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消失的後面，只有沉寂，只有親人和朋友圓睜的雙眼。城市王不會暴露自己的弱點，他蹣跚時人們以為他在鞠躬，他鞠躬時卻在殺人。我的王不會隨便説説，我愛你們大家所有。他尖尖嘴的皇家犬，身着草綠華美製服，佩戴波紋的鐵項圈。夜晚提燈下雪花飄揚，犬的跳躍與呼吸一樣，像某人盡失人間之愛，清晨躺在狗腹中安身。村莊國王“微微鞠躬”，他搖晃着，彷彿周邊的一切都在搖晃。我們生活的地方自我蠶食，直到連人一起吃掉，直到人們死在自己手上。只有城市國王踐約着“國王鞠躬國王殺人”的後半部分。城市國王的手段是恐怖，不是村人與生俱來的害怕，而是有計劃的、貫穿神經的、冷酷地強加於我們的恐懼。我從村莊花邊來到城市的柏油路地毯，這裏雖然沒有死亡之日的陳列館，但國家制造的死亡卻爬上腳踝。頭幾年，這些恐怖的場景只發生在陌生人身上，我只在一般意義上感到害怕。離得近，為的是不看見，遠遠躲開，想搞明白它針對誰。本能的同情一時攫住我的神經，然後又離我遠去。我站在那兒，看着圍觀的人羣中有人被逮捕、被毆打、被踩踏，我攥緊拳頭，緊閉雙唇，指甲深深嵌入掌心，直到疼痛為止。然後我繼續前行，上齶乾燥，喉嚨冒火，步伐僵硬，彷彿胃和雙腿充滿腐臭的氣體。內心充滿因無力阻止而帶來的軟弱的犯罪感，夾雜着沒有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卑劣的幸運感。實際上，每個圍觀的人都可能是下一個目標。因為除了呼吸，沒有什麼還被允許。要想找藉口整人，放眼望去，比比皆是。
幾年後，我的一些朋友也被跟蹤，被審問，住所被搜查，手稿被沒收，被大學開除，被抓捕。之前只是隱約感到的壓抑氣氛，這時變成了具體的恐懼。朋友們在什麼地方被如何折磨，我都很清楚。我們經常在一起商量，在詼諧與恐懼之間，魯莽而煩亂地尋找出路。但既然不想改變初衷，就不可能有出路。迫害就這樣一步步走近我的生活，幾年後終於落到我自己身上——他們讓我刺探工廠的同事並向他們報告，被我拒絕了。於是，發生在朋友們身上的審問、搜家、死亡威脅，我開始逐一經歷。一段時間之後，我大致能判斷出，下一次審問時，下一個工作日，或下一個街角，會有什麼樣的陷阱在等待着我。
我知道，目光因恐懼而放大，不論説話還是寫作，大腦的迷失離所有現存的語詞遠去，但對於兩個朋友的死，我還是有義務寫點什麼。像當年在寬廣而碧綠得放肆的山谷為乳飛廉找名字一樣，我也為我們共同擁有的恐懼尋找適當的詞。我想告訴大家，在今晚、明早、或是下個星期，當生命不再理所當然地存在的時候，我們彼此賦予了怎樣的友情。“因為害怕，埃德加、庫爾特、喬治和我天天待在一起。即便一起坐在桌邊，恐懼依舊和我們來時一樣，在每人心中獨立存在着。為了掩飾，我們不停地笑，但恐懼還是會離開預定軌道。控制了表情，它會溜進聲音，將表情和聲音牢牢掌控，它又會離開手指，衝出皮膚。它附着在周圍所有的物品，我們能看見各自的恐懼停在了哪裏。深刻的瞭解和依賴讓我們彼此常常難以忍受。”
審我的人輕蔑地説道：“你以為你是誰！”這不是問句，正因為不是問句，我更要抓住機會：“我是和你一樣的人。”這很有必要，對我很重要，因為他跋扈得似乎已經忘了這一點。在暴風驟雨般的審問中，他罵我狗屎、垃圾、寄生蟲、母狗，平靜點的時候叫我妓女或敵人。在審問間隙，他需要我填補他當班的時間，我像一塊被揉來揉去的破抹布，只為展示他的敬業和權力而存在。離下班還早，他就在我身上做疲勞實驗，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反芻着他已經咆哮了無數遍的廢話。我不能走，否則鐘錶的滴答就失去了意義，否則他就失去了折磨人的對象。每次咆哮過後，他會在我身上玩獵“人”遊戲。練習不能中斷，這是他愜意的休閒方式。審問者的每一種情緒都有固定模式。童年時有關“生命意義”的問題於此顯得陳腐，這樣的問題只能發自內心，擺到桌面上，會給人逆反的感覺。人天性中的固執使他熱愛生命，學會喜歡生活，使每一天都擁有價值。告訴自己我活着，尤其這一刻我要活着，這就夠了，這比想象的更具有生命意義。它是經過檢驗的生命價值，和呼吸一樣有效。生長於內心，抵禦所有外部形態的生命慾望也是王，一個難以駕馭的國王。我瞭解它，所以從來沒有嘗試用詞語去表達，我把它的名字藏了起來。後來我想出了一個詞叫“心獸”，這樣可以不必直接説出就能稱呼它。多年後，當這段時光離我遠去，我才從“心獸”走到那個真正的詞——“（國）王”。王微微躬身，夜如常步行而來。廠房屋頂倒映在河裏的，是兩隻反穿的鞋，早早就閃爍着霓虹的慘白。一隻鞋踢向我們的嘴將它封殺，另一隻將我們的肋骨踢軟。霓虹鞋在清晨熄滅，野蘋果詼諧槭樹羞紅了臉，天邊的星星一如爆米花行進。國王鞠躬國王殺人。方言中的韻律很早就將我引向國王：allein-wenig-koenig（獨自—少—國王），我在山谷放牛時就開始把玩韻律與祖父象棋裏的王：alleinig-wenig-Kenig。我熟悉方言中押韻的牆報、經文和天氣諺語，小時候對它們很認真。等到了城市，少年的我開始嘲笑這些玩意兒。高中的歲月都消耗在歌德和席勒的長篇敍事詩中，重音放在最後一個音節，像敲地毯一樣沒頭沒腦地打着節拍：“穿過夜和風？/父親與孩子”，還有，“雷諾蕾迎着朝霞出發/從沉沉的夢境醒來：/‘威廉，你是不忠，還是死了？/你還要猶豫多久？’”更糟的是那些頌歌：“我愛這片土地，它託付給了我/託付給了你，還有你，和所有的勞動人民/她的話語親如母親/為着和平，為着社會主義，為着幸福和力量。”韻律在這裏磕磕絆絆，敲地毯也敲不出節奏來。如果連續朗誦六七段，聽起來像頭上被打了洞，令人感到一種難忍的韻律噁心。
後來接觸到特奧多爾·克拉默（TheodorKramer）和英格·米勒（IngeMueller）的天才詩句，我在其中感到一種小心翼翼的、敏感的節奏，彷彿詩人在創作時，他的呼吸在太陽穴的盒子裏輕叩。我沉迷其中，不用特意學習，就可以倒背如流。這些詩句注視着我的生活，它們就是我的生活，在和我説話，能自行走進我的大腦。我過於鍾愛這些詩，以至於我不敢去探究它們是如何產生的。我到今天依然認為，如何下功夫都無法使我們接近這兩位作家的獨特之處。我開始從報紙上剪下需要的詞語，起初並沒想到拼成詩歌，只是因為經常出門旅行，想給朋友們捎個信兒，往信封裏塞點自己的東西，而不是本位主義攝影師鏡頭下的明信片。在火車上看報時，我把殘缺的圖片和詞語一起粘在一張白色卡片上，或者拼成一兩個句子，比如：“由此可見這個執拗的詞”，或“如果一個地方是真實的，它就會輕觸渴望”。起初我為報紙上鬆散的詞也能有所作為感到詫異，接着韻律就自然流淌出來。我在家剪報的習慣由來已久，我隨意把它們鋪在桌上，看着看着，它們自己就組成了詩。基於對特奧多爾·克拉默和英格·米勒的詩句的信任，我接納了那些未經加工、在桌面上偶然組成的詩句。這些詞彼此相識，因為它們必須共同分享一小塊地方。我無法把它們趕走，詩興就這樣漸次濃厚起來。從一開始我就會剪下所有見到的“國王”字樣，絕不會把它留在報紙上。有一次，在拼貼之前，我數了一下，桌上並排擺着二十四個“國王”。我把第一個“國王”放進句子裏，韻律也隨之飄然而至。這説明通過詩歌能夠接近國王。我們可以請他出場，詩韻將國王逼到他引發的心跳節奏，然後劃一條光滑的弧線進入他製造的驚惶。韻律盤旋而起，整齊劃一。整個詩句換步行進，與其他詩行協同一體。我們也可以逆向梳理韻律，把它們藏在句子中間，然後看它們如何將丟掉的再吞回去。句末的韻律可以濃墨重彩，立體地展現，但閲讀時不宜強調，要隱藏在聲音裏。
“國王”在我小時候就已植根於腦海。他隱身於事物中，即便我一個字都不寫，他也存在着，以一個家喻户曉的惡人形象存在着，為着掌控生活中出現的新的錯綜複雜。國王現身之處，不會見到仁慈。然而，在生活遠離可表達的範疇時，他可以整理生活，無須詞語就能對付它的雜亂無章。國王一向是需要被經歷的，而不是被説出的詞，靠説話無法接近他。我和他一起度過了很多時光，在那些時日，恐懼或多或少一直伴隨着我。“心獸”與被經歷的“國王”不同，它是一個被寫下來的詞。它在紙上誕生，寫作時用來代替國王。因為我在死亡恐懼中必須為生命渴望找一個詞，一個我當年在恐懼之中無法擁有的詞。我需要一個像國王一樣的雙刃詞，膽怯而專橫，必須能進入身體，成為一個特殊的內臟，一個可以承載周圍一切的內在器官。我想與住在每人身體裏的無常對話，那住在我心裏、也同樣住在那些強勢人物心裏的無常。它不認識自己，被以不同方式填充着。隨着偶然的進程與內心願望對我們的改變，它有時馴順，有時狂野。
到德國後的第一個除夕夜，午夜時分，國王突然出現在派對上。當時，客人們都在鑄鉛，我注視着勺子裏熔化的鉛在涼水中滋滋冒氣，凝固後成為一個全新的模樣。我心裏清楚，國王也是這麼出來的，心獸亦然。大家讓我也來鑄一個自己的新年幽靈鉛，可我不敢，笑着抽身離開，怕他們看出破綻：神經極度破裂的人最好不要鑄鉛。別人心裏充滿明亮的幻想，而我的顧慮太多太多，我怕幽靈鉛會封鎖我的心獸，讓它整整一年都來煩我，在我想抓它時捆住我的手腳。所以我不要鑄鉛。還有——恐怕這是同一問題的延伸——，我擔心大家從我的勺子裏爬出來的東西上，看到我內心的殘破，看到我如何費勁心機用“心獸”來定義我的內心狀況。
在弗裏茨·朗格（FritzLang）那令人壓抑的電影《櫥窗中的女人》（中文另譯名：《綠窗豔影》；德語譯名：《危險的相遇》）中有一句台詞：“你走進了一個幾分鐘前還完全不能意料的情境。”我意料到了，我意料到這鑄鉛遊戲會暴露一些我無法意料之事。國王追趕着我，從鄉村來到城市，又從羅馬尼亞來到德國。他是我一些永遠無法明白的事物的反映。當大腦迷失，詞語失靈時，它將這些事物擬人化了。所以每每遇到這種情況，我都喜歡説：啊，國王來了！
到了德國之後，一個朋友被發現吊死在住所。我知道朋友留下的地方，國王又一次鞠躬殺人了。羅蘭德·基施，年僅二十八歲的建築工程師，寡言少語，話音輕柔，不事張揚，喜歡寫詩和攝影。我被宣佈為國家敵人後，不論我在羅馬尼亞還是在德國期間，他從未像別人一樣與我斷交。我定居柏林後，他明知有危險，還是不斷給我寫卡片。我曾希望他斷絕我們之間的友誼，因為我很擔心他的安全，同時又盼望收到他的來信——這意味着他還活着。他最後的消息，是他死前幾個星期寄來的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上是我們曾經常散步的一條街道，在我走後變化很大：街上新鋪了有軌電車道，軌道上長滿半人高的野胡蘿蔔，開着金邊白傘花，似乎在向我預示朋友身處危險。我從那裏抬腳離開後，我們的距離被拉開，隨性的交往被沒收，無法再直抒胸臆，閲讀來信時要在它的小生境中尋找隱蔽的含意。野胡蘿蔔是我們分離的意象，我想，也許所有注視着人類無望的植物，都可能變成野胡蘿蔔。卡片背面只寫着一行字，字體很小，彷彿不打算把紙上的空白填滿：“有時我只有啃齧手指，才能感覺到自己的存在。”
不久他就離開了這個世界。這句話的分量，比它所有詞加起來所能表達的內容要重得多。它引領我們走到詞語無法忍受自身之處，包括我們引用他的話時需要使用的詞語。不是因為這句話，而是因為這個人，人本不應該像他一樣，待在這樣的一句話裏，但他也是逼不得已。
他死去的日子和這句話的情況類似，是五一。在勞動節這一天，熱衷於草菅人命和建紀念碑的獨裁者幹掉了一個建築工程師。聽到這個消息時，我感覺國王扼住了我的脖子。讓我們想象一下：晚上你獨自坐在家中，有人敲門，你打開門，然後就被吊死了。鄰居們現在回憶説，當晚他們聽到不止一個人的喊叫，但沒有一個人去幫忙。屍檢也被拒絕了，因為國王不允許別人看他的牌。死亡證明書上，官方的結論是自殺。問題是：原本的計劃就是吊死，他反抗時頭被套進了繩索呢，還是被審訊和拷打致死，劊子手不知如何處理屍體，又把他吊上去的。吊死是預謀好的，還是因事情沒有按計劃進行，只好在匆忙中，在蔑視中，或者只是為了好玩兒，臨時的一個處理辦法。殺人者是職業特工，還是被僱傭或是被脅迫的罪犯？
死亡帶給我的震驚，屍檢被拒絕的事實，使我想起童年時經歷的另外一件事——村裏的桑椹國王。無可爭議的自殺，卻不得不做屍檢。他在患晚期癌症的最後日子裏，只能得到盤尼西林，因為醫生沒有足夠的嗎啡。在無法忍受的病痛中，他與死亡定了個約會。他的後院有一棵桑樹，上面靠着一架梯子。每年他的雞都學會在樹上睡覺。一到晚上，它們順着梯子爬上樹冠，一排排蹲在樹枝上睡覺。天亮後，再順着梯子下到院子裏來。死者的女兒説，通過幾個星期的訓練，他讓雞們熟悉了他，這樣他在上吊的時候，雞沒有受到驚嚇飛起來，也沒叫一聲。那天夜裏，院子裏非常安靜，悄無聲息。她夜裏三點醒來，起身去看看父親。牀上只有睡衣褲，人不見了。櫃子門開着，衣架和他最好的一身西服不見了。她的第一個想法是，他可能想到院子裏走走，減輕一點痛苦，但也不需要禮拜時穿的西裝啊。她大着膽子來到院子。月光如洗，院子從黑暗中浮出，雞像往常一樣蹲在桑樹上。白色的，尤其是那些白色的雞，她強調説，像陳列櫃裏的白瓷餐具一樣泛着光。他就在雞的下面，吊在一根樹枝上。他是我的鄰居。事情發生後，我再看那棵樹時，腦子裏總是發生錯覺，我不斷對自己説：他們用的是同一個梯子，他和他的雞。盤尼西林醫生並不自責，他竟敢懷疑這不是自殺，堅持要做屍檢。他把衣冠整齊的死者的尊嚴從他最好的西裝上扒了下來，在炎炎夏日，在院子正中間，靠着桑樹的梯子架起屠宰桌，扮演起屍檢專家來。死者被解剖，放進他房子裏最漂亮的房間後，棺木的蓋子立刻被蓋上。但我還是覺得自己看見了他脖子上深藍色的勒痕，像樹上桑椹一樣的靛藍。像雞頭上有冠一樣，他脖子上的條紋就是他的冠。死者辭掉了肉身的陪伴，走進另外一種寧靜的物質，逃進了果肉裏。帶着脖子上的勒痕和好西裝，他把自己變成了樹上有史以來最大的一顆桑椹。他是走入地下的桑椹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