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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78年7月

    1.關於16步

    確認電梯關門那“咻”的一聲壓縮機聲在背後響過之後,我緩緩合上眼睛。我將意識的斷片歸攏在一起,沿走廊朝門那邊走了16步。閉眼16步,不多也不少。威士忌把腦袋搞得昏昏沉沉,猶如磨損了的發條。口中滿是香煙的焦油味兒。

    儘管如此——即使醉得再厲害——我也能閉着眼睛像用格尺拉線一樣徑直行走16步。這是長年堅持這種無謂的自我訓練的結果。每次喝醉我都直挺挺伸直脊背,揚起臉,把早晨的空氣和水泥走廊的氣味大口吸入肺中,爾後閉目閤眼,在威士忌迷霧中直行16步。

    在這16步天地裏,我已被授予“最有禮貌的醉酒者”稱號。其實十分簡單,只消把醉酒這一事實作為事實接受下來即可。

    沒有“可是”沒有“但是”沒有“只是”沒有“不過是”什麼也沒有,醉了就是醉了。

    這樣,我得以成為最有禮貌的醉酒者,成為起得最早的白頭翁鳥,成為最後通過鐵橋的有篷貨車。

    5、6、7……

    第8步站住睜開眼睛,做深呼吸。有點耳鳴,彷彿海風穿過生鏽的鐵絲網。如此説來,已有好久沒看到海了。

    7月24日,上午6時30分。看海理想的季節,理想的時刻,沙灘尚未給任何人污染。唯有海鳥的爪痕如被風吹落的針葉零星印在水邊。

    海?

    我重新起步。海忘掉好了,那玩意兒早已消失在往昔。

    第16步立定睜眼一看,自己已照例準確站在球形門拉手跟前。從信箱取出兩天的報紙和兩封信,夾在腋下。然後從迷宮般的衣袋中摸出鑰匙,拿在手上把額頭貼在涼冰冰的鐵門。片刻,耳後似乎傳來“咔嗤”一聲響。身體如棉花吸滿酒精,只有意識較為地道。

    罷了罷了!

    門打開三分之一,滑進身體,把門關上。門內寂靜無聲,過度的寂靜。

    隨後,我發現腳下有一雙無帶無扣的紅色女鞋。鞋很眼熟,夾在滿是泥巴的網球鞋和廉價沙灘拖鞋之間,看上去好像過時的聖誕節禮物,上面飄浮着細小塵埃般的沉默。

    她趴在廚房餐桌上,額頭枕着兩隻胳膊,齊刷刷的黑髮掩住側臉。頭髮間閃出未遭日曬的白皙的脖頸。沒印象的印花連衣裙肩口隱約閃出胸罩細細的吊帶。

    我除去上衣,解下黑領帶,摘下手錶。這時間她一動沒動。她的背使我想起過去,想起見到她以前的事。

    “喂!”我招呼一聲,但聽起來全然不像自己的語聲,聲音彷彿從很遠的地方特意運來的。不出所料,沒有迴音。

    看情形她既像睡,又像哭,也好像死了。

    我坐在桌對面,指尖按住眼睛,鮮亮的陽光把桌面分開。我在光之中,她在淡淡的陰影裏,陰影沒有顏色。桌上放一盆枯萎的天竺葵。窗外有人往路面灑水。柏油路面響起灑水聲,漾出灑水味兒。

    “不喝咖啡什麼的?”

    還是沒有迴音。

    確認沒有迴音之後,我起身進廚房碾夠兩人喝的咖啡豆,打開晶體管收音機。碾罷豆粒,發現其實是想喝加冰紅茶。我總是事後接二連三想起許多事。

    收音機一首接一首播放極為適合清晨的無害流行歌曲。聽這樣的歌,我覺得10年來世界好像一成未變。無非歌手和歌名不同罷了,我增加10歲罷了。

    看壺水開好,我關掉煤氣。等30秒鐘,把水澆在咖啡末上。粉末足足吸進熱水,開始緩緩膨脹,這時温暖的香氣開始在房間盪漾,外面好幾只蟬叫了起來。

    “昨晚來的?”我手拿水壺問道。

    她的頭髮在桌面上略微上下搖了搖。

    “一直等我?”

    她沒回答。

    水壺的蒸氣和強烈的日光使房間變得悶氣。我關上洗碗槽上面的窗户,打開空調器,把兩個咖啡杯擺在桌面。

    “喝呀!”我説。聲音一點點變回自己的語聲。

    “喝點好。”

    足足隔了30秒,她才以緩慢而均衡的動作從桌面揚起臉,悵悵地盯視枯萎的盆栽。幾根細發緊貼在濕臉頰上,微微的濕氣如靈氣在她四周遊移。

    “別介意,”她説,“沒打算哭的。”

    我遞出紙巾盒,她用來無聲地擤把鼻涕,不無厭煩地用手指撥開臉頰上的頭髮。

    “本來想在你回來之前離開來着,不願意見面。”

    “心情變了?”

    “哪裏,只是哪裏都做得去。不過會馬上離開的,別擔心。”

    “反正先喝杯咖啡好了。”

    我邊聽收音機裏的交通信息邊啜咖啡,用剪刀剪開兩封信的封口。一封是傢俱店通知,説若在指定期間購買傢俱可全部減價兩成。另一封是一個不願意想起來的人來的不願意看的信。我把兩封信揉成團扔進腳下廢紙簍,嚼了剩下的一塊奶酪餅乾。她像在驅寒似的雙手攏住咖啡杯,嘴唇輕貼杯邊定定看着我。

    “電冰箱裏有色拉。”

    “色拉?”我抬頭看她。

    “西紅柿和扁豆,只剩這個了。黃瓜變壞扔了。”

    “唔。”

    我從電冰箱拿出裝有色拉的藍色深底沖繩玻璃盤,把瓶底僅剩5釐米的色拉調味料全部淋到上面。西紅柿和扁豆凍得如陰影似的瑟縮着,索然無味。餅乾和咖啡也沒有味道,怕是晨光的關係。晨光把所有的東西都分解開來。我不再喝咖啡,從衣袋掏出皺巴巴的香煙,擦燃完全陌生的火柴點上。煙支端頭“嚓嚓”發出乾燥的響聲。紫色的煙在晨光中勾勒出幾何祥圖形。

    “參加葬禮去了。然後去新宿喝酒,一直一個人喝。”

    貓從哪裏走來,打個長長的哈欠,然後一閃跳上她的膝蓋。她搔了幾遍貓的耳背。

    “不必解釋什麼,”她説,“那已跟我無關。”

    “不是解釋,説説而已。”

    她略微聳下肩,把胸罩吊帶塞進連衣裙。她臉上全然沒有堪稱表情的表情。這使我想起在照片上見到的沉入海底的街市。

    “過去一個一般的熟人,你不認得。”

    “是嗎?”

    貓在她膝頭盡情攤開四肢,“呼”地吐一口氣。

    我緘口不語,望着煙頭火光。

    “怎麼死的?”

    “交通事故,骨頭折了13根。”

    “女孩?”

    “嗯。”

    7點定時新聞和交通信息結束,收音機開始重新播放輕搖滾樂。她把咖啡杯放回碟子,看我的臉。

    “曖,我死時你也會那麼喝酒?”

    “喝酒跟葬禮沒有關係,有關係的只是開頭一兩杯。”

    外面新的一天即將開始。新的炎熱的一天。從洗碗槽上面的窗口,可以望見高層建築羣,它比平日遠為炫目耀眼。

    “不喝冷飲什麼的?”

    她搖頭。

    我從電冰箱拿出一罐徹底冰鎮的可樂,也沒往杯裏倒,一口氣喝光。

    “跟誰都睏覺的女孩。”我説。簡直像悼詞,故人是跟誰都睏覺的女孩。

    “為什麼對我説這個?”

    我也不知為什麼。

    “總之是跟誰都睏覺的女孩子?”

    “的的確確。”

    “但跟你是例外嘍?”

    她聲音裏帶有某種特殊意味。我從色拉碟揚起頭。隔着枯萎的盆栽看她的臉。

    “這麼認為?”

    “有點兒。”她低聲道,“你嘛,是那種類型。”

    “哪種類型?”

    “你有那麼一種地方,和沙鍾一個樣,沙子沒了,必定有人趕來填回。”

    “大概是吧。”

    她嘴唇綻開一點點,又馬上覆原。

    “來取剩下的東西的。冬天用的大衣、帽子,等等。已經整理裝在紙殼箱裏了,有空兒運到運輸社那裏可好?”

    “運到你家去。”

    她靜靜搖頭:“算了,不希望你來,明白?”

    的確如此。不着邊際的話我是説得太多了。

    “地址曉得?”

    “曉得。”

    “這就完事了。打擾這麼久,抱歉。”

    “文件那樣就可以了?”

    “唔,都結束了。”

    “真夠簡單的。還認為呷嗦得多呢。”

    “不知道的人都那麼認為。其實很簡單,一旦結束的話。”這麼説着,她再次揚貓的腦袋。“兩次離婚,差不多成專家了。”

    貓閉眼伸了下腰,脖子輕輕枕在她手腕上。我把咖啡杯和色拉碟放進洗碗槽,拿賬單當掃帚把餅乾渣收在一起。眼球裏面一剜一剜地痛。

    “細小事都寫在你桌子的便箋上了——各種文件放的地方啦,收垃圾的日期啦,不外乎這些。不清楚的就打電話。”

    “謝謝。”

    “想要孩子來着?”

    “哪裏,”我説,“不想要什麼孩子。”

    “我相當猶豫過。不過既然如此,沒有也好。或者説有小孩不至於如此吧!”

    “有小孩離婚的也多的是。”

    “是啊,”説着,她擺弄一會我的打火機,“現在也喜歡你的,肯定不是這方面有問題。這我自己也非常清楚。”

    2.她的消失,照片的消失,長筒裙的消失

    她走後,我又喝了一罐可樂,然後衝熱水淋浴刮鬚。香皂也好洗髮液也好剃鬚膏也好,什麼都開始變少了。

    淋浴出來,梳髮、抹香水、掏耳朵。接着去廚房熱了熱剩下的咖啡。餐桌對面再也沒有人坐。靜靜望着誰也沒坐的椅子,覺得自己好像成了小孩子,一個人留在基裏柯油畫中奇異陌生的街道上。但我當然不是小孩子。我什麼也不想地啜着咖啡。慢慢花時間喝罷,發了一會呆,之後點燃支煙。

    整整24小時沒睡,卻莫名其妙地不困。體內倦倦的懶懶的,唯獨腦袋猶如熟悉環境的水生動物在縱橫交錯的意識水路中沒頭沒腦地往來穿梭。

    怔怔打量無人椅的時間裏,我想起過去看過的一本美國小説。妻子離家後,丈夫把妻子的筒裙掛在對面椅子上掛了好幾個月。如此想着,開始覺得這構思不壞。倒不是能解決什麼,但總比放早已枯萎的天竺葵盆栽聰明得多。即使拿貓來説,若有她的東西也可能多少安靜些。

    逐個拉開卧室她的抽屜,哪個都空空如也。一塊蟲子咬過的舊圍巾,三隻衣掛,幾包衞生球,別無他物。她把什麼都席捲一空。原先逼仄地擺在衞生間裏的零零碎碎的化妝品、捲髮夾、牙刷、吹風機、莫名其妙的藥、月經用品以及長筒靴、木展、拖鞋等所有穿的東西,帽盒、整整一抽屜飾物、手袋、挎包、小提箱、錢夾,總是疊放得整整齊齊的內衣、襪子、信——大凡散發她氣息的東西盡皆蕩然無存,甚至指紋都了無遺痕,我覺得。書箱和唱片架的大約三分之一也不翼而飛。那是她自己買的或我送給她的書和唱片。

    打開影集一看,她的照片全都取下,一張沒剩。我和她的合影,她那部分齊齊剪下,只有我剩了下來。我單人的照片和風景照動物照依然如故。這樣,3冊影集裏收存的便成了被徹底修整了的過去。我總是孑然一身,其間點綴着山、河、鹿、貓的照片,簡直就像生下來時一個人,迄今始終一個人,以後也一個人似的。我合上影集,吸兩支煙。

    我想長筒裙留下一條何嘗不好,但這當然是她的問題,由不得我説三道四。她決意什麼也不留下,我只有順從而已。或者如她期望的那樣,只好當她一開始就不存在。她不存在的地方,她的長筒裙也不存在。

    我把煙灰缸浸入水中,關掉空調和收音機,又想了一通她的長筒裙,死心上牀。

    我答應離婚,她離開公寓已過去1個月了。這1個月幾乎毫無意義。虛無縹緲的、猶如温吞吞的咖喱樣的1個月。我根本不覺得有什麼發生變化,實際上也什麼都沒變。

    早上7點起牀衝咖啡,烤麪包片,出門上班,在外面吃晚飯,喝兩三杯酒,回到家在牀上看1個小時書,熄燈睡覺。週六週日不工作,一清早就開始轉幾家電影院打發時間。之後照常一個人吃晚飯,喝酒,看書睡覺。一個月我就是這樣度過的,恰如某種人把月曆上的數字一個個塗黑。

    她的消失,在某種意義上我覺得是無可奈何的,無非已經發生的事發生了罷了。哪怕我們4年過得再風調雨順,那也已不再是重要問題,一如被抽去照片的影集。

    與此同樣,即使她同我的朋友長時間以來定期睡覺而某一天索性搬去同居,也算不上什麼了不得的問題。那種事是完全可以發生並且實際上屢屢發生的。縱然她果真如此,我也並不覺得發生了什麼特殊事件。説到底,那是她本身的問題。

    “説到底,那是你本身的問題。”我説。

    那是她提出離婚的6月間一個週日午後,我把啤酒罐的易拉環套在手指上玩弄。

    “你是説怎麼都無所謂?”她問,語調非常緩慢。

    “也不是説怎麼都無所謂。”我説,“只是説那是你本身的問題。”

    “説實話,並不想和你分手。”她稍後説道。

    “那,不分不就行了!”

    “可是和你一起,哪裏也到達不了的呀。”

    往下她什麼也沒説,但我覺得她想説的不難明白。再過幾個月我就30,她就26歲了。較之前路上將面臨的物的規模,我們迄今所築造的委實太微乎其微了,或者説是零。4年時間簡直是在靠存款坐吃山空。

    責任基本在我。我大約是不該同任何人結婚的。至少她不該同我結婚。

    起初,她認為自己為社會所不容而我為社會所容。我們較為成功地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然而在兩人認為可以一直這樣幹下去的時候有什麼壞掉了。儘管微不足道,但已無可挽回。我們置身於被拉長了的、平靜的死衚衕中。那是我們的盡頭。

    對於她,我成了已然失卻之人。無論她怎樣繼續愛我,那都已是另一問題。我們過於習慣相互的角色了。我再也沒有能夠給予她的了。她本能地明白這一點,我憑經驗瞭然於心。不管怎樣都已無救。

    這麼着,她連同幾件筒裙一起從我面前永遠地消失了。有的東西被遺忘,有的東西銷聲匿跡,有的東西死了,而其中幾乎不含有悲劇性因素。

    7月24日,上午8時25分

    我確認電子錶上這四個數字,然後閉起眼睛,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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