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父親，但也因他而感到羞恥。從我開始記事起，他就一直生活在巨大的感情動盪之中。他不是“在世界之顛”就是被世界所壓倒。
換句話説，不是爛醉如泥，就是清醒得令人痛苦。
然而不幸的是，無論是哪種狀態，子女都無法和他接近。和他在一起我簡直無法忍受。對一個孩子來説，再也沒有比有個失去控制的父親或母親更令人害怕的事了，而亨利·希勒就是個極端失去控制的人——不帶降落傘就從責任的高空一躍而下。
他是密執安州迪爾本市卡特勒兩年制專科學校的文學助理教授。我認為他生活中的主要目標就是自我毀滅，而且他似乎極其擅長於此。他高明到就在要獲得終生任教權的前幾個月讓系裏發現他酗酒。
媽媽和他對小弟弟蔡茲及我解釋他這一工作變動時説，父親想把全部時間集中用來寫作。他是這樣説的：“許多人只是夢想要寫出那本存在於我們腦子裏的鉅著，但需要有真正的勇氣才能在沒有職業這張安全網的情況下投身其中。”
另一方面，母親卻並沒有召開一個家庭會議來宣佈她將承擔管家和養家的雙重任務。
既然丈夫“工作”到深夜，她便早早起來，準備好早餐，給我們裝好午餐，開車送我們上學，然後去醫院上班。她原來是外科護士長，但現在由於她需要彈性工作時間，就自己降職做了流動頂班護士，哪個部門缺人手就到哪個部門幹。
這證明她是個多面手——同時也證明了她的忍耐力。為了後半個下午可以不上班——把我們從學校送到各個朋友家，送去看牙醫，以及上我那至關重要的鋼琴課——作為交換，她晚上得回去工作好幾個小時。遺憾的是，這不算加班。
她照顧着我們大家，可有誰照顧她呢？她永遠疲勞不堪，眼睛周圍是深深的黑圈。
我努力盡快地長大，好擔起我的一份擔子。一開始蔡茲年紀太小，不明白在發生些什麼事。我盡我所能不讓他了解真相，歸結起來其實就是把他和爸爸的接觸減到最少。
我10歲時對媽媽建議説，為了減輕她的一些壓力，我退學去找點活幹。她大笑起來，由衷地覺得又有趣又感動。但是她解釋説，法律要求兒童接受教育，至少要到16歲。而且不管怎樣，她希望我能上大學。
“那麼，你能不能至少教教我怎麼給大家做晚餐？這能給你幫點忙，對不對？”
她向我俯下身來，把我緊緊摟住。
不到一年，我得到了這份差事。
“向廚師致敬。”我第一次努力之後父親快活地説。
這讓我起雞皮疙瘩。
每當父親晚餐時“心情好”，他就會詳細地訊問蔡茲和我關於學校的功課和社會活動的情況。這總讓我們感到特別彆扭，所以我就想到扭轉形式的一招，鼓勵他談談他自己那天寫的東西。因為，即使還沒有寫在紙上，他也會仔細考慮過他的題目——“英雄之概念”——説出值得一聽的想法來。
確實，多年以後上大學時，我的一篇比較阿基里斯①和李爾王②的論文得了A，那篇文章幾乎和父親那些較為令人感奮的一次夜課中的內容一模一樣。
①阿基里斯，希臘神話中特洛伊戰爭中的英雄，除了腳跟外，全身刀槍不入。
②李爾王，莎士比亞悲劇《李爾王》中的主人公。
我很高興能夠有機會看到他曾經一定是個多麼能激勵人的老師，後來我開始懂得他是如何拐彎抹角地逃避了生活。然而，作為一個研究世界文學的所謂專家，經典鉅著的偉大使他膽怯，最後放棄了創作任何有價值的作品的希望。這是一個多麼大的浪費啊。
弟弟年紀不大時就已經意識到我們家與眾不同。
“他為什麼不像別人的爸爸那樣去辦公室上班？”
“他的辦公室就在他的腦子裏。難道你不明白嗎？”
“不明白，”他承認道，“我是説，他的腦子付給他錢嗎？”
這孩子開始讓我心煩了。
“閉上嘴，要麼去做功課，要麼就削土豆。”
“為什麼要你來對我發號施令？”他抱怨道。
“我猜是我運氣好。”沒有必要對他説出他不得不靠我做代理爸爸這件事在我心裏產生的負罪感。
當爐子上燉着東西，或者更確切地説是燉着解凍食品的時候，我會擠出半個小時練鋼琴。我歡迎這種逃遁。
現在想想，在那些年裏如果能有時間參加體育運動就好了，因為我有時覺得，沒有和迫而本的少年們在運動場上渾身臭汗中結了友誼是個遺憾。不過上中學以後，我在一切集會場合演奏，是唯一一個能和運動好手們競爭最漂亮的姑娘的人，這也是種補償吧。
鋼琴是我統治下的一個不可攻克的堡壘，在那裏我是個至高無上的、孤獨的君主，它是無法形容的——幾乎是肉體上的——快樂的源泉。
在我們家，晚餐通常用不了多久——吃通心粉和奶酪能要多少時間？吃完最後一口，父親就消失了，留下對菜單的一句誇獎，讓兒子們去清理廚房。
蔡茲和我收拾完餐具之後，就在桌旁坐下，我輔導他算術。
他在學校裏遇到了問題，看來是不服管教，注意力不集中。他的老師波特先生已經給家裏寫過一封信了。這封信讓父親給截住了，信的內容使他非常憤怒，決定親自處理此事。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蔡茲？”
“沒事，沒事，”弟弟申明道，“那傢伙和我過不去罷了。”
“啊，”父親説，“我猜就是這麼回事。一個傲慢的市儈。看來，我得去趟學校，讓他明白明白。”
我拼命想讓他打消這個念頭。
“不，爸，你不能去。”
“對不起，馬修，”他眉毛一揚衝着我説，“我還是這個家的一家之長。事實上，我想明天就去見這個波特先生。”
我擔心極了，媽媽很晚從醫院回來時我把這事告訴了她。
“啊，老天，”她呻吟道，顯然覺得毫無辦法，“咱們可不能讓他這麼幹。”
“你怎麼攔得住他呢？”
她沒有回答。但那晚我正在自己房間裏學習的時候，蔡茲穿着睡衣走了進來。他打手勢讓我別出聲，到樓梯平台上去。
我們像木筏上的兩個飄泊者那樣站在黑暗之中，聽着父母在激烈地爭吵。
“看在老天的分上，”媽媽生氣地抱怨道，“事情已經夠糟的了，別再火上加油了。”
“我是他爸爸，見鬼。這個白痴和他過不去，我不能讓他這麼做。”
“我可不覺得事情像蔡茲説的那樣。反正，讓我來處理吧。”
“我已經説了這事我來管，喬安妮。”
“我覺得最好還是讓我來，亨利。”她堅決地説。
“可以問問是為什麼嗎？”
“請你別讓我明説出來。”
一陣遏制下的沉默。然後我聽見父親的聲音變得關切起來。
“你看上去累了，喬安妮，幹嗎不坐下，讓我給你弄杯東西喝？”
“別！”
“我是指喝杯可可。見鬼，至少我還能做這點事吧。”
“不用，亨利。”她斷然説道。終於，她的無比辛酸淹沒了她對我們的愛的堤壩而稍有流露。“恐怕你最多也只能做這一點了。”
在迷漫於房屋每一個角落的孤寂中，當小弟弟抬頭看着我尋求支持時，我幾乎只能看清他臉的輪廓。
這一次，我一句話也説不出來。