紅又腫。回到家後大概一直一個人哭來着。她丈夫在東京都內經營不動產公司，星期天不是工作就是打高爾夫，極少在家。她把胡蘿蔔打發去二樓自己的房間，沒讓我進客廳，而把我領去廚房的餐桌。大概因為這裏容易説話，我想。鱷梨綠大電冰箱，愛爾蘭廚櫃，朝東大玻璃窗。
“臉色好像比剛才正常一點了。”她低聲對我説，“在那個保安員房間第一眼看那孩子，真不知怎麼才好。那樣的眼神還是第一次看到，簡直像去了另一個世界似的。”
“別擔心，過一段時間自然恢復。所以暫時什麼都不要説，放一放為好，我想。”
“那以後你們兩人做什麼來着？”
“説話了。”我説。
“都説些什麼？”
“沒説什麼像樣的。或者説只我一個隨便説來着，都是無關緊要的。”
“不喝點什麼冷飲？”
我搖搖頭。
“有時候我真不曉得到底該跟那孩子説什麼，這種感覺好像越來越強烈。”她説。
“也用不着勉強。孩子自有孩子的天地，想説的時候會主動找你説的。”
“可那孩子幾乎什麼都不説。”
我們注意不讓身體接觸，隔着餐桌面對面坐着，不冷不熱地説一些話，就像一般情況下教師和學生母親就有問題的孩子交談時那樣。她一邊説，一邊在桌面上神經質地擺弄手指，時而聚攏時而伸開時而握緊。我不能不想起那手指在牀上為我所做的一切。
“這件事就不再向學校報告了，由我來跟他好好談談，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所以你不必想得太嚴重。那孩子聰明又懂事，只要有一定的時間，一切都會各得其所。這種情況是過渡性的，關鍵是你要鎮靜下來。”為了使自己的意思滲入對方的頭腦，我説得很慢很温和，同樣的話又重複了一遍。看樣子她多少放下心來。
她説要開車送我回國立宿舍。
“莫不是那孩子感覺到了什麼？”等信號燈的時間裏，她問我。當然是指我同她之間的事。
我搖搖頭。“何以見得？”
“剛才一個人在家等你們回來時突然那麼覺得的。也沒什麼根據，一種感覺罷了。一來孩子天生敏感，二來怕也理所當然地覺察出我同丈夫不大融洽。”
我默然。她也再沒説什麼。
她把車停在距我宿舍隔兩條路的停車場，拉下手動剎車。轉動鑰匙關掉引擎。引擎聲消失、空調聲也消失後，令人不舒服的靜寂降臨到車內。我知道她希望我馬上抱她，想到她襯衫下那滑潤的身體，我口中一陣發乾。
“我想我們最好別再見面了。”我一咬牙説道。
對此她什麼也沒説，雙手兀自搭在方向盤上，目不轉睛地盯着油壓表，表情從臉上消失殆盡。
“考慮很久了。”我説，“可我還是不能成為問題的一部分，即便為了很多人。既是問題的一部分又是對策的一部分是不可能的。”
“很多人？”
“特別是為了你兒子。”
“同時也為了你？”
“那也是的，當然。”
“我呢？我可包括在很多人裏邊？”
我想説“包括”，但未能順利出口。她摘下深綠色太陽鏡，又轉念戴回。
“跟你説，我本不想輕易説出口來——見不到你，對我是相當痛苦的。”
“對我當然也痛苦，若是能長此以往就好了。但這不是正確的事。”
她大大地吸一口氣，吐出。
“正確的事，到底是什麼事？能告訴我？老實説，我可是不太明白什麼算是正確的事，不正確的是什麼事例還明白。正確的事是什麼事？”
對此我也回答不好。
看樣子她就要哭出來了，或大聲喊叫，但總算在此止步，只是兩手緊緊抓在方向盤上。手背有些發紅。
“還年輕的時候，很多人都主動跟我説話，給我講種種樣樣的事情，愉快的、美好的、神秘的。可是過了某一時間分界點之後，再也沒人跟我説話了，一個也沒有。丈夫也好孩子也好朋友也好……統統，就好像世上再也沒什麼好説的了。有時覺得是不是自己的身體都透亮了，能整個看到另一側了。”
她把手從方向盤上拿開，舉在眼前。
“不過跟你説這些也沒用，你肯定不明白的。”
我開始搜腸刮肚，但找不出話語。
“今天的事實在謝謝了。”她改變想法似的説道。此時她的語音已差不多恢復了平日的鎮定。“今天的事，我一個人怕是處理不來的，因為心裏相當不好受。幸虧有你趕來，非常感謝。我想你肯定能成為一個十分出色的老師，現在都差不多的了。”
我琢磨她話裏含不含有挖苦意味，想必是含有的。
“現在還差得遠。”我説。
她略賂現出笑意。我們的交談就此結束。
我打開助手席的車門下車。夏日星期天的下午，天光明顯淡了下來。我有些胸悶，一接觸地面，腳底感觸竟很奇妙。本田發動了引擎，她從我個人生活的疆域裏撤離了，永遠永遠，大概。她放下車窗輕輕招手，我也舉起手。
回到宿舍，我把被汗水弄髒的襯衫和內衣投進洗衣機，淋浴，洗頭，去廚房把沒做完的午飯做完，獨自吃了。之後縮進沙發，想繼續看已看開頭的書，但五頁都沒能看下去，只好作罷，合上書想了一會兒堇，又想投下髒水河的倉庫鑰匙，想緊緊抓在本田方向盤上的“女朋友”的那雙手。一天好歹過去了，剩下來的是未經梳理的思緒。淋浴衝了那麼長時間，可我的身上仍有煙味兒糾纏不去，而且手上竟落下了一種就好像拼命撕裂有生命物體的活生生的感觸。
我做了一件正確的事嗎？
我不能認為自己做的是正確的事，我只是做了對我本身需要做的事。這裏邊有很大差異。“很多人？”她問我。“我可包括在很多人裏邊？”
説實話，那時我所考慮的，不是很多人，僅僅堇一個人。那裏存在的，不是他們，也不是我們，只是不在的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