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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城夫妻

    B城當年有五個門:東西南北門和一個小西門。小西門是個沒有城樓沒有甕城的單純門洞,不及東西南北門堂皇。小西門連着一條名叫提法寺的街。提法寺街雖然也是青石子鋪路,也有店鋪,但比東西南北門連着的東西南北街上的店鋪要稀少,直到臨近市中心的鐘鼓樓時,店鋪才逐漸稠密起來,店鋪和店鋪之間還夾雜着住家小門。住家男女從門裏出入着,似維繫着這城市的生氣。

    當年,我們從小西門進B城。堂皇的正門留了攻城有功的正規部隊,後勤機關和未的黨政機關幹部入城時,則顯出了有分寸的謙讓。我,一個十五歲的少年,走在地方黨委劇社的序列裏,我們衣帽整齊,挎着腰鼓,在提法寺街的青石路面上跳着虎步。也許就是因了這腰鼓隊,提法寺街上看熱鬧的人照樣踴躍,臨近鐘鼓樓時,甚至把我們擁戴得寸步難行了。第二天,入城式的照片刊登在報紙上,我們的位置也很顯赫。照片上有我和我的腰鼓,有我身後的街市和一些舉胳膊歡笑的人臉。很久,我才從這張已變成舊報紙的舊照片上,發現了馮掌櫃和他的妻子馮太太。

    其實我並不是腰鼓隊的正式隊員,我的正式職務是劇社服裝股的股長,做着演出服裝的籌劃(借和還)、管理。在根據地演出,能借得一台大戲的服裝是要花些力氣和口舌的。股長並沒有進入領導層次,尚屬一般幹部。劇社除服裝股,尚有化妝、裝置、燈光各股。各股根據需要,人員數額不等。服裝股兩人,我是專職,還有一名常跑羣眾的女演員是兼職。

    B城解放前夕,為適應形勢的需要,劇社各部門都學腰鼓。我打腰鼓很快打到中上水平,教練説我胳膊甩得開,腿抬得高,符合打腰鼓的基本要領。當我在提法寺街跳着虎步時,竟能發現隊友們腿腳上的毛病了。我一面紅頭漲臉地前進,一面東張西望,忙裏偷閒地研究隊友們的腿腳身段,還研究着B城的風土人情。B城人的穿着乍看和鄉村沒什麼兩樣,細看那些縫製精細的布衣卻很是有別於鄉下的粗針大線。我從B城人的穿着上猜測着他們的職業,也許這和我的職業有關。劇社委我股長時,領導就我,由於業務的需要,我必須學會觀察生活(當然偏重於服飾)。於是我鍛鍊得能從相距十幾裏的兩個村落中發現人們穿着上的不同。現在想來當年我是多麼大可不必,其實不用説是相距十里八里的兩個村落,就是相鄰的兩縣、兩省,百姓的穿着難道會有多大區別麼?然而那時,我卻總是意識到我職業的神聖。現在我發現,同是B城人,同是布衣,店鋪夥計都高挽着乾淨的袖口;再普通些的勞動者,不乾淨的袖口都遮着手。同是穿旗袍的年輕女子,袖子短寬者大約是女學生;袖子偏瘦且齊腕者大約是少出家門的閨中淑女。那天我一路走着、跳着,記住了許多種服裝款式,許多張笑着的臉。在諸多笑臉裏,有兩張臉格外清晰,便是馮掌櫃和馮太太。我記住了他們的臉,還記住了懸在他們頭上的那塊“新麗成衣局”的招牌。那招牌三尺長短,豎掛着,招牌下飄着一塊褪色許久的大紅洋布。後來我曾多次從那塊綴着紅洋布的招牌下走過。

    劇社進了B城,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各部門工作都有變化:服裝股之於服裝不再是單純的“借”“還”,我還得學會設計、採購、定製。説到設計,那時我尚不知西裝的領帶是怎樣系在脖子上的,領花就更神秘。竹布大褂到底是一種什麼材料?國民黨軍階裏的“星”和“花”的關係原來都屬服裝設計。一次劇社排練蘇聯的馬車舞,導演定要讓兩個女演員的白紗短裙奓起來,令我大傷腦筋。末了,我沒有能力使裙子奓起來,引得人們對我的工作議論紛紛。現在我的任務是為腰鼓隊設計、製作三十套真正的腰鼓服。那天進B城時,我們沒有腰鼓服,穿的都是自己的。這將是我第一次和裁縫打交道,於是我想起提法寺街鐘鼓樓下的那個招牌和那兩張笑臉,我決定去找馮掌櫃。

    在提法寺街,我很順利地找到了那個豎掛着的木招牌。原來新麗成衣局並沒有臨街的門市,這招牌掛在一個窄小簡單的街門上。B城這類街門有許多:兩面側立着的小牆頂着一個象徵性門樓,門樓沒有任何磚木雕刻作裝飾,屋頂或扣幾排灰瓦,或用麥秸泥抹出兩邊的小斜面,斜面上不約而同地都滋生着星星草;兩扇單薄小門或白茬兒或塗着潦草的黑色;門也狹窄,兩人並排便不易走過。新麗成衣局的門樓上是扣着幾行灰瓦的。

    我邁上兩級青石台階,走進馮掌櫃的街門,轉過一個青灰影壁,便看見馮掌櫃那三間車間兼卧室的正房了。房前一架眉豆長得很旺,一串串紫色眉豆角正懸掛在架下。我站在眉豆架前喊:“屋裏有人嗎?”“有——”一個男人的聲音從屋內飄出來,聲音拖得很長也很和氣,這聲音立刻給我增添了幾分對這店的信任感。隨着聲音的飄出,走出屋來的是個中年男人,白淨的方臉,留着寸頭,身上是一套剪裁得體的灰中式褲褂,和我進城那天看到的許多人一樣,乾淨的袖口也是高卷着。他打量着我不知怎樣稱呼,一定也弄不清我的來意。我知道,這一切都和我那十五歲的年齡有關。後來我和許多店家打交道,他們對我都要如此這般地打量一番。我説明了身份和來意,馮掌櫃才把我讓進屋,但仍舊不放心地問:“貴姓?”“姓李。”我説。“劇團的?”“我們叫劇社。”馮掌櫃了我第二次確切的回答,又注意研究了我身上穿的吊兜馬褲,才放下心來。吊兜馬褲,在正規部隊裏營以上幹部才穿,惟我們劇社特殊。這時我的年齡顯然已不再重要。“坐吧,李同志。”馮掌櫃引我至迎門桌前,把我讓到上手的位置,接着便吩咐惟一的夥計二小為我沏茶了。二小是個更小於我的少年,十二三歲吧,在新麗店除做些買菜、打雜的活計,便是站在一個煤球爐前把燒熱的烙鐵一次次地遞到馮掌櫃手中。馮掌櫃的煤球爐上,常燒着三五把烙鐵,方頭的和尖頭的。現在沏茶的並不是二小,卻是馮掌櫃的太太。馮太太是從一架靠牀的縫紉機前站起來的,後來我注意到,這架縫紉機是“飛人”牌。自此,每次我來新麗店,馮太大都是從這架飛人牌縫紉機前站起來。

    馮太太站起來親自為我徹茶,顯然是對二小沏茶的不放心。在一張桌面鑲着花瓷磚的茶几上,一排放着幾個茶筒,馮太太揀出的這隻茶筒裏放着香片,香片在新麗店是待客的上品了。之後,凡是我來,擺在我眼前的總是馮太太親手沏下的香片。

    現在馮大太把兩隻襯着茶托的茶碗擺在我和馮掌櫃面前,先斟滿我的碗,又給馮掌櫃滿上,便斯斯文文地站到馮掌櫃一邊去了。她差不多是依住馮掌櫃而立,並習慣地把一隻手輕搭在馮掌櫃肩上,笑容可掬地靜觀着眼前將要發生的一切。那時我想,馮太太的笑容裏既有對我這位陌生顧客的友好歡迎,也有對丈夫的無限信賴和愛戴。顯然她已預感到,在我和馮掌櫃之間展開的將是持久的友好合作。這預感裏一定還包括了她自己將要為此做出的一切。

    不能用好看來形容馮太太,從長相和衣着,乃至行為舉止評斷,她屬於那種不顯山水的女人。然而這確是一位賢惠美麗的女人,也許馮太太的賢惠和美麗,都融在了她這不顯山水的儀態之中。

    馮掌櫃先和我聊了那天進城時劇社給人留下的印象,又問了我們的生活和工作特點,我有原則地回答着馮掌櫃的問題。我發現馮掌櫃同我談話時,不時把自己的手抬起來,又搭在馮太太的手上。他們這種有分寸的愛撫並不顧忌我和二小的存在,這有分寸的愛撫也沒有使我這個正值青春期的少年覺出什麼難為情。我體味到的竟是我初涉的一種城市文明,他們的舉止使我想到了許多對於美滿家庭、恩愛夫妻的形容。

    果然,馮掌櫃和馮太太的恩愛在提法寺街是出了名的,人們都説,有了馮太太的賢惠,在舊時的B城,馮掌櫃不僅沒有染上男子們很容易染上的惡習,他甚至連煙酒都不再去沾了,只知一心敬業,一心和馮太太恩愛。眼前站的縱然再是如花似玉的女子(裁縫面前是常有女性站立的),馮掌櫃顯出的也只是些職業眼光。他只用職業的眼光打量女人的身體,用皮尺為女人有分寸地具職業特點地量着“三圍”。這時馮太太坐在縫紉機上不再關注馮掌櫃眼前是美人或天仙,縫紉機飛轉着。

    我進一步説明我的意。馮掌櫃説:“李同志,這樣吧,我給你參謀參謀吧。”他説得簡潔、懇切。“用杭紡吧。”他又説。這當然是指面料。很快,馮太太便心領神會地從迎門桌抽屜裏拿出一個毛邊紙本,本上貼着各種布料。她把紙本翻給馮掌櫃,馮掌櫃指着上邊的一塊麪料説:“你看,西街‘慶裕祥’就有,穿在身上也輕便,適合腰鼓的動作。你去買,我讓芝蘭送到染坊去染。”

    就這樣,在馮掌櫃和他的愛妻芝蘭的舉薦下,對於腰鼓服的面料,我選擇了杭紡。這也是我作為服裝設計,初次知道的土布、洋布之外的面料稱呼。後來,馮太太為我倒掉了尚存碗中的涼茶,又斟上了熱的。就着熱茶,我和馮掌櫃還研究了這批服裝的顏色和裝飾細節,最後我拍板,決定女服用桃紅做底,沿海藍邊兒;男服用天藍做底,沿葱綠邊兒。男女服都用棋盤領,下襬六角綴“雲子”。直待這時,馮太太在一旁才獻計策似地説:“我看袖口沿兩圈兒絛子也不難看。”我當然採納了馮太太的建議,馮太太的建議為我們初次打交道劃上了一個的句號。

    就這樣,第一批腰鼓服在我們劇社、在B城誕生了,以後它還成了腰鼓服的標準模式,我的工作也因此得到劇社領導的肯定。我在劇社受着表揚,還應付着各文藝團體(專業的、業餘的)對腰鼓服的諮詢。我也為馮掌櫃介紹着生意。

    因了馮掌櫃、馮太太做生意的公道、熱情,劇社和新麗成衣局形成了很好的合作關係,用當今的話形容,便是合作伙伴吧。開始馮掌櫃叫我李同志,後來得知我還有官稱,便一直稱我李股長。我漸漸馮掌櫃不僅善做中式細軟活兒,對、軍服和西裝的剪裁縫製也很內行。他能從兩種極為相同的服裝款式上發現它們的不同,他説,粗看去,藏族服跟和尚的“偏衫”都屬“和尚領”,實際兩種偏領各有不同;國民黨的中山裝和的中山裝也不盡一樣。“你看那兜兒,再看那領兒。”馮太太也常在我的顏色搭配上,有分寸地指出些不當。有一回我要急“趕”一套我軍的將軍服,苦於買不到黃呢面料,馮太太急中生智説:“拿條軍毯試試吧。”馮掌櫃也恍然大悟地興奮起來,把手搭在馮太太肩上説:“還能難住我們?”這個“我們”顯然是指我們這個三人創作集體。聽從馮太太的提醒,我從劇社抱來一條日本軍毯,馮掌櫃在上面一陣比劃,一套將軍服便不失時機地出現在舞台上。

    我和新麗成衣局合作的那些日子,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至今我仍然覺得,合作中的一切愉快,似乎都因馮先生和馮太太那完美的、天衣無縫的愛情的結合。有了他們之間的美好感情,才有了我們合作的美好。

    兩年以後,又是根據形勢的需要,劇社演出少了,運動多了。我們每天圍坐在宿舍裏開會,或批判別人或檢討自己。我和新麗成衣局的聯繫也少了。這景況持續了將近一年。一日,我們正圍坐在宿舍讀報,領讀者讀了領導指定的社論和新聞,卻又意外地從報紙一個不重要的位置發現本市一則和無關的小消息,雖然那時的報紙很少刊登這種與無關、純屬市井階層的近似花邊新聞的消息。看來報紙刊出這一消息,是因為它十分離奇卻又真實可靠。消息大意説,幾天前本市提法寺街一家名叫新麗成衣局的內掌櫃馮氏,因病去世,二十四小時後被收屍入殮,四十八小時後找來“抬埋行”出殯入土。當馮氏的棺材被抬出家門時,因抬埋者不慎將一口不厚的棺材失手落地,棺材被摔碎。此時,已嚥氣四十八小時的馮氏卻忽然從地上坐起,還陽於人問。餘下的內容是:眾人驚散,只有她的先生馮掌櫃上前,在驚喜中將其妻抱起。之後的馮先生馮太太仍“相敬如賓、情感如初”。聽完這一消息,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向了我,並問我這消息的可靠性。對此我卻無可奉告,只想,看來記者也頗瞭解馮掌櫃和馮太太的關係了,由於這消息,馮掌櫃和馮大太一定會在B城成為明星夫妻。

    我見到還陽於人間的馮太太是幾天以後的事。面對馮太太的還陽,我終歸不是馮掌櫃——報上消息説馮掌櫃在驚喜中將其妻抱起。我呢,在欣喜中自然還有幾分恐懼。我猶豫了幾天才站在他們夫妻的面前,我相信我當時的表情仍有幾分異常。他們給着我驚嚇,我一定也給着他們驚嚇。但我們很快都鎮定下來,很快便友好如初了。顯然,我們都已覺得大可不必再為那消息去作任何探聽、安慰、解釋和證實,往日的愉快漸漸又籠罩起我們。這樣的籠罩也證實了消息中關於馮太太還陽於人世後,他們之間“相敬如賓,情感如初”之説。馮太太照舊為我沏來香片,之後照舊不顯山水地依到馮掌櫃一邊,照舊把一隻手搭在馮掌櫃肩上。馮掌櫃同我説話時,照舊又抬起一隻手搭在馮太太手上。我們談的都是題外話。馮掌櫃問我劇社何時才能恢復排練,接着告訴我,慶裕祥又進了一種叫“富春紡”的面料,看來做舞蹈服要優於杭紡,有重量,不反光,也不易起褶,類似東方呢,但比東方呢造價低廉。他曾為某個劇團介紹了這材料,那劇團演出時他去看了,效果確實不錯。馮太太呼應着馮掌櫃,也補充起那面料染時“抓色”,上機器不發飄等等特點。

    我聽着馮掌櫃的介紹,不時觀察着他們互搭在一起的兩隻手,猜測着還陽於人世後的馮太太,那手的温度會不會有別於從前。

    運動終於過去了,劇社又開始排練新節目。我採購了富春紡去新麗成衣局,一次又一次證實着馮掌櫃和馮太太相敬如賓,情感如初的傳聞。

    新麗成衣局若不是再有意外,馮掌櫃和馮太太一定能手搭手走完他們的人生旅途。然而一年後,馮太太又死了。又是二十四小時後入殮,四十八小時後出殯。抬埋行的夥計又將抬着一口不甚厚實的棺材走出新麗成衣局狹窄的街門。與上次不同的是,這次馮太太出門前,馮掌櫃悄聲對抬埋手作了些囑咐,説:“千萬小心些,側身門就不會失手了。”聽了馮掌櫃的囑咐,抬埋手們十分謹慎,出門時小心翼翼地擁着馮太太的棺木,輕提腿腳,小心側身,平安出門,上次的摔棺事件沒再發生,馮太太是真走了。

    喪事過後,抬埋行裏有鑽牛角尖者議論起馮掌櫃那天的囑咐,他對夥計們説,按説,馮掌櫃和馮太太不是好得出了名嗎?咱們要是再摔一次棺材,馮太太再活一次,馮掌櫃不是更高興麼。可他偏要囑咐咱們別再失手,這是怎麼個理兒?

    這年我已不在B城,也聽説了馮太太第二次被抬埋的事,乃至馮掌櫃對抬埋手在意的囑咐。

    我再次見到馮掌櫃,離馮太太第二次被抬埋也有五年,我偶有機會去B城看望原劇社的老戰友。也是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吧,B城的五個門都已不復存在。路過西街時,我在“慶裕祥”門口見到了馮掌櫃。那時私營商店的社會主義改造已完成,私營綢布店“慶裕祥”已改成市花紗布公司某門市部。這門市部還建立了一條龍服務,店內設立了成衣部。此時的馮掌櫃就供職於這店的成衣部。

    我和馮掌櫃在店前相互端詳半天。馮掌櫃仍然留着寸頭,但中式褲褂已換成灰卡嘰中山裝,袖口仍然高挽着。他拉着我的手,像遇見親人似的只説:“怎麼不家去,怎麼不家去。”我只説:“剛到,剛到。”後來,馮掌櫃還是先把我領進“慶裕祥”的成衣部。我穿過熟悉的店堂,來到一個不大的房間,房間果真參差地擺着幾張案子,幾個師傅正在案前操作,當年新麗成衣局的夥計二小也正佔着一張案子。我和馮掌櫃還沒來得及更多寒暄,便有女客來找馮掌櫃了。像從前一樣,馮掌櫃收下女客的面料,拿起皮尺,便圍繞着這女客忙碌起,量完長短,他又把皮尺在女客身上撐圓,有分寸地扯動着皮尺,在女客的“三圍”一帶留出恰如其分的餘地。

    我和馮掌櫃在“慶裕祥”門前告別後,沒有再去提法寺街,沒有再去新麗成衣局,也沒有向人打聽馮掌櫃是否又成了家。我只依據馮掌櫃對抬埋手的囑咐,努力尋找着,企圖在馮掌櫃和馮太太的關係中找出些不甚完美的蛛絲馬跡。最後我只想到,那次我到馮太太還陽人世後的新麗成衣局拜訪,馮掌櫃為我介紹富春紡時,話似乎稠了些,反叫人覺出他那一番介紹的心不在焉。這本不是馮掌櫃的性格。

    可是,在以後的歲月裏,我想得更多的,還是馮掌櫃和馮太太那相互搭在一起的手,和馮掌櫃面對女性的“三圍”所留出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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