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伯説到這裏便宣佈休息。為了躲避過早的討論，他去隔壁房間喝杯桔子汁。不一會兒沃特克就來找他，這是很自然的。
沃特克誇獎他説：“你真有膽量，夥計！那些事我們很多人都知道，你這麼一嚷嚷，對某些人來説等於踢他們的屁股，只是我不明白，你要達到什麼目的。你這樣做豈不是承認報紙上罵我們工作疲沓是有道理的嗎？”
賴伯説：“特奧，你再等等。歌劇一般都有一支序曲和三幕戲，我這才剛唱完序曲。”
“你知道外面會場上怎麼樣了嗎？州議員們已經在相互爭吵，推卸政治責任了。波恩的人將把你列入黑名單。”
“我不在乎。”賴伯看了看錶，離繼續報告還有10分鐘，“我怕什麼？我是終身制公務員。”
“提前退休！”
“33歲就退休？”
“領工資不幹事的人有的是。有的國務秘書因為部長看不順眼，幹了半年以後就回家養花去了。也許人家也要處分你……”
“憑什麼？”
“泄密。你説的那些事情之中有一些是聯邦情報局和聯邦刑偵局的內部材料，這會壞事的。”
“我倒要看看他們怎麼處分我。休息完了，特奧，現在輪到談慕尼黑了。”
“會提到我嗎？”
“當然，特奧。”
“作為兇殺案組的頭兒？”
“作為被政治家們忽略的警察的犧牲品。”賴伯笑着拍拍沃特克的肩膀：“特奧，半小時之後你頭上就亮起殉道者的光環了！”
賴伯回到講台上，到會者重新坐下。賴伯用不着根據聽眾的臉色來猜測他們的心情，因為他知道反正有兩派人，一派是他的警察同事，一派則是其他人……
賴伯開始報告的第二部分：“我現在談談警察工作中一個很敏感的問題，它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決定着犯罪率的高低，那就是政治家們對外國人犯罪的忌諱和青年犯罪的急劇增加。我領導的那個科主要就是管這事的，我的話是經驗之談。人人知道，各種各樣的黑手黨團伙正在向德國滲透，這是一個迄今為止無法解決的問題。我要強調，警察目前擁有的有效打擊團伙犯罪的手段實在太少了！現在有羅馬尼亞人、意大利人、波蘭人、阿爾巴尼亞人、土耳其人、俄羅斯人、越南人的黑手黨組織在德國活動，它們像合法的工業‘康采恩’一樣幾乎不受限制。雖然警察通過秘密偵察員、匿名舉報、暗中監視和偶然巧合，不時地查獲和逮捕了一些作案嫌疑人，可情況卻像是摘掉一朵蘑菇，而千百朵蘑菇又在不知不覺地長起來，因為蘑菇是在地下生長的。單從以上不完全的列舉中——我只是舉了最主要的——就可以看出，他們毫無例外都是外國人團伙，對不起，我應該説‘非德國人’團伙才對，因為對我們的政治家來説，‘外國人’這個詞兒是個犯忌的詞兒，不管怎麼樣，60％的犯罪行為是有組織犯罪，而且是外國人乾的！我們再來看看柏林。那兒的越南黑手黨分為兩派，廣平幫和玉田幫，互相打得頭破血流。他們的業務是走私香煙，團伙按地區劃分，區長稱為‘卡珀’。直接由越南的大老闆領導。據我們瞭解，有100名‘卡珀’，分佈在柏林各地，這些‘卡珀’又僱用成批成批的小販，估計光是柏林就有上萬名。每個‘卡珀’管大約三百名小販，小販們必須付‘攤位費’，每月不低於一千馬克，誰要想洗手不幹，截留贓款，或者投奔競爭對手，就會被殺掉。迄今在柏林已有59名越南人被處死。殺手冒充旅遊者直接從越南坐飛機來，我們感到加強‘越南，調查組的力量勢在必行。我們獲得的第一個成果是：警察在5月中旬突襲了走私者的一個倉庫，發現單是這個團伙從1993年到現在就向德國走私了4億7千萬支香煙，這意味着造成了1億1千萬馬克的税收損失！不僅是波恩，所有聯邦各州都在叫苦，説什麼經費不夠用，要號召厲行節約，提高税收……而另一方面，我們卻讓那些外國人黑手黨團伙奪去了億萬馬克，為什麼？就是因為政治家們爭吵不休，一再削弱警察對罪犯的打擊力。”
“我抗議！”一名州議員跳了起來，氣得臉紅脖子粗，指手畫腳他説：“警察沒有理由叫苦，對警察的政治支持夠多的了！”
“單以裝備來説，警察就大大落後於黑手黨，您還説什麼政治支持？”賴伯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嚴厲，“請允許我給您提一下一起事件，在那起事件中政治家們沒有支持警察，而是隻顧保全自己！今年3月，庫爾德族人在德國A3號高速公路上舉行示威。被禁止的恐怖組織庫爾德工人黨的1，500名狂熱擁護者，手持鐵棍、木棒，朝着警察撲來。22名警察有些受重傷，其中有一名警長，直到今天只能用枴杖走路，全靠聯邦邊防軍一支部隊的增援（也太晚了一點），才使幾名警察免於被打死，警方領導人認為，這是庫爾德族進攻者明目張膽地企圖殺人，他們之中有庫爾德族領導人阿布杜拉-厄卡蘭的100名‘戰士’。後來怎麼樣呢？負責此事的高級檢察官調查行兇的庫爾德人時，只是懷疑他們破壞國家治安和嚴重傷害人身！這簡直是對庫爾德人的安撫……因為他們是外國人，是政治家們的碰不得的孩子！在抗議的壓力下，高級檢察官才發表了一個態度很不強硬的聲明：‘可以把調查範圍擴大到故意殺人方面。’然而至今還是毫無動靜！相反，德國的電視台還把厄卡蘭請去，就3月16日事件對他進行採訪。厄卡蘭傲慢地微笑説：‘要實事求是嘛。我們承認有兩名警察被打得鼻子流血。’對這一説法，德國的司法部門竟然忍氣吞聲，不作任何回擊！而那位被打倒在地的警長則一輩子再也不能好好走路了！我們的政治家們就是看不到這一點！對1996年3月16日事件可説的何止這些。兩天以後，一名在場的警察在縣警察工會的年會上説明了這一近乎醜聞的事件的真相，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在A3號高速公路上的行動失誤：‘有好幾個小時之久，增援力量沒人領導，無線電通訊被庫爾德人的電台嚴重干擾。我們還知道，聯邦邊防軍和特別行動隊同庫爾德人遙遙相望，可就沒有人下命令去支援處於絕對劣勢的警察。相反，他們來了又撤走了，官方的理由是：避免激怒庫爾德人！他們對22名警察被打倒在地並不在乎，只是為了不讓可愛的庫爾德人生氣！真沒想到會這麼對待警察！為什麼呢？我們現在才知道：聯邦內政部和北威州內政部之間有分歧，政治家們又未能達成一致，警察又一次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可愛的外國人啊，把警察打成殘廢吧！為了政治上有遠見，總得要做出點犧牲啦！”
“我抗議！”那位州議員又一次跳出來，“賴伯先生完全是用片面之辭蠱惑人心！我們正在全力解決外國人問題！例如加快遣送出境，加大力度沒收犯罪性生意所得的利潤，準備一項強化外國人法的法案，討論電話監聽問題……您還要什麼？賴伯先生，您的報告是在挑釁！”
“您提到遣送出境的事。”賴伯早已估計到會有人攻擊他，所以他從容不迫，“這是個很微妙的問題，波恩的各個政黨正為此吵得不可開交。最近又有個例子，那就是把犯罪的越南人遣送出境的事。越南政府和波恩政府早在1995年就簽訂了——説得好聽點——遣返協定。根據這項協定，在德國犯了罪的越南人應遣送回國。河內政府答應每年接受3，000到4，000名犯罪名子，德國的政治家們很滿意，以為這進一步保障了德國的安全。可是河內政府根本不想接受這數以千計的犯罪分子，協定乾脆就沒有執行，而是被中斷、忽視和推遲。少得可憐的65名黑手黨成員被送回越南後，河內政府就停止接受了，這簡直是欺負德國政府。可波恩政府幹了什麼呢？像鴕鳥一樣把頭埋進沙裏，戴上外交絲絨手套，不敢採取任何有力的措施。柏林市主管內政的市政委員建議：‘如果河內政府繼續破壞我們的努力，就必須停止發展援助。’這下可引起了波恩政府的恐慌！越南跟中國一樣也是我們將來重要的市場，怎麼能為了幾個犯罪分子而對它進行威脅呢？正當波恩政府還在考慮怎麼請求河內政府遵守協議的時候，1996年估計又有3，000名越南人被黑手黨偷運進了德國，原因很簡單：黑手黨能把幾十億的利潤轉到越南去。從國際範圍看，有組織犯罪集團比任何一個政府都有威力，已經成了一股經濟實力！”賴伯向前探了探身，有目的地看着幾名在座者問道：“政治家們還有什麼話要説嗎？”
一片沉默。又是沃特克一人大聲鼓掌，連警察總局局長警告性的目光也制止不了他。
“有什麼好説的？國際事務十分微妙嘛，在處理時出現些小小的分歧不算回事，因而外國人問題一直是政治家們不得不喝的一杯苦酒。德國作為要求避難者的樂園必須小心行事，以免勾起人們對德國人那個無法擺脱的過去的回憶。這就是説，咱們得躡手躡腳地走路。”
賴伯又翻了一翻他的材料，接着説：“我們現在不談外國人這個犯忌諱的話題了，來看看我們青年人的情況吧。結論只有一條：青年犯罪率正在以可怕的速度上升！犯罪形式五花八門：盜竊、撬門、襲擊、人身傷害、毒品買賣、各種各樣的團伙犯罪。我可以引用州刑偵局的一項統計資料，題目叫做‘慕尼黑地區暴力犯罪者年齡比較’。親愛的政治家們，我這兒有些話不得不説，作案人當中有71.5％是未成年的外國人一噢，對不起——非德國人，在有不可醫治的後遺症的嚴重人身傷害案件中他們佔了65.9％！在暴力犯罪方面，就巴伐利亞地區來説，德國嫌疑人中有76.3％，非德國嫌疑人中有82.1％居住在慕尼黑！我們並非屬於特殊情況，所有的德國大城市都是如此，州刑偵局把作案人按年齡分類的做法挺有意思：在14歲以下的作案人中有52.6％是非德國人，14到18歲的有56％是外國人，18到20歲的也有56％是外國人，21到25歲的竟有57.5％是外國人，26歲以上的作案人中間外國人的比例持續下降。令人奇怪的是60歲以上的作案人的比例，德國人佔了86.3％！我們成了犯罪老大爺的國家了！”
場上發出壓抑的笑聲。這一數字真是令人難以置信，難道有退休者犯罪一説嗎？市長先生懷疑地搖搖頭。賴伯繼續説：
“上了年紀的非德國人是良民，他們的犯罪比例只有13.7％！州刑偵局的這個統計數字表明，絕大多數的犯罪行為是由14歲到25歲的人乾的。原因何在？對此，我們尊敬的、今天在座的警察總局局長先生有個解釋，我認為很能説明問題。我引用他的話：‘青少年外國人作案嫌疑人的比例大大上升，從1984到1993年人數增加了約28％。他們主要居住在慕尼黑，是長期以來生活在德國的外籍工人的子女。所以説，那種以為住在慕尼黑的外國人是好外國人，他們之中的作案人來自外地的觀點是不對的。青少年作案人之中有一半以上是非德國人。’引用完畢。不久以前，警察在費烏爾特抓了七名16到19歲的土耳其人，他們成立了一個學生團伙，作案66起，其中30起是撬門行竊，所得贓物拿到賭場去賭博。我們在慕尼黑還看到另一個令人憂慮的現象，那就是青年吸毒，不再是吸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本來就吸不起，而是一種時髦的毒品——搖頭丸。我領導的那個科正在對付這玩意兒，可我得向你們承認，我們幾乎是束手無策，沒法阻止！正如有必要在打擊有組織犯罪方面給警察更多的資金、器材和政府支持一樣，一定也要取締正在一步一步毒化青年的搖頭丸市場。局外人根本無法想象，在迪斯科舞廳和技術音樂舞會上，人們像吃薄荷糖一樣吃着搖頭九。青年們想通過搖頭丸找到快樂、愛情、力量和休整，實際上卻被搖頭丸從內心裏腐蝕一空。這個問題到21世紀也是個問題！要是沒有政治家們的幫助，沒有新的、更加嚴厲的法律，要是不給警察增加權力，擴大偵緝和拘捕的職權，那我們警察就無法阻止這種趨勢的發展。單是有關青年案犯何時達到判刑年齡的法律條款就必須修訂，一名13歲的男孩打死一名退休者，從他口袋裏搶去59馬克45芬尼。這個孩子完全明白他在幹什麼！可是有的兒童心理學家卻説什麼那孩子父母家庭情況不正常，受到環境影響，智力發育不全，我聽着就覺得可笑，那孩子有能力犯罪，他在明知故犯！我知道，我這是出了個難題，但是青年人犯罪不容忽視，必須修改法律，而誰能修改法律呢？是政治家們！可是事情一拿到他們那兒也就別想幹成了，波恩政治家們永遠達不成一致。説什麼我們的法律夠用了，那是扯謊！女士們，先生們，謝謝你們的耐心。”
賴伯在掌聲中走進旁邊的房間，他擦了擦額頭上的汗，很想喝杯啤酒，這時候市長、警察總局局長和沃特克也進來了。
警察總局局長誇獎他説：“您説得好！這就是人們所説的民眾的心聲，您認為情況會變嗎？”
“不會變。局長先生，我説過了，香蕉的彎曲度更加重要。請允許我説句老實話好嗎？”
“説吧……”
賴伯説：“真讓人噁心！”
貝爾塔-海倫坎普是位63歲的寡婦，她在漢堡的聖保利區出生、長大、結婚。她生育了三個孩子，把她的丈夫安葬在聖保利。沒有什麼能使她離開這個地方。
貝爾塔住羅森街上的一套四居室裏，就在鼎鼎有名的大自由街的盡頭，緊挨着妓院區和娛樂區。她一輩子見過無數妓女，她家周圍住的盡是妓女和男妓，丈夫死後她多出了一間房間，就出租給別人，但從不租給賣皮肉為生的人，用她的話説，她要保持自己住宅的乾淨。她的上一位房客是個大學生，學昆蟲學的，他告訴她，世界上有大約七十五萬種昆蟲是人們知道的，但還有幾十萬種昆蟲有待研究，貝爾塔一直不明白，居然有人對這種東西感興趣，而且還要上大學學習。
現在這位大學生搬走了，房子空了出來，貝爾塔希望有位新的、正經的房客，不要住了兩天就帶女人來睡覺。
一天，一位中年男子來按門鈴，並有禮貌地向她鞠躬問道：“您是有房子出租嗎？”
再過三天就是聖誕節了。貝爾塔屋裏瀰漫着剛烤好的桂皮糕點的香味。即使她丈夫死後，她每年聖誕節仍要烤糕點，送給一家孤兒院的孩子。
“對！”貝爾塔打量着這位來客，想不到這麼一位有風度的先生會在聖保利區找一間帶傢俱的房間。“您怎麼知道的？”
“我在旅館裏住了兩天，後來我問一名職員，他給我出了個主意。我能看看房間嗎？”
“您想租？”
“是的，有什麼好奇怪的？”
“我以為，您是位父親，要給兒子找一間房間，也許兒子是大學生……”
“想當年我也是大學生……”
“您上過大學？”對貝爾塔來説，等於是接到了一張名片。
“是的。”
“不是學昆蟲學的吧？”
“不是，我學的是法律。”
“噢，是律師？”
“差不多。”
“您作為律師要租我那間帶傢俱的房間？”
貝爾塔歪着腦袋看着他。小心啊！有點不對頭，像律師這種高等人士怎麼會租聖保利區的房子呢？不怕周圍全是妓女和同性戀者？這裏面肯定有問題。這人説不定闖了什麼禍，現在要躲起來，而明天警察就找上門了！先生，這可不行……貝爾塔還從未跟警察打過交道呢。
“我從慕尼黑來。”
“有可能。”貝爾塔的態度堅決起來了，“這房間不適合您住。”
“您不相信我，是嗎？有道理，請允許我自我介紹，我是胡伯特-哈比希博士，從慕尼黑來。”
“居然是位博士！”貝爾塔越發不懂了，“您這位博士要住在我這兒來？這可有點……不尋常。”
“讓我給您解釋吧。我在漢堡有一樁任務要完成，我不知道要在這兒呆多久，可能是幾個星期，也可能是幾個月。住旅館對我來説太貴了，所以我要找一間帶傢俱的房間，您那間房肯定我看得中。”
“您還沒有見到呢。”
“可我認識您了。我感到住在您這兒再好不過了。”
貝爾塔有些猶豫。她現在對這位博士有了好感，他的話聽起來可信，但她還是不明白，這位先生為什麼要租她的房子。
她説：“您先看看房間吧。醜話説在前頭，我們這兒處在妓女的包圍之中。”
“沒關係。”哈比希笑了，“我不會受引誘的。”
“您在慕尼黑結婚了嗎？”
“我妻子死了。”
噢，是鰥夫。貝爾塔有些同情哈比希了，同病相憐嘛。“請跟我來。”貝爾塔一面説，一面向裏走，“房間有扇窗對着後院，對面住着六個妓女，往往有人連窗簾都不拉，您什麼都能看得見。”
房間又長又窄，有一張牀，一箇舊的衣櫃，一張桌子，兩把椅子，牆上掛着兩個壁架，一個放書，一個放杯碟盤碗和餐具，五斗櫃上有架舊的黑白電視機，走廊鋪着舊羊毛地毯，窗上裝有百葉窗，是個很簡樸的房間。
“浴室、廁所就在旁邊。您隨時可以洗澡……我只在星期天早上洗澡。您滿意嗎？”
“很滿意。”
“真的？”
“我在這兒會很舒服的。”
“房租每月250馬克，包括早餐，其餘兩頓您得自己想辦法。在我這兒住過的大學生都是在食堂吃飯。”
“不用擔心。”哈比希像個大孩子一樣笑了，“我不會捱餓，再説您也不會讓我捱餓。”
貝爾塔也笑了。她的疑心一掃而光。不管哈比希博士要在漢堡辦什麼事，跟這麼一位房客是可以相處的，他是一位正派的、有教養的、有文化的、正當年的男人，一位鰥夫。貝爾塔説：“如果您願意每次付五馬克的話，我可以不時地給您做點吃的……我可不想靠這個賺錢，我喜歡烹調，當然只是做些家常便飯。”
“我就是愛吃家常便飯，海倫坎普太太，我要是有像樣的豌豆湯喝……什麼豬排牛排都不理了。”
“那麼大雜燴呢？”
“只要端上桌來，我什麼都吃。”
貝爾塔樂了，儘管她還是猜不透，一位博士為什麼偏偏要到聖保利這種地方來，問題還不少，不過這才是初次見面，以後再問不遲。
“您什麼時候住進來，博士先生？”
“兩小時以後。我這就去旅館取行李。”
“您有汽車嗎？”
“我的車在慕尼黑，我是坐飛機來的，在這兒我可以僱出租車。”
“我也想坐一次飛機，我還從未坐過飛機呢。”
“什麼時候咱們一塊兒坐飛機在漢堡上空兜一圈吧。”
哈比希告辭，坐車前往旅館。
在車上他浮想聯翩，第一步已經走出，在聖保利租了一間房間，周圍住的盡是“女士”，她們會認出照片上的人是誰，會説：對，就是她，我們認識她，可以在某某夜總會碰到她。於是他會找到她，對她説：
“你害死了我兒子羅伯特和我太太蓋爾達，現在我要跟你算賬！”
想到這兒，哈比希心如刀割。他像久旱盼甘露一樣期待着這一時刻的到來，但他不知道接下來他能幹什麼。
他真的能殺人？親手殺？怎麼殺？打死？掐死？還是吊死？
應該有件武器，這樣更方便。最好有一把手槍，手指一扳，子彈出膛，最利索的辦法，毫不費勁，只要扣動扳機就行，一下，兩下，為保險起見就扣三下，連瞄準都不需要，離那麼近，肯定百發百中。
殺人看起來就這麼簡單。孰不知這“手指一扳”有多難啊，普通人幾乎做不到，更難的是要目睹子彈射進身體，鮮血迸出傷口。這種慘象會不會永遠留在腦海，使人夜不成眠？在這以後人還能正常生活嗎？今後我不論遇見什麼人都會説：看見了吧，我殺死過一個人，不是出於貪婪，不是嗜殺成性，也不是有什麼卑鄙的動機，全不是，而是不得不這麼做，我只是兑現了我的諾言，履行了我的責任，從而結束了我生命中的一個階段。往後只有渾渾噩噩過日子，等着自己死去了。
後悔？能有後悔嗎？他們槍殺了羅伯特，簡直是處決了他；他們擊碎了蓋爾達的心，撲滅了她生活的勇氣。犯罪必須受罰，這是小學裏就學到的，如果是伸張正義，手就不會發抖。
哈比希從旅館取出行李。那個建議他租用貝爾塔房子的旅館職員把他的四個箱子裝上行李推車。
職員問：“博士先生，房子租到了嗎？”
“您的建議很好，您叫什麼名字？”
“我叫弗利茨-珀勒。”
哈比希掏出一張100馬克的鈔票遞給珀勒，説：“弗利茨，我還要您出個主意。”
“只要我能幫得上忙，願意效勞，博士先生。”珀勒趕緊接過鈔票放好。
“我需要一支手槍……”
“博士先生，您要什麼？”珀勒表情有點異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