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集是我的文集的長篇小説卷——讀者一目瞭然。
《玫瑰門》是迄今為止我最重要的一部小説。書中的主角都是女人，老女人或者小女人。因此，讀者似乎有理由認定“玫瑰門”是女性之門，而書中的女人與女人、女人與男人之間一場接一場或隱匿、或赤裸的較量即可稱之為“玫瑰戰爭”了。
有評論家説我操縱的這場“玫瑰戰爭”有聲有色，為女性心理學和女性社會學提供了新的研究可能。亦有評論家説《玫瑰門》的主人公司猗紋是作者為新時期中國文學畫廊貢獻的一個富有奇特光彩的新人。我設想這大約歸結於我本人在面對女性題材時，一直力求擺脱純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獲得一種雙向視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視角，這樣的視角有助於我更準確地把握女性真實的生存境況。在中國，並非大多數女性都有解放自己的明確概念，真正奴役和壓抑女性心靈的往往也不是男性，恰是女性自身。當你落筆女性，只有跳出性別賦予的天然的自賞心態，女性的本相和光彩才會更加可靠。進而你也才有可能對人性、人的慾望和人的本質展開深層的挖掘。並不是每一次努力都能獲得成功，值得欣慰的是你不曾放棄這種努力。
我的一位詩人朋友説過，當一個人坐下來開始寫作時，實際上他開始的是對自己的審視。寫作本是自我審視之一種。或許這樣的説法更適合長篇小説的寫作吧。當年寫作《玫瑰門》時，我的確懷有這樣的心境。我常想，真正的自我審判是不容易的，呈現這樣的狀態，大概需要作家既忘掉個人，也忘掉讀者。到那時自由便會從你靈魂中奔騰而出，它洋溢你全部的喜怒哀樂，照亮你理應明澈的心。這就是文學勞作過程中孤獨、艱辛而又幸福的過程，文學的大半魅力正在於此。
《玫瑰門》從出版到今天，六年之間再版五次，使我不能不感謝讀者對它的厚愛；也斗膽感謝《玫瑰門》本身，感謝它能夠在五彩繽紛、令人眩暈的書的森林裏持久地釋放出沉着的光澤。
最後我想説，今年是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三十週年，這使我不斷想起波蘭一部名叫《麻瘋女》的電影中的兩句話：“從前的一切我可以不再提起，但我永遠不會忘記。”三十年是多麼漫長。三十年是多麼短暫。從這個意義上看，《玫瑰門》並不是一部舊事重提的書，我想要講給讀者的，也並不僅僅是中國那個特殊時期的婦女生活史。
鐵凝
1996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