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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火的記憶

    1949年時,我已七歲。我家住在重慶南岸獅子山附近,居所是海關的一幢宿舍樓。這所兩層的小樓臨坡而建,樓上樓下本有樓梯相通,因為分給了兩家人住,把樓梯口封死了,我家住在上面,另一家住下面。我家的樓層地板與坡上的地面大體平齊,因此開了一個門,通向坡面,但門與坡面之間並不直通,也就是那小樓的後牆本來與山坡間有好幾米的距離,牆體與山坡間構成一種深溝的形勢,深溝底部有渠水流過,因此在我家那開於後牆的門和坡面之間,便設置了一座木橋。木橋所通的坡面,有小小的院落,並有兩間簡陋的茅屋,一間是燒飯的廚房,另一間是放馬桶的廁所。小院一側有籬笆和木門,我家的大門,便是那木門,家人與親友進出,都通過那雙開的木門,因之我家和樓下那家人,並沒有任何共用的門道,也就幾乎從不來往。

    那幢小樓結構很簡單,談不上什麼造型,就是長方形的模樣。但我們的二層上面,有一個頗大的內嵌式陽台,那陽台對我們家來説,用處極大。那時我上面有三個哥哥、一個姐姐,還有一個從小跟我父母一起過,年齡跟我大哥差不多的小叔,是我祖父劉雲門續娶妻子所生。一家人聚齊時,房子根本不夠用,重慶夏天又特別熱,兄弟們擠在一間屋裏特別難受,因此,哥哥們,還有小叔,在炎夏時往往便到那陽台上鋪涼蓆睡,我有時也硬往他們一處湊熱鬧,所以在我童年的記憶裏,這陽台是個很重要的舞台。

    伏在陽台的欄板上,可以非常清晰地望見長江與嘉陵江交匯在一起。山城重慶的剪影,一半為樹叢遮蔽,豁顯的那部分,從陽台上望去,大體上有如一個底邊大於垂直邊的直角三角形,或在晨霧中神秘地時隱時現,或在晴陽下如精勾細描的彩畫,入夜則閃爍着萬家燈火,雨中它會消失得無蹤無影……幾十年過去,從陽台望重慶市區的這些印象,仍鮮明地疊印於我的記憶之中。

    1949年入夏以後,重慶的國民黨政權已然搖搖欲墜。達官貴人,能搞到飛機票的,全飛台灣去了。留下的防守部隊,開小差的開小差,潰散的潰散。到接近秋天的時候,重慶實際上已處於半真空狀態。解放軍的到來,只是早晚的事罷了。那時社會秩序混亂,盜賊橫行,怪事迭出。我家住在南岸,幸好家門口過往的爛兵遊賊不多,得以保全。但母親彼時的焦慮,使小小年紀的我,也感受到一種非同尋常的氣氛。記得有一天有個人闖進了我家院門,黑袍黑帽,穿得像戲台上的人物一樣,母親站在我家的那座木橋上應付他,我縮身在母親腰後,探頭觀望,他們一問一答之間,令我十分恐怖。那人自稱道士,勸説我母親把我交他帶走,據説天下已然大亂,留下我對一家人十分不利,舍了我方可保全。母親當然不聽他的鬼話,最後總算把他打發走了。

    1949年9月2日,現在我從萬年曆上查出,是個星期四。那天只有母親、我家的保姆彭娘和我三人在家。父親每天都要乘“海關划子”(汽艇)渡江到城裏上班,總要天黑淨了才能回到家裏。那時小叔已經搬出另住,大哥已在廣州參加瞭解放軍,二哥去樂山技專上學,小哥哥和姐姐則在城裏巴蜀中學住校。大約是午後,吃完了飯,我一個人又跑到陽台上,搬把椅子,爬上去跪定,雙臂則趴在陽台護欄上,像往常一樣,眺望江水和江對面的山城。

    江聲浩蕩,還有縴夫們悲愴的號子聲。那是我童年時代耳邊不絕如縷的生命交響,後來到了北京,忽然耳朵有種失重的感覺,夜裏更覺得寂靜得沒有道理,心裏空蕩蕩的。好久以後才懂得北京的安靜方屬正常,重慶那不間斷的江流聲反是一種特例。

    不知在陽台上趴伏了幾時,我發現江對岸密集的房子中,冒出了黑煙,煙柱越來越大,並且擴散開去,漸漸形成了一片烏雲。再過一陣,則可以看見紅色的火舌,似乎在貪婪地往上舔,舔什麼呢難道天上有蜜糖麼我覺得很有趣,便扭頭朝屋裏大喊:“媽!彭娘!火!火!”然而媽媽和彭娘那時不知在忙些什麼,她們根本沒理會。

    我的視力非常好,至今仍能雙眼都保持着1?5的水平。那時我竟能看清對岸露出來的一些房屋,乃至於房屋外的廊壩。那時山城下部佈滿了“吊腳屋”。歪歪斜斜的吊腳屋像一些滑稽人在你擠我我擠你。我記得,有的“吊腳屋”那插到江岸邊的撐木非常長,有的“吊腳屋”的窗口裏露出些赤膊的人影,有的從窗口伸出長長的晾衣竿,上面晾的破衣爛衫彷彿軍艦上掛起的“萬國旗”。

    嵌在我記憶裏很深的畫面是,山城腰部的火舌連成了一片,不能説是紅舌頭,而是滾動的紅龍了,火焰上的煙塵也彷彿打翻的墨汁瓶,在藍天這塊大紙上恣意地浸潤開去。可是,雖然在對岸的我看得清清楚楚,是有大火在燃,然而,我分明地又看到,那底下的“吊腳屋”裏的人,卻全然不知,還在繼續他們原有的活動,一個房子前面的小壩子上,有個人悠閒地躺在涼椅上,搖着把大蒲扇……

    媽媽和彭娘終於在我的大喊聲中來到了陽台,她們朝對岸一望,便知不妙,連説:“造孽啊,造孽!”然而,她們搖着頭離開時,也還沒有驚慌,因為重慶常有火災,她們那時只不過以為又來了一場較大的火災而已。

    可是那天的大火越燒越邪。幾個小時後,從我家陽台所能望見的那個直角三角形的半個山城,已然幾乎全被火與煙所籠罩,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上層燃燒的房屋如何帶着火焰塌下來,使下層的房屋立刻也陷入火海。那個躺在涼椅上的人不知去向,那片壩子已堆滿滾下的燃燒物。最慘的是沿江的“吊腳屋”,它們幾乎在一瞬間便帶着火苗跌入了江水中。有一些帆船大概是想靠岸救人,可是很快便有一艘、兩艘被飛下的燃燒物引燃,於是其餘的又趕緊駛離。江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螞蟻一樣的逃難人羣,我看見當燃燒物飛滾濺落到江邊甚至江水中時,一些“螞蟻”只好拼命往江水裏湧,最後一些人在江水裏只露出了蠶種般的黑頭髮……後來聽説,有些人不願被烤死,終於被淹死,那真是不折不扣的水深火熱!

    一個七歲的兒童,親眼目睹了這慘絕人寰的景象,卻並不能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現在的複述,使用了現在所掌握的文字和技術,努力想回復當時的印象與感受,可是,很難。只能向讀者保證:確有這樣的一些信息,儲存在了記憶之中。

    媽媽和彭娘是怎樣惶急起來的,我不太清楚,總之,當我發現媽媽眼裏有了淚水,並且一貫總是沉着的彭娘也手打顫起來時,我才明白,對岸的大火不僅燒死了無數的“螞蟻”,而且,也危及到爸爸,還有小哥哥和姐姐的安全。我心裏剛明白,便“哇”地大哭起來,這是一個七歲兒童唯一採取的擺脱危機感的辦法。

    那時家裏沒有電話,無從和爸爸他們聯繫,只好聽天由命。當晚爸爸沒有回家,哥哥姐姐也沒消息。媽媽和彭娘徹夜未睡。對岸的大火在夜空中顯得更加猙獰恐怖。火焰的熱氣順風逼過來,火星也越江飄散,樓下的人家開始朝樓牆上潑水,以防萬一。媽媽和彭娘心有餘而力不足,望火觳觫。我哭累了,終於酣睡於媽媽懷抱中,她摟抱我良久才把我放到牀上去。

    第二天爸爸終於露了面,後來哥哥姐姐也回了家。那次山城的“九?二大火災”使無數老百姓家破人亡,姐姐同班同學楊素珍的父母便慘死在火海之中。“九?二大火災”究竟是一場由於普通人用火不慎(而當時的消防系統已然癱瘓),從而釀成的特大火災,還是國民黨政權的殘餘分子蓄意放火以製造恐慌,並以此來銷燬可能落到解放軍手裏的物資據説有人考證出來,是兩種因素交織而造成的。

    1949年10月1日,解放軍還沒開進山城,在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宣佈成立。我們一家人在那陽台上,圍聚在一個電子管收音機邊,聽到了從北京傳來的現場廣播。朝江對岸望去,滿目瘡痍的山城,仍有一些地方在冒着劫後的餘煙。

    大概是在年底,解放軍來到了山城,人們打腰鼓,扭秧歌,南岸的小學裏,人們和解放軍聯歡,一邊唱《團結就是力量》,一邊旋轉着舞動,唱到最後,圓環緊縮,意味着團結無間,並且在當中舉起一個小孩,小孩則揮舞着一面小小的五星紅旗,我便充當過那被高高舉起的角色,那一刻真是無比高興、無比自豪!

    我爸爸劉天演本是舊重慶海關的總務主任,可是因為他在解放前夕,將重慶海關的全部財產妥善而完整地保存與維護了下來(“九?二大火災”中也沒有受損),以迎接解放軍的到來。

    因此,解放後他不僅立即被吸收為重慶海關接收小組的成員,並且以思想進步、為人正派、業務嫺熟為由,在北京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時,立刻被調任為新海關總署的統計處副處長。這樣,在1950年春天,爸爸便帶媽媽、小哥哥、姐姐和我,先乘輪船過三峽、夔門至武漢,再乘火車到達北京。從此我便在北京定居,一晃竟已有56個年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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