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走了半英里路，我的小手帕就濕透了，這時馬車突然停下。
我往外看，想知道箇中原因。我驚喜地看到皮果提從一道圍籬後冒了出來並爬到車上。她抱住我，緊緊往她懷裏摟，把我的鼻子都壓得好疼，不過當時我並沒覺得鼻子疼，直到後來才發現。皮果提什麼也沒説。她抽出一隻手伸到胳膊肘下的口袋裏，掏出幾個裝着糕點的紙包並塞到我的幾個口袋裏，還朝我手裏放了一個錢包，但仍然什麼也沒説。她又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緊緊抱住我一擠，便下了車跑着走開了。我現在相信，也一直這麼相信——她的長袍上沒有留下一顆釦子了。我從滾來滾去的扣子中撿起了一顆，把它作為紀念品珍藏了很久。
車伕看着我，那神情像是問我她還會不會回來。我搖搖頭，説我認為她不會了。“那就走吧，”車伕對那懶洋洋的馬説；那馬就按吩咐開路了。
這時，我已哭到再也不能哭的程度了，於是我開始想到再哭也沒用了，尤其想到羅德利克-蘭頓和英國皇家海軍的艦長在艱難中，我所記得的，都沒哭過。車伕見我下了這決心，便建議我把小手帕攤在馬背上晾乾。我謝了他，並同意那樣的。在這麼一種情況下，那手帕顯得特別小。
我現在有心思來檢查那個錢包了。這是個硬皮錢包，帶一個搭扣，裝着三個亮閃閃的先令，顯然，皮果提因為一心要讓我高興還用白粉把這三個先令打磨過。但錢包裏更珍貴的內容是用一張紙包的兩個半克朗。我母親在紙上親筆寫道：“致衞衞，附上我的愛。”我再也撐不住了，只得又請求那車伕把我那小手帕遞給我。可他説他認為我最好不用，我也認為我的確最好不用。於是，我就用袖子擦擦眼睛，止住了自己。
儘管由於先前的激動，我還不時發出大聲嗚咽，但我再也沒哭了。慢吞吞地又走了不多遠後，我就問車伕會不會一直走到那裏。
“一直走到哪？”車伕問。
“那兒。”我説。
“那兒是哪？”車伕問。
“離倫敦不遠。”我説。
“嗨，就是那匹馬，”那車伕抖抖繮繩指着那匹馬説，“還走不到一半，它就會比豬肉還死氣沉沉。”
“那麼説，你只走到雅茅斯嗎？”我問。
“差不多，”車伕説，“到了那兒，我就送你上長途馬車，由長途馬車再把你送到——管它是什麼的地方。”
對這位車伕（他姓巴吉斯）來説，這算是説了很多話了。正如我在前面的某一章裏説過，他是一個少言寡語的人，幾乎不和人交談。我給他一塊蛋糕以示酬謝，他一大口就吃了，真像一隻大象。而且那塊點心在他臉上引起的表情不比在一隻大象臉上引起的多什麼。
“-她做的，啊？”巴吉斯先生問道，他老坐在前踏板上，把雙臂分別支在膝蓋上，向前無精打采地傾着身子。
“你是説皮果提嗎，先生？”
“啊！”巴吉斯先生説，“是她。”
“對，我們的點心全由她做，飯也全由她燒。”
“是這樣嗎？”巴吉斯先生説。
他努起嘴，像是要吹口哨似的，但沒吹。他坐在那兒盯住馬耳朵，好像在那裏發現了什麼新鮮玩藝。就這樣，他坐着，過了相當一段時間。他又慢慢地説：
“沒有情人吧，我相信。”
“你是説杏仁，巴吉斯先生？”因為我以為他還要吃點別的，就指明那是什麼點心。
“情人，”巴吉斯先生説，“是情人；沒人和她要好吧？”
“和皮果提？”
“啊！”他説，“和她？”
“哦，沒有，她從沒有過情人。”
“真的沒有？”
他又努起嘴，像要吹口哨似的，但又沒吹，他仍坐在那兒盯住馬耳朵看。
“那麼她做，”巴吉斯先生想了半天又説，“各種蘋果餅，還有各種飯菜，是嗎？”
我回答説事實正如此。
“嗨，我想告訴你，”巴吉斯先生説，“也許你會給她寫信吧？”
“我當然會給她寫信。”我答道。
“啊！”他慢慢把眼光轉向我説，“是這樣！如果你給他寫信，也許你會記得寫：巴吉斯願意，是嗎？”
“巴吉斯願意。”我重複道，什麼也不懂，“就這句話？”
“是的。”他説着，一邊考慮着，“是——是的。巴吉斯願意。”
“可你明天又要到布蘭德斯通了，巴吉斯先生。”想到屆時我已離那兒很遠了，我吞吞吐吐地説，“你更可以自己去説呀。”
他搖搖頭，反對這主意，又一次非常鄭重地強調先前那個請求，“巴吉斯願意，就是這句話。”我滿心答應了。當天下午在一家客棧裏等候馬車時，我就要了一張紙和一瓶墨水，給皮果提寫了封短信。那信是這樣寫的：“我親愛的皮果提，我已平安到了這裏。巴吉斯願意。向媽媽轉致我的愛。你親愛的。又：他説他特別要你知道——巴吉斯願意。”
我承諾了將做那事後，巴吉斯先生又陷入了完全的沉默。最近一向發生的一切使我累得很，我就躺在車箱裏的一隻袋子上睡着了。我睡得很香，直到抵達雅茅斯才醒來。我們駕車來到一家客棧的小院子裏，這時的雅茅斯在我眼裏成了一個全新的陌生地，以致我馬上就打消了有可能和皮果提先生家裏人見面的希望，甚至可能和小愛米麗見面的希望也打消了。
長途馬車就在院子裏，雖然還沒套上馬，但整個車都乾乾淨淨，那樣子一點也不像是就要去倫敦。我正在想這個，並捉摸我那個箱子會被怎麼處置——那箱子被巴吉斯先生放在院子靠柱子的邊道上了（他把車趕進院子裏轉過身來）——還在猜我會遭遇到什麼，這時一個女士從一個掛了些禽肉和大塊腿肉的半圓窗口朝外張望，她説：
“那就是從布蘭德斯通來的小先生嗎？”
“是的，夫人，”我説。
“姓什麼？”那女士問道。
“科波菲爾，夫人，”我説。
“那不對，”那女士答道。“沒人在這兒為姓這個的預付過飯錢。”
“是姓默德斯通嗎，夫人？”我説。
“如果你就是默德斯通少爺，”那女士説，“為什麼一開始要説另一個姓呢？”
我向那女士解釋了一番其中原因，她就搖鈴並叫道：“威廉！帶人去餐廳！”一個侍者聽到這話就從院子對面的廚房裏跑出來帶人去餐廳，當他發現要帶的不過是我，顯得好不吃驚。
這是很長的大房間，裏面有一些很大的地圖。哪怕這些地圖真是外國而我又被拋棄在它們之中，我也懷疑我是不是會覺得更加身處異地它鄉了。我手拿帽子，在靠門的椅子一角上落坐，我覺得這夠大大咧咧的。當那侍者為我鋪上台布並擺出一套調味瓶時，我想我一定羞得滿臉通紅了。
他給我拿來一些排骨和蔬菜，還那麼粗魯地揭開蓋，以至我還生怕先前怎麼冒犯了他呢。但他為我在桌旁放下一張椅子，還很殷勤地説：“嗨，六-高！來吧！”
我謝了他，在桌邊坐下。可他站在我對面那麼一個勁地瞪着眼看我，我覺得很難靈活地使用刀叉，或很難不把肉湯濺在自己身上，每次我與他目光相遇，我的臉就紅得可怕。注視着我吃第二塊排骨時，他説：
“還有為你準備的半品託啤酒呢。你現在喝嗎？”
我謝了他，並説要。於是，他把那酒從一個大罐裏倒進一隻大杯子，並把杯子對着亮光舉起來，使這酒看起來更好看了。
“哦，看哪！”他説，“好像很多呢，是吧？”
“真的看起來很多，”我笑着答道。看到他心情那麼好，我也很高興了。他眼睛眨個不停，長了一臉疙瘩，一頭的頭髮豎着。他站在那兒一手叉着腰，另一隻手舉着玻璃杯對着亮光，看上去挺友好的。
“昨天，這兒有一個先生”他説，“——一個挺壯實的先生，叫好鋸匠——也許你認識他？”
“不，”我説，“我認為不——”
“他穿着短褲打着裹腿，戴着寬邊帽，還套着灰外衣，繫着花點圍脖，”那侍者説。
“不，”我很不好意思地説，“我沒那榮幸——”
“他走進這裏，”那侍者盯着從杯裏透過的光亮説，“要了一杯這樣的啤酒——我勸他別要——他-偏-偏-要——喝了以後，倒下去死了。這酒對他來説年代太久了。這酒本不該拿出來的；就是這回事。”
聽到這個可悲的事故，我大為震驚；我便説我以為我還是喝點水為好。
“嗨，你看，”那侍者仍眯着一隻眼盯着從杯子裏透過的光亮説，“我們這兒的人不喜歡要了的東西剩下什麼。這會使他們生氣。可是，如果你喜歡，我可以把它喝掉。我已經習慣它了，習慣了就沒什麼了。我覺得它對我沒害，如果我仰起頭來一口氣喝乾。我能喝嗎？”
我回答説，如果他認為喝下去沒危險就喝吧，我會很感激他；但如果他不那麼認為就千萬別那樣做。當他仰起頭一口氣喝下去時，我真怕極了，我承認，我怕看到他遭到和那可憐的好鋸匠一樣的命運而倒在地毯上沒一口熱氣。可那沒有對他造成任何傷害。相反，他看上去更加精神了。
“我們這兒有什麼菜呀？”他把叉子伸到我盤子裏説，“不是排骨吧？”
“排骨，”我説。
“天哪，”他叫了起來，“我不知道這是排骨，嗨，排骨正是可以解去這種啤酒的毒性的東西。這可不是運氣嗎？”
於是，他一手拿起一塊排骨，一手拿起一個土豆，津津有味地全吃了，這下讓我高興得不得了。他又拿起一塊排骨和一個土豆；然後又是一塊排骨和一個土豆。我們吃完後，他又端來一個布丁，在我面前放好，他好像在想什麼，有些走神。
“餅怎麼樣？”他打起精神問。
“這是布丁，”我答道。
“布丁！”他叫道，“嗨，天哪，這就是的！什麼！”他走近了一點看，“你不是説這是個雞蛋麪粉布丁吧？”
“對，它的確是的。”
“嗨，雞蛋麪粉布丁，”他拿起一把大勺説，“是我最愛吃的布丁！這不是運氣嗎？快吃，小夥計，讓我們看誰吃得最多。”
當然侍者吃得最多。他一次又一次要和我比賽，但以他的大勺對我的小勺，以他的大口對我的小口，以他的飯量對我的飯量，從第一口開始，我就被遠遠扔在後面了，根本沒機會追上他。我想，我還從沒見到什麼人像這樣吃布丁吃得香的；布丁吃完後，他大笑起來，好像還在香香地品味那布丁呢。
看到他那麼友好又好相處，我就向他要筆、墨水和紙，好給皮果提寫信。他不但拿了來，還好心好意地看着我寫。我寫好信，他問我要去哪裏上學。
我説，“離倫敦很近。”我也只知道這些。
“哦，看哪！”他看上去很沮喪地説，“這事真叫我難過。”
“為什麼？”我問他道。
“哦，上帝！”他搖着頭説，“那正是他們弄斷了一個小男孩肋骨的學校——兩根肋骨——他還是一個很小的孩子呢。
我應該説他是——讓我看看——你多大了，大概？”
我告訴他我在八歲和九歲之間。
“正是這個年齡，”他説，“他八歲零六個月時被他們弄斷了第一根肋骨，到八歲零八個月時又被他們弄斷了第二根，結果要了他的命。”
這事件實在讓人聽了不太舒服，我無法對自己掩飾這點，也無法對那侍者掩飾這點，我又問他這是怎麼發生的。他的回答並沒給我什麼鼓舞，因為那只是三個可答的字：“打斷的。”
就在這時，院裏長途馬車及時吹響了號角，於是我急忙站起來，半為了有一個錢包而驕傲地吞吞吐吐問他，有什麼我得付錢的。
“一張信紙，”他答道，“你買了一張信紙吧？”
我不記得我買過。
“信紙很貴，”他説，“由於要納税。三個便士。在這個國家，我們就這樣被抽税。除了給侍者，再沒什麼了。墨水就算了，我來-貼吧。”
“你應該——我應該——我應當給多少——你希望給侍者多少呢？”我紅着臉，結結巴巴地問。
“如果我沒有一個家，那家又沒有都染上天花，”那侍者説，“我不會要六便士。如果我不用供養年老的父母，還有一個可愛的妹妹，”説到這裏，那侍者很動情了——”我不會要一個法生。如果我有一個好處所，又受到好的待遇，我就要請求你收下我的一點什麼，而不是向你要。可我是靠剩飯剩菜度日，睡呢就睡在煤堆上——”説到這裏，那侍者哭了起來。
我很同情他的不幸，覺得無論如何給他的錢如果少於九便士都是心地殘忍冷酷的。我從我那三個亮閃閃的先令拿了一個給他，他謙卑恭敬地接了下來，並馬上用拇指捻了捻，試試真偽。
我被人從車子後面舉進車時，有一點難堪，因為我發現人們以為我一個人把中餐全吃完了。我知道這點是因為我無意間聽到那女士在半圓窗後對看車的人説，“當心那孩子，喬治，要不他會脹得裂開的！”此外，我還看到周圍那些女僕都走了出來看着我笑，好像我是個怪物。而那個侍者——我那不幸的朋友——已經重又振作了起來，看上去不但不為此不安，反而一點也不難為情地跟着大家一起大驚小怪。如果我對他產生了什麼懷疑，我想這是引起那疑心的一半原因。但我現在更傾向於認為：由於懷着孩子單純的信任和一個幼者對長者的天生信賴（這種天性被任何孩子過早用世俗的精明來取代都會使我惋惜），我總的來説並不怎麼懷疑他，以後也沒有。
我得承認，因為無端成為車伕和看車人取笑的對象，我感到很不好受。他們説因為我坐在車後邊，所以那部分重；還説我坐貨車旅行更為威風。我大肚皮的故事傳到外面一些乘客中，他們也聽了很開心，問我在學校裏是不是被當作兩個或三個兄弟付膳食錢，還有我是否在一定條件下被人承包了，以及另外一些讓他們樂的問題。不過最糟的是，我知道有機會吃東西時我一定會不好意思吃東西，所以吃過那麼一餐量少的午飯後，我就得一夜捱餓了——因為我匆忙中把我的糕餅忘在客棧裏了。我的顧慮得到了證實。我們停下來吃晚飯時，雖然我很想吃，我卻鼓不起勇氣來吃半點，只好坐在火爐邊並説我什麼也不想吃。就這樣，也不能使我免遭更多的嘲諷；一個聲音沙啞、滿臉橫肉的男人一路上不是不停地從三明治盒子裏掏出東西吃，就是從瓶裏喝水，他卻説我像一條大蟒，吃一次就可維持好長時間；他説過這之後又真地狼吞虎嚥了一份煮牛肉。
我們下午三點從雅茅斯動身，預定次日上午八點左右抵達倫敦。那正是仲夏時分的天氣，傍晚實在舒服。我們經過一個小村莊時，我獨自想象那些房子裏面是什麼樣的，住在那裏的人在做些什麼。有些男孩追着我們並攀在車後晃了一段路，這時我便想不知他們的父親可否都在世，不知他們在家是否快活。我的思路不斷飛向我正前往的那種地方——想象中那的確是可怕的場景，除此之外，我還想了許多別的。我現在還記得，我有時任思緒飛往家和皮果提，我還使勁回憶在咬默德斯通先生前，我的感受是什麼，我又是個什麼樣的孩子；可我怎麼也想不起來，我咬他好像是很遙遠的遠古年代的事了。
晚上就不像傍晚那樣舒服，因為太涼；為了防止我從車上掉下去，我被安排坐在兩個男人中間（在那滿臉橫肉的和另一個人中間），他們倆打起盹，就把我擠得差點悶死。他們有時把我擠得那樣緊，我不禁叫道：“哦！請別這樣！”可他們卻因為這叫聲把他們吵醒了而不樂意。坐在我對面的是一個穿皮大衣的女士，她被那樣得嚴實包裹着，以致在昏暗中看起來不像一個女士，而像一個乾草垛。這女士帶了一隻籃子，有好長時間都不知道放在哪兒好，後來發現我的腿短，就決定把籃子放在我下面。那籃子擠着我還扎着我，使我非常痛苦；可是如果我稍微挪挪身子，使籃子裏的一個大玻璃杯碰在別的什麼東西上咣啷作響（因為那是必然的），她就很厲害地踹我一下，並説：“小心，別亂動-你-的骨頭還嫩着呢，-我能肯定。”
最後，太陽昇起來了，我的夥伴們看上去也睡得舒服多了。晚上他們掙扎得那樣辛苦，他們通過他們那可怕的喘氣聲和打鼾聲來表現了這點，而現在都氣聲平靜了。太陽昇得越高，他們睡得越舒服。當他們個個醒了過來後，每個人都説自己沒合過眼，如果聽到有人説某人睡着過，那被説的人就會氣忿忿地反駁。我記得我當時為此十分驚奇，至今我仍同樣驚奇。因為我觀察到，對人類所有的弱點來説，人們天性而又最不願承認的卻又共有的就是曾在馬車上睡過覺（我不能想象這是為什麼）。
當倫敦在遠方出現時，我覺得倫敦是一個多麼令人驚奇的地方，我又多麼相信我喜歡的那些英雄的業績將在那裏不斷重現，我還如何在心中依稀覺得這是世界上所有城市中最富於神奇和罪惡的地方，這些我都不用在這兒停下來多講了。我們漸漸接近它，並按時來到我們計劃要去的那個位於白教堂區的旅店。我不記得那旅店是叫藍牛，還是叫藍豬，反正我知道它叫藍什麼的，而且那玩藝的樣子還畫在那輛馬車的後部。
看車的人下車時向我看一看，在票房門口説：
“有個小傢伙從蘇弗克的布朗德斯通①來，是姓默德斯通的為他訂的票，有什麼人來接這小傢伙嗎？”——
①這看車的人沒有讀準地名。
沒有人回答。
“請你再用科波菲爾這個姓試試看，先生，”我無奈地低下頭説。
“有個小傢伙從蘇弗克的布朗德斯通來，是姓默德斯通的為他訂的票，但他自稱姓科波菲爾，現在還在這兒等人接，有人來接這小傢伙嗎？”看車的人説，“快點！有人來接嗎？”
沒有人。沒有人回答。我不安地朝四周看，可是那問話沒對任何人激起反應，如果不把那個繫着裹腿的獨眼男子排除在外的話。那人建議他們最好在我脖子上套個銅圈並把我拴到馬廄裏去。
梯子拿來後，我跟在那個像乾草垛一樣的女士後面下了車，但在她的籃子被拿開之前，我一下也不敢動。那時，車裏已經沒有乘客了，行李很快就被搬光了，馬在行李搬完之前被牽走了，剩下馬車被幾個旅店的馬伕推走了。可是仍然沒人出面來招領從蘇弗克的布蘭德斯通來的這位小夥子，這位風塵僕僕的小夥子。
我那時比魯濱孫-克魯索還要孤單，魯濱孫還沒人看着他，也沒人知道他孤單呢；受當班的售票員邀請，我進了票房，走過櫃枱後面，坐在他們秤行李的磅秤上。我坐在那裏時，看着大大小小的包裹，聞到馬廄的氣味（從那以後，那氣味就永遠和那個上午的回憶連在一起了），一連串萬分恐怖的焦慮從我心頭掠過。假設沒人來接我，他們會讓我在這裏呆多久呢？他們要把我留在這裏直到我那七個先令花光為止？晚上，我是不是要和那些行李一起在那些大木頭箱子中的一個裏睡覺、早上又在院子裏的一個抽水泵前洗臉？或許每天晚上我會被趕到外面去，等次日售票處開門了再來等人接我？假設這一切並沒什麼弄錯的，默德斯通先生制訂了這計劃來除掉我，我該怎麼辦？如果他們讓我留下直到把那七個先令花光為止，那麼當我開始捱餓時我就不能指望再呆在這裏了。那不僅會讓那個藍什麼怪物要擔付我喪葬費的風險，還顯然會讓顧客感到不便和不快呢。如果我馬上動身，設法走回家，我又怎麼找到回家的路呢，我又怎麼能指望可以走那麼遠呢？就算我回了家，除了皮果提，我還能信任誰呢？就算我在最近的地方找到有關當局，要求獻身去當兵或做水手，可我是這麼小的傢伙，他們準不會收下我。這些還有其它一百種類似的想法，使我覺得發燒，使我焦慮沮喪得發昏。正在我心焦如焚到極點時，一個人進來並悄悄向售票員説了什麼，售票員便馬上把我從磅秤上拉下推到那人跟前，好像我已被稱過，買妥，交付並付過款了。
和這新相識手拉手走出售票處時，我偷偷看了他一眼。他是一個瘦削的年輕人，面色萎黃，雙頰深陷，他的下頦幾乎和默德斯通先生的一樣黑。但他們的相似之處也僅此而已，因為他把鬍子刮掉了。他的頭髮沒什麼光澤而顏色晦暗枯焦。他穿着一套黑衣，那衣也顏色晦暗枯焦，而且褲腿和衣袖都嫌短了。他繫了一條白圍巾，那圍巾並不很乾淨。我當時和現在都不認為那是他身上僅有的亞麻布服飾①，可他顯示的或暗示他所有的只有那件亞麻服飾——
①這裏暗示該人未穿襯衣。
“你就是那個新生吧？”他説。
“是的，先生。”我説。
我以為我是的。我不知道。
“我是薩倫學校的教員之一，”他説。
我向他鞠了一躬，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我覺得對薩倫學校的一位學者和教員提到像我那箱子一類的平凡東西實在太愧得慌，於是出了院子又走了一小段路後，我才腆着臉皮提到它。我謙卑委婉地説也許那箱子以後還派得上用場，我們就折回去，他告訴售票員説中午讓腳伕來取那箱子。
“對不起，先生，”我説道，這時我們又走到先前往回折的地方了，“它很遠嗎？”
“在黑荒原那兒，”他説。
“那麼遠嗎，先生？”我怯怯地問。
“挺遠的，”他説，“我們要坐驛車去，有六英里的路呢。”
我是那樣的虛弱和疲乏，想到還要走六英里，我真是受不了。我鼓足勇氣告訴他説我頭天夜裏就什麼也沒吃過了，並説如果他允許我買點吃的我會對他非常感激。他聽説後，顯得很吃驚——我看到他停了下來打量我——他考慮了一小會兒後説他要去看住在不遠處的一個老人，所以最好的辦法是我去買點麪包或其它什麼有益無礙的食品，然後在那老太太家裏當早餐吃，在那兒我們還能喝到些牛奶呢。
就這樣，我們來到一家餅店向那櫥窗裏望，我不斷提議，想買下那家店裏每一種易消化的食品，而他則不斷予以否決，然後我們決定買了一小塊黑麪包，那花了三便士。然後，在一家小雜貨店裏，我們又買了一個雞蛋和一片鹹肉，為這我付出第二個亮閃閃的先令而得到的找頭是那麼多，以至我想倫敦是一個東西便宜的地方。收起這些東西后，我們穿過一片喧囂和嘈雜，這一下使我那本已疲累的腦子亂得無法言傳，然後我們又走過一座橋，無疑，那就是倫敦橋（的確，我認為他是這麼告訴我的，不過我當時處於昏昏半睡的狀態中），最後我們來到窮人住的房子，從那些房子的外表和大門前的石刻上，我知道這是濟貧院的一個部分。石刻上説這些房子裏是用來收容二十五個貧窮女人的。
薩倫學校的教員把那些小黑門中的一扇門閂拔掉，那些小黑門都很相像，每一扇門旁邊有一個小小的菱形玻璃窗子，門上還有一個小小的玻璃窗子。我們走進那些貧窮女人中的一個住的房子，那女人正在吹火，想把小湯鍋燒開。那女人看到教員進去後，便不再拉她膝蓋上的那個風箱，説了句什麼，我覺得那話聽起來是在説“我的查理！”但是看見我也進了屋，她便起身，搓着手行了一個含含糊糊的禮。
“請你為這位年輕的先生熱熱早餐，可以嗎？”薩倫學校的教員説。
“我可以嗎？”那老婦人説，“我可以，當然可以！”
“菲比茨恩太太今天怎麼樣？”教師看看坐在火爐邊一張大椅子上的另一個老婦人説，那老婦人是那樣像一堆衣服，以至我至今還為當時沒弄錯坐到她身上而感到僥倖。
“啊，她很不好受。”第一個婦人説，“這又是她不好受的一天。萬一火爐的火過了氣，我能斷定她也會過氣，而且再也不會回過氣了。”
他倆看她時，我也看她。雖然那天很暖和，她卻看上去除了火爐什麼也不想。我想象連火爐上的湯鍋也遭她忌妒呢；火爐竟被用來煮我的蛋、烤我的鹹肉，她對此十分氣憤，我得出這結論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我看見她（用我那惶恐的眼看見她）在爐上烹調操作正進行時對我晃了晃拳頭，那時其他人都沒看她。陽光從小窗口裏流瀉而入，可她卻把自己的背和那把大椅子的背朝着陽光而坐，把整個火爐擋在她身前，好像是她在給它暖氣，而不是它給她暖氣，她那架式就像滿懷戒備之心地監視那火爐。我的早飯做好後，火爐空了出來，她竟為此高興得大聲笑了起來——我得説，那笑聲委實不動聽。
我坐下吃我的黑麪包、雞蛋和鹹肉，還有一小盆牛奶，這真是可口的一餐。我正津津有味享用時，那房裏的老婦人對教員説：
“你帶着笛子來了嗎？”
“帶了，”他説。
“吹一下吧，”那老婦人用討好的口氣請求道，“一定要吹喲。”
於是，教員把手伸到衣裾下，拿出那隻分成三節的笛子用螺絲旋緊接好，便馬上吹了起來。經過多年考慮，我的感受是：世界上再沒人吹得比這更糟的了。在我聽到過的所有聲音中，天然的也罷，用各種方法發出的也罷，只有他吹的最為讓人悽惶。我不知道他吹的什麼曲調——我懷疑他的吹奏中有沒有曲調——但那吹奏聲在我身上的影響是：首先，我不由得想起了我所有的苦惱，直到忍不住熱淚往外淌；其次是奪去了我的食慾；最後是使我睡意重重，以至抬不起眼皮來。眼睛開始合上，我開始打起瞌睡，這時回憶又湧了出來。那個角櫥敞開的小房間，還有房裏那張方靠背的椅子，以及通到上面房間去的小樓梯和壁爐架上的三根孔雀羽毛——我記得，我一進門就捉摸：如果那隻孔雀知道它的華美羽飾註定會落個什麼下場又會怎麼想——全從我眼前消失了，我打盹了，我入睡了。笛聲也聽不見了，傳來的是車輪聲，我又上路了。馬車顛簸了一下，我一下驚醒，笛聲又回來了，薩倫學校的教師兩腿交疊地坐在那兒吹得如泣如訴，而房子裏的婦人興沖沖地看。又輪到她消失了，他也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沒有笛子，沒有教員，沒有薩倫學校，沒有大衞-科波菲爾，沒有一切，只有深沉的睡眠。
我想，在我夢見他吹奏這悽惶的笛聲時，那房子裏的老婦人心懷讚歎地走到他身邊，從椅背後俯過身去熱烈地使勁摟了一下他脖子，這使他的吹奏中斷了一小會。不是當時就是那以後，我處於半睡半醒的狀態；因為當他重新吹奏時——他的吹奏中斷過，這是事實——我看到也聽見那老婦人問菲比茨恩太太那是否美妙（指的是笛子），菲比茨恩太太回答説：“哎，哎！是啊！”她還朝着火爐點點頭。我相信，她把吹奏之功全歸結給了火爐。
我彷彿打了一個很長的盹，薩倫學校的教員才把笛子拆成三節後收起來，帶我離開了。我們在附近發現了馬車，便上到車頂上。可我太想睡了，當我們在路上停下讓別人上車時，他們把我放到車廂裏，那兒沒有別的乘客，我就睡得很熟，直到發現車正在綠葉中往一個陡峭的小山坡爬去。不大一會兒，車停了，終點站到了。
一條短短的路把我們——我是説那教員和我——帶到了薩倫學校，一座高高的磚牆圍住這學校，它看上去死氣沉沉。牆裏的一個門上方是薩倫學校的校名匾牌。我們拉門鈴時，一張陰沉沉的臉從門的柵欄裏仔細打量我們，門一打開我就發現這臉屬於一個大塊頭的男子。這人的脖子像牛的一樣，他支着條木頭腿，太陽穴外突，頭髮齊腦門剪得很短。
“那個新生。”教員説。
那支着條木頭腿的人把我周身打量了一番——這用不了很長時間，因為我個頭並不大——把我們身後的大門鎖上，拔出鑰匙。我們朝座落在陰暗濃密的大樹中的房子走去，這時他在我的嚮導背後叫道：
“咳！”
我們回頭看，他站在他住的小屋門口，手裏拿着一雙靴子。
“喏！鞋匠來過了，”他説，“那時你出去了，梅爾先生，他説他再也沒法修它們了。他説這靴子一點原來的樣子也沒了，他為你還想修補而奇怪。”
他説着就把靴子朝梅爾先生扔過來，梅爾先生便回頭走了幾步把他那雙靴子撿起。我們又繼續往前走時，他看着那靴子（恐怕他是很傷心的）。我這時才看到他穿的靴子已壞得沒法穿了，他的長襪有一個地方破了，像嫩芽尖一樣綻開。
薩倫學校是一座帶耳房的四方形磚結構建築，外表沒任何裝飾而光禿禿的。除此之外，學校四處都靜悄悄的，於是我對梅爾先生説我認為學生們都不在學校裏。可他對我不知道時值假期顯得很驚奇。所有的學生都回各自的家去了，校長克里克爾先生和克里克爾太太及小姐去海濱了，我是因為犯了過失才在假期內送到這裏作為一種處罰，這些都是我們一塊走時他告訴我的。
我睜大眼盯着他帶我走進的課室看，這是我所見過的地方中最寂寞最荒涼的了。它現在還歷歷在我眼前。這是個長長的房間，裏面放了三行課桌，六行長凳，牆上釘滿了掛帽子和石板的鈎子。髒兮兮的地板上盡是些零零散散的舊寫字本和練習本。用那些舊本子的紙做成的蠶房也散亂地放在課桌上。在用硬紙板和鐵絲做成的散發黴味的閣樓間，兩隻被主人拋下的可憐的小白鼠上上下下穿來穿去，它們瞪着兩隻紅眼睛向每一個角落打量，想搜到什麼吃的。一隻鳥在一個比它大不了什麼的籠子裏，它在那二寸高的棲木上跳上跳下，翅膀拍打的聲音令人感到悲哀，可它就是不開口叫也不開口唱。屋裏瀰漫着一種怪怪的不衞生氣味，就像厚燈芯絨褲發了黴，甜蘋果沒有通風，書籍變腐。假如這房間建成時就沒有頂，一年四季從天上往屋裏下墨水雨，落墨水雪，降墨水雹，吹墨水風，也不會有這麼多墨水濺在這屋裏。
梅爾先生離開了我，把他那雙不能再修的靴拿到樓上去。我輕輕走到屋子的另一頭，並打量我經過的一切。突然，我發現一張書桌上平放了一塊紙板告示，上面用優美的字體寫道“-當-心-他！-他-咬-人。”
我立刻爬到書桌上，生怕桌下面至少有一條大狗。可我慌張地向四處看卻怎麼也看不到它。我還在張望時，梅爾先生回了，他問我為什麼爬到桌子上去。
“請你原諒，先生，”我説，“對不起，我在找那條狗。”
“狗？”他説，“什麼狗？”
“這不是狗嗎，先生？”
“什麼不是狗？”
“那要人當心的，先生；那咬人的。”
“不，科波菲爾，”他嚴肅地説，“那不是狗，那是個學生。我奉命，科波菲爾，把這告示掛到你背上。我很抱歉，使你一開始就這樣，可我只能這麼做。”
他説着把我抱下來，把那專為我做的告示紙板系在我肩上，就像它是一個揹包那樣；打那以後，無論我走到哪兒，都得帶着它。
沒人能想象我為那告示板所遭的苦難。不管是否有人能看到我，我總覺得有人在看它。哪怕我轉過身看到沒什麼人，我也不能放下心，因為無論我的背向着什麼地方，我總認為有人在那裏。那個支條木腿的狠心的人使我苦難更深。他有那權力；只要看到我靠着樹，或圍牆，或房子邊，他就用那大嗓門從他的屋裏往外吼：“咳，你這先生！你這科波菲爾！亮出那塊告示板來，要不我就告發你！”操場是一個只鋪了石子的院子，光禿禿的，正對着學校和勤雜房的背後，所以我知道工友看到它，肉店老闆看到它，麪包師傅看到了它。一句話，早上我奉命在那兒散步時，每一個到學校來的人，無論從哪兒來，都會看到它：要當心我，因為我咬人。我記得，我當時也開始怕我自己了，把自己當成一個真的咬人的野孩子。
操場上有個舊門，學生們有在門上刻自己姓名的傳統。門上滿是這種刻痕。我好怕他們在假期結束時會回來，所以我讀着這些名字時就不能不想象-這-一-位會用什麼腔調又如何強調地讀：“當心他！他咬人。”有一個學生——一個叫傑什麼，姓斯梯福茲的——總把他的名字刻得很深，還刻了很多次；我相信他準會用有力的聲音來讀告示，然後就扯我的頭髮。還有一個學生，一個叫湯米-特拉德爾的，我怕他會拿這開玩笑，並裝出很怕我的樣子。第三個是喬治-鄧普爾，我想象中他會把這告示當成歌來唱。我看着那扇門，像一個提心吊膽的小動物那樣看着門，看到所有名字的主人都聲稱和我不往來，並用各自的口氣大聲叫：“當心他。他咬人！”梅爾先生説，當時學校有四十五個學生。
對着書桌和長凳，我這麼想。我去自己的牀上時，爬到牀上後以及向其它空空的牀鋪看去時，我還是這麼想。我得一個夜晚接一個夜晚地做夢，夢見我母親像從前那樣和我在一起，或夢見在皮果提先生家的聚會，或夢見坐在馬車車廂外邊的地方旅行，或夢見又和那個不幸的侍者朋友一起吃飯。無論是什麼情形，都夢見人們瞪眼看我並尖叫，因為他們很不快活地發現我只穿了件小睡衣，還掛着那塊告示板。
那單調的生活，還有那對開學的不斷焦慮，真是令人痛苦得難以忍受！每天，我得和梅爾先生一起做很久的功課，由於沒有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在一旁，我能不受什麼指責就都做完。做功課之前和之後，我都散步——如前面説過的那樣，在木頭腿的人監視下散步。我記得多清楚逼真啊——學校那房子四周的潮氣，院裏裂開了的綠色石板，一個漏水的舊桶，還有那些變了色的猙獰樹幹，雨天裏這些樹比別的樹更往下滴水，陽光下這些樹比別的樹透過的風要少。一點鐘時，我們——梅爾先生和我——在一個長長的飯廳的一端吃飯，那飯廳裏放滿了松木桌，一股油膩的氣味在飯廳裏盪漾。然後我們再做功課，直到喝茶。喝茶時，梅爾先生用藍茶杯喝，我用一隻錫罐喝。整整一天裏，梅爾先生就在教室裏他那張單獨擺在一邊的書桌旁努力工作，用筆、墨水、尺子、帳本和寫字紙算上半年的帳（據我所發現），直幹到晚上七、八點鐘。晚上他收拾起那些東西后就拿出笛子來吹，一直吹到我幾乎覺得他要把自己一點點吹進笛子最上面那個孔，然後從鍵上一點點漫出去。
我看到小小的我手支着頭，坐在燈光幽暗的教室裏，一面聽梅爾先生吹奏，一面記誦第二天的功課。我看到我自己把書合上，仍然在聽梅爾先生那哀切的吹奏，從笛聲中我聽到了家裏往日的聲音，聽到了雅茅斯海灘上的颳風聲，我感到傷感和孤獨。我看到我自己走過那些沒有人住的屋子去就寢，我坐在牀邊，因為聽不到皮果提的安慰而哭泣。我看到我自己早晨走下樓，在樓梯旁窗子上一道陰森的破口處向外張望那掛在外層屋屋頂上的校鍾，外層屋屋頂上還有一個風標；我好怕那鍾叫傑-斯梯福茲和其它人上課的時刻會到。在我預先的種種憂慮中，那種時刻的可怕僅次於木腿人把生鏽的大門打開讓克里克爾先生進門的時刻。在這些種種場合中，我不能認為我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物，但在這些場合中我得揹着那塊板發出同樣的警告。
梅爾先生和我説得不多，但對我從不苛刻粗暴。我想，我們已經成了不交談的朋友了。我忘了提到這點：他有時自言自語，冷笑，捏拳，咬牙，扯頭髮，那樣子真是無法形容。可他就是有這麼一些特別之處的人，開始也叫我好生害怕，可不久我就習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